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未来与当下恐慌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不确定的未来与当下恐慌
不确定的未来与当下恐慌
后冷战的世界图像
关键词:冷战 图像 世界
今天难民危机中,我们常见的讨论是从文化多元主义角度出发,试图自上而下地找到一种机械的、精英主义式的促使多民族融合的制度办法。然而,回到冷战时期广大“中间地带”政治现场后我们发现,这种占据了今天讨论核心的身份政治,在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实践中却显得是那么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国际主义式的,对于社会与政治平等发展的共同理想。

2015年年末,《文化纵横》编辑了一期专刊,试图通过历史与欧盟内部政治与社会等多角度,去重新梳理并进一步理解那场从2015年初便开始发酵的欧洲难民危机。在国内,对于欧洲难民危机的讨论伴随着那张小艾兰尸体被冲上沙滩上的照片开始。这则在欧亚大陆另一头发生的事件开始透过媒体的眼睛,同我们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联系。小爱兰的故事一时间在各种语言与介质的信息传播渠道中,成为了这场庞大事件的面孔与代言。他俯卧沙滩的影像,很快成为了一种情感的符号,为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里依稀听闻过“叙利亚内战”、“中东动乱”与“欧洲难民危机”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政治想象画面。

欧洲难民危机是一个今天在各类媒体上反复出现的话题。然而在这大量的报道、分析与讨论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被彻底忽视。那便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审视欧洲?在这个似乎被当做是不言自明的问题背后,实际上潜藏了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市场的巨大影响下,也像这个世界的政治秩序一样,日渐变得碎片化。因此,与其将难民问题作为一场欧洲内的事件来看,不如将其看做是一个今天世界秩序的病理症状。

在世界媒体面前,这场难民浪潮开始于2015年4月地中海上,一艘从利比亚驶向意大利的难民船遇难。一船500余名难民,大约400人葬身大海。事实上,由于社会动荡与战火而背井离乡的人流,从2011年阿拉伯剧变开始便与日俱增。然而,这一系列发生在别处与他者身上的苦难,却并未能够真正同“我们”发生任何的联系。对于可能会通过报刊、网络,或是电视接触到这一系列事件的“我们”来说,它们仅仅是在“我们”繁忙且又机械的城市生活中另一则无关紧要的信息。而潜藏在这一系列细碎的信息背后,那种庞大的,将当代世界普遍联系起来的历史与政治关系却在“我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不确定与当下生活的巨大恐慌。

与小艾兰的照片所传达的那种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同情心相比,对他者的恐慌也许更能占据“我们”的心灵。就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在小艾兰影像刺激下更进一步张开双臂欢迎不断涌来的难民之后两个月,发生在巴黎那场突如其来的枪击事件,又为这个“世界”的穆斯林恐慌注入了新的燃料。巴黎成为了14年前的纽约,成为了一场灾难电影的直播现场。与911相比,这场带走了137人的事件甚至更加被细致地记录。袭击现场之一Café Bonne Bière的监控摄像记录下的影像很快便被媒体曝光。几乎每一个持有智能手机或电脑的人,都能在任何时间与地点,反复观看这一“不平常”的场景。虽然影像无声,但是破碎的玻璃窗,若隐若现的持枪者,从茫然慌乱到紧张躲闪的顾客,都仿佛像在为这亿万“观众”演出着一场充满了我们这个世纪特色的黑白默片。

