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里希·贝克:全球性风险中的想象的共同体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乌尔里希·贝克:全球性风险中的想象的共同体
乌尔里希·贝克:全球性风险中的想象的共同体
关键词:共同体 全球性 风险
编者按爆发于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成为影响所有人当下和未来生活的一件大事。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这仅仅是金融或者经济危机吗
编者按
 

爆发于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成为影响所有人当下和未来生活的一件大事。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这仅仅是金融或者经济危机吗?其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似乎能够比较早地从危机中爬出来,甚至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这一系列问题并不随着危机的爆发性的逐渐减弱而消失,相反,随着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变异,它们变得更为深刻和严峻。为此,2009年9月27-29日,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牛津大学迁移、政策与社会研究中心和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在上海联合主办“风险,金融及现代化”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二十多位学者就金融危机深入交换意见。与会者的共识之一是,所谓虚拟经济的泡沫背后,其实是实体经济的问题,而危机从美国发端,更表征了世界政治经济不平衡的深患。而且,其背后却更纠结着社会历史和政治制度转变(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在当下社会的深刻困境。研讨会的论题范围相当广泛,这里谨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想象”的两篇主题发言整理发表,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本文最初发表于《热风学术》第四辑。

 
 

 

全球性风险中的想象的共同体
 

乌尔里希·贝克(慕尼黑大学)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发展跨文化和跨文明世界的对话和合作。我将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提出这一问题:全球风险不仅意味着可能出现人类的未知灾难,同时,也正因为这一未知的机会,还将创造出超越边界的合作的构架和机构。这一机遇之窗是金融危机的另一面,也是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威胁和非典型肺炎、甲型流感病毒等的另一面。因此,全球风险社会自身的反应也开启了一个“世界性时刻”,一种“世界性趋势”。为了使用社会科学的术语来定义这一趋势,我们需要澄清通常从哲学的抽象层面形成的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概念的误解。

 

首先,我要质疑关于社会和政治学的最强有力的信念之一: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它将社会行动者和社会科学家捆绑在一起。简而言之: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假定,国家、民族和社会是现代世界“自然的”社会和政治形式。在欧洲,社会学的兴起是与民族国家的崛起、民族主义和国际政治体制一块儿出现的。在中国,你们可能有着不同的传统,但我们都知道,欧洲社会的概念是如何进入美国社会学的——当然,也可能是反之。在社会行动者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这一历史联系,造成了方法论的民族主义的公理化。这不是一个浅层的、轻微的错误。因为它既包括数据收集和数据生产的常规,也包括对现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生产,如社会、社会不平等、国家、民主、想象的共同体、多元文化主义等。它阻碍着我们对世界性因素的理解,正如在亚洲内部以及在中国、美国、欧盟、非洲等地之间日益增加的跨国合作所显示的那样。

 

其次,我建议区分哲学意义上的规范的世界化,和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案中的、实证分析的世界化,二者有根本区别。我们可以将“全球化”一词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否认;第二阶段,概念完善和实证研究;第三阶段,“世界化”。主流社会学的最初反应是否认全球化的事实或否认与全球化的关联,并声称在社会科学日程上以“全球化”为标题的研究没有产生任何历史性的新东西。但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现在,绝大多数领域的社会科学家开始抓住全球化现象来进行概念分析,并把它们置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证的意义之中。概念的完善揭示了在其形成过程中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图景。其主要特征是相互联系,这意味着全球人民的依赖与相互依存关系。实际上,整个的人类经验和实践的全景都会多多少少受到世界巨大的相互关联性影响(这不能与世界体系和依附理论相混淆)。

 

到了三阶段,全球相互关联的不受欢迎的后果愈益明显:“全球他者”终结了,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之中。这样就出现了世界主义和实际存在的世界化之间的区别。在康德式的哲学意义上,世界主义是指积极的事物,一项任务,一种自觉和自愿的选择,很显然,这是精英的事务。我更愿意谈论世俗和日常的世界主义,关注这样的事实:在日益增长的世界化的同时,出现了不受欢迎和难以观测的负面现象,这些现象在规范意义上是不会被视为“世界的”。这种“陈旧的”和“强制的”世界化的背面或反面,是暗藏的牢固的国家性的空间、司法与标识。国旗继续升起,民族性的态度、身份和意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世界化可以作为许多领域的研究对象:移民、社会不平等、家庭、科学、国家和国际关系。当遇到全球风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为的不确定性时,世界化就会更为明显。这可以从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亚洲国家或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的后果中得到证实:全球经济复苏依赖于新的美国和欧盟向中国的靠近。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新的。在这关系的核心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平衡:中国曾经需要美国的市场,这多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但现在,权力的平衡关系已经改变,无论是否选择承认其影响,美国需要中国的程度与中国需要美国的一样。

