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讲座】吕正惠:战后台湾左翼思想状况漫谈(上) - 讲座与会议 - 当代文化研究
现场讲座与会议 【热风讲座】吕正惠:战后台湾左翼思想状况漫谈(上)
【热风讲座】吕正惠:战后台湾左翼思想状况漫谈(上)
关键词:台湾 左翼 思想
2014年10月15日,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吕正惠,在上海大学发表题为“战后台湾左翼思想状况漫谈”的演讲。活动由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教授郭春林主持。

 
文化研究·热风讲座

战后台湾左翼思想状况漫谈


 

演讲人:吕正惠

主持人:郭春林

【演讲者简介】 吕正惠,1948年生,台湾嘉义人。台湾大学文学硕士,东吴大学文学博士。先后任教于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2014年荣休。主要研究领域为唐诗、台湾现代文学。著作:《杜甫与六朝诗人》、《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小说与社会》、《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台湾文学研究自省录》、《CD流浪记》等。

【时间】10月15日周三下午14:00

【地点】上海大学新校区A602

【主办】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郭春林:我到上海大学主持讲座还从没见过如此盛况,济济一堂。我不知道来听的都冲着什么来的,是冲着吕正惠,还是冲着台湾,还是战后,还是左翼,还是思想。这里有太多关键词。但是不管怎样,人多就好。

吕老师在台湾很“孤立”,因为那里有分裂现象。统派/独派,深蓝/深绿之类,从政治上来讲,分裂还是比较严重的。吕老师是统派,坚决拥护共产党占领台湾,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派都承认一个中国,但里面也有差异。

吕老师的学术成就,在我所知道的老师、朋友中来讲,即使不能说著作等身,也很不少了。今年年初,台湾和大陆的一些朋友为他做了荣休纪念专辑,我没有荣幸参加,但看到一些材料,著作目录很长很长,主要是做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块。

本来他说要讲苏东坡,我说不行,我们得给你出个题目。因为现在大陆高校对台湾思想界的了解普遍比较匮乏,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同学对台湾的思想状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就给他做了一个命题作文。闲话不多说,下面欢迎吕老师给我们做报告。

吕正惠:大家好。刚刚郭老师说这是命题作文,的确是这样。原来我想讲古代文学,郭老师希望我讲台湾,我就讲讲台湾左翼。我没有特别准备,但对这个情况稍微熟悉一点,所以可以谈一下。

左翼是现在流行的术语。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政治上就开始分左右,但那时候跟现在说的不一样,现在说的,偏向社会主义思想就说是左翼,偏向自由主义思想就说是右翼,当然还有更右,比如说法西斯思想。我就按这个意思来讲台湾社会主义思想的状况,重点放在战后。

但谈台湾的左翼思想一定要追溯到战前,大家才能比较理解它的演变,所以我就先简单讲一下战前的情况。

我们知道,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1945年收回,所以它沦为日本殖民地整整50年。这50年里,台湾的殖民状况怎样的呢?

台湾大部分是农民,农民中大部分是佃农,绝大部分土地都由地主占据,这个状况跟台湾的开拓进程有关系。

原来汉人并没有住在这个岛上,从明朝起,汉人逐渐移居到台湾去。但那里本来全部是原住民住的地方,原住民不太种田,只是狩猎采摘,小规模地种点小米,生活很简单。所以台湾基本上是草地、野地和山林,汉人去后,需要很辛苦地开垦。

汉人的开垦和他们祖籍地的状况有关。福建和广东多山,田地少,所以很多有钱的大地主,就出钱招募贫农,提供农具、耕牛,由这些贫农开拓。开拓好了这个地就算出资的大地主的,开拓的农民都是他的佃农。他可能不是一个人出资,比如有的人出多一点,有的出少一点,所以台湾以佃农为主开拓后形成的佃租关系是很复杂的。理论上讲,土地可能不完全是我的,下面有三个小地主,小地主再分租出去。所以要解决台湾的租佃问题很麻烦。因此地主是少数,佃农是多数,当然也有自耕农,但是佃农为主。

