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让我将自己的一些翻译文章收成一辑，并写几句有关翻译的感想之类的话，我觉得很恐慌，因为自己翻译的文章很少，水平也很有限，在这里谈什么翻译的感想，真有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感觉。好在“盖世的武功”并不是真像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都是一夜练成，每位“高手”都有“扎马步”的时候。因而在译文前说上一两句，就算是与初学翻译的朋友进行交流吧！对于初学者来说，交流与鼓励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依然记得两年前导师在看完我的第一篇译文时的鼓励，没有薛老师的鼓励，或许我后来就不敢再做翻译了。在论坛上，师友的指点与交流，也让我更加觉得翻译是一件有意义也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通过学习翻译可以迫使自己学一些东西，因为原文是给定的，翻译之前必须努力去理解掌握，这时，光是外语水平好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记得自己在译道格拉斯·凯尔纳的《错失的联合——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此处为节选）一文时，不得不去找出许多有关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文章来看，因为尽管作者原文的文风简洁明了，但如果没有相关的知识背景，要理解起来也会有许多困难。尤其是对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术语的翻译更是要借鉴前人的成果。

对我来说，翻译还是一项思维的训练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要在不同语言间转译某种同样的思想，能够对自己习惯了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产生一种自觉意识，重新发现自己在运用母语进行表达时的无意识层面。巴赫金说过，其实真正的意识，一定是在多种“声音”中发现自己的。而语言的碰撞其实就是“声音”的碰撞、思想的碰撞。涂尔干说，人在思考时所运用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认识与思想，在翻译的过程中，其实就会发现人们所使用的范畴的差异，因而可以在这种差异中发现思想的某些内核。同时，母语及母语的环境，也总是制约着自己对翻译本文的理解，这时，翻译的过程其实是与自己挣扎的过程。比如在译葛兰西的《历史》一文时，我开始就将标题译为“回到历史”，马上就有网友给我指出这样的译法不可取，经过反复阅读原文，我发现，其实是自己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太想“回到历史”了，因而才会在这样一个“前理解”框架中读出“回到”这一并不存在的“重音符”。顺便说一句，若是有几位朋友一起就某篇译文进行商讨，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也是一种思想的交流，并且有共同的平台，不会漫无边际。

另外，关于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当然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但是，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最关注的当然是译文的“信”，为此，有时连原文的句式都不敢稍有变动。比如译大卫·合维《新自由主义与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一文（以下的《新自由主义的成就：剥夺性积累的复归》选自该文中的一节）时，我就深为自己表达的生硬而苦恼，往往一句话想来想去，最终居然还是觉得只有用原文的句式才更准确（但那样的长句有时真让人受不了！）。这些都让我深深感到自己运用母语的能力实在太差了，尤其是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这简直不可原谅。王小波说，最优美最准确的现代汉语是由现代的一批翻译家创造的，我想，那些大师一定从古典文化或说古代汉语中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养料，这都是我觉得自己应该永远努力的地方。

虽然没译过多少文章，但我感到翻译确实是一件需要坐得住的差事，有时译着译着，就想“逃跑”，特别想去看别的书。所以我个人认为，初学者在选择译文时，最好是选择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文章，一举两得，并且可以“吸引”住自己坐下来。这样，翻译就成了由自己规定好方向的一次思想旅行和探险。

吴子枫2004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