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论中国共产党

——读《中国建国之路》  

张三  

    1950年4月初到9月半，梁漱溟陆续参观访问了山东、平原、河南三省及东北许多地方。著者自言：“一面对于中共所以领导国人者粗有体认；一面亦于自己过去认识问题之不足，憬然有悟。”游罢归来，于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写作了《中国建国之路》一文。《中国建国之路》系未完成著作，著者原计划写上、中、下三篇，“上篇指出今天中共的伟大贡献；中篇较论彼此用思之路不同，寻出我致误由来；下篇就自己一得之愚，愿更有所建议。”实际上仅完成了弁言和上篇《中共三大贡献》。  

                                             一  

    梁漱溟认为，中共的第一个伟大贡献是统一全国，树立国权。何以说“全国统一、国权树立”可贵呢？因为在分裂混乱之中，天天只有亏损破坏，天天都在走下坡路。第一、不能应付国际竞争的环境，减少外面的侵略压迫；相反，各方彼此可能都想勾结外国以抗对方，而更引进了外国势力。第二、不能防救天灾。第三、内战连绵不断。作战时彼此各以制胜对方为急，不惜破坏一切，不战而备战之时，苛征暴敛以养兵购械，驯致养兵之多超越世界各国，同样是一种无所顾惜的破坏行为。本来一个国家内，照例只有两面：统治一面，被统治一面。而中国此时却有三面：政权分裂为互相敌对的两面，被统治的老百姓则落于第三者。当它是两面时，统治被统治同时也就是剥削被剥削，于彼此有矛盾中仍彼此互相依存。不管剥削榨取如何严重，总不能不留余地。若把那一面毁灭了，这一面亦不能存活。而在这三面的形势中呢，虽然任何一方政权亦无意毁灭他的社会，无奈互以应敌为急，此大社会乃落于纯被牺牲地位而无可救。

     那么，过去中国为什么总不能统一呢？梁漱溟认为，关键在于过去中国的武力缺乏主体。武力只是工具，工具必须有其主体。谁为其主体，谁就是真实之统治者。中古封建之世，特权阶级正是一武装集团，主体和工具统一。近代资本社会，资产阶级自身并不武装，表面上也没有什么特权，武力似乎是属于国家的。而究其实，对内维持私有财产的法律秩序，俾遂行其剥削；对外竞争殖民地，而肆行其侵略。仍然不难看出资产阶级隐然操持着武力，是武力的主体。问题独出在中国。过去的老中国，其武力主体便大有问题；而1911年后的中国，其武力主体更是寻不到着落。老中国乃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的。一般国家莫非阶级统治，此则缺乏阶级，难行统治；两千年来大体只是消极相安之局，而非积极统治之局。过去中国政治上奉行消极无为主义——所谓“不扰民”，这不是出于一种哲学思想的偏向，而是因为缺乏实力，不得不然。缺乏实力之根本，在于其是“一人在上而万人在下”，缺乏强大的统治阶级。一般国家以阶级为武力之主体而行其统治，乃是以阶级对阶级，其势自不弱。此则落到以一人对万人的形势中，自必不能强。1911年后，随着清朝的灭亡，相沿数千年的皇帝制度也被废除，在中国大有问题的武力主体更进而失掉着落了。1911年后的40年，是军阀割据的局面。军阀原亦皇帝之类。不过由大变小，由一变多，由固定变为不固定罢了。当然，军阀与皇帝也有根本之区别：旧日之皇帝依于一种秩序而存在，人们承认并拥护此秩序，而民国以来之军阀不依靠任何秩序而存在，相反，任何秩序均因它之存在而失效。它不需要凭籍什么法律制度，乃至它亦不需人心承认、舆论拥护。最奇怪的是：人人诅咒军阀，它自己亦应和着诅咒军阀。它可以否认它自己的合理，承认它自己是社会一危害物，而于它的存在依然不伤——此可见军阀之为物，实远超于任何秩序之外，而自有其存在之根据。这就是武力寻不到主体之势所必致的一回事情。武力寻不到主体，就不能统一；武力不能统于一处，自然就分散到几处，这就成了军阀。 