日本占领台湾后,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

日本占台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军事上的。太平洋战争时,台湾是日本的根据地。日本攻打菲律宾的飞机是从台湾起飞的,不是从琉球,也不是从日本,因为台湾到菲律宾最近,台湾南部接着菲律宾,所以日本是有充分的海洋战争考虑才需要台湾。

但日本人到台湾后考察各方面状况,发现当地非常适合搞农业,所以也要剥削农业资源。

首先,台湾的土地很肥沃,基本没有用过,所以农产品产量非常大,最南部的地方一年能种三季稻,台中以南就是两季稻,台中以北是一季稻,粮食产量很丰盛。

第二,台湾很适合种甘蔗,台湾的蔗糖非常有名,在清朝末年,台湾的蔗糖是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我小时候还看过种甘蔗,台湾的甘蔗品质非常好,可以换来很多外汇。

第三,台湾山林里面有一种独特资源——樟脑。因为台湾的原始森林都没有开拓,所以樟脑产量非常高。(观察者网注:日本占领时期,还成立了“台湾樟脑局”,负责管理樟脑专卖事务。)

第四个就是林木本身。阿里山在日本人没有砍伐之前,一千年以上的树木到处都是,但后来全部被日本人砍光了,那么多“台湾神木”啊(观察者网注:台湾神木是当地特有的古老树种,树皮带红褐色,学名“红桧”)。总之,日本掠夺了大量台湾的农产品和森林产品。

日本人没来之前,台湾的佃农受地主剥削;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们当然还要再剥削一次。他要甘蔗要米,要地主交多少,地主只能乖乖地交上去。日本人收的那一份自然只能让佃农来承担,所以加重了对佃农的剥削。

台湾的佃农非常苦。还有一方面也比地主时代更糟糕——没有自由市场,所有的甘蔗都由日本人统购统销。表面上有自由,其实没有,因为甘蔗是卖不出去的。日本人先用自己的大糖厂打倒台湾地主的小糖厂、糖铺。之后,所有的甘蔗全部由日本人的制糖会社来收购,价格是他定,斤两是他测。

台湾在“日据时代”有个很出名的小说家叫赖和,他写了一篇小说叫《丰作》,讲台湾蔗农受到的剥削。他这样描写日本人如何偷斤两:一百斤甘蔗说有七十斤,你没办法跟他讨论,他说多少就是多少,而且要用他指定的价格收购。所以台湾农民是很苦的。

 

 

 

 

当反抗日本人的时候,有两种反抗方式。一种是民族主义的反抗方式。台湾的地主大都有民族主义思想,因为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吃了很多亏。他们受过教育。但这个民族主义思想基本上跟农民的关系不大。因为农民最迫切的感情就是(感觉)他们生活很苦。那么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分两个类型。一种是家里勉强能供他们到小学毕业,因为日本人在台湾设的学校并不多,他并不想让台湾人受到很好的教育。因为日本从英国殖民印度中学到的经验。

英国教印度人读书的结果是印度到处是民族主义者,所以他知道不能让台湾人受到太多教育,能够读完小学就不错。读到小学毕业以后,基本上可以到比较偏僻的地区当老师,这些人本身家境就不是很好,所以他们比较有正义感,他们在乡下学校教书的时候看到农民生活很艰苦。同时他们读日文书,二三十年代日本的左翼思想也很普遍,所以他们吸收到左翼思想,因此就出来领导,“(对农民说)你们太苦了,你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教你们怎么办”就组织农民,在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上称为“农民组合运动”。“农民组合运动”实际上就是小知识分子带头领导农民起来抗议日本剥削。

