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革五十周年:海外四学者对谈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纪念文革五十周年:海外四学者对谈
纪念文革五十周年:海外四学者对谈
关键词:文革
《洛杉矶书评》原编者注:我们邀请了亚历山大•库克(Alexander C Cook[1])对四位专家学者进行圆桌访谈,访谈分为两部分。这四位学者对毛泽东的最后十年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并且都参与了前不久库克在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所主持的小组讨论。
库克:2016年是文革(1966-1976)发动50周年,也是文革结束40周年。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文革依然是中国现代史中争议最多、最让人费解的时期之一。我邀请了Denise Ho[2](耶鲁大学助理教授),Fabio Lanza[3](亚利桑那大学副教授),Daniel Leese(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4]和吴一庆[5](多伦多大学副教授)来一同回顾文革,以期澄清文革的某些问题。
 
库克:“教材”对文革的标准看法是什么?
 
DENISE HO:当我们在美国教授文革相关的课程时,教材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因为担心自己党内的“修正主义”,发动了对党内敌人的进攻。我们的学生最感兴趣的是红卫兵,这是毛号召起来“闹革命”,从而砸碎旧世界的年轻人。
 
吴一庆:另外,群众政治也让学者惊叹不已。毛试图消灭党内危险的“资产阶级”流毒,这就导致了对可怕的群众运动的动员。很多响应毛泽东造反号召的普通中国人,长久以来对现存体制并不满意,并且急于利用新批准的“造反有理”口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考察了卡里斯玛式的群众政治如何动员现存的社会对抗,并且有效地破坏了执政党的官僚权威。
 
库克:中国国内对文革的标准看法有何不同?
 
DENISE HO:有趣的是,西方和中国对文革的标准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美国的教材和中共的官方决议(指发表于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给出了类似的解释:文革是毛的责任,是大动乱的时期,是一个严重错误的意识形态运动。
 
DANIEL LEESE:至于说中国的教材,很少或完全没有关于文革的内容,让这段时期成为遥不可及的过去,就像新石器时代那样。一个令人不安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年青一代对文革近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在中国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标准或者官方看法。这种看法是非常负面的。1981年中共的决议规定了阐释的界限,并且认为文革偏离了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DENISE HO: 在中国,标准的叙事是动乱,将文革描述为“大动乱的十年”,很多人惨死,很多生命被荒废。官方说法将责任归于毛泽东,同时也拯救他的遗产;中共说,虽然文革是个错误,但毛泽东依然是伟大的革命家。文革是对正确路线的偏离吗?如果说是的话,那就是说这是一个极端主义时期,在此之后中国回到了现代化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如果说不是的话,那就是说文革源于更为漫长的传统,并且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认为我们应该既要考察断裂性,也要看到连续性。
 
DANIEL LEESE: 是的,虽然毛因为诸多错误而受到批判,但在这十年中,并非所有的事物都被官方所否定,还是有很多连续性的,并非全都是动乱:中共一直存在;从70年代初开始,经济增长明显;同时中国在1971年进入联合国,这是外交政策的成功。
 
库克:这么说真实的情况比我们之前以为的更加复杂?
 
吴一庆:非常复杂。首先,之前主导群众派性研究的社会学阐释受到了新一波学术的挑战。这些新研究认为,群众政治冲突,并非源于对既有社会政治的不满,而是由偶然事件以及群众与政治领导之间的动态互动塑造的。其次,关注文革意识形态方面的学者,对过于系统化和过度阐释后期毛主义的倾向提出了质疑。最新的研究强调了官方意识形态内部的分化,并且探索了动荡的政治环境如何让意识形态变得更加含糊。正是在这些具体的政治环境中,意识形态得到阐发和部署。
 
DANIEL LEESE:虽然关于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迫害的叙事主导了当下的公共讨论,但这段时期的其他方面却被铭记甚至浪漫化。前不久被清洗的政治家薄熙来通过“唱红”,在人们对英雄的记忆中灌输了革命热情和革命理想主义。文革的重要参与者戚本禹最近表示,他希望习近平能成为第二个毛泽东,希望他能够打击腐败,并且带领中国回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库克:文革从最开始就被浪漫化,而且还不仅仅限于中国。这是为何?
 
FABIO LANZA:在60年代,毛主义为全世界提供了描述和表达新的政治理念的词汇。全球对文革的着迷通常被视为某种东方主义,法国左岸知识分子抽着高卢香烟,痴迷于他们一无所知的革命的东方——“我们头脑中的中国”。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全球的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对文革试验所表现的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那时是认真对待文革的,因为无论文革如何被误解和错误阐释,文革的经验与当下的很多事务依然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库克:从全球视角来说,文革都触及了哪些事务?
 