伴随着这一好莱坞电影般场景的,更是在有线电视、互联网、印刷品上更为汹涌的猜测、分析、反思与重述。它们就好像《世界奇妙物语》中串联一个个短小惊奇故事的画外音与说书人,一面对“事件”进行旁观,一面又通过重述“事件”成为更大的“事件”本身。它们既置身事外,却又投身其中,惊奇故事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观看与被观看者之间的界限被彻底消灭。在这场庞大的真人秀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自觉地成为了 “入戏的观众”。在这个我们称之为“二十一世纪”的有线电视频道中,越来越多的事件在被这种资本秩序的逻辑重构。我们看到了在镜头面前表演斩首的恐怖分子,看到了被“可以喝的书”“拯救”了的非洲孩子,也看到了口无遮拦傲慢自大的唐纳德·川普。一个个的惊奇故事将我们这个时代拆分成了破碎的片段。世界在我们每一个“观众”的面前,变成了一台巨大的电视机,一个环绕的显示屏,我们手持遥控器或者鼠标,漫无目的地挑选着频道,然而却无一能够引起我们长久的注意,无一能够将我们从这漫长的冷漠与压抑中救赎出来。那个原先我们可以称之为“我们”的世界共同体,逐渐在这种资本逻辑下,被异化为丧失了主体性的“它们”。

在我们这个被媒体塑造的时代里,最为残酷的现实,是恐慌与惊奇逐渐成为了冷漠甚至压抑生活的麻醉剂。像海洛因带来的快感一样,透过媒介获得的刺激逐渐变得漫无目的,来去匆匆。惊奇故事的创制者们让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观众”更为挑剔。就像是有线电视频道中不断变换花样刺激观众的真人秀节目一样,新闻镜头前的世界也被精心挑选并裁剪,以期能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提供最大程度的刺激快感。与对巴黎事件的狂热相比,几乎同时发生的贝鲁特炸弹袭击事件却不为人注意。与巴黎街头的血相比,贝鲁特街头的血与断肢无足轻重。这种冷漠,是“入戏的观众”们对这个世界真实苦难最残酷的回应。在这种消费主义至上的秩序中,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有线电视频道。在不同角落里出现的现实,都被这种秩序重新改写为一个个“惊奇故事”,并试图通过有限的资源传播渠道,占据最宝贵的黄金时间,并获得最大多数的关注。在这一资本秩序下,《巴黎袭击事件》就像是一场成功的节目。而与之相比,《贝鲁特的流血故事》则不得不黯然面对被有线电视频道董事会砍掉的命运。

哈贝马斯谈到,这场难民危机是今天欧洲政治理想的危机。在他看来,二次大战之后在欧洲形成的平等理想,正在被“无能的政客和市场力量摧毁”。今天的欧洲,正像是我们这个世界许多地方的缩影。政治成为了面向中产阶级的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博弈。从小艾兰到巴黎街头的恐怖袭击,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由观众们组成的“世界”仿佛一叶小舟,在消费主义的信息浪潮下漫无目的地飘荡。作为一场连续的事件,欧洲难民危机并不开始于小爱兰的死,更不会终结于巴黎街头的枪声。2016新年伊始,来自科隆的消息又一次将当代欧洲脆弱的人道主义政治推上了现实主义的审判台。与妇女遭到袭击与强奸这一“常见”的暴力相比,更令中产阶级“观众”不安的,除了施暴者可能是北非难民之外,还有在“政治正确”旗帜下不作为的科隆警察与德国政府。中产阶级观众的世界想象,在这场跨年夜发生的暴力事件中被恐慌连接到了一起。我们很快便会发现,那些希望在自由市场中出人头地的中产阶级观众们,可以在这种恐慌的威胁下,迅速拿起纳粹主义的大旗。

虽然今天这场难民潮并非欧洲二战以来迎接的第一场大规模外来移民浪潮。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兴起,20世纪90年代这一分水岭为我们今天世界面对的问题定下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基调。随着冷战结束,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短暂的二十世纪”也就此终结。而代表着20世纪世界主义理想与二战结束之后和平理想的意识形态政治也随之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单极的政治霸权与在“自由”幌子下的经济霸权。

1990年9月11日,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George H. W. Bush)在国会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表示,虽然波斯湾的危机很严重,但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朝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时期前进的少有机会。而在这种动荡时期之后,“我们可以实现第五个目标——世界新秩序,即一个新纪元,一个少受恐怖的威胁,在寻求公正中变得更强大、在寻求和平中变得更安全的新纪元,一个无论东方或是西方,北方或是南方,世界各国都能繁荣富强和谐共存的新纪元。”这场旨在说服国会武装干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演讲也被称为“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演讲。

