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兴:要有胸怀往那个方向走去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陈光兴:要有胸怀往那个方向走去
陈光兴:要有胸怀往那个方向走去
关键词:陈光兴
参照的目的是透过差异来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自己相对化才能找到一些思想资源,就是你要知道别人是怎么活的,不要只用自己的存活方式去理解别人。一开始一定会这样,但参照点多了视野会打开来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存在的主体和空间相对化,相对化是走出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方式。我们要有胸怀往那个方向去走。可是,要先把真实的状况理解了才可能往那个方向

 

                         陈光兴:要有胸怀往那个方向走去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中期,台湾的文化批评、文化评论还是知识状况里的比较主导的形式。当时介入的空间主要是报纸。当然,也包括很多的运动团体的机关刊物。写评论的人很复杂,有记者、编辑、精神科的医生也有部分学院知识分子。这是个百花齐放的状况,类似大陆80年代的文化热,什么东西都可以在那里跑,因为不明、混沌,所以有空间。总体而言,这种知识状况不是学院式的,到了90年代中期,开始了一些剧烈的转化。有深度的评论、阐释性的东西一直在从这个空间消失、退潮。
       知识生产的体制化,和这些客观条件的变化有关,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对我个人来讲,为什么要从文化批判转进到文化研究,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简单的认识。文化批判的东西,是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的争战,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女性主义的批判,有一个很强的在规范性的层次,对实际弱势者的被歧视等问题所持立场,这些我觉得是文化研究对文化批判的继承。但问题是下一步,你真正开始切到社会现实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光这个东西是不够的。假如对于现有的状况没法提出解释,是没有介入的形式和方向的,弄到最后就是喊口号嘛。只有提出解释你才有可能把焦点瞄准,不提出解释,是没有往前挺进的方向的。从意识形态批判走到解释的知识模式是—个很大的变化。什么叫解释,在什么层次上解释,这牵涉到另外一个知识层次的运作。
       一种解释我们比较熟悉的,也是到现在也还在运作的,是提出理论解释,调动大的理论系统,来讲故事。譬如,精神分析,恋父情结、弑父,把解释在这个层次上完全解决掉。这个是主导性,最起码在我们的圈子里会是这样的一种强势。但是,同样的问题你也可以问,香港的恋父和大陆的恋父是一样的吗?和体制之间的关系呢?不进入其他层次的解释,讲了等于没有讲,只是戳到了起点而已,并没有进入下一个层次。所以必须进入在地的历史。什么叫在地的历史?《去帝国》一书的第二章企图做这个事情。我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组合叫作地理历史唯物论,大概是在说,我们讲在地是有很多层次的在地。大陆作为一个在地,香港作为一个在地,台湾作为一个在地。大陆又有南北的差距,大西北和东北又是不同的在地。有的时候不同的在地会共享某一种状况,特别是传媒,但共同的东西实际上的运作方式又会不同,它有它许多不同的细节存在。假如你没有进入在地的历史过程,其实还是没有解释到问题。
        怎么样进入到在地的历史过程?理论解释很重要,经济具有决定性,它制约了很多东西形成的条件,可是到底形成了什么样的表现形式都不是在经济的层次上能决定的。在地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关闭的,在地的历史跟它本身的人群,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特别是和一些轨迹会发生关联。所以,台湾的处境没有办法关在台湾内部来解释,没有办法不放到中国的历史里面来解释。在地的历史必须摆在特定的关系当中,必须摆在宽广的历史脉络里面来看。我暂时用区域史来作为一个观察的范畴,我讲的这个区域史就是东北亚的互动的动力场域的整个关系。这个历史过程造成了现在的—些结果,所以必须回到这些状态里面去把一些问题拉出来。对我而言,这大概是知识上继续往前走的动力跟方向。
        在地性让我们有很多经验和情感上的限制。对于60年代、70年代的东西,年轻人有很多都是知识性的理解,不是情感性的理解。那个知识性的理解是把很多东西客观化,可是感觉不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理解它为什么制约现在,这也就牵扯到主体性情感。这些问题又会搞在一起,因为是跟客观的历史的结构绑在一起的。