FABIO LANZA:首先,文革直接触及了教与学、政治与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对那时巴黎、都灵和纽约的学生抗议者来说,这并不稀奇。他们不难认识到,红卫兵对僵化的大学教育的攻击,与他们自己在1968年春天对学校体制的反对之间,存在着类似与关联。文革所宣扬的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的看法,呼应了墨西哥、智利和欧洲的学生组织反对所谓“中立”教育的行动。其次,1966年红卫兵的兴起标志着群众可以在党-国体制之外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组织,甚至可以利用这些组织来攻击党或其他政治权力的核心(如毛所说,“炮打司令部”)。第三,毛主义似乎代表了不同于已有发展模式的另类路径,不要资本主义也拒绝斯大林主义。人们认为这个另类路径更为人性化,不需牺牲平等就能促成进步。
 
DANIEL LEESE:在中国,早在80年代初,文革的参与者就开始主张,应该将毛与其对手的权力斗争与运动的“公共”维度区分开来,后者包含正面要素,如大众民主和反官僚主义。很多对资本主义的新老批判者依然坚持这些方面,将其视为通往现代性的另类道路。
 
库克:这么说,他们认为可以从文革中打捞出很多正面的事物?
 
FABIO LANZA:全世界之所以对毛主义着迷,关键在于毛主义没有提供固定的模式,固定的要遵守的步骤或者必须要施行的僵化规划。相反,毛主义将自己呈现为(一般也是这么认为的)对现实的分析方法和活生生的革命经验。文革的经验教训不是简单就能移植的计划,而是一个群众性的且依然开放的试验;是在地化却又意义深远的经验。从这个意义来说:文革不是“中国的产物”。正如法国一位毛主义工人所说的一句俏皮话:“我们才xx的不管中国呢。”
 
DENISE HO: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文革过去是、且依然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文革中有“文化”一词,但过去的学者在解释文革为何发生的时候,通常会忽视文化方面的阐释。最近的学术研究开始注意到文化的要素。
 
吴一庆:的确如此。一般的看法认为文革是动乱和暴力的时代,文化、教育以及文艺都遭到了无情的摧残。但现实却远非如此。最近出版的一些研究认真考察了文革期间的电影、戏剧、音乐、舞蹈、文艺以及大众文学,并且论述说,毛的最后十年绝非文化荒漠,只有几部超政治化的革命样板戏,而是取得了可观的文化创新和艺术成就。
 
库克:那么下次我们就来讨论文化问题。
 
库克:在上一部分的结尾,我们说过要谈谈文革中的文化问题。当然,我们了解处于毛泽东个人崇拜核心的红宝书,以及代表新的革命文化的老三篇。但是吴一庆提到,这一时期的艺术和文学作品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更加多元和成功。
 
DENISE Y. HO: 在以前,文革中的文化并没有受到重视。虽然西方着迷于我们称之为“毛式媚俗”(Mao kitsch)的物品——徽章,塑像和海报等,虽然中国人对文革电影和戏剧不无怀旧之情,但我们通常会将这些文化产品简单斥为“政治宣传”,完全不具有文化性。最近的研究试图转变这种观念。有位历史学家提出,共产党创造出了自身的政治文化,而这正是其合法性的来源。有些学者考察文革时期的艺术与音乐,旨在证明文革文化既是对中国也是对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是更为长久的筹划的组成部分。还有学者聚焦观众对这些作品的接受,因为这些作品可以生产出超越宣传口径的意义。
 
库克:对文化更深入的认识会如何增进我们对文革的理解?
 
DENISE Y. HO:我自己的研究可以提供一点说明。我考察了文革前,文革时期以及文革后对作为政治运动组成部分的展览的使用。我揭示出,展览是教育人们起来干革命的政治与文化实践。例如,在文革前几年的一场运动中,官员们用公告栏来公布个人的私有财产,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属于政治敌人。后来文革爆发,红卫兵抄家,也是将家庭财物展示出来,然后用大字报来判定敌人。因此当时的政治文化为普通人提供了运动的资源库,让他们知道如何行动,以及如何来描述自己的行动。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的起源,以及这些政治宣传为何如此强有力——有时甚至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
 
吴一庆:普通人被赋予政治运动的资源库,这一事实可以用来解释文革所表现出的分散性与爆发性的特征。虽然造反派将毛主义的领导视为政治向导,但毛泽东本人与那些响应其号召的人之间的关系是模棱两可和脆弱不堪的。伴随着政党等级制的崩溃,自上而下传来的政治信息,因为不同的行动主体,而得到不一样的解释。人们都是根据自己自身的直接情境做出回应的,这就会让各种各样的社会不满与对抗表现出来。毛所释放的力量获得了独立的生命。
 
库克:这些力量后来怎样了?
 
吴一庆:自下而上的群众造反,以及上层毁灭性的权力斗争所导致的混乱造成了危机。国家处于无政府的边缘。例如,有些年轻的激进分子援引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宣称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必须全部摧毁,如此才能确立一个人民自治的社会。毛认为必须解决这个危机。不安分的造反派遭到镇压,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并且耗尽了一度是爆炸性的能量。六十年代末对无法无天的群众政治的遏制起到了恢复党国权威的作用,但这也成为一系列处理危机的策略的起点,并最终导致十年之后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历史巨变。
 
库克:文革之后,党-国如何维持自己对权力的垄断?
 
