李希光: 公共健康新闻报道应避免议题的异常化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李希光: 公共健康新闻报道应避免议题的异常化
李希光: 公共健康新闻报道应避免议题的异常化
关键词:议题 新闻报道
在今天这种商业化的媒体环境里,能抓住读者的新闻产品需要具备2个要素:1 新闻的ATM(Audience, Time, Money);2 媒介奇观。其后果是:国家政策和政府议程会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介发达和媒介化民主的时代,政府要做出顺应民意的样子,必须跟着媒体制造的议程和媒体制造的民意走。最终,媒介化现实带来了今日新闻暴政——凡是今天媒体上刊载的头条新闻将变成政府和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事务。
▍2009年:极端的危机新闻呈现模式
 
"猪疯了!"
 
这是2009年4月27日的《纽约邮报》头版半个版面的通栏标题,看上去,这是一种世界末日到来的绝望的尖叫。
 
"甲型流感攻陷中国"
 
这是2009年5月12日搜狐网首页通栏标题。看上去,中国也逃脱不了世界末日大灾难。
 
看看这些新闻标题和报纸上的画面,这是自911、炭疽病、SARS以来的最大媒体恐慌。甲型H1N1病毒随着媒体的报道就像一架无法驾驭的过山车,世界各地满处转悠,媒体报道到了哪里,哪里的人们尖叫一声"不好了,猪来了!", 就像古时候放羊的小孩高喊"狼来了"的传说一样。2009年的中国媒体和世界媒体在甲型H1N1流感新闻报道中是否过度呈现?
 
通过研究,我们不难看出,新闻媒体这次甲型H1N1流感的过度呈现特点是:(1)狼来了! (2)逃命吧!
 
猪流感新闻的畅销,首先是"猪流感"这个好听的名字。在甲型H1N1流感的最初命名上,德国人称它为Schweinegrippe,法国人称它为la Grippe A;但是,都没有"猪流感"这个名字响亮。最初美国的一个研究小组2009年4月21日报告说,发现两个新流感病毒病例,这种病毒的基因跟猪身上发现的病毒匹配,就称其为"甲型猪流感"。世界卫生组织也不加思考地采用了这个命名。特别是在4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世界卫生组织流感专家Keiji Fukuda 连续使用猪流感这个词多达22次。特别是第二天,当一名德国记者问他"猪流感"这个命名是否恰当,这个世卫组织专家说,"这个病毒被证实是一种猪流感病毒。我们没有计划为这个病起个新名字。"但是,来自猪肉界的抗议,特别是当埃及在4月29日屠杀了这个国家全部的几十万头猪后,从4月30日开始,"猪"这个字眼不再出现在世卫组织的文件中了。实际上,迄今没有证据显示,猪把甲型H1N1流感传染给了人,只看到报道说,加拿大一家猪场的一个感染了猪流感的工人把这种病传给了200多头猪。甲型H1N1流感事实上包括来自猪、禽类、人类的基因。病毒不会通过猪肉产品传播,人不会因为吃猪肉感染甲型H1N1流感。美国疾控中心4月29日宣布将猪流感改名为甲型H1N1流感。但是,媒体仍然放弃不正确的命名--猪流感--因为猪流感更煽情、更好记。
 
尽管WHO等部门已经为猪流感正名,但是在甲型H1N1流感爆发20天后,在google搜索引擎中做一个简单的对比,输入关键词H1N1流感,有7,360,000 个结果,输入关键词"猪流感",有61,400,000个结果。
 
在新闻报道的用语上,媒体更多采用的是惊呼"快逃命吧"的新闻语言。当2009年4月,猪流感在美国和墨西哥传播时,法新社惊呼:"杀手";路透社惊呼:"前所未有的危险";美联社惊呼:"致命怪病";《纽约新闻》标题用语是:"猪流感传开了!"
 
