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稀·饭：

不就业现象纯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病。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这种破病，有了也要强迫治疗。这种病看起来是个人的，实际是意识形态的，这实际是个别劳动者与劳动市场制度本身的消极对抗。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所以没法让我们这些局外人说啥，说了人家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硕果：

“校漂族”、“不就业族”的出现是否也在孕育着一种可能性。日本一位学者在比较日中近代化时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好处在于给“下层”（并非彻底的下层）提供向上爬的机会，同时为国家提供人材，但在近代，这种制度阻碍了中国知识分子寻找其他出路的积极性。现在，大学生乃至研究生的不就业或就不了业是否会带来一种思考、联合的可能性。

Zola：

我觉得把“校漂族”“不就业族”和低保问题应该分开来谈，因为虽然可以用“劳动”或“工作”来概括，但实际上针对这三种情况，“劳动”或“工作”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刚才写了一段，因为故障，掉了，我再简单写写。还说低保的问题，上海有人拿低保，不工作打黑工，所以有人拿这来说事，特别是“市场万能者”，认为福利制度养懒汉，所以还是一切都要市场化，这种看法表面有道理，其实问题很大，中国的福利制度现在不是太好，而是太差，穷人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典型的“劫富济贫”，那一点点社会保障太可怜了。福利制度不是什么上帝和富人的恩赐，而使多少年来社会保护运动的结果，保护和争取福利制度也是劳动者的权利，想一想多少年前我们轻易否定了福利分房，最后的结果是该享受福利的都享受到了，而穷人却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了。

陈映芳：

很遗憾昨天晚上上不了论坛，现在来说几句。

对于目前年轻人中的“不就业族”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只能就大家谈到的一些现象说一点感想。

媒体上有些议论是将年轻人不就业现象看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时尚。而有的讨论者则认为这是一种社会问题。这里首先就有了一个价值规范的分歧或对于这种现象的社会后果的不同判断。

漂族的出现，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他们需要有一个进入社会的准备期、适应期。就像今天西方的一些青年，在结束了被隔离于社会的学校生活后，需要一段自由的时间来了解社会和世界，然后再决定自己的生活。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年轻人确实有进入社会的内在的困难。我对这一种可能较担心。中国的应试教育制度，使学生隔离社会生活的状况比西方各国更严重，心理、人格发育的课题普遍受到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忽视。此外，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急剧变动中的社会，社会本身存在的种种“断裂”使人们的规范确立变得比较因难，年轻人对社会价值的顺应或质疑都缺乏较正常的背景条件。

所以，我更倾向于将当今中国年轻人的问题理解成亚洲社会的问题。也担心，其他国家已经存在的一些严重的青年问题在我国可能已经在出现：年轻人拒绝进入社会，不就业现象可能就是一种兆头。

联想到前一阵媒体议论的大学生加入传销组织的现象，有些人认为那是因为大学生幼稚、容易上当受骗。事情可能并不这么简单。大学生逃离学校、年轻人逃离社会，进入到一些亚社会群体甚至反社会群体中去，接受亚文化或反文化的价值规范，这在其他国家早已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现在对新兴宗教严加制裁，如果宗教政策开放的话，可能很多年轻人就会进入到各种宗教组织里面去了。（当然我不是说现在的不就业族的年轻人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这里只是就社会问题的演化趋势而言）

大家可能知道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事件，我有一篇文章曾经探讨过这事。现在将文章的部分内容贴在这儿，也许可以给这次讨论提供一种参照。

（以下摘自拙文“由奥姆事件讨论看日本的青年学研究”）

奥姆现象提出的新课题

但是奥姆真理教问题的出现，给人们提出了一连串的新问题。

与传统意义上的“不良青少年”正相反，该教团的主要骨干几乎都是些年轻的大学生和硕士、博士生，毕业的或中途退学的，其中不乏一般日本青年可望不可及的“一流大学”、“超一流大学”的出身者。不用说他们都曾是家长、教师眼中的“好孩子”、社会评价中的“年轻精英”。那么，在“好孩子•社会精英”与“教徒•罪犯”（并不是所有的奥姆教徒都参加了犯罪活动）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相关的联系？

