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冰純:“沒有保障的馬克思主義”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孟冰純:“沒有保障的馬克思主義”
孟冰純:“沒有保障的馬克思主義”
霍爾對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啟示
关键词:克思 孟冰純
對霍爾來說,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考察這些並沒有必然聯繫的意識形態元素,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以什麼方式被接合成連貫的話語體系,又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被打散,從而無法言說。較之中國政治課本裡「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之類的教條,接合理論追問的並不是主體怎樣以必然屬於他們的方式思想,而是一種意識形態如何發現它的主體,或者用阿圖塞的說法,就是通過「詢喚」使特定的主體意識得以確立。
2014210日,英國左翼文化研究的一代巨擘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病逝,享年82歲。《紐約時報》的訃聞標題稱霍爾為「研究多元文化影響的先驅」中文媒體反響甚微,只有鳳凰網發了比較詳細的報導,稱其為「當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國《衛報》的悼文由兩位學者大衛莫利(David Morley)和比爾施瓦茨(Bill Schwarz)撰寫,他們用了「文化理論家、活動家及《新左翼評論》創辦人」這三個頭銜來概括霍爾的成就Morley & Schwarz, 2014。新聞標題的差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霍爾在不同的政治語境中是如何被解讀的。美國媒體突出身份政治而絕口不提意識形態的左右之爭。中文標題以男權色彩的話語凸顯霍爾的學術地位(雖然正文中採訪的幾位學者都提及霍爾研究的政治性)。只有霍爾曾經的同事們點明了他與英國左翼政治的密切關係,而這也正是本文的切入點。在此我無意全面梳理霍爾的思想遺產,更不提倡以仰視大師的姿態,機械照搬霍爾的理論,而是希望把他「放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和汲取」(呂新雨語,見註腳二鳳凰網悼文)。實際上,霍爾本人對於學界經常賦予他文化研究代言人的身份這一點,充滿警惕和自省意識。他曾不止一次強調,自己不希望以父權姿態監管文化研究的核心與邊界Hall, 1992, p. 277。同時,作為局勢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的宣導者, 霍爾深知他的觀點與論據都植根於英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語境,任何翻譯與移植,都需要經過「不斷重新接合,納入新語境的過程」Chen, 1996, p. 393

  我將首先辨析霍爾的文化研究與馬克思主義充滿張力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在中國語境下的意義。其次,對馬克思主義議題的梳理,引導出文化研究中的兩個理論關鍵字:意識形態與接合。霍爾對於這兩個概念的闡釋借鑒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阿(Louis Althusser)和拉克勞Ernesto Laclau,從而超越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文化及上層建築的經濟還原論視角。雖然出於不同原因,意識形態與接合在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討論中並不醒目,但我認為它們有很大的理論潛力並可以與局勢分析相結合帶來的洞見。最後,透過霍爾一以貫之的政治介入立場,我試圖反思更基本的問題—文化研究真的重要嗎?為什麼?在霍爾看來,文化研究絕不是學術圈裡賣弄聰明的智力遊戲,而應致力於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理想。 

 

壹、「後」馬克思主義了嗎?

201412月,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組織了為期一周的各類學術活動紀念霍爾,並將學院的新教學樓重新命名為斯圖爾特霍爾大樓。在最後一天彙集了各國知名學者的研討會上,英國媒介政治經濟學家詹姆斯卡倫(James Curran率先發言。卡倫教授先是半開玩笑地說,現在斯圖爾特也去了海格特公墓,而且跟馬克思相距不遠,他們終於可以繼續那些未竟的爭論了。然後他話鋒一轉,指出約翰亞康法(John Akomfrah)廣受好評的紀錄片《斯圖爾特霍爾項目》(The Stuart Hall Project)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沒有點明斯圖爾特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以這樣的論斷為當天的討論開場實在頗有意味,因為霍爾的學術生涯從一開始就與馬克思主義有著密切聯繫,而英國文化研究的學術定位又是在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不斷批評和超越中才得以發展。這種充滿張力的關係既確定了霍爾的政治座標,又成為他不斷豐富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及意識形態理論的思想動力。