在报纸杂志的的版面安排上,多半采用"逃命新闻"报道框架。具体可以把这次猪流感的报道分为如下几类:1)头版头条醒目报道。2)头版通栏标题新闻。3)整版猪流感新闻。4)封面猪流感文章。5)网页通栏猪流感标题。6)恐怖的猪流感新闻图像;媒体有没有必要在播放中国内地发现的第一个甲型H1N1流感确诊患者的新闻时,把一个监视器中的模糊病人画面鬼一样地呈现给全国人民?7)渲染世界各地的猪流感紧张气氛。8)渲染全国各地的猪流感紧张气氛。9)滚动新闻;连续滚动报道猪流感感染人数和疑似患者人数。10)大量报道"通缉"和"抓捕"疑似感染者新闻:发现一疑似猪流感感染者(流感确诊者)、通缉疑似猪流感感染者(流感确诊者)密切接触者、寻找到疑似猪流感密切接触者、隔离疑似猪流感密切接触者(流感确诊者)、被隔离者(住院的流感者)生活愉快健康、被隔离者(流感患者)释放回家;例如,电视播放戒备森严、身穿防化服的的武警战士严防死守北京某处隔离墨西哥人的宾馆。11)逃命新闻框架;如新华社通讯《"感谢祖国!"--包机接滞留墨西哥同胞回国纪实》,仿佛这些同胞经历了九死一生,被祖国从恶魔手中救出来一样,这样的报道语言加重了公众的恐慌情绪。12)媒体戏剧化地报道墨西哥乡下的一个所谓"零号病人"--猪流感的第一个病人;CNN的摄制组在一个富有魅力和性感的新闻记者的带领下,沿着尘土飞扬的乡间路,深入墨西哥农村,寻找这个墨西哥孩子,见到这个孩子时,记者们惊奇地发现他竟然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不是想象中的奄奄一息的病人。
 
对于这种逃命新闻学,路透社全球主编Dean Wright 在甲型H1N1 爆发后不久在其题为《流感爆发:走在炒作与帮忙之间》的博客中有这样的评论:"重大的坏新闻意味着媒体受众的激增,坏新闻毫无疑问会增加编辑记者的肾上腺素。坏新闻提供给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走向极端的诱惑。""问题是,我们媒体人如何确定我们新闻报道的新闻准确和信息充分。一边让我们的报道对市场和消费者的生活带来冲击,同时又不会制造耸人听闻的事件。"我们的作用既不是削弱新闻的重要性,也不是通过夸大,散布惶恐言论,扰乱社会民心。我们要准确地描写究竟发生了什么,其意义和背景是什么。"
 
直到目前,中国大陆没有发现一例因甲型H1N1流感病而死亡的。中国有93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但自2009年4月27日到5月17日不到一个月中的新闻报道,中国媒体对甲型流感报道总量超过了建国60年来对肝病报道的总合。中国每年死于流感的大约有10万人,平均每天近300人,甲型H1N1流感不过是普通流感的一种。很多到医院看过各种流感的人,大夫和病人并不知道这个病人感染得是哪种流感病毒。
 
究竟是哪些因素引发了这场媒介化大流感运动?什么样的媒体环境造成了"猪流感"的媒体轰炸?为什么那些与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疾病, 如乙肝、肺结核、高血 压、糖尿病......得不到报道?好的公共健康新闻标准是什么?从新闻报道看,猪流感更像是媒体制造的一场媒介化流感。通过分析这场媒介事件反映出政府议程与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的相互作用,导致这场媒介化的流感恐慌。这场对猪流感的渲染主要来自媒体与政府的联动。政府滚动报告疫情,媒体24小时滚动报道感染和确诊人数。试想一下,如果把乙肝也做成疫情地图,24小时滚动报道今天全球又有多少例死于乙肝,那会引起怎样的恐慌?
 
▍媒体过度关注甲型H1N1正确吗?
 
媒体对甲型H1N1的过度报道正确吗?猪流感比起其它疾病更危险吗?为什么媒体如此关注猪流感?
 
《时代周刊》如此描写恐惧给人带来的后果:当有线电视新闻台不间断地报道有关甲型H1N1流感的新闻时,你会感觉到这种疾病无处不在,你会觉得偶尔打的一个喷嚏就是自己感染甲型H1N1流感的证据。媒体会争辩说,因为医学界关注,所以记者才会去报道。问题是,记者与科学家对风险的评估和选择、观察风险的角度、提供的风险信息是不同的,有的时候立场是对立的。在对风险的选择和评估上,科学家用数学模型和概率评估风险。科学家力求提供完整的、科学事实、统计数据、量化分析,提供准确的科学信息,不敢扭曲数据和事实。结果,这种信息忽视了大众的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往往不会引起媒体和大众的兴趣。
 
为什么医学界关注猪流感?首先是政府卫生部门有责任预防各种疫情的爆发。政府和流感专家对新型流感病毒采取预防的措施是他们的工作和职责。其次,今天医院有了高技术的检测设备和监控系统,可以快速检测出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确定为何种流感病毒。如果甲型H1N1发生在多年前,没有人会注意到流感之间的病毒的不同。不同病毒的流感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过许多次,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但是,并不是每个全球流行的病毒性疾病都是重大传染病。重大传染病是由感染率和病死率决定的。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警报,是因为该组织认为这个新的流感病毒可能会在世界许多地方,从一个人传染到另外一个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甲型H1N1流感将会成为一个严重致命杀手。
 