出家入教的奥姆教徒，与包括家庭在内的世俗社会中断一切关系。这样一些前途看好的年轻人拒绝社会的理由与动机是什么？

如果说奥姆青年的选择与行为体现了一种反社会倾向，为什么他们选择了宗教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象60、70年代的青年那样）？

疑问当然还有许多。奥姆教团事发后，日本的舆论界曾以少有的热情来报道、讨论奥姆教现象。除了一批自由记者和律师站在正面立场上揭露、分析奥姆教团的犯罪真相外，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犯罪学的学者们以及一些社会的、政治的评论家们围绕着“年轻人为什么入教”和“教徒们为什么会杀人”这两个基本问题纷纷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自毒气事件发生至今，有关奥姆教团的各种著述也已不下十、二十种（据笔者粗疏浏览，不包括各种杂志专集）。但是人们不难发现：在从来的青年学的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学界，还少有学者就奥姆真理教现象展开专门的、深入的研究，起码是至今尚未见有相应的可称独特研究成果的学术专著面世。

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因为日本社会学界对现实问题缺少应有的关心（确实也有这样的评价）。但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是：作为社会学的青年学，以什么样的理论基盘和研究方法才能来剖析奥姆真理教这一特殊的青年现象呢？

当然人们事实上一开始就已经将奥姆现象定性为一种社会病理，出家入教（尤其象奥姆这样的“邪教”团体）的年轻人无疑都被认为是逸出了社会一般规则和秩序的问题青年。而且无论是以社会化理论还是以发展学理论，学者们都不难为奥姆青年的人生选择和行为方式找到根据。人们都注意到了教徒们个人生活史中普遍存在的“父亲不在”、“受欺负”等现象，这些多少可以说明在社会化过程中和道德发展过程中年轻人因遇到了种种障碍而无法正常地进入社会。70年代曾启发过人们的青年学理论在这一次奥姆问题的讨论中再一次广被引用。

但显然奥姆青年不同于70年代初的反政府青年。他们属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奥姆青年之于当代日本青年的代表性与象征意义也并不似“全共斗”、“赤军”之于60、70年代的日本青年。尽管有些人在讨论中使用了“奥姆一代”（“オウム世代”）一词，并有人将奥姆与全共斗作了专门的比较分析，但要将80年代以来的当代日本青年（奥姆教团的干部骨干从20多岁到40多岁不等）定义为“奥姆一代”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奥姆青年在当代日本社会的出现即使有着诸多的必然性，而且许多年轻人对于奥姆青年的入教动机也表示某种理解，这些却不足以说明奥姆青年是当代日本青年的精神代表。在冷战结束、意识形态淡化和社会趋于多元化的今天，无论是运用阶级的、政治的理论来说明当代青年的反社会倾向，还是运用代沟理论来以奥姆教徒概括一代青年，都需要谨慎地设定论说范围。

同样地，运用80年代以来的“年轻人论”或统计实证的研究方法来说明奥姆青年的出现及其实质，也有其力所不逮之处。不管那些研究结果如何符合学理、令人信服，人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是日本（其它国家也有新兴宗教团体，但奥姆教团的成员身份、内部构造特别是恐怖活动等仍是特别的）？既然日本不是唯一的“消费社会”、“情报社会”，而且个人主义、暴力倾向等等在西方更甚于日本，为什么奥姆现象就发生在日本？

或许与这种疑问有关，许多人将视线投向了日本社会。在大量的分析评论中，日本的社会结构、家庭形态、政治•官僚制度、宗教政策、教育体制、文化传统、国民性、以及战后日本社会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外交问题等等，几乎所有对青年的成长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都被一一检讨、批判到了。在这样一种讨论热潮中，尽管作为社会学的青年学尚未能就奥姆现象作出社会所期待的分析解释来，关于奥姆青年的问题设想却给青年学的拓展、深化提供了某种可能。

经济腾飞与年轻人问题

当学者们不仅试图描述出某一群年轻人的精神结构、还试图解释他们的偏差行为的原因（包括理由、动机等）时，那么寻找他们的精神结构与他们所置身其中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接合点，便是十分必要的了。在以奥姆青年以及当代日本青年为研究对象时，有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基本事实是应该引起青年学学者的足够的重视──战后日本的经济成长。70年代以后的经济飞跃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两个深刻的变化：社会结构的急速的产业化和物质生活的突然的富裕。这些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以往的学者对于这种变化与年轻人精神结构的形成之间的潜在紧张却似乎缺乏相应的关注。

