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伟 | 当代谍战剧中的信仰和文化征候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倪伟 | 当代谍战剧中的信仰和文化征候
倪伟 | 当代谍战剧中的信仰和文化征候
关键词:谍战剧 信仰 红色经典 精神生活
倪伟老师的《当代谍战剧中的信仰和文化征候》一文,以谍战剧《悬崖》(2012)为主要分析对象,却不限于这一文本本身。在作者看来,当代谍战剧是对涉案剧和红色题材历史剧的成功嫁接;信仰,是其中最醒目的红色标记。然而近年来的此类电视剧在对信仰主题的表现上却偏离了红色经典的模式:革命信仰或是被形式化,混同于个人的生活信仰,又或是以爱国主义话语替代了其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内核。这种对历史的有意重述及无意改写,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代人反观自身生活和精神状况的一面镜子。

 

编者按:倪伟老师的《当代谍战剧中的信仰和文化征候》一文,以谍战剧《悬崖》(2012)为主要分析对象,却不限于这一文本本身。在作者看来,当代谍战剧是对涉案剧和红色题材历史剧的成功嫁接;信仰,是其中最醒目的红色标记。然而近年来的此类电视剧在对信仰主题的表现上却偏离了红色经典的模式:革命信仰或是被形式化,混同于个人的生活信仰,又或是以爱国主义话语替代了其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内核。这种对历史的有意重述及无意改写,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代人反观自身生活和精神状况的一面镜子。

本文原刊于《热风学术》第九辑,转载请注明。
 

当代谍战剧中的信仰和文化征候

 

倪    伟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9年南京政府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译有《视觉文化导论》、《漫长的革命》等。

 

近几年来,电视剧在中国大陆可谓风光无限,不仅产量逐年上升,稳居世界第一, ①而且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往往会吸引数亿观众,成为人们日常谈论的话题,其受众面之广、影响之巨大,已非文学、话剧甚至电影等传统文艺形式所能相比。华谊兄弟电视剧事业部总裁杨善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观众对生活的理解来自电视剧。”② 这话说得也许有点夸大,但电视剧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生产与传播的场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种类型的电视剧以五花八门的方式展现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或隐或显地表达了当代中国人对于历史以及生活的不同理解。透过电视剧,我们还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已经成功地吸纳和收编了之前旧意识形态话语的一些因素,成为了一种霸权性的意识形态话语。 

在各种类型的电视剧中,谍战剧是近年来比较火爆的一种。虽然其前史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以《羊城暗哨》(1957)、《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等影片为代表的反特片和侦察片,但其走红却是在新世纪之后。2006年,《暗算》意外热播,引发了谍战剧的井喷,接连出现了《潜伏》(2008)、《黎明之前》(2010)、《借枪》 (2011)、《悬崖》(2012)等几部较为引人注目的作品,谍战剧也一跃成为一个仅次于家庭伦理剧的重要类型。 

当代谍战剧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一度热播的涉案剧与红色题材历史剧成功嫁接的产物。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以涉案剧过度展示血腥暴力和凶杀恐怖为由,下令涉案剧不得在黄金时段播出,之后涉案剧便与红色题材历史剧嫁接, 形成了大放异彩的谍战剧。③谍战剧继承了涉案剧的一些特点, 如情节复杂惊险,逻辑推理严密,富于悬疑色彩,但在叙事主题上则基本遵循了红色题材历史剧的模式,通常是中共谍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靠着令人叹服的智慧和勇气克服了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作为红色题材历史剧的一个衍生品种,谍战剧当然也要宣扬革命的主题,强调正是依靠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主人公们才能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战胜敌人,获得最终的胜利。在谍战剧中,信仰是一面高扬的旗帜,也是最醒目的红色标记。 