大众与媒体不是依据数学概率作为评估猪流感或其它风险的尺度。媒体对风险的判断多取决于其新闻价值的大小、个人对风险的选择和感受。中国汽车交通事故每年死亡约13万人,自2004年包头那次空难以来,5年来中国飞机坠毁事故共死亡51人(包括包头空难)。这样算下来,在中国,空难每死一个人,有不下一万条新闻报道(包括重复和滚动的)。而马路上每死一人,几乎没有一条新闻报道。如果比较甲型H1N1流感和普通流感,可以这样预测,如果中国死了一个甲型H1N1流感病人,将会有不下一万条新闻报道(包括重复和滚动的)。而中国平均每天都大概有300人死于普通流感,却没有一条新闻报道。记者在报道新闻的时候,乐于提供有倾向性的煽情故事、趣闻轶事,以讲故事的手法来迎合大众。但是,这种用新闻故事取代科学事实的做法通常会不准确,甚至错误再现科学。但是,由于媒体有强大的话语权,并且是科学家与大众沟通的桥梁,科学的信息难以竞争过新闻性信息。
 
再则,跟当年人们关注SARS一样,H1N1流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从一开始采取的措施和发布的政策让人联想起SARS。从政府和媒体的新闻发布和新闻报道看,H1N1流感已经被上升到高政治了(high politics)。如SARS期间,西方媒体对"非典"报道的政治化,政治上的正确性。政府领导人都对猪流感的风险出面表态了,各级卫生官员都出面表态了,媒体议程跟政府政治议程高度一致。如果你不跟当时的媒体政治话语站在一道,是不受欢迎的。按照政治学理论,高政治与国家安全、国际政治、外交、国家形象等高层政治决策相关,低政治(low politics)仅仅是健康等不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的问题。某位驻外大使一边抽烟,一边在某个会议上就中国如何治理大气污染,保护臭氧层提出自己的宏伟蓝图。他可能不知道,抽烟在中国每年要导致至少100万人死亡,但臭氧层破坏会造成多少人死亡是个不确定的数。但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一个国家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是高政治。中国政府在应对H1N1流感中,通过领导人频频在媒体上对预防H1N1表态,亲临传染病院慰问病人等提高了H1N1流感的政治等级。
 
但是,从死因和概率上判断,流感究竟有多可怕?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流感是人类难以摆脱的生存环境。中国每年至少10万人死于流感,每个人一生至少会被流感感染一次。但是,没有人恐惧,多数人几天后,就会自然痊愈。从概率上看,猪流感到底有多恐惧?猪流感比普通流感对人有更大的危险?起初墨西哥医院里没有多少人看流感,直到政府大肆在媒体上炒作猪流感后,去医院检查猪流感的人才异常增多。迄今,没有报道说,猪流感在墨西哥的病死率高于其它流感。如果把墨西哥、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世界各地这个季节的流感疫情、死亡人数、病死率与往年相比,究竟出现了异常,还是正常?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报道。另外,因H1N1流感病死的人是普通健壮人还是老弱病残?是否因并发症或偶合死亡?我们也看不到这方面的报道。
 
关于是否有人刻意制造全球恐慌,欧洲一位前资深的卫生官员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为了募集资金的把戏。还有人说,这是制药公司制造的宣传阴谋。在各国政府和公众对猪流感恐慌恐慌起来后,大家都盼望着接种猪流感疫苗的时候,2009年6月15日,全球最大制药商之一瑞士诺华制药首席执行官魏思乐回绝了WHO的免费捐赠猪流感疫苗的请求。他说,"诺华不可能向穷人捐赠疫苗,以保护他们预防最新的流感疫情。""发展中国家或捐赠国应承担这笔开支。"魏思乐还说,诺华的H1N1疫苗供应中,"很大"一部分已被各国政府预定,这加大了供应短缺的可能性,就连那些能负担得起疫苗的富裕国家也无法幸免。他预计,每支疫苗售价将在10美元至15美元之间。也有批评家说,这是媒体为了增加点击率和收视率而制造的恐慌。也有批评家为媒体辩护说,当传染病来了,恐慌有什么不好。但是,每年有5亿人患疟疾,其中100万人因此死亡。为什么媒体不去制造疟疾的恐慌?因为疟疾患者和医务人员不戴口罩和防毒面具。有人说,不是媒体在渲染,而是政府在渲染。政府宣布拨出50亿元的专款用于猪流感预防,而中国未来15年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多种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科技经费仅有40亿元;外交部门宣布向墨西哥提供500万美元援助,民航派专机接回滞留墨西哥的中国公民;在海关入境检查单中,要求入境旅客填写所谓"是否接触过猪";埃及政府下令杀掉所有的猪。
 