这个运动在三十年代的时候非常兴盛,因为农民活不下去没办法,就变勇敢了。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第二种是来自于地主阶级。有些地主到日本、东京去读大学,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这些人当然比较有良心,回去看到自己的佃农生活是那个样子,问心有愧,因此产生强烈的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台湾信仰社会主义的地主是不少的。后来这些人本来要组织台湾共产党,但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党的分部是以国家为单位,比如所日本共产党、朝鲜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说你们台湾现在政治上是属于日本的,所以你们只能成立日本共产党台湾支部,所以日本共产党就派了一个代表,带着钱,来台湾跟台湾左派一起组织日本共产党台湾支部。日本管国家安全的人当然知道这个消息,即使那个日本共产党的领袖化了妆,他在基隆登岸的时候还是被谋杀了。

所以台湾的共产党就没钱组织了。后来有一部分人逃到大陆,共产国际就说,既然日本共产党出了问题,那就请中国共产党帮忙一下,所以实际上,日据时代的台湾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帮忙(建立)的,可是很难活动,30年代的时候日本下令逮捕所有台共党员,很多人被逮捕,也有很多人逃到大陆来。在台湾被逮捕的人,一部分死在监狱里,一部分人日本人看到快死了就放回家去,回到家里不久就死了;还有一部分人写了转向书,就把你放掉;还有一部分人不肯写转向书,就一直关到台湾光复才出来。因为台湾四面环海,逃不出去的。所以在日本的大肆逮捕之下,台湾共产党全军覆没。

现在就可以讲到战后了。战前社会主义时期,很多人不一定是共产党党员,可是本身就有社会主义思想。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手。当然共产党也要派人活动,台湾不能全部被国民党拿去。所以共产党华东局派了四个人来台湾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派去的主要领导有四位,等一下我会讲。然后他们就开始发展地下党员,省工委的地下党党员,据一些活下来的老前辈告诉我,到“二二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不到一百人。“二二八事变”发生以后,人数急剧增加。这是共产党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除了组织地下党,还有很多间谍、卧底,有些被国民党抓住枪毙的,其中有一个国防部副部长叫吴石,福建人,近几年公布了他的事迹,大陆还纪念他。他就是埋伏在国民党国防部里的高级将领。后来被抓到。所以除了省工委的系统之外,当时还有社会部,当然军队也有派人过去。到1949年,国民党全盘败退到台湾以后,国民党当然知道这种状况很糟糕,当时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也不清楚,美国好像也是要放弃国民党。但很快1950年爆发了韩战,台湾一下子就变得很重要。这时,美国就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也就是说美国介入中国内战。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两岸在打仗还没有分出胜负你帮一方去消灭另外一方,这就是外国势力介入中国问题,事实上是美国介入中国内战。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海军和空军能够登陆台湾,所以就没办法统一,解放台湾的工作就没办法实现,两岸就对峙。

美国把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之后,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就开始整肃。我们把它叫做“白色恐怖”,其实它有一个法律名词叫做“台湾省战时戒严令”,就是说国共还处于战争状态下,在这个状态下实行军事戒严令,不是实施宪政。1949年年底,几月份我忘记了(观察者网注:1949年5月19日)开始颁布戒严令,49年之前就有人不小心被抓到,关起来还没有审判。戒严令实施以后,就非常严厉的搜查岛内共产党地下党、间谍以及同情共产党的人。从1949年年底开始做这个整肃工作,我们把它叫做“白色恐怖”。这个戒严令是在1949年年底公布,到1987年年中才撤销,也就是说台湾国名党政府在台湾实行了38年军事统治,不是实行宪政。

