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被商场围困的香港人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赵云:被商场围困的香港人
赵云:被商场围困的香港人
关键词:香港 商场
商场的原意本来正是培育社区连结,只要政府与地产商在规划时,摆脱小店街舖公共空间无经济价值,或者与商场你死我亡的想法,打开密封的商场,尝试与社区共生,商场不必然是无情巨兽。在香港这个以大中小商场串连起来的独特城市,如何将商场改造得更可爱,将会是政府、地产商以至市民的一门必修课。

“香港是个大商场。”香港独立乐队 My Little Airport 道。

在文青或思想进步分子之中,商场仿佛成为了万恶的代名词:它是地产霸权的化身、带来单一的消费文化,是领展伸进草根基层消灭街坊小店的魔爪,是社区和邻里关系对立的其中一个根源。

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的确难以完全抗拒商场。希慎广场开幕后,约朋友到铜锣湾,很多人喜欢在诚品书店会合;到观塘则多是选“APM”。遇上台风或暴雨,我们会庆幸港铁站直通商场不用淋雨。夏天酷热难当,有时会放弃街道钻进商场,享受免费冷气的凉意。而且,香港是购物天堂,本地人和游客尽情买买买,淘宝网购还不及亲手摸实物的快感。没有商场,去哪里买?

香港人对商场爱恨交缠,精神分裂。但其实商场不一定如此。

商场最初的“公共”理想

全世界第一个商场是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 Southdale Shopping Centre。这个占地80万平方呎的商场于1956年开幕,是当时都市发展的里程碑。当我们批评商场是消费主义的代名词和扼杀社区生活的凶手,谁又想到商场的构思,竟是来自一个相信社会主义的建筑师?

生于维也纳的Victor Gruen二战后移居美国。在1950年代,他经历一场美国中产移居市郊(suburbs)的热潮。当时市中心密度愈来愈高,一些中产追求新鲜空气、宽敞房子,加上汽车跟收入相比愈来愈便宜,于是他们在市郊买房子,追寻理想居所和生活。

当Victor Gruen被委托在明尼亚波利市(Minneapolis)十里以外的市郊,建一座购物设施时,他念兹在兹的是这些中产市郊缺失的公共生活:市郊是够宽敞了,可是放眼尽是一座座被矮墙或栅栏围住的两层高平房,车房就在栏内,屋外没有商店只有通道。中产每天从车房把车子驶出,花个多两个小时走高速公路直达市中心上班,下班重复同样的路径。生活空间愈大,却愈不能步行,出行永远只靠车。

Victor Gruen记挂的是维也纳的街区,生活所需总是信步而至,不需社区中心,因为社区在小规模(scale)的城街区下自然有机而生。他不能改变中产搬往市郊的趋势,却为疏离的市郊生活开出一帖名为“商场”的药方──首个全密封式的购物设施。根据他的乌托邦式蓝图,商场内除了商店,还有喷水池、托儿所、图书馆、社区会堂和邮局。他的愿望是把在欧洲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公民广场和维也纳的蓬勃街区,放进这个巨型的密封购物设施中。市郊中产失落的公民生活和连结,就由商场来补充。

Victor Gruen设计的封闭型商场Southdale Centre在1956年落成以后,商场在美国遍地开花,可是Victor Gruen却悔恨不已。从今天的商场可见,它们已彻底违背Victor Gruen的理想。事实上,晚年的Victor Gruen对他亲手造出来的这头“巨兽”几乎断绝关系。1978年,他在过身前两年说到:“我被称为商场之父。我却想借此机会跟它断绝父子关系。我拒绝抚养这些把城市彻底破坏的怪兽。”

“与世隔绝”的现代商场

购物绝非现代香港人专利。今天造访欧洲,还可见到露天或半露天的古罗马市场和商业大街遗址。在土耳其、叙利亚一带的中东地区,市集由中世纪甚至更早活跃至今。

在巴黎和米兰这些世界潮流中心,仍随处可见有盖的购物大道,在地图上它们多以passage 或arcade见称。这种单层或两三层高的购物大道,多以玻璃为上盖,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产物。其中1877年落成的米兰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以当时意大利国王Vittorio Emanuele II的名字命名,庆祝意大利统一。其华丽堂皇的建筑,被喻为是“中产阶级的殿堂”。