公共健康的新闻报道需要新闻议题的正常化,而不是异常化。正常的公共卫生话题是关于科学知识、卫生素养、权利、平等、安全、正义的话题。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墨西哥爆发猪流感时,非洲和印度的报纸都没有在头版刊登这条消息。报道说,在非洲发现了两个疑似病例,其中一个后来被证实是假新闻。在非洲,每天有3000名儿童死于疟疾;在印度,每天有1000人死于肺结核。联合国最近报告说,在津巴布韦有4000人死于霍乱,在印度每年有60万儿童死于腹泻。这些都是正的公共卫生话题。
 
▍媒介化现实与今日新闻暴政
 
通过2009年H1N1流感报道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议程和决策面前,今天政府的公共卫生决策更多地受制于媒体议程。例如,由于乙肝、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更为严重的疾病,或称"我们自己家人的病"上不了新闻头条,就不会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
 
今天的媒体环境简单定义为"媒体的商业化"。在今天这种商业化的媒体环境里,能抓住读者的新闻产品需要具备2个要素:1. 新闻的ATM(Audience, Time, Money);2. 媒介奇观。
 
什么是新闻的ATM?A(Audience)指的是新闻的受众,即新闻要满足受众的需要。新闻报道的事实、观点、画面和声音必须是读者喜闻乐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的时候,媒体可能会夸张编造。T(Time)指的是新闻的时间要素和时效要素两个维度。记者的新闻报道首先要满足自己所在媒体的截稿时间规定;二是与媒体的竞争对手在新闻报道上抢夺第一时间新闻。由于今天争抢新闻报道的"第一时间"成了新闻的第一定律,结果新闻的真实性成了第一时间的牺牲品。只有充分的、耐心的采访和材料积累才可能更接近真实,抢夺第一时间的后果是,很多报道是道听途说。M(Money)指的是新闻报道与金钱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报道作为电视广告之间的插曲或是为报纸填补空白的东西,新闻报道通过抓取眼球,满足广告商对潜在客户的影响和渗透,为媒体获得其最终需要的利润。
 
新闻奇观要求新闻能构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画面,让人看了之后惊讶地叫起来,称之为尖叫新闻学。就像911世贸大厦被恐怖分子击倒,大家看了就尖叫。从禽流感到猪流感,都构成了媒介奇观。媒介奇观需要一个好的画面,这对公共健康报道提出了挑战。报纸上的新闻故事和图片印刷出来后,大家觉得好看,就是重大新闻。观众和读者对新闻的重要与否,多是以新闻好看或是不好看来判断的。即使是重大疾病的暴发和流行,如果画面不好看,就算不上重大疾病。当年很多人关注"非典",是因为媒体上每天制造一个令人惊叹的媒介奇观--戴口罩的人。媒介奇观带来的后果是:国家政策和政府议程会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介发达和媒介化民主的时代,政府要做出顺应民意的样子,必须跟着媒体制造的议程和媒体制造的民意走。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认为2003年中国人面临的最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就是"非典"。2003年全国因"非典"死亡人数是三百多人,但每年因肺结核死亡13万人,因肝病死亡50万人,所有这些疾病的报道的总量加在一起,连"非典"的万分之一都不到。
 
再如,为什么社会如此关注禽流感?禽流感也是好看的画面。禽流感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国从2003年到目前一共25人,平均每年4人,如果政府增加投入,每年救活1%的禽流感病人,能救活多少人?中国目前每年死于肝病50万人,如果政府增加投入,每年减少肝病1%的死亡,能救活多少人?政府的关注、卫生部门的投入和媒体的议程设置对哪个疾病的增加会对中国人的健康贡献更大呢? 看所谓"猪流感"画面。通常情况下,作为穆斯林世界、阿拉伯媒体对猪是排斥的;但是,自从猪流感暴发后的第一个月里,其电视台和报纸每天连篇累牍的新闻和画面都是关于猪的。猪流感成了媒介化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目前病毒从猪传染到人没有得到证实。但为什么猪流感获得了如此过量的报道?这种疾病不仅画面在媒体上"好看",名字在媒体上也"好听"。如果当初就公布为甲型H1N1型流感,就很难获得今天这么多的关注。
 