大陆不是喜欢讨论宪政吗,所以我要讲清楚,我们1987年之后才实行宪政,以前都不是,包括不能组织反对党,不能办刊物,没有言论自由,各方面都是根据戒严令来的。那么逮捕活动的高潮是1949-1954年左右,国民党在开始时恐怖统治的时候,逮捕和杀害的人数众说纷纭,因为国民党从来没有把这些东西完全公开,我们拿到的资料都是通过个人努力偷偷拿到的。我认识一些地下党没被枪毙的老前辈在搜集这些资料,其中一个我认为比较可靠的资料讲给大家听一下,大概从1949年开始,到1987年解严,国民党军事逮捕人数大概有14万多,枪毙超过一万。找得出名字的一千多人。这样就把台湾的左翼思想彻底断根。蒋介石宁可错杀一百,绝不放过一个,所以逮捕波及的范围非常大。我们这些老政治犯被关在绿岛,他们在绿岛里互相学习,所以叫“老同学”,“老同学”说,刚开始的时候是四个人枪毙一个,后来是三个人枪毙一个,再后来高潮的时候是两个人枪毙一个。三个人枪毙一个是什么意思?因为共产党是三个人一个小组,小组长要枪毙,所以枪毙比例非常高。

根据国民党当时透露的资料,大逮捕以后,到军法审判,(被审者)正式承认是地下党党员的,大概有一千出头。正式党员至少三分之一被枪毙。被冤枉的就太多了。当时有一个法令叫“知匪不报”,你知道他是一个共匪而不汇报,视同共匪,所以知匪不报可以判十年。(比如)我知道我被列入逮捕名单,我逃到郭老师家吃一顿饭,后来被抓到了,就开始严刑拷打,说出到过哪些地方,只要我说出来,那郭老师至少判十年。所以当时被牵连的人非常多。你们都不知道,国民党在我们这种本土台湾人心中有多么罪恶,所以当你们都在称赞国民党的时候,我绝对不吭声,不反驳已经很客气了。很多台湾人因此家破人亡。凡是被牵涉,痛苦无法诉说,因为接下来就是找不到工作,只要你涉及政治案件,你出来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工作,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创业,或者必须寻求一种不需要人雇佣的工作,这种工作哪里找?其实并不多,这就是白色恐怖。

 

 

 

 

这样像梳子一样把台湾各种主义梳过好几遍之后,你说还有什么人敢有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基本上从1950年开始,到1960年代中叶,台湾思想界很单纯,你即使心里有社会主义思想也不敢讲出去,因为讲出去就有人会知道,因为是这样子,第一,检举就有奖金,还有一种更恶劣,比如说我检举郭老师,我知道他很有钱,所以我说他参加过共青团,他被抓了,我就能分他一半财产,所以为了分财产当然就检举有钱人,只要检举成立了我就能分他一半财产。这样就使得即使你心里有想法也不敢说。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台大中文系的,有一门政治课,讲三民主义,中文系、历史系、考古系三系合上,一百多人在一个大教室。三民主义的课我们是都不听的,因为那个教授讲得很差,三民主义也没那么差啦,只是他讲得太差,大家都在打瞌睡。那个教授说我一个学期点两次名,点到一次补考,点到两次当掉,所以没有人敢旷课。

那个时候考古系有一个同学跟我们同班,长得很胖走路很慢,他每次上课必定迟到,没有一次准时,那个教室有两个门,一后一前他一定从前门进,而且走过讲台的时候一定会横着眼看那个教授一眼,然后绕过去坐下来,我们都非常佩服啊!觉得这个同学好了不起,其实我们都很讨厌那个教授。到了下学期,突然意识到胖子好像没来上课,“好久都没看到胖子了,不知道他怎么搞的?“被捕了被捕了,小声点。”他跟陈映真同案,被抓了。你就可以看出我们校园里面大家都提醒提心吊胆,参加社团活动或是讲话都很小心。因为我们知道校园内一定有很多“细胞”(注:此处指校园卧底),这个当时我听别人讲都不相信。后来1980年我在中山大学教书第一次上课,到这个学期期末我们系主任找我聊天:

“吕老师,听说你上课常常讲到苏联?”

“没有啊,怎么会讲苏联?”

“那怎么有学生反映说你上课讲很多苏联小说?”