    梁漱溟接着追问的问题是作为武力主体需要那些条件。他认为总起来有两点：一点必须是阶级，一点要恰当其时。作为武力主体的必须是一阶级，既不能比阶级大，亦不能比阶级小。以一阶级对大社会说，固然狭小，但它究竟是不少人构成的。从乎其一阶级的利益，固然可说是私利，但既是其全阶级的共同利益，便亦是一种公利。私中有公，对于大社会的利益可能多些联系。若以比阶级狭小的一姓一家作武力主体而来用武力，就不然了，其立场更狭小，将更无当于社会公共要求。标准的武力主体，只有阶级才是。大于阶级者，似只在有意识地消灭阶级之过程中才得见之。那么，是否只要是一个阶级便合条件呢？否。还得是恰当其时的阶级。梁漱溟认为天地间的东西都因需要而有，剥削人的阶级也不例外。剥削本来不是好事，但是剥削同时就是统治，统治剥削合起来，于加强劳动制止扰乱破坏，促进生产力发展上，却有其功用。于是就在阶级剥削中，而生产力得其发展，以在生产力逐步发展中，而被剥削阶级逐步得其解放。剥削原是在人类社会一定时期内所不可少的，一时一时的阶级都莫不有它那时的功用。假如是一个恰当其时的阶级，那么，作为武力主体便无所不足。假如是一不合时宜的阶级，早在人类历史那一时间失其意义，早在人类全体那一空间无其功用，他本身的利益，对于大社会只见矛盾不相容，而不见其统一相合，那么，他来用武力就是反动的了。

    那么，老中国为什么没有合条件的武力主体呢？梁漱溟认为是由于老中国社会缺乏阶级。为什么缺乏阶级呢？是由于缺乏集团。又是为什么缺乏集团呢？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缺乏宗教，二是宗族生活偏胜。梁漱溟认为，缺乏集团是中国最根本的特征，中国一切事情莫不溯源于此。由于缺乏集团，中国人的生活欹重家庭家族，缺乏个人生活、团体生活。它融国家于社会，是社会而非国家。国家是对抗性的，而社会则不是。这样一来，武力主体必须会落实于一家一姓。也是因为缺乏集团，中国人易合难分，既缺乏不容躲闪的冲突，也没有利害一致的相联，说分不分，说合不合，此其所以为散漫。

      要改变这一状况，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结合一个团体，以统治中国的武力主体自任。这就要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建国。我们没有现成合用的阶级可为武力主体，我们就自己制造一代替品——针对着那所需要条件制造出一“准阶级”。第一不让武力主体落在个人身上，而确实掌握于团体（党），这就得其大本；第二要认准了时势需要——当前作为一个中国统治阶级的历史任务是什么——而努力以赴，这就完满无缺。——这就算有了合条件的武力主体。

    民国十三年（1924），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所要走的就是这条路。之所以没有走通，是因为国民党当初实未认清楚这两个条件，后来更不自觉地违失了这两个条件。第一，他在党的阶级基础上不求明确，不划定自己的一个范围；相反地，他竟想无所不包。“党是超阶级的”“全民革命”。这样虽然近于中国社会的事实——阶级分化不明，适合中国人的胃口——喜欢不分彼此。但却于集团对抗斗争那一套不合，使他们自身难于团结。于是就在无所不包之中，松散了不成一个党。党之不成，还在于只见个人（蒋、汪、胡、李……），不见党，武力亦随之不在党而在个人了。第二，政权到手，却忘记了他的任务；空言建设，方针不明。第一第二合起来，军阀就必定再出现，中国就必定再回到武力缺乏主体状态。

    直到今天，国民党没有走通的路，卒由共产党走通了。共产党恰不象国民党那样：第一、他在党的阶级基础上标明无产阶级而不嫌其狭窄；虽事实上也许他的党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居多，但总称得起立场分明，壁垒森严，团结得确乎一个党。党既成功，武力便当真掌握在党，而不致操于个人之手。第二、他努力的方向相当明确（这在今天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路线），武力得其正用，自不致乱出毛病。今天的统一从何而来，就是这样得来的。  