事實上,勞倫斯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1986年那篇頗具影響力的〈歷史、政治和後現代主義〉一文中,向其時不甚瞭解霍爾的美國學界介紹他時,正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界定「英國文化研究」的。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理解。首先是霍爾的成長經歷和思想發展軌跡。身為有色人種,來自殖民地的霍爾,1950年代在牛津求學期間,與周圍的白人精英圈子格格不入,對少數族裔及其他弱勢群體的認同則日益強烈。離開牛津後,霍爾加入《新左派評論》,和當時英國左翼知識界的領軍人物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E.P.湯普森E.P. Thompson等共同奠定了這份至今在英語國家知識份子中仍極富影響力的進步刊物。對於這段學思歷程,羅世宏2014有專文論述,這裡不再贅言。其次,霍爾的理論探討和經驗研究大都圍繞著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議題,比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比如意識形態問題,比如社會結構及生產方式與文化的關聯,比如不同歷史語境下的世界觀的發展。雖然他深刻意識到傳統馬克思主義在解釋文化及思想意識諸多問題上的局限性,但他毫不含糊地說「我仍然是在馬克思主義設定的話語範圍內進行思考」Grossberg, 1986, p. 58。霍爾將馬克思主義辨證的認知方式貫徹到自己的理論思考中:「只有那些你需要去與之角力的理論才是值得存在的,而那些你能夠流利宣講的理論並無價值」Hall, 1992, p. 280。他所宣導的文化研究,正是通過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角力才得以發展,「因為任何事物要想變得受歡迎,都需要經過一番鬥爭」Grossberg, 1986, p. 52。最後,比個人背景和學術議程更重要的,是霍爾對馬克思主義所代表的政治關懷和社會發展目標的認同。參加金史密斯學院研討會的,不僅有世界各地的學者,更有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們中好些人曾受惠於霍爾生前的文化實踐—比如他參與創辦的國際視覺藝術中心以及資助黑人藝術家的Autograph項目。霍爾認為,文化研究不應止步於批判資本主義的文化表徵及意識形態,它更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於提供新的語彙,新的思維空間,讓大眾得以想像一個更加平等,公義,包容的社會並為之奮鬥。文化研究學者應該做葛蘭西所說的有機知識份子,從資本主義霸權體系的內部,向大眾揭示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
 

也正因為如此,霍爾對於文化研究在美國發展成為象牙塔內的自娛自樂,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他認可後現代思潮及解構主義分析的思想貢獻,但認為「解構主義腹語術」deconstructive ventriloquism帶來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
 

完全背離文化研究的初衷。也就是說,儘管某些學者能用複雜精巧的語言對包括種族、性別、階級、他者、主導、邊緣等一切問題進行理論分析,但這種停留在文本和話語層面的文化研究,非但不會對現實的權力或政治形成任何有效干預,而且高度學院化的探討本身就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力機制,把學術與社會,文本與行動,知識份子與他們試圖影響的大眾割裂開來Hall, 1992, pp. 284-285。這種政治介入的指向,正與馬克思一脈相承:「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遺憾的是,中國學界對於霍爾,乃至對文化研究的瞭解,恰恰局限在文本和話語分析層面,並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傳統漸行漸遠。這裡有幾層原因。從引入中國的學術路徑來看,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主要是中文系學者的領地,並未與社會學、人類學、媒介研究等社會科學形成足夠的交叉整合,從而拘泥于從文本解讀「倒推」社會變遷,但往往忽略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對文本和話語的生產機制的影響。其次,文化研究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肇始於伯明罕學派,隨後在英美學界的發展就已經出現分化。雷蒙威廉斯和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等英國左翼學者對於大眾文化的關注,包含很強的階級意識。他們認為文化不應該由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精英壟斷,貼近勞工階級的通俗文化同樣值得重視。所以威廉斯才提出他著名的「文化即生活方式」的定義,大大擴展了文化的內涵。隨後霍爾領導下的伯明罕文化研究中心進一步對階級分析的視角做出補充,發展了立足於少數族裔和女權主義立場的批判性研究。然而在階級政治式微,商業大眾文化極為興盛的美國語境下,學者們大多摒棄了法蘭克福學派從馬克思主義視角對文化工業的批判,以承認商業化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為討論的起點。比如以約翰費斯克所代表的媒介文化研究,強調文本的開放多義以及閱聽人的主觀能動性,在商業流行文化中尋找解放的潛能。參照這兩股源流,我們不難發現,當霍爾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時,他的思想已經經過了美國學界的選擇性過濾,而過濾的結果又恰恰契合中國社會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政治及文化語境。在「發展是硬道理」代替「階級鬥爭為綱」,在媒介產業的運作全面進入商業化和市場化的節點上,中國的文化研究學者對霍爾關於政治經濟結構與意識形態關係的論述興趣闕如,而把焦點集中在他側重文本分析的表徵representation理論,及注重閱聽人闡釋能力的「編碼-解碼」說encoding-decoding,也似乎順理成章。
 