谍战剧如何来表现“信仰”这个主题?它们给革命信仰注入了什么新的时代内容?这是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暗算》第三部《捕风》中,共产党员钱之江有着双重的信仰,他既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战士,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信佛不是为了掩 护其作为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而是出于精神上的需要。他这样解释自己的信佛:“我不信佛。佛是我的精神寄托,不是信仰。”“信仰是目标,寄托是需要,是无奈,是不得已。信仰是你在为它付出,寄托是它在为你付出。”在他看来,信佛是一种个人精神寄托,不能算是信仰,信仰必须有超越个人之上的远大目标, 它要求的是积极的进取、无条件的奉献乃至自我牺牲。信佛虽然不具有主义信仰的那种超越性价值,却能让他“精神深处所有的困惑和痛苦有了一个安放的角落”,以便他能更好地为实现自己的信仰去奋斗、去努力。“生命是一口气,信仰是一个念头。”然而以这种方式强调信佛与信仰之间的区别,也暗含有一种危险,即把精神的、情感的抚慰作用从信仰的基本功能中剔除出去。一般认为,信仰总是带有强烈的情感体验色彩,它在提供一种超越于个人生命之上的超验目标的同时,也使信仰者获得一种强烈的、神圣的精神体验和情感体验,在此意义上,“信仰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把日常生活置于永恒实体的笼罩之中。……不仅使人精力充沛,而且使人获得一种信念,即人们可以从至善的无限力量中获得最深厚的充实感。”④以往的红色经典在表现革命者的信仰时,通常也是在此意义上来理解的:信仰不仅是对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理性认识和自觉认同,而且也是对相应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忠诚不贰的践行,正因于此,革命者才不会被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困惑和痛苦所缠绕,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革命的热情和旺盛的斗志。可在钱之江这里,信仰成了“一个念头”,虽然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性的目标, 却不能在根本上安妥人的灵魂,精神深处的一些困惑和痛苦仍然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安放,这意味着信仰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整合个人的全部生命,始终有一些角落是信仰的神圣之光所无法照亮的。信佛是为了求得个人的精神寄托,信仰则是超越个人之上的理想目标,这样来区分实际上是割断了个人的精神体验与社会的理想目标之间的关联,而在真正的信仰那里,这两者本应是互相贯通、浑融一体的。 

假定在信仰之外还横亘着一片隐秘的、仅仅属于个人而且是信仰所无法穿透的精神天地,这种逻辑所反映的正是当代中国所发生的从共同体本位向个人本位的价值偏移。而一旦信仰变成了外在于个人生命的目标,如钱之江所谓的“念头”,就很容易变成一种形式化、主观化的命令,其具体内容似乎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如果信仰被主观化,被等同于个人的信念,那么不同信仰之间的价值区分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在《捕风》中,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闫京生被钱之江咬住,无法为自己辩诬,只能以自杀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对党国的忠诚。在某种程度上, 闫京生就是钱之江的一个反面镜像,两人都忠诚于各自的党,也都有自我牺牲的决心和勇气,那么是否可以说闫京生也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人呢?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信仰的形式化和主观化隐藏着某种危险性,革命信仰的传统主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意模糊了。 

在《潜伏》中,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了。与闫京生相比,李涯是一个更加干练也更有人格魅力的国民党干才, 他才能出众,也不乏理想,然而在一个腐败透顶的环境里,他显得如此不通人情世故,他越是想恪尽职守,遭到的打击也就越大。在这方面,他远非老谋深算、深谙官场兵法的余则成的对手,尽管他凭着敏锐的嗅觉准确地识别出余则成,但光靠他一人却无法扳倒余则成,反而当面遭到余则成的羞辱,挨了耳光,只能躲进办公室,暗自垂泪。上司和同事都在闷声发大财,对共产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有这个以办公室为家的单身男人在忠实地恪尽猎犬之职。他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竟然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这一愿望超越了个人的荣辱得失,确乎算得上是一种感人的理想了。李涯的忠诚、执着和无私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同情,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并且执着追寻的人”,比余则成更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所以他才是“真正的英雄”。⑤导演姜伟说,《潜伏》想要表现的是信仰的力量,但如果对信仰的表现竟然让人认为李涯才是更有信仰的英雄,那无疑是有点尴尬的。李涯虽说堪称忠勇,但他效忠的是一个反动腐朽的政权,他竟然盲目到这种地步,认识不到自己对党国的忠诚与“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的理想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就此而言,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可笑的空想主义者,既不能正确认识现实,也看不清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这么一个人怎么能算是有信仰的英雄呢?而且信仰真的只是个人的纯粹主观的认定吗?在谈论《潜伏》中的信仰时,的确有不少人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信仰就是自以为是的信念(或者真理)”⑥ ,所以余则成 和李涯都是有信仰的人,很难说他们的信仰谁对谁错,他俩都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只是追求信仰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用背叛, 一个是用敬业。”⑦还有人甚至认为连谢若琳也是有信仰的,“他的信仰就是钱”! ⑧可见我们这个时代对信仰的理解有多么混乱!信仰什么似乎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是否真的相信而且能够始终不渝。包括《潜伏》在内的谍战剧将信仰形式化、主观化,显然助长了对信仰的这种混乱而错误的理解。 