                                               二  

    梁漱溟认为，中共的第二大贡献是把团体生活引进中国。

    一、团体生活在今天之迫切需要。 前文已说过：“缺乏集团生活乃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特征，中国一切事情莫不可溯源于此。”由于缺乏集团生活，中国人有四大缺点：1、缺乏公共观念；2、缺乏纪律习惯；3、缺乏法治精神；4、缺乏组织能力。梁漱溟自言曾和其他前辈及同辈人一样，看不到文化改造、经济改造的必要，只是迫切要求政治改造。企望改造的模型，不外是西欧式的民主政治。然而，中国立宪、革命相继失败的经验教训使他认识到：制度的本源在习惯。只有在新政治习惯养成的一天，才算新政治制度建设成功的一天。而什么是新政治习惯呢？不是别的，不过是对公共事情——小而地方的事，大而国家的事——要关心，要过问，要参加进去，那种生活习惯而已。这也就是一种进步的团体生活。进步是相对不进步而言的。团体中多数分子只在被动地位，就是不进步团体；反之，多数分子主动地参加了，就是进步团体。梁漱溟之多年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其目的就是在乡村下功夫培养中国人的新政治习惯——团体组织生活。

     梁漱溟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时（如1921年出处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曾将近代西洋文化所长归纳为三点：一科学，二民主，三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之卓越成就（物质文明）。后来他变了，将西洋文化所长归纳为二点：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不再把“民主”看作一突出点，而更强调“集团生活”。他认为，集团生活偏胜乃是其突出所在，至于看重个人之民主，则其到近世来之一转变或进步，不能单独看。团体与个人相对而立，就象左与右一样，左以右见，右以左见。西洋正以其有极强集团生活，乃有其明确之个人地位。而在一切本于家庭之中国社会，上不见有团体，下不见有个人。我们缺的不是一面，个人自由与团体生活都是今后所应注意者。但是，西洋近代潮流是激于其中古团体之抹杀个人而发，在他们是对症下药，在我们却药不对症。我们病在散漫，要求的是从散漫入组织，如果漫然引进西欧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岂不加重分散之势？所以在民主和集团生活两方面，集团生活对于我们更显迫切。在团体生活和科学技术两方面，人们惊羡、看重的是后者，这也是不对的。科学技术的引进，靠的是人来引进。那么是由散漫的人来引进呢，还是把人组织起来而引进呢？不用说是后者更好。

    在中国求民主与求组织不可分，而且必须在求组织中求民主。不止于此，中国人政治生活之民主化，将与其经济生活之社会化同时并进，而且必须在经济生活社会化之中求政治民主化。两面互为助益，彼此推动，然后政治上之民主主义与经济上之社会主义同时完成。如此远大事业，论其功夫只须把握求组织（引进团体生活）一个要点去作。此理不难明白。试想：求组织是不能空求的，必须切就生活实际需要去求。这样就得从经济入手了。经济生活走向组织化，不就是走向社会化吗？梁漱溟本来是从政治改造之义，致力于新政治习惯之培养的，却不料其工作内容乃多落在经济上。于是乃在成就经济之时，同时亦成就了政治。

    引进团体生活——政治改造在此，经济改造在此，文化改造亦无不在此。梁漱溟将文化定义为“涵括政治、经济、社会习俗、教育学术等一切，而以一种人生态度及观念为核心，贯串于其间的那一套东西”。他认为，中国文化流于消极。借用中医的话，乃是一种不足之症，而非有余之症。中国文化的改造，不外转消极为积极而已。如何转为积极呢？那就是其生活走向组织化之时，便转变了；就在其以一组织体运用发挥科学技术之时，便转变了。此外更无他道。总之，引进团体生活为政治改造之大本，亦为经济改造之大本，亦同为文化改造之大本；一贯到底，一了百了。

    二、中共的贡献。

    1、党的自身建设之成功。中国人反团体生活的习惯很深很强。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所以也不例外。然而他们大半生的血斗生涯，却足可把它对治了。在外有不容情的压迫封锁，在内又一切生活于团体供给制。两下结合起来，而后所亲切的乃不再是家庭，所尊重的乃不再是父母。公共观念于是养成，法治精神于是养成，组织能力于是养成。一个中国人到此才真正变了！

    2、由于党之成功，一方面统一了全国，树立了国权；另一方面依此根基发展了一切其他组织。中共所进行的组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共以武装力量解放全国后，号召全国人，领导全国人，共同来组成一个新国家；上从中央政权起，下至乡村所有各级地方政权的建政工作，便是走向组织之一种。