社会结构的产业化在日本包括了都市化、家庭小规模化（核家庭化、少子化）、学历社会（以重视偏差值为特点）的形成、父亲的淡出家庭生活等等，传统的村子共同体和家庭形态开始崩溃，以产业体系为基轴的社会结构在短短的20多年中迅速形成。被戏称为“日本株式会社”的日本社会不仅建立起了令西方人自叹勿如的社会秩序、企业规则，还训育出了一支几乎可说是举世无双的驯顺的、奉献型的职员大军。与此同时，日本开始脱离亚洲式的贫困，一跃而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富裕之国。日本人开始学着过起西方式的消费生活来，并很快习惯了以“经济大国”来确定自己的民族身份。

在急速的社会变化中，成年人不无欣慰地看到了青年们已经开始远离激进的政治•文化思潮，而热衷于高技术带来的传播媒介和娱乐新式样，年轻人在消费社会、情报社会中如鱼得水。在家庭、学校和职业团体中，年轻人则显得听话、随和。从幼儿园到高中，乃至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孩子们按照大人们的安排、遵循着社会的制度和规则，学习、竞争，最终进入社会成为一个个标准的日本式职员。

虽然自80年代末起“新人类”们的某些负面的性格特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日本青年精神结构的诸多特点曾为多项国际性调查研究所证实），但只是当奥姆事件发生后，年轻人的精神结构与日本的社会结构之间的藤葛和冲突才受到全社会的广泛的注意，并成为一些学者的论述课题。

有两个问题是人们无法回避的：(1)在社会结构急速的、高度的产业化同个人主义的发展、社会的私有化（个人生活优先的生活式样）之间，年轻人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趋僵硬疏离，无法进入社会或拒绝进入社会，从学校（它被一些人形容为“职业大军的养成所”）、企业组织中逃离出去，这已成为许多年轻人潜在的强烈愿望。(2)突如其来的物质富裕一方面使日本人的生活出现了种种明显的倾斜，另一方面又使成年人得以心安理得地将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既往的、现实的一切合理化。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些年轻人感受到精神饥渴时，当他们试图质疑成年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思考有关物质以外的问题时，他们往往必须从对物质主义的激烈否定做起。

这些问题事实上已经由奥姆青年用极端的方式提到了社会面前。从奥姆教徒的个人生活史中，人们发现这些年轻人正是带着上述种种困惑走进了新兴宗教的道场去的。

村井秀夫，一位从重点高中到名牌大学、大型企业一路坦途却突然辞职出了家的教团“科学技术省长官”，是教团的核心人物之一（被捕前夕遭黑社会组织谋杀）。追踪他的心路历程，人们发现，村井曾经为美国小说《海鸥乔纳森》中的乔纳森所深深吸引。他在乔纳森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他说自己和别的海鸥不一样，他无法加入到其他的海鸥的“群”中去（“群”已成为比喻日本社会的社团构成以及人际关系的一个特殊概念）。他认为对所有的海鸥来说，最重要的是觅食而不是飞翔。然而对乔纳森来说，比觅食更重要的是飞翔本身。

教团的“谍报省大巨”、16岁即参加奥姆活动、大学时代出家的井上嘉浩，曾于高中时代写下过这样的记事（名《愿望》）：“来自车站阶梯的人潮源源不断、塞满电车／被早晚高峰时间连结到一起的中年人们／遗失了梦／为着点小钱搂抱在一起／大人们、就这样搭拉着。污水正流入河道、有三只空饮料罐漂在上面／就象工厂的排水污染河流一样／金钱污染着人心／将人们弄得发狂。太阳升起在高楼林立的街上／将大楼的窗染红／被时间追赶着／奔忙的一天刚刚结束／另一个早晨便又伴着日出来临／无处可逃／人潮正在涌来。夜行列车的红色尾灯飞驰而过／没救／倘若这就是我们的明天／逃出去／离开这个除了钱和欲一无所有的肮脏的人群／乘着夜行列车。”