在表现共产党人的信仰方面,《悬崖》看似是无懈可击的。在很多观众眼里,周乙就是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有着坚定的信仰,沉稳睿智,处变不惊,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身边所有人,甚至包括他的敌人在内。正是凭借信仰的力量,周乙才能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在被捕后,周乙与特务头子高彬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高彬:……我刚刚考虑是否给你一个大赦…… 

周乙:不必了,我如果是为了升官发财,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说了,这是我的信仰。 

高彬:你不觉得你们的信仰太荒唐吗?马克思所有的承诺你共产党根本就做不好,你看看斯大林就知道了。 

周乙:一定能做到。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新政府,没有皇帝,没有权贵,没有剥削和压迫,不会丧权辱国,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新政府不会奴役人民。 

高彬:幼稚! 

周乙:没有理想的人都会认为别人幼稚。 

高彬:这就是你们的理想?这就是你们向往的人类大同? 

周乙:是,我们做到这些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也许一百年。

高彬所理解的共产党人的信仰是和“马克思所有的承诺”、“人类大同”的理想等等联系在一起的,但周乙却没有顺着他的思路来回答,他把信仰限制在对一个新的人民政府的憧憬上。两人对信仰的理解所产生的这种错位,颇具讽刺性。高彬指向的是共产党人信仰的远大的、终极的目标,以此强调其虚无缥缈性;周乙则避而不谈终极目标,而把信仰落实在不远的将来可以看得到的目标上。从这段对话,我们大体可以揣测到剧作在处理信仰主题时的一些考虑,即不愿在最高义上谈论信仰,而宁愿处处将信仰落实在具体可见的目标上。在《悬崖》中,周乙多次谈到信仰,却几乎不曾提到共产主义,他对信仰的认识非常务实,比如他认为“经过总结思考出来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源自对社会的认知。”这个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对社会的认知”当然离不开“总结思考”,尽管如此,周乙想要表达的意思仍然是明确的,在他看来,信仰与理论思辨基本无关, 倒是直接地源自对社会现实的认知。这种务实的信仰观得到一些观众的认可,他们认为《悬崖》在表现周乙的信仰方面较为成功的一点,就是“时时注意不让周乙的追求与信仰空洞化和玄虚化”。⑨ 然而,如果为了避免信仰的所谓空洞化、玄虚化而完全放弃了信仰的最高义,不能或是无意通过人物的言行以及一些有意味的事件和细节让人看到信仰的终极理想的光辉,那么信仰实际上就被架空了。《悬崖》的一个重要缺陷就在于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生活和斗争事件来展现信仰的超越性理想的光彩,信仰未能真正融入人物的一切思想、感受和行为之中,因此不是变得更实在了,反倒是显得更肤廓、更空洞了。在《潜伏》中,余则成的信仰是在斗争中逐渐形成并日趋坚定的,在左蓝牺牲的那天,陷入巨大悲痛中的余则成通过阅读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寄托了对恋人的哀思,同时也使自己的思想获得了升华。《悬崖》中却没有这种主体的成长过程,周乙一出场就是一个很成熟的革命者,似乎也就没必要通过一些细节来表现他对信仰的具体认知了,而少了诸如余则成读《为人民服务》这样的精彩细节, 只是重点表现周乙如何渡过一次次难关的技术性细节以及他所遇到的亲情纠葛,这就使得信仰的丰富内涵未能得到充分的表现,基本上被限制在了民族国家政治的层面。周乙自称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但从哪里能看出他的国际主义面向呢?在挫败刺杀斯大林计划的那场戏中,周乙对整个事情的判断完全是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他向顾秋妍解释说老魏不把情报上报延安,有他的难处,是担心万一情报得不到证实,会引起中苏两党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他进而总结说:“这就是政治,在它面前,我们连小卒子都不是。”这句话不免让人感到意外。它让人觉得革命政治似乎就是一种复杂的利益计算,其超越性目标反倒隐而不见了,而且在这种政治中革命者个人所能起到的作用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否认革命政治的确也往往要考虑到各种现实利益,但若是不能充分揭示出革命政治中理想性和超越性的一面,那么对革命政治的理解就会流于粗鄙化。同样,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倘若不能超越民族国家政治的局限性, 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标,那么这种信仰怎么才能与民族主义者的信仰区分开来?就《悬崖》来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同样是为了民族利益而打入敌人内部的谍报人员,周乙和国民党方面的陈景韩究竟有什么区别?难道仅仅是两人在能力和魅力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吗?在这个问题上,剧作没有似乎也无意给出像样的回答。也正因如此,在谈到《悬崖》中的信仰时,有不少观众同样持有一种价值相对化的态度。有人认为,周乙和陈景韩,甚至包括高彬和任长春,都有各自的“信仰”或“主义”。既然这样,那还有必要去探讨孰对孰错吗?衡量各种信仰的标准是什么?是普遍价值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⑩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然与剧作未能清晰地揭示出革命信仰所特有的丰富内涵有一定关系。