这些arcade或passage的原型渐渐散播至整个西欧。英国则把这些购物大道称为high street。每个英国大小市镇都有一条让H&M、Zara进驻的high street。日本固然以百货公司见称,但大城市如东京大阪的各区都有有盖商店街,中小型城镇亦如是。西欧和日本的城镇,不论大小都有商店街,但数层楼高的商场只在部分城市出现,还称不上是“商场林立”。

现代商场跟历史上的购物场所的最大不同,是其建筑完全封闭。这个看似细微的分别其实有重大意义。在Southdale Centre建成前数年,Victor Gruen已在底特律兴建Northland Shopping Centre。Southdale跟Northland不同在于,后者有个露天中庭花园,前者完全密封。

一个书写美国现代主义建筑的作者James Lileks形容,Southdale早年的美学概念便是将“室外的美好搬至室内”。对于明尼苏达这个全年三分之一时间,平均温度处于零度以下的地方,能在冬天时被一室暖气环抱、穿戴轻便自由自在地行走,可说是划时代的创新。难怪Southdale初年的广告将商场定位为“四季如春”。

在炎热多雨的香港,密封的商场为我们遮风挡雨。这样的设计既排除了室外的不稳定性,更排除了任何影响消费意欲的外在环境。不管外边日出日落物换星移风来水淹,消费者亦不见天日,继续无忧无虑地消费。而这种封闭的商场,跟其他形式的购物设施如市集、arcade等不同之处亦在于此:商场几乎可以封闭得跟外在环境毫无关连。

香港特有的商场模式

Victor Gruen对北美洲超过28000个商场深痛欲绝,若他到访今天香港,铁定更是悔不当初。因为他会发现,原本旨在为市郊居民创造社交生活的现代封闭型商场,被移植到没有市郊的香港,竟反过来消灭了原本生机蓬勃的城市街区生活。

Victor Gruen的商场,本意为市郊生活提供一站式的方便,不必为了一顿午饭或一卷卫生纸事事开30分钟车。但香港的人口密度却是全球最高之一,在旧区如湾仔用脚走一趟,在街上短时间便能满足生活所需,没有相似的需求。

也许有人会说:购物是人生所需,商场有何不妥?但准确点说,由“圆方”和时代广场此等旗舰大型商场,到德福广场太古城中心此等区内中型商场,直到屋邨楼下的“领展”,商场之多有如便利店,甚至主导一些人的生活。此种模式可说是香港独有;在一些第三代新市镇如将军澳、东涌等,绝少街道商店,一切生活需要只能靠商场供给。于是,商场成为了居民的聚脚地,却又限制重重,连找张椅子坐也不容易。商场所容许的,几乎就是社区的内涵。

加上香港采用铁路主导的发展模式,而港铁既是公共交通工具,亦是地产商。香港的商场模式跟全球相比,产生了三点独特之处:第一,形成地底是公共交通,地面是商场,楼上是豪宅或办公室的垂直混合土地模式;第二,不论是交通枢纽,抑或是地区中心,或纯住宅区,总会找到商场;第三,商场渐渐有取代街道,形成不利居民交流的“新型社区”。

事实上,今天为人诟病的不是商场的本质,而是商场主导如何排除其他可能性。

CDA,催生大商场的元凶

一些地区商场至今仍保留特色,历久不衰。如葵涌广场的时装、手机配件、小食等小店林立,价格亲民,开业超过20年仍是少女的寻宝之地,其多样性很可能正是因为商场业权分散而得以保持。其他如高登电脑广场、旺角信和中心等,虽然装修十年如一日,“电脑产品控”和沉迷次文化者还是喜欢往那里钻。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别处找不到的独有文化。

反观今天我们批评的商场,却跟以往大相迳庭。首先它们必然够大,里面主要是熟口熟面(大家熟悉)的连锁店,如圆方、APM、朗豪坊、奥运站、将军澳的Popcorn等。今天的商场走到这地步,元凶是1970年代尾衍生的规划概念“综合发展区”(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a, CDA)。

