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校商业化:只想把人训成狗,哪来的“匠人精神”!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职校商业化:只想把人训成狗,哪来的“匠人精神”!
职校商业化:只想把人训成狗,哪来的“匠人精神”!
关键词:职业教育
关于制造业升级需要“匠人精神”,而职校是明明培养“匠人”的地方,现在却是在批量生产工厂的“螺丝钉”。匠人精神不仅是做一名技术精湛的工人,更是做一名有意识、能团结的工人,成为正在的工人力量。但如今的职业教育,离这正社会主义的“匠人教育”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近日,两会再次刮起职业教育讨论的旋风:先是有多位委员和代表表示需要发展职业教育,加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培养品质——一方面,职业教育既涉及到就业问题,也涉及到家庭脱贫致富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涉及到“中国制造”的质量,关系到经济发展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接着是全国人大表态,去年由张德江委员长担任执法检查小组组长的“对职业教育法的执法检查,谱写了人大执法检查历史上的新篇章”。不管是为“精准扶贫”服务,还是力图改变职业教育长久以来的“低人一等”地位,抑或是沸沸扬扬的培养“工匠精神”之声,我们都需要暂时远离舆论的漩涡,稍稍回溯一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历史,思考当下职业教育的困境之源,才有可能为我们走出当下的职教困境提供靠谱的思路。

 

一、中国职业教育的前世今生 

中国的职业教育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1866年,清政府成立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造船、航海方面的专业人才,这是中国的第一所职业学校。1917年,教育家黄炎培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这是中国第一个推进职业教育的团体。黄炎培一直提倡职业教育中职业精神的培养应与技能培养并重,其中“劳工神圣”强调劳动的神圣性与使命感,是黄炎培职业教育理念的核心。但由于当时国力所限,职业教育进展缓慢。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职业教育才真正兴起。
 
新中国成立之初,重工业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为了满足经济建设的要求,国家设立“一五”计划,并从苏联引进中等技术学校教育和技工学校教育的模式。到1953年,中国已经建立起以中专(三到四年学制,培养中等专业技术干部)和技校(三年学制,培养中等技术操作工人)等中等专业学校为主体的职教体系。1950年代中期,中专和技校发展迅猛。这段时期施行统分统配制度。中专和技校的所有运行费用纳入国家计划。学生一旦毕业,便根据计划安排被直接分配到相应的工厂。同时,为了适应工业大发展的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方案来鼓励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即学校的学生进入工厂实践,工厂工人进入学校学习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这种劳动-教育制度通过“工学结合”被固定下来,不仅为在校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机会,也为企业培养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拥有以单位制为依托的“铁饭碗”。一方面,国营和集体企业不以牟取利润为唯一导向;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力也没有被商品化。这种“老式”的劳动-教育制度,和今天的“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质的区别。
 
改革开放后,1996年通过的《职业教育法》使职业教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与此同时,国家对职业高中学生的统分统配制度开始松动。虽然此时投入大量的教育经费,却是为了确保职业教育技术学校为初步建立的劳动力市场提供大量的劳动力。随着劳动力商品化的深入,原有的职业教育体系与市场化之间的张力在当时也逐渐暴露。一方面,膨胀的职业教育制造了大量的职业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带来了国企倒闭和国有下岗,大大缩紧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当劳动力的商品化使得供求关系成为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准则时,这种张力变得不可协调。面对这种张力,国家的解决办法不是限制劳动力的商品化,而是速职业教育的商品化,其中包括废除统分统配制度,取消之前对职业教育学校的补助,提倡职业教育的市场运作等等。这时的职业教育,逐渐通过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把劳动力的商品化和教育的商品紧密结合。
 

二、以中职为例:商业化的职业教育,育的不是人!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职业教育学校与国企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关系。通过“工学结合”,职业教育学校的学生进入国企,走到生产线上实践,从而提高自己的职业能技能,累积一线工作经验;而国企的工人进入学校,通过在学校学习新的理论知识,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创新能力。学校和工厂之间并没有进行资金上的交易,更不用说从学生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职业学校的学生和工厂的工人都是其中获益的主体。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商品化与教育商品化通过“工学结合”这个机制联系起来。两者的商品化,正是当下职业教育的困境之源。
 