DANIEL LEESE: 当下的解释通常是非常草率的。除了武力的威胁以及对历史事宜的审查,经济发展通常被视为确保政治与社会稳定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然而,文革的遗产迫使共产党以比通常所知的更为详尽的方式去处理过去的不公。虽然对“四人帮”的审判以及党的历史决议已成为共识,但平静的表面之下,共产党依然面对着数以百万计的案件,这些案件无法以简单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谁是受害者或行凶者?判定的标准又是什么?受害者的苦难如何补偿?那些被窃的财产和冻结的工资呢?那些在改革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党员或群体应该和普通公民区别对待吗?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并且构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过渡性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6]的核心问题。虽然中国并没有经历独裁政权的垮台,因此似乎不适用于这个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党有意识地采纳了与过渡性正义相关的要素和修辞,虽然在其他语境中处心积虑地强调中国现实与侵犯人权之间的区别。
 
库克:能否详细说说毛之后中国的过渡性正义?
 
DANIEL LEESE:过去的不公一般解释为正义的暂时流产,有待于在一个可靠的政治体制中以个人为单位进行解决。共产党试图排除集体诉求的形成或者过多的地方预算。从空间和时间来看,不可避免的是,案件的拨乱反正在不同地方会有所差别。吴一庆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引向地方时,我们在弗莱堡的研究小组也分析了共产党如何在不同的地区来处理毛时代的遗产——从平反过去的资产阶级到清洗党内的迫害者。且不论“平反运动”的政治属性和中国司法中明显存在的连续性,推翻原有判决无疑改变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命运。这项研究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革真实事件的众多方面。
 
库克:文革所具有的长期意义或者全球遗产是什么?
 
FABIO LANZA:很难从全球角度进行概括,因为文革是一个在不同境况下得到不同阐释和利用的事件。但是回到我之前强调过的某些主题,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暂时性的评估:我这么说也许太过夸张,但我要说的是,文革(包括文革在全球60、70年代所产生的影响)标志着共产主义筹划的终结,起码是党-国式共产主义筹划的终结。
 
库克:一庆,在你看来,这种概括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吗?
 
吴一庆:我完全同意Fabio的看法,即文革及其全球影响标志着共产主义筹划的终结。同时也要注意——正如Daniel所指出的,中国的党-国体制存活了下来,而且我要补充的是,这个党国甚至作为“改革开放”的守护人而欣欣向荣——不管这种繁荣有多么脆弱。五十年以前,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退化,以及可能将中国带向阶级分化社会的新的统治精英的出现。然而,文革过后,这些都发生了。若要理解这个深刻的历史讽刺,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彻底地重新思考传统的历史分期,这种分期认为中国后毛时代的转变与毛时代形成了彻底的断裂。我在拙著中指出,理解中国后毛时代转变的关键在于毛时代的后期。虽然有斗争,但文革更多的是攻击个体的官僚而非官僚权力体制本身。虽然文革所释放的群众运动挑战了政党,但文革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取代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制度。文革结束时,国家极端混乱,数以千万的人们遭到迫害并心灰意冷,后期毛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败,为中国的统治阶级重组其统治奠定了基础。他们诉诸于市场导向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在政治上进行安抚和调整的手段。后毛时代的改革形成了一个持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动员的进程,意在弱化、稀释和置换文革所导致的普遍的对抗,而毛所激发的群众运动威胁到了党-国的基础。与一般看法——这种看法将后毛时代的转变与毛泽东乌托邦式的“最后的革命”对立起来,并且认为这些转变始于70年代后期——不同,我认为,这些变化可以追溯至文革的高潮时期即1968-69年,那时大众运动遭到遏制,党和国家的机构全面复辟。
 
FABIO LANZA:我们通常认为1989年是标志性的一年,而柏林墙的倒塌是共产主义崩溃的标志性事件。到那时为止,共产主义框架中政治创新的承诺彻底落空了。正如一庆所提到的,文革上演了针对共产党本身的进攻,这个党在本应是无阶级的中国社会中成为再生产不平等的关键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对党的进攻产生了回响,如挑战既有的结构和政治机构的激进运动——尤其是那些本应成为无权者的代表的那些机构(如美国的工会,左派政党和黑人领袖)。从这个意义来说,文革最终的失败标志着从内部进行改变的不可能性,同时也标志着基于这种模式的数十年试验的终结。就这个视角来说,毫不奇怪的是,截止到70年代末期,我们见证了政治视野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福山将其称为“历史的终结”。其结果就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歌猛进,其中也包括中国。
 
库克:Denise, Fabio, Daniel, 还有一庆,非常感谢你们接受采访。
 
 
 
 
 
注释:
 
[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主编的《毛的红宝书:一个全球史》颇受好评。见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译者注
 
[2]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与社会史,专著Curating Revolution: Politics on Display in Mao's China即将出版。
 
[3] 研究方向为中国20世纪文化史,著有Behind the Gate:Inventing Students in Beij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4] 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史。著有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文革史,专著有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6] 这个概念一般指在那些从非民主制度过渡到民主制度的国家中,纠正过去破坏人权行为的方式。在冷战之后,这个概念指在大规模的战争、动乱和冲突后,公正处理过去暴行的方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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