1970年代末,政府针对市区重建和新市镇开发,在原有的土地规划原则上加入CDA 概念。CDA和其他地带不同的是,整个区内的地必须一并发展,由拥有足够业权的发展商,向城市规划委员会提交规划申请和总纲发展蓝图。综合发展区内的土地用途多数以住宅、商场、办公室等为主。发展商除了兴建以上的牟利项目外,亦必须预留地方政府、机构和社区设施、运输及公共交通设施及休憩用地等。

CDA的原意是为了整合土地用途,当地皮不是逐块零碎地发展,才能更整全地善用香港珍贵的土地。但CDA却塑造了第三代新市镇和重建区的面貌,造就大商场几乎成为新发展区的既定事实,间接令城市空间窒息。

同型化的巨构商场,掏空街道的生命力

在CDA 提倡整合发展的大原则下,每幅出售的地皮愈来愈大,形成“巨构”(megastructures)。例如位于九龙站上盖的圆方商场,当年政府因补贴港铁发展机场快线及东涌线,以优惠价将地皮售予港铁;九龙站和圆方东至柯士甸道,西至佐敦道,两者相距达450米。

当地皮要够大,才能获城市规划委员会批准发展,有能力投资的必然是大地产商。而当地皮大,商场自然大。由大地产商管理的大商场,一般做法是引入知名度高的连锁店舖稳住阵脚,同时,也只有连锁店负担得起大商场的租金和管理费。大商场亦热衷引入一两间主力商店(anchor store)打响名堂。因而,无印良品、H&M 等愈开愈多。

巨构商场另一个影响,是掏空街道的生命力。

就以九龙站和圆方范围为例,一般人要横越约需步行6分钟,可是只能取道九龙站上盖豪宅的空中花园,或绕着圆方走一遍。本来行人能自由来去的街道,被管理伏贴的商场通道完全取代。要走行人路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圆方向着西九海旁的一段雅翔路,没有街舖也没有活动,在路上只感受到空调系统排出的废气。

这些巨构商场放弃街舖(这违反了一般街舖租金较高的定律),把商店团团围住,令街道变成不便通过的废弃空间(junk space)。同时,巨构大得直接取代街道。CDA 令大商场几乎成为必然事实,同时让政府得以免除管理公共空间的责任。大商场就这样慢慢消灭街道,乃至于公共空间。

除了填海得来的新土地,重建的旧区位于寸金尺土的市中心,通常亦属CDA。市区重建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增加市中心黄金地带的发展密度,办法之一正是将本来不能起楼的街道消灭,成为地盘一部分,再计算地积比,令可建楼面面积增加。

湾仔喜帖街(利东街)、旺角朗豪坊等被列入CDA的市区重建项目,最终都“吞掉”部分街道,变成一座座引进大同小异名牌商店的商场。CDA所规定提供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休憩空间,大多不是成了商场装饰的一部分,便是被“霸占”作展览吸引商场人流。

商场附近未被消灭的街道,亦因租金上扬也逐渐变成名店街,铜锣湾时代广场附近的罗素街,就是显例。正进行中的观塘市中心重建,将裕民坊、辅仁街一带的市集和街区铲平,以九层高的商场和大型酒店取代,下场已是不卜可知。

无疑,香港人对商场总是爱恨交缠。有人恨它消灭街道社区,店子个性不足,却也难以否认它为我们带来不少方便。可是想深一层,商场与街道、社区是否必然对立?一个有独特文化特色、具人情味的社区,能否反过来带动人流,将商场从无限复制、新鲜感欠奉的死胡同拯救出来?

商场的原意本来正是培育社区连结,只要政府与地产商在规划时,摆脱小店街舖公共空间无经济价值,或者与商场你死我亡的想法,打开密封的商场,尝试与社区共生,商场不必然是无情巨兽。在香港这个以大中小商场串连起来的独特城市,如何将商场改造得更可爱,将会是政府、地产商以至市民的一门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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