“哦,他听错了,我说的是我们要看俄国小说,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

我们那个系主任是搞文字学的,他也不懂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旁边一个教授跟我一样是搞文学的,他说“吕老师最喜欢托尔斯泰,他上课讲很多托尔斯泰。”(系主任说)“那你以后少讲一点。”所以我以后上课就尽量不提俄国。(其实)那时候我班上有一个同学打报告(即告密),后来有学生跟我讲说是谁在打报告,我很意外,那是我最喜欢的学生,非常用功。后来一查才知道,因为他家里很穷苦,家境很艰难,很不安,所以学校的安全单位就找他负责听老师讲课。虽然我心怀不满,但我上课除了课程之外不谈其他东西,我只谈文学,我鼓励学生读外国小说这没什么错误嘛。这个故事就证明校内有很多“细胞”,老师上课上得小心翼翼。

我1967年进台大读大学,当老师是1980年,87年解严,我始终记得这个事件。所以有什么社会主义思想大家都不敢讲,心里有什么想法都不能讲,有几个名词是大忌讳,写文章绝对不能出现,一个是“阶级”,这个词写文章绝对不能出现。那怎么办呢?顶多用“阶层”,绝对不能用“阶级”。“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如果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批判,一定要说“社会主义批判”,这样才可以。我们还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在戒严时期的书刊管制法令里有一条,叫做“附匪”的,像郭沫若附和共匪,茅盾附和共匪,鲁迅附和共匪,还有“陷匪”作家,像沈从文朱光潜,他们思想没问题,但他们人在匪区,这类专家学者的作品一律禁止。所以我们台湾是长期看不到大陆学者、作家的作品。

郭春林:

我要做一点翻译啊,因为吕老师是正宗台湾本地人,台湾南部嘉义人,是绿营上比较集中的地方。他的这个普通话也就不太清楚。刚才讲的“附匪”,附和共产党的,比如郭沫若鲁迅,台湾称之为附和。“陷匪”,就是没有跟国民党一起到台湾的作家,陷落匪区的,比如沈从文。

吕正惠:

就是说我们看不到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专家和作者的作品,但我们可以想办法偷偷看一点,但这个要有胆量和判断。大学时代我们有一个香港侨生跟我讲,我有一本鲁迅的小说你要不要看,我听了很兴奋说好,你借我一个晚上。结果我拿回家以后心里怦怦乱跳,因为偷读鲁迅要送到绿岛去,所以我第二天赶紧还了,说你不要说我借过哦。

思想控制那么严密,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段时期是空窗期。也不是没有例外,比如说陈映真。陈映真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读到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因为国民党戒严的时候说有问题的书要交出来烧掉,可有些人舍不得交,总而言之,我当时读的建国中学旁边就是牯岭街,是台北市最大的旧书摊,旧书摊上可以买到沈从文的、老舍的这些没有什么问题的书,但茅盾的、郭沫若的、鲁迅的没有人敢卖。(书摊老板)看一看你,看你态度奇怪,陈映真就是这种人,他就问:“你想找什么?”“茅盾,鲁迅有没有?”“有有。”然后就带你到那个密室里面,所以陈映真花了很多钱在那个密室里面,连毛主席的东西都买到,所以他的思想就危险了。

当时有一批人在一起聊(交流)得很兴奋,越聊越兴奋,人数就越来越大,不久就被抓到了,因为里面已经有国民党的人,告密了。就有(国民党的)人专门去参加这种小群体,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人,不能马上抓,等到成型了定期举行读书会以后,就全部抓起来,陈映真就是这样被抓住了。所以说不是没有人(了解社会主义的东西),但这种人是少数的。

 

 

 