        知识的形成不只是文字的东西。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这本书后来为什么会叫《去帝国》,其实是要把几个东西勾在一起,一个是冷战,一个是殖民主义。为什么?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是印度。这本书原来叫“去殖民”,可是当印度的朋友把我找去印度的Bangalore,作了四场讲座,我就发现decolonization(去殖民)这个东西在印度的语境里面有非常具体的作用,大概局限在独立建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力,所以去殖民大概是完成式的东西。而我们认为去殖民还没发生或正在发生,于是你就明白这个语汇用在那个情境里显示的是它自己的历史的状态,它没办法去谈其他的问题。那你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谈,最后发现去帝国一词,比较能够开启新的讨论契机。这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啦,它是一个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你不能硬用理论套进去。进一步来看呢,印度从来不谈冷战问题,因为冷战对他们不是问题,这个论述从来都是关闭的。现在他们开始谈冷战,因为在谈印巴分离的时候发现这是冷战结构里面的问题。于是在大家互动中,发现了一个新的框架可以谈这个问题。所以说,知识的生产跑到不同的地方去交流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所以这个书弄到后来就和先前的预设与认知是不一样的。它一直在动,最后组织起来变成了这样一个环节。
       我的研究接下来就从去殖民的问题提出了殖民地历史唯物论。从这开始才从外界找到―些资源,去走法侬的精神分析这―整套路线。弄到最后就明白了,这一整套精神分析跟第一世界的或者说原帝国的精神分析完全不同。因为精神分析在第一世界搞得非常具体,具体到临床,就是病人躺在沙发上,精神科的医师跟他对话。这样就把很多东西化约到非常个人的层次。可是在第三世界,从法侬那里你就能看来,他讲的这些问题是共享的,它不是个人的,它是历史过程里面出现的一些共同的状态。
       除了精神分析,我们还会发现殖民地世界和第一世界存在非常多的不同。至少在华文世界里面,独立自主的个人不太多,大部分身上都绑了很多关系。菲律宾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手上掌握了六万选票。只要上边搞定,这六万选票就是这个候选人的。选举是这样的吗?个人意味着什么?选举建立在它预设你是独立自主的,完全运用个人的独立意识,可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包括日本,都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做个人是要有条件的。这不仅是—个文化历史的问题,还有—些物质条件让人变成个人。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建立在个人之上,最好是—人买一个冰箱,这样生产冰箱的人可以赚很多钱。可是西方个人主义这条路走下来,出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你二十岁以后,你的生活就是你自己的事,家里不管你,所以有很多人最后无家可归,造成了很多问题,他没办法回家,因为他已经变成个人了。我们跟我们的家里不是一个绝对的关系,为什么家里对你的期待你还是要承担的?
       所以说,在第三世界的状态不一样,但这不表示第三世界的状态在规范性的层次就对我们不利。我们做知识生产的很清楚,未来的知识生产已经没有个人可以做的了。你不形成团队,不形成分工,是做不成的。但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在训练我们变成个人,成绩个体化,联考制度都是个人的,但是面临新的情势,是否有可能调整,比方说,我们三个人写一个硕士论文可不可以?三个人一起写的一个论文,肯定比一个加一个加一个来得强,更丰富,可以截长补短,可是我们的体制不容许。可是未来的研究方向是这个方向,包括最高档的电脑公司也是这样,它怎么可能单打独斗呢,都是团队做出来的。所以这种不是个人主义的客观情况对我们的操作来说不一定不利。要怎么去看到真实的状态,去调动那个可能性,这就需要转变一些机制,包括对于教育的认识,对于个人的训练,大概都集中在这个层次。
       我讲这么多,就是想要企图理解在第三世界广泛的空间里,殖民究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都不是好坏的问题,每个地方问题出现的形式不一样。
        同样的问题继续往下推,帝国主义的问题和殖民主义的问题是连续的,殖民主义的前提是帝国主义。从形式上讲,帝国主义会发展成殖民主义,取得领土,可是它的运动本身不一定是占到领土。光讲decolonization,很多人是被豁免的。
        中国的知识界发展到现在,大家去书店就看得很清楚,都是从美国翻译的,第三世界的书基本不存在了。印度和中国有很强的对照性: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庞大的人口,贫穷,等等。可是中国知识界,特别是批判圈里,有几个人是懂印度的?海峡两岸和香港作为一个格局,彼此都是有参照意义的。参照的目的是透过差异来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自己相对化才能找到一些思想资源。我一直用一个词叫参照点,就是你要知道别人是怎么活的,不要只用自己的存活方式去理解别人。一开始一定会这样,但参照点多了视野会打开来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存在的主体和空间相对化,相对化是走出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方式。我当然知道有人会出来挑战说这这个东西不够普遍,我觉得这是相对主义要大行其道的时候了。但是不要用普遍的东西把别人压掉,还没到那个地步。我们要有胸怀往那个方向去走。可是,要先把真实的状况理解了才可能往那个方向去走。
 
     陈光兴:任职于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同时负责台湾亚太/文化研究室,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任资深客座研究员、韩国延世大学与北京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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