由此可见,当代谍战剧虽然挪用了革命叙事来宣扬信仰的伟大力量,但在对信仰主题的表现上却偏离了红色经典的传统模式,革命信仰或是被形式化,混同于个人的生活信念,从而导致其价值的相对化,或是其中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内核被有意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爱国主义之类的话语。通过对信仰主题的重述,谍战剧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完成了对革命历史经典叙事的改写。当然,在任何时代里,对以往历史的重新叙述都必然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改写。问题在于改写的动力是什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写的?就当代谍战剧而言,为什么信仰会成为最关注的问题?对于信仰,普通观众或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含混模糊的理解,但谍战剧却至少使他们看到了信仰对于个人生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信仰可以赋予一个普通人平淡无奇的生活以璀璨的意义,使他在面对各种艰难和挫折时都能拥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勇气,而这种超迈的精神素质正是现在很多人所缺乏的。从这个角度说,谍战剧给人们提供了反观自身生活和精神状况的一面镜子。 

事实上,谍战剧之所以广受欢迎,主要就在于它的这种镜像功能。首先,从谍战剧中潜伏者危机四伏的生存处境,观众往往可以联想到自身的处境,并通过认同来缓释自己的焦虑。已有论者指出观看谍战剧的心理动力既不是出于对故事谜底的好奇,更不是为了缅怀革命先烈,而是来自当代人所普遍遭遇的生存焦虑,特别是个人安全方面的焦虑。⑪谍战剧中潜伏者的生存环境都极为凶险,双重的身份和分裂的生活让他时时刻刻都处于紧张和焦虑之中,一旦稍有不慎,就会暴露真实身份。他通常要靠自己的才智来独自应对层出不穷的危急情况。与以往的红色题材影视作品相比,当代谍战剧更突出潜伏者的个人力量, 组织的领导和帮助则被有意识地弱化了。钱之江始终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最终只能靠借尸还魂之计来传递情报。在《黎明之前》里,组织的存在被极大地弱化了,在大多数时间里,刘新江都是孤军奋战,不像余则成往往还能得到来自组织的有力帮助。《借枪》和《悬崖》在对个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处理上更进了一步。熊阔海几乎得不到组织的任何帮助,他需要钱购买情报,组织却无法满足他的要求,实在没法,他只得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组织不但给不了帮助,反而常常以错误的指令妨碍他开展工作,甚至逼得他只能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杨小菊相周旋,把用来买情报的钱骗到手。在《悬崖》中,组织同样不再以正确而光辉的形象出现,代表组织和周乙联系的老魏竟然十分粗心而且鲁莽,几乎不能给周乙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甚至都缺乏担当责任的勇气,拒绝将刺杀斯大林计划的情报上报中央,迫使周乙和顾秋妍只能跑到野外发报,顾秋妍也差点因此而牺牲。在安排顾秋妍母女撤退方面,组织也做得很不够,安排不够周密,结果导致顾秋妍母女被捕。凡此种种,都让组织的形象不再光辉,甚至还让人产生一种反感。淡化组织的作用,大概是为了更强烈地衬托主人公的智慧和勇气吧。这是否也暗示了一切外部的力量都是靠不大住的,个人最终只能靠自己来排除一切困难和危险?危机四伏的环境,强烈的不安全感,以及独自承受巨大压力的孤独感和无助感,这大概是当代中国人所普遍拥有的一种生存体验吧。所以我们看谍战剧时,会被剧中人物的惊险遭遇所牵动,或喜,或忧,或惧,并在某种程度上对剧中人物产生认同, 一方面由以憬悟自身的现实处境,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体验对象化来暂时地缓释现实生活中的焦虑。 