我是很幸运的,我是乡下人,很老实,到台北市没什么朋友,也没有人拉我进什么读书会,所以我安全走过那段时间。我思想转变的关键其实是保钓。因为国民党思想控制这么严密,台湾的学术也很单纯,台湾的很多学生读完大学都到美国留学,特别是台大,台大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好像每年前百分之零点几的学生才能考进台大,是最优秀的学校。台湾大学的毕业生百分之九十是到美国留学,我之所以没到美国留学是因为我家里太穷,不敢想,只要是公务员子弟都可以去美国留学,我爸爸是开计程车的。这些学生平常都是不过问政治的,很单纯,直到美国把琉球交给日本人管理。

其实琉球不是日本的土地,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琉球是在后来才被日本占领的,它是属于波兹坦宣言规定,要日本还出来的。所以琉球根本不是日本的,也不是美国的,只是把琉球交给日本管理而已。然后把钓鱼岛划入琉球的范围,但钓鱼岛根本就不是琉球的范围,钓鱼岛是台湾的,为什么呢?你去看地图就知道了。美国还没有把琉球交给日本管理之前,台湾的渔民都是到钓鱼岛捕鱼。特别是宜兰县那边的渔民。等到美国宣称钓鱼岛是属于琉球的,日本的海军就开始驱逐台湾渔民,搞了很久渔民才知道那里不准捕鱼。很多资料可以证明钓鱼岛是属于台湾省的,不是属于琉球。当时,海外留学生激发起爱国热情,开始保钓,当时台湾政府不敢吭声,大陆政府处理的比较……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总而言之,大陆的政府是严正抗议的,台湾政府都不吭声,留学生非常生气,全部倒向共产党。

就是说海外留学生产生一种激烈的民族主义,凡是有激烈民族主义的全部左倾,国民党发现这太严重了,做了二十几年的思想工作,就败在钓鱼岛上,有的留学生开始热情歌颂社会主义中国,有的干脆回国定居,我就认识一个。因为我是统派嘛,这种人我都认识。大陆有个台湾同学会,就是当时的留学生,学业完成之后不回台湾而回大陆(的人组建的)。前一阵子我还跟其中一个人见过面,他在北京清华大学,是学物理的。

保钓运动非常复杂,搞到后来就分裂了,台独运动也是从保钓分裂出来的。因为有一批人特别右的人,不满共产党也不满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大地主的后代,那些土地改革中被廉价购地的,基本上都是台独派,这个陈明忠在他的自传《无悔》一书里讲过。保钓运动就让台湾学生大量左倾,很多人回大陆参观,大陆高度重视。很多人为了搞保钓,不读书了,学业都不要了。毕业以后没事干。当时刚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以大陆在联合国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人手不够,就可怜这些保钓派,让他们去那里工作。那个作家刘大任就是在里面工作,还有一个台湾很有名的左翼郭松棻也是在联合国工作到退休,因为他们学业都没有了。

这些(社会主义思想的)火种他们想尽办法传回台湾,当时(1971年)刚好中华民国席位被拿掉,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很慌张,内部不稳,反对运动就兴起,所以一进入七十年代,(台湾的状况)完全变了。第一,你没有国际地位,第二,长期在台湾发展经济累积的结果是出现了很多台籍资本家,台湾人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都是没有受过国民党照顾的,牵涉到台湾经济讲起来很复杂。

国民党只照顾外省籍资本家,以及跟他合作的台湾地主阶级的资本家,其他的都不照顾。那这些自己白手起家的中小企业,在创业过程很难借到钱,他们的钱都是自己的血汗钱,所以这些人最痛恨国民党,他们支持的党外运动势力膨胀的非常厉害,国民党没办法控制地方选举。美国要求国民党县市议长、县市议会议员,到乡公所的代表,一直到省级到全国都要选举,那个时候我们还分省和中央,中央蒋介石是拒绝的,可省县乡都要选举。这个选举国民党可以控制,可以用各种方式,最不济的就是做票。做票有各种方法。到七十年代以后几乎完全失控,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国民党的思想控制就放松,因为他都没有能力控制政治力量,他怎么能够控制思想。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大量读禁书,什么禁书都有,二三十年代的差不多都有,只差没有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跟鲁迅的著作八十年代还没看到,还没有人敢印,没有思想问题的大陆出版物到处都是。那个时候开始放松,就是那个时候左翼思想在台湾开始复活,所以七十年代是左翼年代,在文化上叫做乡土文学运动,或者说回归运动。因为国民党时代全部走西化路线,现代化就要向美国学习,所以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学一切向美国看齐,所以社会学是现代化的社会学,文学也是现代主义,总而言之一切向美国学习,人才全部到美国去,台湾本身是空的,台湾问题不关注。