（2）中共在政府一切施政上，多倾向于国家统制或政府领导，尤其在经济工作方面务为有方针计划之民展，而非放任自流，这就使得人们走向组织。

（3）中共直接发起组织，并在其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的各团体。这里面环绕着共产党这一根本中心，而离它最近的，有两个组织：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再一个是工会。其次是农民协会和妇联会。

（4）还有一种是在有形思想（中共思想）无形风气（由上三种造成之风气）之下，人们辄喜欢从某种目的或事物成立一些临时的或长久的组织。

    梁漱溟具体讨论了中共在把工人农人慢慢引上团体生活方面的成就。

    就工人说，他们现在有一个近而小的团体——工会；更有一远而大的团体——国家。但是并不象在旧民主国家内那样，工人依靠工会和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作斗争。相反，工会给工人作的一切好事情，都正是从政府的政策国家的法令而来。更明白地说，今天的新民主国家，正是培养发展工人阶级，扶植工会这一组织的。说工人依靠工会这一小团体，不如说工人更依靠国家那大团体。第一、工人依靠工会和国家给他们解决工作上生活上各种问题，乃至得到保障。第二、工人依靠工会及各种组织把工作搞好，并自己得到上进；而国家则依靠这些组织来教育工人，并推进经济建设。第三、国家政权靠工人支持，工人在今天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

    农人虽说也慢慢走向团体生活，但形势颇与工人有异。农人各有土地，既不被雇，亦不雇人，难以使他集中。然而农人们要集拢来的形势，毕竟在土改后到来了。这在东北看得更清楚。一是因为东北地广人稀，农业经营单位大。土改后，以前以地主富农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劳力便被打散了，必须改从平等互助原则而重新组织起来，才好生产。一是因为东北，特别是其北部，采用深耕培土的方法，有三马蹚犁式六马扣犁式，不象关内之浅耕用两个牛或驴即可耕种。土改后，农具（车辆等在内）和畜力都分散了。因此要几家聚拢来而后农具才齐备，畜力才够用。除生产互助外，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在东北亦相当普遍。山东老解放区农民的团结精神和组织能力，也相当不错。虽说在引进团体生活上，工人易而农人难。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先在农村很久很久，末后才到都市之故，工人之被领导来作斗争，却远赶不上农民。农民在这一面又占着便宜，其前途所以尚不致很落后于工人在此。  

                                             三  

    梁漱溟认为，中共的第三大贡献是“透出了人心”。

    为说明何谓“透出了人心”，梁漱溟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建国以来，在北京《人民日报》上，不断出现“忘我精神”一词。以本年（1950）七八九各月份为例，一张日报上有时发见三次以上，一个月平均差不多一天见一次。这完全是解放后新流行的口语，以前的报纸上是没有的。这口语绝不仅于是一口语而已，它明明指出了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指出了一种时代风气。为讲得更明白一点，他又谈到罗素所著的《社会改造原理》一书，在这本书中，罗素把人类行为划归两大来源：一是占有冲动，另一个是创造冲动。梁漱溟说，他所谓的“人心”，可以说就是“创造冲动”。凡是要从外面取得什么东西到自己这里来，就是占有冲动。而创造冲动呢，恰似自己力气有余，不是在想要东西，却是在想要干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要不得，就在于它太妨碍了创造冲动，而把人牢牢系缚在占有冲动上。

    梁漱溟又说，“忘我精神”、“创造冲动”对于他所说的“人心”都嫌偏嫌狭，不洽不妥。他说，心即主宰，主宰即心，从粗处去看，便是心思作用。心思作用物类不是完全没有，只是因其生活过于依靠先天安排好的本能，心思与其官体作用浑一难分，为其官体作用所掩蔽而不得见。人类不依本能以营生活，其官体反应松驰减弱，心思主宰作用是扩大而显现。“人心”是相对于“人身”而言的，人与人只是身隔而心不隔。“人心”是超乎身而主宰乎身的，但却又容易陷于身之中而顿失主宰。所谓“透出了人心”，正是就其易受障蔽而言的。