而另一位教团干部、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出身的“法务省大臣”青山吉伸，曾在教团的刊物上发问：“粉身碎骨地干、挣钱，结果日本人真的获得了幸福吗？……对物质的追求、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幸福还是最终只能带来痛苦与不幸？”

虽然不少日本人出于颇为微妙的心理而愿意将包括奥姆事件在内的当今日本的许多社会问题定义为“先进国家病”，但同欧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奥姆式的年轻人问题在许多方面确实是日本式的。而如果我们从经济的飞速增长所引起的社会的急剧变动来看这一种现象，则毋宁说奥姆问题其实是一个亚洲式的问题。突然的经济消费热潮对原有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的冲击、因产业化而造成的家庭•社会结构的急遽变动、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与对团体主义的依恋……置身于为经济神话所陶醉的20世纪后期的亚洲社会中，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物质与精神的仓卒的组合与冲突之间，年轻人如何才能既不被拜金浪潮所淹没、又不受虚无主义或神秘主义所吸引而顺利完成社会化过程、以成为其所在社会所要求所期待的合格社会人？

在经历了60、70年代的激奋、80年代的超然以后，90年代的日本的青年学研究者们看似有点沉寂、乏力。也许这是一种冷静，既不同于以往的批判或赞美，也不同于曾有过的赏味，研究者们需要重新面对社会并调整视角。

而奥姆现象带给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们的困惑，却并没有因为教主的被捕、奥姆教团的被强制解散而消去。有关教团正在复活的消息已被媒体证实，而奥姆以外的各种新兴宗教团体据报导零零总总不下数百个。虽然它们大多算不上年轻人的团体，但它们正吸引着无数的年轻人却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事实其实也启示着今天的青年学的研究者们：年轻人问题与社会变动所带来的普遍的社会的•精神危机密切相联，在某些方面它们既不是哪一代人的特殊问题、也不是某一阶层或某一群人的特殊问题。或许正是这一种认识，让研究者们感到了某种无力。而青年学则也可能因为这种认识而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千石保《“まじめ”の崩坏－平成日本の若者たち－》（《“老实”的崩溃－平成年间日本的年轻人们－》），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年。

小谷敏编《若者论を读む》（《年轻人论导读》），世界思想社，1993年。

总务厅青少年对策本部编《世界青年意识调查（第四回）报告书世界の青年との比较からみた日本の青年》（《世界青年意识调查（第四回）报告书从与世界各国的比较看日本的青年》），1989年。

松原治郎《日本青年の意识构造》（《日本青年的意识结构》）弘文堂，1974年。

森田洋司《登校拒否の社会学》（《逃学的社会学》）学文社，1991年。

舛添要一《战后日本の幻影〈オウム真理教〉》（《战后日本的幻影〈奥姆真理教〉》），现代书林，1995年。

渡边正次郎《上佑史浩亡国日本に口关いた芥子の花》（《上佑史浩亡国日本的芥末花》），鹿砦社，1995。

小浜逸郎《オウムと全共斗》（《奥姆与全共斗》），草思社，1995年。

有关奥姆教事件的各种报导与评论。

雷启立：

陈老师谈了当下青年“漂一族”的情况，着眼于他们的心理行为偏差、精神结构，而且比较于日本奥姆教的情况来谈，很有意思，你的意见似乎更强调此现象的普遍性。但我更关注的是此现象在当下中国的状况。那个几乎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这样说太简略，姑且这样说着）对外在事物的判别能力，那些对错的常识是怎样失效了，那个曾经驻扎在我们于内心敢于承担的责任感又如何消失——或者说转化了？这样的消失（转化）在中国的社会变化过程中由那些因素促成？我认为年青一代的“不就业”者与成不就业年人群体的问题有同构的就在于，他们（我们）“共享”了这个社会变化的那些因素。