媒介化现实带来了今日新闻暴政。今日新闻暴政体现在:凡是今天媒体上刊载的头条新闻将变成政府和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事务。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媒介化社会里,人们关心媒体报道的当日重要新闻。这些新闻的报道将会对公共政策产生巨大影响。电视刚普及那会儿,一位日本批评家预言,电视让"一亿人白痴化"。有的批评家干脆说:你看,人类已把自杀的武器造好了,这东西就是电视。电视让人放弃思考,让所有思维趋同。在今天的社会里,电视播出的当日新闻和谈话节目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的永恒背景,当日新闻更是公共生活和政治辩论的中心,是公共舆论的原材料,是公共政策话语的基础。由于媒体在演变成一个能够左右公共政策的强大的政治权力,各种利益集团都在试图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影响各项政策,影响中国的未来,设置中国的议程,决定今天的新闻是什么、政府和公众今天需要关注什么、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人民群众今天应该相信谁来解释新闻事件。比如,如果今天上午国务院讨论关于医改的修改方案,这个方案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但早上的媒体上全是猪流感的头条报道,结果,医改的讨论可能让位于猪流感的讨论,而关于医改的讨论只能一推再推。与中国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议程被当日头条新闻取代。
 
▍我们能否不再重复1976年猪流感错误?
 
在研究2009年猪流感的政府决策和媒体的新闻报道后,我们发现人们没有从1976年的猪流感事件中吸取教训。
 
1976年的美国政府相信猪流感病毒将会成为自1918年大流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杀手,1976年3月美国总统福特下令启动猪流感疫苗计划,让每一个美国人都接种猪流感疫苗。美国国会为这个项目拨款1.35亿美元。1976年10月1日开始接种。猪流感的坏消息没有传来,但几周后,比猪流感更坏的消息传来了--猪流感疫苗在人体上产生严重副作用导致至少30人因此得了格林巴利综合症而死亡。而政府、流感专家和药厂所期待的人类杀手--猪流感大流行后来也没有到来。十年后,美国接种猪流感疫苗的人中有104个人跟政府打官司,要求政府赔偿1070万,1978年要求政府赔偿26.4亿美元。
 
美国猪流感事件的两年后,哈佛大学的两教授受美国卫生部长的委托,完成了有关这次猪流感决策失误的调查报告:《猪流感事务:关于一种滑头疾病的决策》。美国卫生部长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总结这次处理猪流感疫苗计划的经验将令那些面对敏感的卫生政策决策的人受益匪浅。如果猪流感留下任何教训需要我们吸取,如果有任何工作上的错误和失误,尽管我们当初的意图是好的,但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吸取教训,在免疫计划和其它同样的语境决策中,不再重复这些错误。"哈佛的Neustadt教授和他的同事Harvey V.Finoberg 博士在书中写道: 面对猪流感的恐慌显示专家们对流感的无知。而那些用预防大流感做出的公共卫生决策是多么的荒唐。总结1976年美国政府的猪流感决策,至少有7个教训需要汲取:1.对于那些只有理论但缺少证据的专家们的过于信任;2.个人的先前议程和偏见参杂在决策中;3.卫生专家们急于想让他们外行的领导去做出正确的决策;4.政府和卫生部门急于做出一些不成熟的承诺;5. 政府没能认真去回答不确定的问题;6. 政府没有从科学的逻辑上提出质疑;7.政府对媒体关系处理不敏感。
 
结合2009年的猪流感,英国阿波丁大学病毒学教授Hugh Pennington说,1976年的猪流感事件提供了一个不应对流感爆发的案例。但是,有趣的是,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决策。跟1976年相比,今天在微生物学领域拥有了先进的现代科技手段,但是,卫生官员们在做猪流感决策时"仍然一头雾水。比如,我们今天对猪流感的了解跟上次对猪流感的了解很类似。我们甚至都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墨西哥的病人死亡人数多,而其它地方病人不是这样的。"在1976年,媒体显著报道,痊愈后的猪流感患者说,普通流感比猪流感更可怕。今天各国政府在发布有关H1N1的公共卫生命令的时候,很多这种决策不是纯粹的从医学角度考虑。1976年,美国总统福特下令全国接种猪流感疫苗,是由于处在选举年,他要展示一种强大的领导力。欧洲卫生官员要求人民不要去美国和墨西哥旅行,中国媒体炒作寻找疑似H1N1病人接触者的新闻,而美国媒体低调报道这场猪流感事件,其背后有无复杂的政治背景,都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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