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通信—关于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

志峰同学，你好：  

    或许我该称你为志峰老师，在读了你的文章以后，呵呵。首先我很佩服你有一种综述能力，好像张硕果也有，可我这方面就老是不行，还得向你们学习呀。 

    不过我看你的文章最大的好处还在于“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呵呵，这可是咱们社会主义文艺的高度评价啊。你在文中总结出的两个问题，但凡对文化研究有真兴趣，下真工夫的人就会遇到，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文化研究者”的成长过程，我相信这是你的潜在话语，因为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感同身受，下面对这两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第一点，我觉得你有点把问题抠死了。我相信存在着现实政治测量标准，那是惟有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才能发挥意义的，脱离实践活动的场域就不成为单独的抽象的标准，这是教条 马克思主义容易犯的错误，实际上马克思的著作无不在政治实践活动场域中展开论述，我想你是同意我的。而我觉得我们的困难就在于我们总是想象（很多时候是只能想象）“文化”具有一个天然的位置，我们所要做的是要测度它与上述政治实践活动场域的距离，或者说二者之间的重合度，或者说二者的“评判标准”之间的关系，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生产歧义，这就是你用“反抗性”作为尺度又觉得用不顺手的原因吧。而我觉得面对“标准答案”只能暂时悬搁起来的局面，我们仍然能够通过把文化产品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生产语境中去的方法，进一步说就是将其作为一种精神活动，还原到政治实践活动场域中去，同时暂缓考虑它的“精神产品的特殊性”。（这是你在第二个问题里总结的）这样来考察具体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因素，它的种种历史语符的生成过程等等，我相信这里面的天地大得很，所谓“反抗性”只是其中一环而已。这么做也才有可能摆脱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的反抗这样自咬尾巴的思维循环。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无法谈文化，但是我们可以谈文化实践。虽然我们没法找出文化研究的抽象的固定的标尺，我们却可以在广义的政治研究中找出无数把利剑。你所列举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这个意义上，我便觉得不能把他们的观点和方法像你那样简单地概括，那样选择着用太“技术性”了，当然，有时我们免不了只能做简单的概括的。  

    关于第二点，真是特别讲到点子上的，这是文学研究出身的人的沉疴之痛。你问道“文化研究有没有能力和勇气完全推翻长久以来的审美教育思想，指出审美中的各种文化实践呢？”我觉得应该回答，当然要有这种能力和勇气，而且一定要做到才行！所谓“诗意”和“美”，我们大概都是靠着它活了二十几年的，你靠着它来到城里求学，我靠着它活过我的青春峥嵘岁月。说实话我读出你文章里的留恋之情。我们或许都不愿意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它”被解释进政治、历史和社会的客观构架中去，更不用说权力斗争，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压迫与反抗这些分析范畴把“它”分析在内。但既然已经认清了审美意识形态这个霸权斗争最激烈的场所之一，就必须将改造进行到底了，有时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思考带来的责任。你的文章开头讲到“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与反思作为学科对象本体的“纯文学”齐头并进，也与反思“现代性”携手同行。”现实地说，我觉得作为“文学研究者”，特别是我这样肯定没有能力对更多被划归社会、经济和科学领域的材料做事的人，审美意识形态研究是我们最首要的任务和职责，假如前面提到暂缓考虑的“精神产品的特殊性”本来就不存在，而是一个社会政治权力在漫长的历史中运作和建构出的，最完美最圆熟的产物，那么对它进行上述政治或文化实践意义上的考古和清算，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文化研究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大义。但这也是非常非常难的吧，精神、审美、超越、诗意甚至教育这些词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轻举妄动不得。最近市面上出了一系列对科学领域的概念进行文化解构的主题丛书，我读到的书评均大惊小怪，似乎充满对科学家的同情，他们哪里知道我们这些“文学者”要走的漫长道路和一把辛酸泪啊，呵呵。  

    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就此打住。还好这是信，胡乱写些也不妨事，志峰老友一哂。  

                                                                             张屏瑾 3月14日  

    屏瑾同学:好！   

    没想到我的疑惑这么快就得到你认真、诚挚的回应！    

    那篇文章去年就写好了，正如你所说的，我想借此描述“文化研究者”的成长过程，并把自己心里存留的疑虑清理一番，然后就可以轻装上路了。也算是对一个阶段的告别吧！所以写完之后感到无比轻松，因为在文章中尽管还有犹豫，可心里已经大概有了方向。这次看你的回信，我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轻松，似乎自己还没有完全肯定的东西得到了别人的确证。   

    你在信中说：“关于第一点，我觉得你有点把问题抠死了。我相信存在着现实政治测量标准，那是惟有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才能发挥意义的，脱离实践活动的场域就不成为单独的抽象的标准，这是教条 马克思主义容易犯的错误，实际上马克思的著作无不在政治实践活动场域中展开论述，我想你是同意我的。”

   我特别同意你最后一句话！不过说实在的，在你没有指出上述问题之前，我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那种抽象地想问题时最容易犯的错误。而技术性地概括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文化观，恰恰是犯那种错误的根子。  

   在谈到第二个问题时你说：    “说实话我读出你文章里的留恋之情。”

   我觉得你在这里不太“厚道”！    我同意你说的：    “假如前面提到暂缓考虑的“精神产品的特殊性”本来就不存在，而是一个社会政治权力在漫长的历史中运作和建构出的，最完美最圆熟的产物，那么对它进行上述政治或文化实践意义上的考古和清算，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文化研究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大义。”

    这里最难的还不是在“理”上进行清算，而是如何对待自己也曾有的对“美”的留恋之“情”，那是和自己的血肉一起成长的呀。好在现在文章中所提的疑惑不再像以前那样让我不安了，像春天来临，脱去了沉重的冬衣，总算可以从容一些。对了，春来了，可以出去走走!                                                                        

                                                                                   吴志峰

                                                                                 2005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