 

最后,面对这种新的全球风险(如经济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威胁)的局面,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构建与全球风险相关的“想象的世界共同体”的概念。我分八个方面来谈。

一,全球风险的特质创造了一种新的“世界性文明的共享命运”, 或一种新的全球性文明,虽然它在现代化的不同语境和道路中,具有相当不同的意义。风险不再是一个社会的,而是全球的,以前我谈“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现在我把它扩展为“世界风险社会”(World Risk Society)和“风险的世界”(World at Risk),这是一种由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三者混合、互为因果的全球性风险。

 

面对这个人类文明所制造的危险世界,诸如内部和外部、国家和国际、我们和他们的老式二元论失去了其有效性,而世界主义的想象的共同体则成为基本的存在。这开创了一种可能性:世界风险社会的“人为的不确定性”和“人为的不安全性”,促进了跨国行为的自身反省、全球合作与全球的协调回应。当然,同一过程也可能导向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

 

具体来说,金融危机已经使公众产生了对相互关联性的意识,也开启了中美关系中的“世界性时刻”。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不习惯于平等地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但现在,奥巴马政府已经具有或可能具有一种“世界性视野”:它承认美国的权力不再如往日般辉煌,并开始进行自身政治方向的转型,根据与其他国家的协商来回应全球性挑战。

 

应当记住,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它正在承受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所谓中国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脱钩”的魔力,已经被证实是一种幻象。这是“世界性规则”:没有各地国内经济的恢复,就很难有与之紧密联系的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的复苏,而这需要一种新的全球合作。

任何全球性经济的复苏都取决于一种全新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它有世界性视野:承认发达国家的衰退和发展中世界的崛起,尤其是中国。这需要美国部分人士具有一种谦虚的态度,认识到必须与一批新的资金管理者特别是中国,共同分享权力。如果美国和欧盟不走这条路,那么保护主义会抬头,贸易战和第二次经济大萧条的可能性会增加。

 

任何解决方案的关键都不只是简单地继续维持中国和美国的积极关系,而是双方的世界性视野。中国是否具有全球秩序的视野?在使世界成为更美好的地方时,除了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还包括在其他方面来定义中国的未来角色。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作,而且是一种意在改变体制结构的转型的合作。与很多跨文化对话的方法不同,世界性视野主张自我理解的转变,而不仅仅是对其他观点的更好的理解。

 

二,我要强调,一旦意识到“世界风险社会”,就意味着我们知道有危险和灾难。这意味着可以预防。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那些风险通常又是无形的,是人为的,因此难以计量,难以防护。因此,察觉它们的存在和实施政治预防,就取决于它们在“知识”中是如何被定义以及如何被争论的。也就是说,全球风险是社会地建构和定义的,它们的存在表现为(科学的和替代科学的)知识的形式。更进一步说,全球性危机非常依赖于全球的新闻媒体。确实,当全球性风险在媒体中传播时,它们就成为具有潜在爆炸力的世界性事件。

 

既是全球的,又能像金融系统那样在现实中运作的唯一机构,就是大众传媒。正是世界媒体和不同国家的新闻媒体通过大量的报道塑造了对问题的意识,即:他们所描述的全球以及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后果。有趣的并不是媒体报道,也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受众以一种全球的感觉来理解媒体的报道。他们产生了一种意识:远方的陌生人和自己一样面对同一事件,抱有同样的恐惧和忧虑。陌生人成了邻居!