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例: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2014)》,中职不管是招生数还是在校生数,在高中阶段教育总数的比例中,已有逐年下降的趋势。有学者指出,中职教育规模萎缩只是当下职教困境的一个缩影,这一现象反映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西迁的现实。这种“产业转型”需要的是大量非技术性工人,这使得职业教育陷入两难:一方面,若是按照产业转型要求设置非技术性专业,难以满足学生和家长对学习技术的期待;另一方面,若不按照当地产业转型设置专业,则难以满足学生的就业需求,发生产教脱离。而学校的德育工作也常常忽略了中职学生的主观意愿和真实情感。中职学生大多为来自农村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与家庭关系的紧张并没有让许多中职学生获得“完整的社会化”,而学校教育也一直在贬低其存在的价值,从而对其人格塑造造成负面的影响。
 
2010年,在震惊世界的“连环跳”后,两岸三地高校的师生曾对富士康的学生工现象做了详细调研。调查发现,在富士康各地的厂区,均存在大量非法使用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工的情况。在某些车间,学生工使用率竟高达50%。富士康利用无须跟学生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无需为他们缴纳社保等法律漏洞,大规模使用学生工作为廉价劳动力。更为严重的是,富士康公然违背劳动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强迫学生工超时加班,强制未成年工加夜班,侵犯了这些学生的权利。同时,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在出现工伤时,学生工陷入企业、学校、政府“三不管”的困境之中。这样的生产体制和劳动关系,既无法体现劳动的价值,也没有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更不可能让劳动者体会到劳动的尊严和当家作主的主体性。这样的环境,显然不可能孕育“工匠精神”的沃土,也不可能改变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尴尬地位。
 

三、打造“中国模式”的职业教育,首先要工人当家作主 

本次两会期间,不少委员和代表都问诊了当下的中国职业教育,频频援引了德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经验和成果进行讨论。加上去年出现的职业教育活动周、“大国工匠”、职教法执法检查、“机器换人”等职教热点,对“中国模式”职业教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那么,我们该如何参考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找出解决当下职教困境的良方呢?我们有无可能创造职业教育的“中国模式”?
 
为此,破土访问了研究职业教育的青年学者梁自存博士和苏熠慧教授。来自清华大学的梁博士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那时的职业教育仍存在统分统配制度,毕业生可以包分配,进入国企当技术工人。但到了 1998年大学扩张,国企改制和工人下岗,职业教育就随之沦为人们眼中的“低人一等”了。“谈职业教育,不能不直面这些年中国劳动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而这才是引发中国职业教育变化的原动力。”在这样的前提下,“实际的情况是,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大部分职校生,在实习和毕业后,却发现没有那么多的需要高技术的岗位。这才是让职校生觉得‘学不学都一样’的原因。一线制造业劳动者的境遇,也说明了‘职教扶贫论’的局限性。”
 
梁博士认为,在一个不尊重工人的大环境,和高度异化的企业小环境(如恶劣的薪资待遇、缺乏劳动保障、生产中没有发言权、繁重的单一重复劳动)中,根本不可能产生“大国工匠”,也无从打造“工匠精神”。解决这系列的困境的办法,应该是真正让工人在企业中有发言权,参与管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这也是打造职业教育“中国模式”的关键。“现在论证职业教育的人,都只说职业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却不去看经济结构对职业教育的促进或限制,这是典型的线性思维,需要警惕。”
 
现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的苏熠慧老师也不同意“就职教谈职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今天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好坏,很大程度跟中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有很大关系,往往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而是经济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如果说职业教育法是职业教育体系的皮肤,那‘工匠精神’就是职业教育体系的灵魂和思想,也就是黄炎培等老前辈在20世纪之初追逐的理想。‘工匠精神’里包含着对劳动的肯定和认同,也包括对劳动者自尊和自爱的培养。”苏教授也深入剖析了媒体经常援引的西方职教案例,认为职业教育可以发挥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扶贫和就业:“职业教育并不能仅仅作为扶贫的手段。在德国,职业教育是和整个实体经济的各类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的。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不仅培养一般的技术工人,也培养工程师。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为国家输送的是撑起实体经济的各种人才。中国在1995年之前,职业教育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对接是比较紧密的。职业教育体系也确实在很长一段时期撑起了中国实体经济。但是随着劳动力的市场化以及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原有职业教育和实体经济的对接脱钩了。职业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成为了不相匹配的两个领域。职业教育对于整个实体经济的作用被人们所忽略,却只成为解决农村孩子就业的一种手段。若将职业教育只局限在扶贫的领域考虑,会低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如果要发展“中国模式”的职业教育,苏教授认为不能忽略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和培养一批适合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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