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的想象力——以我们的讨论课为例                                                                      

 罗小茗  

    从讨论电影《美丽新世界》到现在，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一直没有办法把意见写下来；它们散乱无章，似乎很难被组织起来说明点什么。回想起来，当时真的有一点气愤，那气愤是出于对自己的失望。面对飞快变化着的世界，我们如此迟缓、脆弱，赤手空拳。文化研究这一新的领域，也并不必然带来更多的希望，只是和任何一种现实一样，随时可能成为整个体制中僵死且压抑的部分。 这相同的愤懑，大概是不少参加这门讨论课的同学所共有的。不过，因为这样的情绪而放弃它，或者简单认定它不过是件“吊带衫”，不免粗陋；而就此遥遥指出与“政治经济”接轨的别样出路，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同样脱不了延宕问题的嫌疑。在各种不同的知识领域中涉猎，将不同的知识在匆忙中相互叠加，在此过程之中，如果不能牢牢抓住自己的问题，不能很好地处理其中的碰撞，那么年轻的研究者总是比坚如磐石的知识疆界来得更易毁灭。从文学研究转入文化研究的过程，更是如此。

    人们总是说文本细读的功夫是文学研究者转向文化研究的优势所在。这大概是鼓舞人心的话，在这种鼓舞的背后则障碍重重。把这一点说得清透，是倪文尖老师《希望与陷阱：由几篇习作谈文化研究》一文。正如他在文章中所写：“我们很可能没有察觉到这种思路里有些自以为是的前提，比如，新的研究对象就一定会产生新的思考么？文本分析的方法就能够洞察到文本背后么？……对象并不自动产生思想，文本分析难以保证穿越现象。所以，能否将文化研究真正做好，并不在于文化研究理论、方法借鉴得很娴熟，更不在于文化研究的一套运作程序掌握得很自如，而是问题又回到了起点：你对当下的中国是否有自己独特的有想象力的发现！” 陷阱似乎已经十分清楚——想象力的缺乏；这恐怕也正是大多数人给不景气的中国学术界把的脉。这个学期的讨论课，看上去不过是在反复揭示那些“自以为是的前提”的存在，让人更为沮丧地认识到这一判断的确凿无疑。不过，问题在于，由此种警惕产生的判断，也因此可能飞快地转化为某种懈怠：因为没有独特的想象力，所以一切都是徒劳的重复，甚至更糟。于是，这样的论断固然精道，却有意无意中把人引入死胡同。在我看来，既然明了了陷阱的所在，就不应止于给出判断，而是要继续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独特的想象力究竟何以产生？是什么使得它在我们的研究中难觅踪影？在转换了研究对象，熟练了理论工具之后，什么成为了产生想象力的障碍？毕竟，从来就没有自动迸发的想象力，除非我们无条件地迷信天才的诞生。而具体到从文学研究转入文化研究中的陷阱和盲点，恐怕也就不能被一句“想象力的缺乏”轻易打发，而是必须更为细致地讨论想象力缺席的诸种原因。  