所幸,對霍爾的片面接受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文化與媒介研究在中國的徹底缺席。以趙月枝、呂新雨、戴錦華等為代表的一批左翼學者,儘管未必援引霍爾,但堅持階級視角及政治經濟分析對於解讀文化現象的重要性。呂新雨對「新紀錄運動」的考察,從一開始就既包含對紀錄片內容的解讀,也關注紀錄片的生產機制,這兩方面的問題共同指向對媒介市場化帶來底層民眾缺位元和失語的批判Lü & Zhao, 2010。這呼應了霍爾所宣導的,文化研究應當立足於辨識普通民眾的主體性:「沉默的大多數確實在思考,如果他們不發言,那可能是因為我們禁錮了他們的聲音,剝奪了他們言說的手段,而不是因為他們無話可說」p.140。呂新雨將王兵的【鐵西區】置於當代政治經濟大背景下的闡釋,更是借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奇關於歷史與階級意識的論述,從這部不動聲色的紀錄片裡,讀出中國工人階級命運起伏的驚濤駭浪Lü, 2005。類似的,戴錦華多年來對中國電影的跟蹤評論,在細讀鏡頭、機位、構圖、剪接等電影語言的同時,也始終著眼於勾連電影文本與產業結構乃至更加宏觀的社會、政治、經濟語境。比如她分析電影【鋼的琴】,並沒有停留在敘事手法和美學風格,而是將影片中下崗工人在廢棄的廠房裡合力打造鋼的琴,看作對資本主義邏輯的拒絕和對擺脫異化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頌揚。電影結尾鋼琴的製造者們成為演奏者,向我們展示著一種「『另類價值』和『另類可能性』如果不能認同昔日革命的形態、昔日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那麼我們需要想像,需要去建構,哪怕從烏托邦開始,從願景中去」。烏托邦的敘事源於對現實的不滿,引導對未來的想像。文本和話語不僅僅來自實踐,更有可能影響和改變行動,從而變成「實體性力量」(material force。然而,正如趙月枝所言,關於中國的媒介與傳播研究(包括中國和非中國學者)始終有很強的「階級偏見和都市-沿海傾向」Zhao, 2010, pp. 546-548。市場化的媒體服務於有購買能力的都市中產階級, 工人、農民變成了被遺忘的人群,成了大眾媒體中被表現的「他者」,而不再是主體性的存在Lü & Zhao, 2010, p. 11。階級話語讓位於「弱勢群體」、「草根」之類的去政治化標籤,而後者有限的批判力量往往被商業邏輯輕而易舉地消解,成為中產階級消費與憐憫的對象(參見王洪喆,吳靖,2013)。在這種時候,一面重新審視霍爾及他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一面揚棄中國語境下陷入庸俗,僵化,或淪為政府宣傳工具的馬列主義教條,就格外重要。

 