所以，让我来说说我看见的成年人的状况吧，因为他们从前不这样，有比较问题可能可以比较明晰地得到呈现。我有个朋友从前开饭店，去年SARS之后开了一个棋牌室，所谓棋牌，其实主要是麻将，营业面积很大，占了一个楼面，曲里拐弯的，有大厅，有包间。我好几次到他那里聊天，发现那里无论平时周末，生意都很好，来玩的多为40岁到6、70岁之间的男女，我很奇怪。朋友说，这些人有的早年发过财，现在收着几份不大的房租，有的还有份工作，比如承包了一个菜场，有的根本不上班，有的退休了，靠退休金或者低保生活，再一分钱一分钱地挣他们不干了，看不上，孩子的子女他们是不管的，这些人几乎每天来，因为这里有他们生活的意义——早上起来，到这里一坐，喝茶，与牌友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玩，中午晚上都有点菜，有面条混沌，关门走人，一天的生活很有质量。朋友很不屑地归纳着他这些顾客的幸福生活。

——在任何情景下，每个人都可以认定该种状态为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是不是有关怀，想不想明天，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有反省——不能把反省当作知识分子的专利，却是一个大问题。不就业以及不就业状态背后正潜藏着对于这些反省、关怀、思想的丢失，所以我们要问，这些东西怎么丢了，而且丢的这么快？

程怡：

提供一种说法大家可以考虑考虑。从前我们上山下乡一片红的时候，有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儿女去当农民，他们的儿女在城里在各种各样当时可能学到的知识、技能之中“漂”，后来大多成了器。所以，问题不在“漂”，而在于能否“有责任感”地漂。倘若他们的生活要求并不高，只求糊口，而他们的父母尚年富力强，不需要他们马上负起养家活口的责任，而他们愿意利用多年求学不曾有过的“自由”，学一些自己想学的东西，念一些自己想念的书，也无可厚非。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说法有点道理。

上回那个死在云南的大学生马骅，应该是漂到了很高的境界了。

不久前，我在我家附近的一个书店，看到了一个大学毕业两年而仍在“漂”的男孩，据说他常常去那家书店看书，一看就是大半天。我问他为什么不找工作，他只是笑笑。

总的来说，真要“漂”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沉香：

刚才跟贴，又掉了，想说的大意是：“漂”相对“稳定的工作”而言，漂不漂不仅仅是工作与否的问题，我们已经工作的人，单位是实有的，职业是固定的，但内心何尝没有一种漂浮的感觉？真是无法生“根”了么，无论在工作着的“漂”中，或在无工作的“漂”中？

雷启立：

最可气的是有若干所谓学者以为，这样的现象虽然不很合理，却代表了一种进步。究其原因，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劳动信念发生变化了，东京、香港都经历过。

看了这样的说法，人们不禁想问，大学毕业了出来，怎么也算是有知识者，不说怎样的人生理想，好歹还有些期待吧，踏入社会，迎面而来的不是无趣就是无奈，不得不缩回头去，靠躲回校园或者嫁人来延宕、打发，这样普遍的内心苦涩弥漫在曾以为是未来社会的栋梁身上，代表的是怎样的进步？工作苦、劳动时间长，收入少，显而易见的不划算，靠低保或父母勉强过活，又如何合理？无聊的一味唱“好”的专家学者的所谓观察早已经不值得驳斥了。我们需要以此为契机寻找认识今天社会的路径。

葡萄：

读了这则报道，突然想起来前几个月某大学生过劳死的事情。记得当时正在车厢里，广播里正好放一个谈话类的节目，请了几个法律系的学生来谈这个大学生打工的问题。本来以为专业人士，必有自己不同的见解。结果听下来大失所望，无非是反复强调大学生打工是为了更早更好的接触社会，为将来做准备；身体当然要注意，但是工还是一定要打的。可见在劳动或者工作这个问题上，媒体无论是在报道大学生过劳死还是校漂族，或者大学生传销之类的问题时，还是喜欢把眼光放在大学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差别之上，似乎只是大学生们的心理不够成熟，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诸多问题，不是工作太多，就是不参加工作，要不就是企图一步登天的发财致富。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说法，学校是象牙塔，而社会是大染缸。更多的问题却被遮蔽在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之下。首先是社会结构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滞留下来，只要好好读书就可以改变命运的神话开始破绽百出；其次是工作伦理，工作对于当今社会中的人到底有怎样的意义，当仅仅为了生存而工作的时候，人们是否必须忍受这一奴隶的状态？最后是教育的问题，如何重新认识劳动和生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