    的确，新的研究对象并不一定产生新的思考。大多数的情况下，它们非但无法产生新的思考，而且只是成为不断复制旧有思考的中介物，而伴随着这些旧思考而来的，是一些不假思索的观念被偷偷放置到文化研究之中，投射到性质本该完全不同的对象之上。比如把文学研究中更容易确定的“作品”概念和“社会文本”轻易等同起来，而不做仔细的辨析。 “文本”这个概念，说起来大家都不陌生。可一旦面对具体的分析对象，这种理论上的熟知并没有产生为分析对象作一番仔细勘定的自觉意识，更多的是在匆忙中把原有的“作品”观念套用到了分析对象之上。比如在分析广告时关注广告的语法、构图，在分析建筑时关注建筑切实的内容。在这次对于电影的分析中，情况可能要好一些；比如冷嘉对于镜头的分析，汤惟杰对于大陆电影产业的历史化分析。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所面对的“文本”仍只是孤立的约定俗成的作品，而没有任何质疑、拓展或重构对象的“社会文本”的企图。于是，分析对象看似多样，有图像、有建筑，还有电影、广告、新闻这样特殊的文本形式，但这种外在形式上的丰富性显然无法掩盖在具体处理它们时所表现出的某种任意性，或者说不够认真。我们总是迎面撞上了分析对象，猝不及防中抓住自己最擅长感受的东西评论了一番，这其中自然也有某些深度，可却无法避免一种单调感的袭来。 一度我也把这种单调归咎于想象力的缺乏。但当这样的判断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不免有些无力。如果说选择房产广告、新闻，新天地，虽各有道理，但仍缺乏想象力，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充满想象力的选择呢？如果说《表征》中的研究个案，比如男人味、摄影中的法国性之类，是富有想象力的表现，那么即使我们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依样画葫，恐怕也未必就是想象力的填充。 涂尔干曾认为，一门学科的真正确立，首先是要确立它独特的研究对象；在我看来，这也正是想象力得以展开的基础。文化研究虽属于反学科反体制的领域，但同样应该承担确立独特研究对象的任务。在周遭的生活世界中，并没有天然独特的研究对象在安静地等待人们去发现。（也就是说，并非所有非文字性的对象都会自动成为新的研究对象，这种“新”必须是一种创造性的结果。）独特性的获得，只能是在重新勘定组织“社会文本”的过程中，而不是身处研究之外。而实际上，任何重新勘定“文本”的过程，都是把具体的对象从编织规定好了的社会网络中暂时解脱出来，加以重新定义，从而呈现不同面目的过程。同时，由于这一编织和规定的网络，既是政治经济制度的产物，也是社会现实飞快理论化所凝结而成的产物，因此重新勘定的工作，也就不是单凭娴熟理论就能够完成的。而一旦缺乏这一勘定过程，那么我们不过只是在阅读被允许的那些可见之物，而忽略那些并不直接可见、需要一番侦察的关节点。因此，当我们说要把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历史放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仍是一条有些粗略的真理，真的要把它细化，却并不容易。文化研究或许正是这样一种不断细化的工作，既没有简单认定的社会历史，也没有确凿无疑的个人生活，必须不断地对现实加以勘定、辨认和侦察，否则就难以逃脱那一种单调的缺乏想象力的命运。同时，作为这种单调的结果，也就使得研究工作因具有与其所欲批判对象共通的属性而丧失批判的能力。

    然而，如果说把“作品”观念与“社会文本”等同起来不过是一个疏忽，是研究不够认真细致的表现，就还不足以认识从文学研究换入文化研究的困难之处。随着“作品”观念而来的，其实是一个有关“整体性”的问题。 在文学研究的习惯中，整体似乎总是不言自明的，虽然究竟哪些东西组成了这个整体永远是人们的论题所在，但对于整体性的这种要求却从未改变。有一种叫做“文学”的东西将正当性赋予了它，尽管这种整体性、这种一切都能够被组织起来加以说明的想法并非没有历史。对这一整体性的要求，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虽抱以怀疑和再三考虑的审慎态度，可一旦转入文化研究，面对性质不同的对象，则因为对整个文本环境的陌生而成为一根急于想要抓住的稻草，怀疑和担心反而被下意识地挪后了。一切都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并且因为这个封闭的整体而具有意义，这本是细读的一大特征。而当整体变得不那么确定，甚至任意扩大之时，为了更轻快地处理那些在作品研究中很少遭遇的不确定性，一种抽象的整体观念所能够赋予的正当性就变得格外宝贵。 不过，这样的整体性和由此而来的正当性却是十分可疑的。它们显然并非雷蒙•威廉斯所期待的那种在整理了所有的社会碎片之后重新显现的整体性，倒是难免成为各种现存的谬误和意识形态的藏匿之所。一个鲜明的事实便是，这样的整体性在研究之中，除了将社会过程中的偶然性、片断化以及不确定性处理为一个先验解释的必然展现之外，别无他法。它总是不假思索地剔除那些偶然的、不确定的因素，努力把分裂的文本表述完整。这种完整性从文学研究中偷渡而来，在新的领域中扩张，把所触及的一切不动声色地处理成一种记叙的“文学”套路，而在这种整体性“文学”的背后加以支撑的，则是一整套先验的认识论。但这样的认识论不正是文化研究极力想要突破的东西吗？文学的意识形态，从来不止步于文学本身。即便有了“社会文本”的勘定，有了理论工具的配备，因为组织和表述的基本方式没有经过检验，因为仍有一大堆针对研究者自身的清理工作没有完成，所以现实难免呈现出相同的面目，所进行的也不过是机械的复制工作，而少有想象力的产生。