貳、意識形態、接合與中國夢

要想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下啟動霍爾學術思想的政治維度,就需要闡明兩個相互關聯的核心概念—意識形態(ideology與接合(articulation。霍爾與馬克思主義最初的交鋒聚焦於意識形態問題。眾所周知,馬克思本人的畢生精力主要用於批判分析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對文化和意識形態問題著墨不多。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對意識形態的有限探討,也主要集中在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如何維繫資本主義運作,並被工人階級內化為所謂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因此多帶有貶義。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構成最終由經濟基礎決定,故而提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思想。霍爾汲取葛蘭西、阿圖塞、以及拉克勞的思想遺產,大大擴充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他將意識形態的定義拓展為「不同階級和社會群體用來理解、定義和說明社會運作方式的思維框架,包括語言,概念,類別,圖景以及表徵系統」Hall, 1986, p. 29。這一定義可以從幾個方面闡發。首先,既然各階級都需要依靠語言和思想理念來發展認同,把握世界,那麼任何社會都存在意識形態體系的衝突和鬥爭,即便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也並非一成不變地附著於經濟基礎,而是始終處於動態的演化之中,故而是「沒有保障的馬克思主義」Hall, 1986。其次,意识形态是一个多维度的意义系统,并不局限于对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理解。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符碼、敘事、論述乃至認知框架都是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些也正是文化研究的分析對象。再次,由符號和話語組成的意義系統和經濟結構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辯證關係,但又不是機械對應的。在這個問題上,霍爾一方面整合了話語理論,心理分析以及後結構主義的洞見,另一方面,他在2012年接受美國學者瑟加利(Sut Jhally的訪談時明確表示,對於文化研究的事業來說,比沉迷理論脫離實踐更具破壞性的是「在批判經濟還原論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以至於完全忘記了經濟結構這回事 !早年跟格羅斯伯格的對談中,霍爾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相對於向下還原的經濟決定論來說,完全專注於話語的分析方式是一種上行的還原論」Grossberg, 1986, p. 57

那麼在這樣的分析框架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聯究竟如何建立又如何演化呢?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將注意力投向霍爾的另一個理論關鍵字:接合。霍爾對這一概念的闡述和運用借鑒了阿根廷裔政治理論家恩斯特拉克勞。拉克勞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政治與意識形態》一書中提出,意識形態的話語構成並不是既定的,不僅意識形態體系各部分之間並不具有天然聯繫,而且這些組成部分與社會關係尤其是階級結構也並非一一對應Slack, 1996, p. 119。「一個階級領導權的確立,並不在於把統一的世界觀強加於全社會,而是通過把不同的願景以某種方式結合起來,從而消解它們之間的矛盾與對立」Laclau, 1977, p. 161

對霍爾來說,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考察這些並沒有必然聯繫的意識形態元素,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以什麼方式被接合成連貫的話語體系,又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被打散,從而無法言說。較之中國政治課本裡「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之類的教條,接合理論追問的並不是主體怎樣以必然屬於他們的方式思想,而是一種意識形態如何發現它的主體,或者用阿圖塞的說法,就是通過「詢喚」使特定的主體意識得以確立。相對於馬克思著名的意識形態即「虛假意識」的論斷,霍爾並不認為這個概念天然帶有貶義,反倒有賦權(empowering的一面,因為意識形態可以幫助人們解讀自身的歷史境遇,而這種解讀並不能簡單歸結於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Grossberg, 1986, p. 53。因而在實際政治鬥爭中,意識形態不是需要被打碎的幻象,而是如葛蘭西所言,爭奪領導權的重要陣地。

霍爾利用意識形態與接合理論做的最經典的分析,自然非「柴契爾主義」莫屬。他在與瑟加利的對談中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不無自豪的說,那些執迷於量化分析統計模型的社會學家們,沒有一個能在柴契爾當選之前,就預言她一手打造的「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將從此對英國政治產生決定性影響。從與同事合著的《監管危機》Hall, Critcher, Jefferson, Clarke, & Roberts, 1978中對七十年代初期英國政治和社會局勢conjuncture的分析,到1979年初發表的《偉大的右行表演》Hall, 1979中明確使用「柴契爾主義」,霍爾辨識出今天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主要成分: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經濟上推崇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場,社會政策方面削減福利和公共開支。柴契爾一方面說「根本就沒有社會這回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 另一方面用「國家」,「人民」之類的民粹色彩語彙代替「階級」和「工會」從而成功地感召各階層選民。這似乎完全印證了拉克勞的觀點,確立階級領導權,就是要把不同世界觀之間的矛盾消解之後再接合起來。