 

从“公共领域理论”的角度来看,公共领域仅在公共交往的焦点中才出现。人们在作决定时可能彼此漠不关心,直到他们开始相互交流并意识到决定存在着某些有疑问的后果时,才猛醒过来。正是交流动摇了他们,使他们跳出自满的现状,开始为此忧虑。也正是交流使他们走出冷漠,开创了一个公共领域和一个可能的行动共同体。正是全球风险——或更确切地说,是全球风险的传播和感应——创建了超越各种界限的想象的共同体。

 

三,世界化的关系绝不是不可避免的或单线的;恰恰相反,世界化导致了再国家化(re-nationalisation) 和再族裔化(re-ethnicization)。

 

“想象的全球风险共同体”并非“想象的共同体”。当今世界的共同问题是:如何摆脱世界化的强迫性,如何保有“国家”的确定性和限度?为此,有必要进一步细究:在什么条件下,客体共同分担全球危机的命运,却(或在一定程度上及暂时地)不产生想象的世界共同体?又是在什么时候,想象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会得到巩固?

 

必须指出两点:首先,是精英决策者决定如何应对全球风险,这个制度性逻辑的副作用是:主要是其他人承受此种远程决策的负面后果。其次,如果全球风险中的政治力量是在大众传媒的基础上出现并发展的,那么,对全球风险有塑造力的共同体是靠不住的,一旦大众传媒的议题改变了,它就可能趋于崩溃。

 

所以,关键在于,当现实的“世界化”逼迫人们趋向“世界性”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要生存,都不能避免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事实的情形是,特殊的国家和个人利益,与实质性的因果链条的结合,在国家和个人最根本利益与新的广泛空间和为一切生存担负的责任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风险共同体的启动力量依赖于现实主义,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对受难者的同情、惋惜和怜悯。

 

世界共同体是在世界风险社会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斗争中,破除和克服民族内在观念,而逐渐形成的。尤其是,(存在于民族自身利益中的)民族相对主义,是使想象的世界共同体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成功只有一个严格且脆弱的条件:所有的行动者和组织能考虑到他者的反应和其行动对他者造成的影响。这在日常生活中不乏例子,如驾车人的行为。世界主义不是利他主义或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准确来说就是反映跨国国家的自身利益。反过来可以解读为民族内在的世界主义化。

 

四,我前面区分过简单的合作和变革性的合作:前者使参与合作的国家角色大体上未受影响,后者则改变了国家角色。全球风险的影响时间越长,各国参与合作的动力越大,国家本身的偏好越可能由此得以改变。欧洲就是典型的例子。欧盟为气候变化政策树立了模式。气候变化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方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从各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不能将其理解为一次性的合作行为。为了行之有效,气候变化政策不得不改变政府权威和国家主权的形式。民族国家成为跨国国家,这意味着民族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发展和实行反身性的自我约束策略。为实现民族利益最大化,需要克制行使保留的主权。

 

在我的发言的最后部分,我想触及一个问题:日益兴起的全球风险共同体在亚洲的背景下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不是合适的人选来回答这一问题(在座的有更多有能力的人来回答),我的观点中无疑有着欧洲的偏见。但是我想以两个观察来激发我们的讨论:

 

1)在亚洲更坚持国家主权,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亚洲的民族主义阻碍了世界主义的发展,在亚洲,世界主义仅仅是毫无实据的想象。历史地看,世界主义起源于19世纪民族解放的情境中。理论地看,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互补的和相互包含的。的确,亚洲的晴雨表表明了亚洲区域一致和国家一致之间的积极关联,亚洲区域的高度一致与国家的高度一致密不可分。中国寻求民族利益会对世界主义产生影响:例如,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峰会上宣布,到2009年对非洲的援助翻一番,并投资50亿美元。20072月访问非洲八国时,胡主席免除了喀麦隆的债务、苏丹1900万美元的债务、利比亚1500万美元的债务和莫桑比克1500万美元的债务。这一行动的意外结果是促进了世界主义世界观的发展和世界再分配公平的部分实现。

 

2)世界主义的驱动力不仅仅来自移民和民族国家,也来自非政府组织和学者。亚洲日益民主化就是广泛地追求民主的见证。亚洲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民主社会的普及,这与财富的创造和城市化密切相关。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和亚洲学者寻求国际联系和区域合作,甚至是在重新定义国家一致、挑战WTO的规则和创建新型的世界社会契约这些最棘手的领域。

 

(刘薇薇、赵  威、闵冬潮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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