那个时候的口号是“回归乡土”,不知道谁先喊出的,但这个口号很动人。是左翼创造出来的。但那个时候很麻烦的地方在于,你不能说“回归祖国”,根据戒严令是要被抓起来的。美国那边也有人说“回归祖国”,这个口号后来出问题的原因是,“乡土”可以指台湾也可以指中国,可是当时的左翼都知道这个乡土指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这个兴盛了大概十年,一直到民进党势力越来越大,“回归乡土”这个左翼思潮真正的销声匿迹实在1989年6月,大家一听这个时间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左翼思潮在台湾的全盛时代是七零年代。领袖是陈映真,主要的运动是左翼乡土文学运动,文学也要关怀社会。陈映真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大概就是说文学要来自社会,关怀社会,这题目我记不太清楚了(观察者网注:《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他当时发表了很多篇理论文章,说文学要有社会现实性,文学要关怀下层人民的生活,就是左派那一套理论。七十年代台湾文学全部是左翼乡土派的天下,左翼思想非常盛行。昨天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讲到,七十年代知识界几乎全部是左翼思想,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左翼就剩下我们少数几个了,大概几十个同伴,其他全部消失。从弥漫于全台湾,到最后突然消失,全台湾找不到一百人。这个现象太意外了。

你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钱永祥,在上海尤其有名,我跟他很有交情。我们从大学时代就认识,他低我两届,他是台大哲学系,我是台大中文系。有一阵子我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因为我们都属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里面的同仁,以前我们还来往的时候他跟我讲,“正惠啊,你自己想一想,七十年代你们左派影响那么大,为什么不到二十年全部消失了,你们怎么不检讨一下自己啊”,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检讨一下自己,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我的走向中国之路》,就是回答这个问题。那篇是从整个历史背景开始说明,为什么左翼思想在七十年在台湾开始兴盛,到八九十年代消失,从历史背景中解释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是我们统派的事情,而是国际政治的问题。

当年到现在很多还是左派的人,犯了左倾幼稚病,左倾盲动主义,我们可以把列宁的话拿来批评当时的左派。我在成为非常孤单的既是左派又是统派以后,我主要的时间都是回答这个问题。从我的那一篇《我的走向中国之路》开始,就是在寻求历史跟思想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我们的领袖陈映真从九零年代以后非常痛苦,每个人都知道陈映真是很孤独的,上海作家王安忆就曾经写过几篇有关陈映真的文章,大陆汪晖跟陈映真也有交情,他们都知道陈映真很痛苦。所以他最后就中风了,我很了解他的痛苦。

郭春林: 我稍微打断一下,陈映真是不是第一个加入中国作协的台湾作家?

吕正惠:是。

郭春林: 陈映真,学文学的应该都知道。他现在北京的医院里养病。

吕正惠:他是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运动左翼思想的领袖。他在我读大一的时候被抓去关,关了六年还是七年,出狱的时候正好是乡土文学盛行,他是台湾思想界的领袖。后来第二次被捕,经过海外的抗议,国民党把他放出来。1987年解严,那时候台独势力已经很大,台湾既是左派又是统派,还有一些强烈民族主义者,组成了第一个民间组织,叫做“中国统一联盟”,陈映真出任第一任主席,89年他率团来大陆的时候,国家主席亲自接见,所以他是台湾统派真正的领袖。病倒好像已经有十年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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