反觀當代中國,矛盾和反諷俯拾即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從無產階級先鋒隊搖身一變為官僚資本家的黨內精英,社會保障體系全面潰散,貧富分化日益加劇的社會主義國家,名義上是國家主人實際卻淪入底層成為「弱勢群體」的工農階級。對政權而言,如何在這樣的語境下維繫意識形態的領導權,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從「白貓黑貓」說,到三個代表」,從「和諧社會」 中國夢」,中共幾代領導人試圖用去政治化的言說方式, 雜糅民族主義(比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發展主義(比如科學發展觀),既規避政治經濟結構的諸多矛盾,又為自身的合法性找到依據。然而正如霍爾、葛蘭西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所言,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並不天然地屬於統治階級。作為當代社會最重要的文化生產機構,市場化後的中國媒體早已不是政權的傳聲筒,而是在相當程度上臣服於資本的邏輯。商業化媒體既得益於市場經濟體系,又對政府管控多有不滿,因而接合出一套國家=專制=踐踏人權,市場=自由=解放個體的二元話語體系,卻「順便」忽略了市場與國家在中國語境下的相互依附(汪暉,2006Zhao, 2000, 2003。在這套帶有市場原教旨主義色彩的話語體系中,效率優先於公平,競爭優先於合作,私有產權優先於公共性,財富等於成功,消費即是參與,正與美國所代表的全球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全面接軌。可以說,從真人秀的「夢想敘事」,到「雙十一」的全民狂歡;從龐麥郎的滑板鞋,到屌絲殺馬特之類的網路新詞彙,當代中國很多文化現象都需要放在中國夢和美國夢既對立又重疊的動態關係中去解讀。

 

參、結語:從文化政治到想像另一種可能的生活

如果霍爾宣導的文化研究僅僅停留在文本層面的批判,那他還不會被冠以「活動家」的頭銜,也不會成為三十年來英國左翼政治的關鍵代言人 (羅世宏,2014)。在1960年發表的一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評論開頭,霍爾這樣寫道:我們的生活是被我們的同情心流動和收縮的方式決定的。很大程度上,這句話可以也概括了霍爾自己的思想和立場(Ali, 2014)。從早年抗議核武器擴散到主編《新左翼評論》,從創立伯明罕文化研究中心到通過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課程教育民眾,從解剖柴契爾的威權民粹主義到尖銳批評新工黨的向右轉,從支持2003年反伊拉克戰爭遊行到2012年分析倫敦東區騷亂的政治根源,霍爾的政治介入立場始終清晰如一。他的批判鋒芒直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的壓迫與不公,他的同情心流向邊緣和弱勢,流向被迫失語的大多數。

在這樣的政治導向下,文化不是錦上添花的裝飾品,而是鬥爭和衝突的重要場域,亦是催生進步力量的希望所在。正如Chen1991所言,當代社會的權力運作早已不僅是自上而下的強壓,而往往通過自下而上的建構方式滲透於無形。故而文化政治既不單純是民眾的自發實踐,也不是資本主義的簡單操控,而是介於二者之間,無時無處不在的活躍鬥爭。霍爾繼承葛蘭西和阿圖塞的觀點,認為政治經濟結構雖然為意識形態設定重要的界限和參數,但並不能預先決定文化政治的鬥爭軌跡和結果,所以新的話語空間,進步的社會想像仍有可能出現。這就是葛蘭西的名言,「思想上的悲觀主義,意志上的樂觀主義」的涵義所在。2012年霍爾接受《衛報》採訪時再次重申這個觀點,儘管此時年逾八旬的他承認自己對政治局勢的評估比從前更加悲觀:「別欺騙自己。先對當下的時局做出分析,然後再做意志上的樂觀主義者,堅信事情可以是另一番面貌。但別以樂觀的意志作為出發點,那就成了烏托邦的幻想」Williams, 2012
 

中國社會的種種,似乎也有足夠的理由讓人陷入悲觀主義的論調。在政權的壓制和資本邏輯的禁錮下苟且偷生的中國媒體,乃至更廣義的文化生產機構,究竟是否可能提供進步的話語空間,容納批判的反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文化研究學者應該如何參與激發並擴展這樣的可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們又應該如何在現存體系之外開拓新的話語空間,接合新的世界圖景,創造對另一種可能生活的想像?畢竟,「文化政治是產生理念的過程,並通過踐行新的理念或更新舊的理念,修改舊的政治路徑,創造新的社會力量」(汪暉,2014。一個更好的社會,始於進步的文化政治。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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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孟冰純2015)。〈「沒有保障的馬克思主義」:霍爾對當代中國文化研究

的啟示〉,《傳播、文化與政治》,1: 16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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