    以《美丽新世界》为例，我们可以把它叙述为一个成功人士发财致富的故事，一个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一个赞美勤勉批评不劳而获的故事，一个女性和男性在城市中生存的故事，或者一个轻松的带一点说教味的爱情故事。在电影的内部，不同的叙述打开的就是完全不同的分析空间。仔细观看之下，又不难发现，电影本身对于每一种叙述都有不少抵触的声音。我的感觉，是不能太快地认同任何一种叙述并在此种叙述上建立起自己的分析。值得注意的，倒是那些与这些叙述不和谐的细节和声音。比如郑绩注意到的“缙云”，揭出一个大都市人自我认同的神话；汤惟杰关注的“卖盒饭”，由此联想到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处境的认识。 正如冷嘉所言，“影片通过对男女主人公生活境遇的呈现，提出了贫困、城市对其边缘地区的压迫与排斥、人与人之间的间隔、社会价值观念混乱等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困扰着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但是，进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现代历史脉络”和“正参与其中的全球化格局”来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并非电影的责任，也绝不是电影所能够承担的。我们不能以此对电影感到失望，也不能太过相信自己所熟悉的叙述而忽略电影的表达。 比如，在房价疯狂飙升的今天，很容易就把当下的现实理解成了当时《美丽新世界》的语境，但如果注意到房产老板（林栋甫饰）千方百计说服宝根拿钱回家之后一脸的苦笑，就不难想到就在几年之前上海房产经历过的低迷期，那时留下的烂尾楼现在仍可以见到，虽然它们一下子升值无数。由此想来，宝根那令风雨消散的仰天一指，那书场里的曲终人散，未尝不是苦涩而茫然的。毕竟第一桶金的时期已经完成，社会正在转向，积累了财富的人们正努力挤进这一转向。在勤劳工作中等待那套遥遥无期的房子，大概是当时大多数普通百姓所能设想到的唯一出路；相比之下，盲目乐观的金芳难免有些落伍。在讨论中，我们对电影的批评往往集中于它从道德上肯定勤劳而批评不劳而获，以为这样便做了既得利益群体的文艺帮闲。在今天看来，这种批评自然有它的道理。不过，把勤劳与不劳而获抽出当时的语境做比较，较之与道德的评判，未必不是另一种理论化的凝结。在一个不劳而获不再那么轻而易举，权利和金钱之间的交换关系再一次稳定下来的社会里，大概没有比老实工作更能保护自己的办法了，只有如此，才能不被那些仅有利于少数人的游戏规则压榨和欺骗地更加厉害吧。于是，人们恢复从前的道德，但却不是什么乡间质朴的美德，而是一种生存必需披上了“道德”的外衣。 《美丽新世界》中对于勤劳的赞美，并非偶然，也就不能因为它的道德化而被一概抹杀。自然，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已经到了即便辛勤劳动也与事无补的地步，一起观看电影的同学们对其中宣扬的“道德”所表现出的厌恶，大概正是出自这种当下的感受。

     在我看来，此处引出的是一个有关自身“经验”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常常抱怨的一句话大概就是找不到自己的经验，或是只拥有支离破碎无法完整说出的个人经验，却无法像上一个十年的人们那样，把这种个人经验和社会历史的变动结合到一起，成为时代的声音。这十年中巨大的社会变动，城市与乡村间不断加大的差距，使得我们彼此之间可能都非常地陌生，难以沟通。而另一方面，学校教育有意无意地教唆起我们对政治的厌恶和冷感，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重心也一同转向了个人生活。虽然我并不认为当代的个人生活就是完全私人化的领域，但是由此得来的经验却可能真的因为缺乏对于“公”的理解而难以组织。于是，滑动中的经验产生同样不断滑动的研究，而牢牢抓住一种方法或理论看似是避免这种滑动最便利的方法，却依旧无法抵挡那背后的虚空。由此而来的一个现象，可能就是企图通过理论的不断翻新来回避这种自身经验上的破碎、单调和不可言说。这本是低劣的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招数，可以一眼识别，却无法阻止它向文化研究的迅速蔓延。

    因此，在我看来，如何应对这种自身经验的不确定性，是一大问题。而什么使得我们的经验变得如此难以确定？如何才有新的确定性的可能？这些远远超出了文化研究所能囊括的范围，却又是每一个研究者自身必须回答的问题。每一个人的经验总是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编织进入历史，但因为丧失了对于历史的理解而把这种编制视为任意的，这恐怕就不可能是一种好的研究。雷蒙·阿隆对康德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有权期望什么？）追加了一个限定“在历史中”。于是在把一切历史化语境化之后，如何重新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思考和摆放非历史性的维度，学习回答什么是好的，而不是在解构一通后弃之不顾，也就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有时候难免觉得这种弃而不顾是更加危险的举动，虽然看上去倒也理直气壮。而问题的解决，也许正应该从这里开始，逐渐寻找到属于我们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式。  

 2004年8-25第一稿  2004年9-10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