     那么，人心问题为什么是建国中的一个问题，中共又是怎样解决了这问题呢？ 如上所述：物类生活靠本能，人类生活靠习惯。习惯乃后天养成，文化就是我们种种生活（政治经济等生活）习惯方式的总称。总之，物类循着其先天安排的路子活动，而人心则循乎文化。建国这件事呢，在今天便是改造文化。说建国，其意在建造一新中国社会，而社会所以新，却在文化上。政治要新，经济要新，种种皆要新，而不从宗教、道德、礼俗、法律这些新起，却新不了。照直说：建国问题，正是如何给中国人心理上改换路道走的那个问题。

    梁漱溟认为，人类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不同，人类生活中所秉持的态度（即所以应付问题者）有三不同，因而人类文化有三期浅深次第不同。（详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生第一问题是人对于“物”的问题，人生第一态度是向外用力的态度。第一问题是用第一态度来解决的，当其于此有所解决，亦即有所创造成就时，即属人类第一期文化——近代西洋大致就是这样。人生第二问题是人对于“人”的问题，人生第二态度是转而向内用力的态度。第二问题是用第二态度来解决的，当其于此有所解决，亦即有所创造成就时，即属人类第二期文化——中国古人曾迈进于此。第三期文化与此处所谈问题无关，他没有提及。中国文化属于第二期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理性开启得早，人心透露得早。在文化上，中国从周孔教化以来，便是“非宗教的文化”。在社会构造上，中国受启于周孔教化，慢慢形成其特有之伦理组织，两千多年大致不变。所谓伦理组织，其要点是：1、推家人父子兄弟之情，广用于社会种种关系上，使社会家庭化，使人与人的关系情谊化；2、在伦理情谊中，彼此互以对方为重，而各自负着一种义务。此其关系盖基于人心，而不从身来。从身来的关系，不是落于彼此利用，即是落于彼此反抗上；3、推情是由近及远，亦是引远而入近，始终可以向前后左右推去，而没有边界。旧中国虽缺乏集团，缺乏斗争性和斗争力，但在它松和的社会中，有着高度的理性在流行，为其他一般所不及。它不取胜于斗争，而宁取胜于和平。而一旦真要斗争起来，其力量发之于心而不徒出于身，亦远较一般的为坚决为深厚。旧中国虽缺乏宗教，不讲出世，但伦理却起着类似宗教的稳定人生的作用。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看似范围不大，理想不高，却能融合人我，泯忘躯壳，使人超越个体，使人生不流于浮浅。

    梁漱溟认为，假如当初只是把西洋宗教及其集团组织传到中国来，尽管道路不同，凿枘不入，却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然而，引起中国人兴趣而模仿的，乃是旧民主——西洋近代人生，其中包括自由主义的宪法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西洋近代人生，是在千余年希伯来禁欲主义压迫下，借着希腊思想一点旧绪而翻身起来的一种人生。同时它又是对中世纪太强的集团生活之压迫而翻身。因此它的特征，一面是现实幸福主义，一面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他们过去的宗教和集团生活来说，这未尝不是一剂良药，所以其社会顿见活泼，一切文物进步如飞。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药不对症，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了。西洋有宗教维系着，所以幸福主义乐利主义在近代西洋利多害少。而中国呢，单是流行这些浅薄的人生观，破坏了固有风尚，而又没有宗教维系，不堕落又何待？另外，中国缺乏集团生活，其生活单位往往是一身一家，而幸福主义乐利主义这些却原是生活在集团中的人所讲的话。因此原讲的大抵是团体公共福利，而落入中国事实上不免是一身一家的福利。这个出入好大！于是，人心的透达流行，社会生命的相联相通，至此已成断港绝河，失其路道。

    梁漱溟认为，中共自始不理这问题，但却在无意中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共只是无意中作了两桩事：好像一个伟大宗教那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此其一。从而引进了团体新生活，以代伦理旧组织；此其二。引进团体生活一层，前面已讨论过。此处讨论的是为什么说中共引进团体生活就正是给中国人心开新路道呢？首先他们不是泛泛地引进团体生活，而是有其理想的。理想的团体生活就是一面其团体既很能负责为分子解决问题，而一面其分子之自觉主动性又很高的那一种。现在他们引进团体生活其方针所指正在此。这种生活要把身一面的问题（个体生存问题）基本上交代给团体去解决，而使各个人的心得以从容透达出来。其次，它又提供了一远大去处。心思从浅近狭小处解放出来，便不难往远大处想，这就须有一远大去处。换言之，要有一个对象，值得甘心为它卖力气乃至为它牺牲。这自然指的是“公家”。所谓公家要具体实在，要看得见，关系愈直接愈好。现在，工人对于他们的厂矿、工会、国家正是如此。再次，工人为社会主体，不论在国家在厂矿，其地位与过去完全不同。最后，心胸开，智慧亦随之而开；人心透出，一切力量随着全透出来。这不是说的一个人，而是有着许多人，有着集体性。