就在老布什发表这场演讲之前2天,他才刚与戈尔巴乔夫在赫尔辛基结束了这一年的第二次会晤。在会晤结束后当晚的记者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说,此次会谈主要是希望找到政治解决海湾危机的途径。而就在这之后不久,美军武装进入伊拉克,苏联正式解体。在这则“世界新秩序”的演讲中,老布什一开始便勾画了一副以美国为中心的后冷战单极秩序。他首先赞扬了驻扎在沙特的美军战斗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前线”,是他们确保了“美国的强大”。他提醒国会,要把“国家放在个人之前,把爱国主义放在政党之前”(put country before selfand patriotism before party)。在这一基调上引出的“世界新秩序”因而也带有了明确的美国利益中心主义的霸权色彩。

老布什1990年勾画的这一“世界新秩序”本质上与美国在冷战初期针对苏联作出的“抑制”政策并无太大差异。1957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先驱,保守主义者沃尔特·罗斯托出版了一本题为《提案:有效外交的重点》的小册子。其中他指出,今天美国的机遇建立在其伟大的经济成就基础上。而正是这种成就,使得美国得以在世界范围的对抗中取得先机。在他看来,发展(development)是一种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广大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内——对抗共产主义挑战的结构性解决方案。而希望推动这种(经济的)发展,则必须要求第三世界国家国内政治秩序发生变革。早在1950年杜鲁门政府时期,著名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便对美国这种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做出了阐述。它希望为世界赋予一种秩序,并同时担当这个世界的领袖。承担这一领袖责任“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它要求我们努力用符合自由和民主原则的手段实现秩序和正义,同时接受内在于其中的风险。

然而,这种对世界秩序单极的霸权政治构想在冷战时期却并未真正实现。1957年3月,在马歇尔计划援助下从二次世界大战战火中走出的欧洲国家签订了《罗马宣言》。与美国建立在自身国家利益基础上构想的国际秩序不同,欧洲1957年寻求发展的政治行动则是移除国境线,加速欧洲内部的自由流动,鼓励并欢迎移民前来填补因战争损耗而造成的巨大人口漏洞。尽管接纳了大量移民,直至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主要欧洲国家的就业率仍旧高达百分之百。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的,也是各国内迅速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正是这种在美苏第一世界对抗政治中出现的广大包含了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的“中间地带”里发生的政治自主活动,为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多元力量。

今天难民危机中,我们常见的讨论是从文化多元主义角度出发,试图自上而下地找到一种机械的、精英主义式的促使多民族融合的制度办法。然而,回到冷战时期广大“中间地带”政治现场后我们发现,这种占据了今天讨论核心的身份政治,在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实践中却显得是那么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国际主义式的,对于社会与政治平等发展的共同理想。

冷战的结束,实际上标志了这种具有政治活力的世界格局的终结。一种精英主义的单极的发展话语迅速覆盖了广大的“中间地带”(或者说,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中间地带”的格局也随之消失)。而对还未真正取得政治与经济独立的第三世界来说,这种伴随着美国中心主义的“发展”逻辑,无疑成为了彻底摧毁其作为世界政治平等参与者的最大暴力。后冷战时期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暴力与美国的单极化政治暴力剥夺了平等政治发展的可能性,也剥夺了人们在国际主义范畴内,对平等政治未来的想象能力。后冷战时期的反抗,变成了类似于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式的“封建反帝”。它们与20世纪的革命与独立运动毫不相同,沦落为一种为了私欲的暴力。

倘若希望回答在这篇文章开首提出的问题,那么今天发生在欧洲的难民危机,便不能被看做是一场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文明冲突,也不能被理解为一场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人与德国、法国、意大利人之间的族裔冲突。而是在第一世界霸权秩序下,发生在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内部的危机。冷战的政治格局虽然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终结,但短二十世纪给我们留下的政治问题与平等理想仍有意义。危机之前,历史远未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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