镜像功能更突出地体现在对主体的询唤和塑造上。影视作品当然不只具有娱乐功能,它们也是意识形态工具。在影视文本内部构造出来的主体形象和观看者之间正构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通过观看,观看者逐渐认识、接受并认同了那个作为特定意识形态载体的主体形象。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意识形态生产了主体,并通过主体的生产使自身得以不断获得再生产,牢牢地支配人们的头脑。谍战剧采用了红色题材历史剧的叙事框架,但它们多半将表现重点放在了主人公如何化解危机、完成任务方面,甚至还过分渲染了他们为达目的不择一切手段的做法,所以往往是主人公的生存技术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很多观众津津乐道的不是革命者的信仰和牺牲精神,而是他们如何应付各方面的关系、左右逢源、掌控全局的超常能力。《潜伏》之所以大获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人视其为“职场教科书”。余则成的八面玲珑,吴敬中的老奸巨猾,都是他们在办公室政治中游刃有余的制胜法宝,有人还把余则成的成功经验概括为善于应付上中下三级的关系,“对上级要敬,对平级要和,对下级要拢”,⑫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要处理好与上级领导的关系。《黎明之前》里的刘新杰也是一个为人处事极乖巧的人物,他利用自己是总务处长的便利,把局长和几个处长哄得开开心心,对下级也善于拉拢,所以总是能够逢凶化吉。用刘新杰的扮演者吴秀波的话说,“刘新杰最大的武器就是交朋友,他在第八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跟自己的敌人交朋友。”⑬与刘新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行动处长李伯涵,此人专业素质极高,能力超强,但人缘极差,因此事事都备受阻挠,最终下场很惨,丧命于自己的手下。有人说:“如果说,《潜伏》算是1.0版的职场入门的话,《黎明之前》已是升级换代的2.0版职场生存宝典了。”据2010年的一项网络调查数据表明,在近年来的职场剧中,关注度最高的是 《潜伏》,其次是《杜拉拉升职记》和《黎明之前》。⑭两部最获好评的谍战剧却成为人们眼中的最佳职场剧,职场政治竟然消解了革命政治,这岂不是很讽刺吗? 

《悬崖》也许可以说是职场宝典的最新升级版。周乙除了余则成、刘新杰们的精明、谨慎和圆滑外,又多了一条法宝,那就是心狠手辣。对可能导致自己身份暴露的任何人,周乙都会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予以清除,他的理由是:“我们选择了信仰,就 要抛开心中的杂念。慈悲和怜悯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在战争年代,它会带给你、你的亲人、你的战友灭顶之灾”,所以他命令顾秋妍利用任长春对她的信任来干掉他。很多人为任长春感到惋惜,他本是个不乏正义感的小伙子,如果周乙能够像余则成对待晚秋那样,有意识地引导他,未必没有可能将他发展成自己的同志。但周乙实在是太谨慎了,始终无所作为,最后只能靠枪杀 来消除隐患。这不能不说是剧中最大的一处败笔。有人也许会为此辩护说,这正反映了革命斗争的残酷,这样安排显得更真实。然而,一旦以实现正义为最终目的的革命竟能以革命之名滥杀无辜,那么这种革命本身就变味了。而更危险的是,如果接受这一逻辑,那么一切暴行就都能以目的的正义来为自己辩护了,而这正是革命伦理中始终令人感到困惑的一个难题,即目的与手段的背离。周乙被捕后和高彬谈到信仰,高彬嘲讽地说:“你们的信仰是什么?人道?你连自己的同事都杀害,尽干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情,这就是‘信仰’吗?”这实际上是点出了上述的难题,但周乙却用“你理解得太肤浅了”来避开高彬的责问。这样回答显然没什么说服力。其次,即使在现实中的确有可能发生这种事,但在电视剧中是否一定要以这种方式来表现呢?只有这样表现才算真实吗?这其实涉及艺术真实性的问题。艺术的真实不能直接等同于现实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来自“对隐匿在 表面之下的、深藏不露的现实本质的探索”⑮ ,是经过综合而形成的一个完整总体所呈现出来的真实的联系,它所体现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倾向和趋势。从这个角度看,枪杀任长春的剧情安排恐怕未必能说是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恰恰相反,它对电视剧 所要表现的现实本质——革命的正义性和必然胜利——造成了干扰,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构的作用。 