    引进新的团体生活以代旧日伦理生活，便能为中国人心开新路道。那么，中国共产党靠什么而得作成这引进工作呢？当然这要靠它本身先成为一强大团体。而它本身结成这强大有力的党是符合着某些原则的，并非偶然。梁漱溟认为，中国共产党乃大不同于共他共产党，因为它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不同。一般来说，一切革命党都负着改造社会的历史任务，而给人心开新路道的任务自在其中。新社会好比胎儿孕育于旧社会中，而革命党的作用就如产婆一样。革命党只能因形势以造形势，不可能凭空来给人心开新路道，根本上一个革命党亦就不会凭空出现。而在中国，恰是形势不足。首先，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太少，而各式各样的小资产者（多数农工在内）太多，可资凭借的条件不足，而于它不利的形势极重。其次，中国人一般都不习惯于团体生活（只流氓乞丐除外），而宁具有一种反团体生活的习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就在其不是从中国社会自身历史发展出来的，而是世界大交通以后，中国被卷入世界漩涡，引发其内部变化，被动于外而产生的。它所凭借的形势宁在外而不在内。另外，它在国内小圈里有形可见的好条件是不足的，然却有其无形可见的好条件。无形可见的好条件指什么呢？这就是他所谓的早启之人心——二千五百年来一直在“非宗教的”文化启导下的中国人心。宗教对于人群，盖一面有其摄聚作用俾成组织而不散，一面有其规范作用俾有秩序而不乱；不散不乱而后成社会，乃得一步一步发展文化。人类文化莫不以宗教开端，中国文化亦是如此，但其后慢慢变质，至孔子而显豁地走向以道德代宗教之路。道德是人心之直接的表现。道德的可贵，就在于它直接靠人心本有的伟大和向上，而不靠其他。“非宗教的”文化之了不起，就在它能使人生不落于浅近狭小，同于一宗教，却完全不用宗教中那些方法（那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是超离现前知识）。所谓二千年来一直在“非宗教的”文化启导着的中国人心，即指人类本有的伟大和向上心远从孔孟以来一直在中国被直接——不借径宗教——启发着。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强大团体之形成是其无形的好条件。有形的好条件所谓无产阶级工人者在中国太少太少；然而象共产党所说无产阶级那种精神或心理，却正是中国人所早成为好尚的东西——仁与义。共产党的号召和表现，对于中国人是“投其所好”。

    然而，无形有利的条件是要受到有形不利的形势之影响的，一定要把不利的形势之影响消除或补救了，更转变出有利的形势来，一个共产党至此才成功。这其间有一段过程在，在这段过程里，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很象一个伟大的宗教来填补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那样子而得完成的。为了看清楚强大的共产党在中国结合成功之不易，及其究竟靠什么而成功，梁漱溟回溯中国过去并对照外国提出了两个问题：1、过去革命有没有坚强的革命团体？2、如其有团体，靠什么而有团体？梁漱溟认为，外国革命一般都有革命团体。而秦汉以来中国历史“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更谈不上什么革命团体。清末以后，形势有所不同，中国被卷入世界漩涡，一治一乱之循环被打破，乃真有所谓革命。但却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阶级革命，而恒为一种民族自救运动。革命意识容易发，革命团体难于形成和巩固。今天这坚强的革命团体由何而成功？离开人心本有的伟大和向上，这坚强的团体不可能有，然而只是人心的伟大和向上，却并不能就有。为了革命，需要团体，有了团体，并要它坚强，这在清末民初不是不晓得。尤其孙中山先生素来强调此一要求。无奈要求是要求，事实总办不到。（文章至此辍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