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豪:公民社会需走出分化与强化并行的无间道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黄伟豪:公民社会需走出分化与强化并行的无间道
黄伟豪:公民社会需走出分化与强化并行的无间道
关键词:公民社会 强化 分化
过去在《端传媒》发表的几篇文章,分析了香港在九七回归后不断倒退和被破坏的各种制度,但在这个负面的趋势中,其中一个反潮流的制度,正正
过去在《端传媒》发表的几篇文章,分析了香港在九七回归后不断倒退和被破坏的各种制度,但在这个负面的趋势中,其中一个反潮流的制度,正正就是我们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在学术上,公民社会的普遍定义是处于市场及政府之间的自主领域,当中包括了非政府组织(NGOs)和公民团体。因为这些组织既非市场的一部分,所以主要的存在意义及运作目标,并非追求利润;而它们也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或其延伸,所以追求的亦不是控制及权力。
 
处于政府与市场之间所赋予的独特意义,就是让公民社会承担起市场及政府均不能轻易做到的社会责任。在意识形态及价值等较为无形的层面上,这些责任包括建立公民意识、共同信念,以及人与人之间互信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在具体及实际行动的层面上,这些责任包括了争取公义、照顾弱势群体,及推动社会改革等。
 

九七后公民社会走出低调
 
传统上,香港的公民社会在政治上都较为被动及采取低调的姿态,但以上的一切均在九七后起了重大的变化,而很大程度上,这个重大的转变,是由特区政府的一连串失误逼出来的。重要的分水岭及爆发点,包括了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及2014年的雨伞运动。从此以后,公民社会的组织更愿意在政治上站出来,争取公义及改革;市民,特别是年轻人也更愿意地组织自己,透过抗争来改变社会。
 
可惜的是,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虽然变得更为成熟和活跃,但却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因为有两股完全相反的势力在背道而驰,互相抵销,使得公民社会一方在「强化」,一方面却又在「分化」。处于这个既强化但又分化的「无间道」中,所得到的极可能是一个两难的不完美困局,一方面当权者对社会的控制虽然会被削弱,使到社会更难被政府驾驭;但另一方面,社会却又更易发生内哄,不利过渡至稳定的民主社会。
 
这个矛盾的两极现象,其实在近年不少的社会事件中均可以看到,例子唾手可得。最近的例子包括在笔者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里,出现了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学生会选举「撼庄」的场面,即同时间有两个候选内阁角逐学生会的席位,而且斗得难分难解,各不相让。但在这个「分化」的趋势下,又同时有「强化」的现象────两个候选内阁均参与反对特首任大学校监的运动,亦有声援香港大学的同学,反对李国章出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主席。
 
「分化」的现象早在雨伞运动已明显出现,所以有「蓝丝」(建制派支持者)与「黄丝」(民主派支持者)之争。但当我们一心以为这只是纯粹老一代与新一代因成长经验、社会背景及价值取向不同而发生的「世代之争」,或可以简单地被理解为「泛民」对「建制」的政治格局之时,却又突然惊醒地发觉在年轻的新一代当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内部纷争、矛盾与冲突。这些不和,甚至比以上的世代之争及泛民建制的对立,更多、更深、更纠缠不清、更难达到妥协。
 
因此,早在雨伞运动期间,已有「你不代表我」、「不要大台」的运动合法性及认受性之争,又有「升级」和「勇武抗争」对「和平非暴力」的手段之争,在论述上又有「港独」、「本土」与「大中华」等的种种争议。在运动过后亦出现了退出学联的运动,可谓一波未停,一波又起,争议连绵不断,必定陆续有来。
 
公民社会的「强化」归功于政府的失误,但在「分化」上,虽然也和政府动员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来对抗反对力量有一定关系,但这个因素顶多只解释到所谓的世代之争及进步与保守力量的对垒,却不能解释新世代及年轻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对于以上这个议题,两位政治学者Lance Bennett和Alexandra Segerberg在他们于2011年所发表名为《数码媒体与集体行动个人化》(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的论文中,有较深入的探讨和个案研究。他们认为后现代社会来临及互联网的出现,均使社会运动中必须的集体行动变得个人化。传统的公民社会组织,包括了教会及工会,在动员市民参加例如游行、示威及其他在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行为的能力已大不如前。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抬头,市民所最关心的往往是和自己的身份和价值最相关的个人化议题,而这个「个人化」的趋势,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回音谷」(echo chamber)的效果下,更加被不断地加大。
 

包容的价值框架,弹性的行动计划
 
严格来说,在这个后现代及互联网的年代,根本已经不存在旧有定义下的集体行动。在Bennett和Segerberg的眼中,集体行动已出现了「个人化」的现象,大家可以共同参与同一个运动,但各自出于个人的不同原因,及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要求。因此,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在这个新的大时代下,必须建立一个较阔、更加包容的价值框架,和更具弹性的行动计划,来支持和推动社会运动。两位作者以2009年G20在伦敦的高峯会作为个案研究,发现立场较温和及包容的社会组织,远比极端及强硬的组织,更能在抗争中争取更广泛及更持久的社会,甚至国际的支持。
 
否则,若果沿用过往的社会运动模式,主要靠一个单一而又狭窄的价值框架、一个强而有力纪律严明的组织,由上而下地动员,只会事倍功半,甚至引起反效果,出现雨伞运动中「不要大台」和「你不代表我」等等互相攻击,互相抵制的混乱情况。这个社会分化的现象,在旺角骚乱后,更见严重。因为在「个人化」的情况下,抗争者需要争取的再不是一个同质及意见相似的社会大多数的认同,而是各自独立及充满批判性的无数个体的支持。前者正在消失,甚至已再不存在。
 
面对新时代的来临,要解决香港的公民社会只停留在「强化」与「分化」的无间道,不断地内耗和原地自转的问题,政治领袖,特别是泛民的「大佬」或重量级人物,必须在策略及组织方法上配合及更新。若果他们未能适应的话,这也许是适当时候来一个华丽转身离场,容许世代更新、范式转移,这也是一种极具政治智慧和勇气的表现。只有这样,才可确保公民社会目前所出现的尴尬及混乱情况,只是一个过渡期,而非无间道下永恒的新常态。
 

香港瓦解论系列之四
 
(黄伟豪,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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