《悬崖》从头到尾所传达的是一种置身悬崖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周乙反复强调高彬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对手,以至于他“一看到他,心里就紧张,汗毛孔里都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使周乙对自身安全的关注几乎达到病态的地步,他对身边所有人都不 信任,佣人刘妈看上去比较精明,就说要换掉她;顾秋妍在家里 和自己的丈夫会面,也遭到他极其严厉其实是不无妒意的叱责。一旦因为频繁活动而引起了敌人的警觉,他就会自己宣布进入休眠期。当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有着堂皇的理由,那就是他的安 全对革命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不顾自身安危铤而冒险,是为了救出情同家人的顾秋妍母女。这 时候他却不再考虑要为革命工作而保存自己了。或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既已暴露,就没多大价值了,所以就能抛开组织的命令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了。出于个人的原因、未经组织批准而擅自行动,这在以前的红色经典叙事中是无法想象的,当然,在当代的价值坐标里,这却是一个闪亮的卖点,相濡以沫的亲情毕竟要 比宏大的革命目标更实在,也更能催人泪下。周乙的自我牺牲自然也就更能拨动当代中国人的那根柔软而又脆弱的心弦了。《悬崖》在表现个人安全意识和自我牺牲精神方面都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它似乎在暗中告诫人们:在杀机四伏的生存环境中, 需要冷静、谨慎、果敢、无情,然而为了自己的亲人是可以而且也是应当牺牲自己的一切的。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教诲更能打动当代中国人的心弦呢?正是凭借着这样的忠告,以及在充满异国风情的都市街景、华美的衣饰家居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弥散开来的浓厚的资产阶级趣味和情调,《悬崖》才成为当代中国有品位的中产阶层所喜爱的一道红色甜点。 

谍战剧成了职场剧,它传授的是如何更好地生存的种种技术。既然人们从《潜伏》、《黎明之前》和《悬崖》之类的谍战剧中所领悟到的是职场搏杀的秘诀和不择手段的生存计策,那么谍战剧所残存的那一抹红色所象征的,也许就不是让人热血沸腾的理想和信仰,而是血腥和残酷。这样的谍战剧所询唤的主体, 与其说是有信仰且敢于自我牺牲的革命者,倒更可能是那种精于算计而又缺乏安全感的市侩。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社会中充斥着这么一类人——他们有着余则成的狡猾、刘新江的敷衍、熊阔海的厚颜和周乙的狠心,却全然没有这些谍战英雄身上所焕发出的理想和信仰的光彩,那该有多么可怕! 

尽管得承认当代谍战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革命者被信仰和理想所照亮的人生,从而促使我们反省因为丧失信仰而变得迷惘、软弱、猥琐的灰色人生,但我们也注意到,在它们对革命的重述中,已不复存在完整的革命价值体系,只剩下一些残存着革 命光彩的碎片,被用来补缀和妆点隐藏在叙事结构中的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谍战剧或许是起到了缝合革命年代与后革命年代之间的意识形态裂痕的作用。然而,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愿和考虑,革命的幽灵一旦被唤醒,就难保不会变成一股冲决一切的力量,这也许就是当代谍战剧所能起到的一点积极意义吧。 

 

 

注释:

①  据国家广电总局统计,201年全国生产并获准发行的国产电视剧共计469部14942集,2012年1至6月生产完成 并获准发行的电视剧共计224部7618 集,有望突破上年的历史新高。数据见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电子政务平台,http://dsj.sorft.gov.cn。

②  《华谊大佬批电视剧产业资源疯抢1/4产量无市场》,http://yule.sdhu.com/20120704/r347261661.shtml。

③  参见易小白:《论涉案剧到谍战剧的策略转型》,《中国广博电视学刊》,2010年第5期。

④  【美】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9页。

⑤  《〈潜伏〉之李涯——祖峰饰:什么叫“低调”》,http://hi.baidu.com/baitlantlan1994/blog/item/c287742d116d3c3d359bf754.html。

⑥  《看〈潜伏〉,思考杂谈(一):关于信仰》,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30008&PostID=17093785。 

⑦  《[电影众论]〈潜伏〉,余则成和李 涯的信仰选择》, http://blog.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ilmtv/1/254720.shtml。

⑧  《看〈潜伏〉,思考杂谈(一):关于信仰》,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30008&PostID=17093785。

⑨  阎晶明:《周乙的信仰和马迭尔的“范儿”》,《天津日报》2012年2月14日第12版。

⑩  《〈悬崖〉里的信仰与主义》,见“百度悬崖吧”,http://tiba.baidu.com/f?Kz=1399627158。

⑪  参见赵彤:《新世纪的“谍战剧”热:转型期的个体焦虑》,《当代电视》

2010年第2期。

⑫  《职场剧热映折射社会转型期压力与焦灼感》,《决策》2010年第12期。

⑬  同上。

⑭  同上。

⑮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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