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农民，不过曾经是，因为后者，我关注农民和农村，也关注有关农民和农村的文字。在文化工业的机器已经开动，并以加速度运转的今天，白领或曰中产阶级成了文艺的服务对象和消费者，工人、农民在被逐出历史舞台的同时，当然也被逐出了文化的舞台，就像身处上海的“瘪三”被清洗出衡山路、淮海路一样（当然，他们仍旧能在路上缓步，或者偶尔钻进一家店，然后惭愧地走出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也早已成了专制和落后的笑柄，被超越和抛弃了。我们被形形色色的时尚文化和流行文化所包围，在这个珠光宝气、香色撩人的世界，要想找到一双粗糙的大手，一身汗渍油污的衣裳，或者一块地地道道的牛粪，你肯定会失望的，更有甚者，你会得到被欺骗后的愤怒。在上海，尤其如此，所以，第一眼看到刘亮程的文字，我的双眼曾为之一亮。

我曾经是个农民，不过现在已经不是，而成了一个读书人，或者干脆供认不讳，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不管这个词现在的行情如何，我都得承认自己是，如果从葛兰西所定义的知识分子意义上来说，我更是无可推托的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我说我对此表示遗憾或后悔，那要么是我矫情，要么是我为“生活在别处”的妄想所囿，我是历经千辛万苦才有今天的。我之所以关注农民和农村，关注有关农民和农村的文字，也许并非如我所想的是因为我曾经是个农民，反而恰恰是因为我不再是个农民，而是个知识分子。农民和农村从来都是以知识分子和城市的他者身份存在的，所以农民和农村形象多变，一会儿是圣洁、恬静、充满人情味的天堂，一会儿又成了愚昧、落后、野蛮的妖魔。刘亮程或许也难脱此窠臼，那些关注和激赏他的文字的人也是如此。农民和农村相对于知识分子和城市正如女性相对于男性，东方相对于西方，黑人相对于白人，永远都是可悲的他者，甚至还要糟糕，因为女性、东方、黑人毕竟还有自己的言说者，有女作家、女学者，有东方作家、东方学者，有黑人作家、黑人学者，他们还有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建立自己的主体性，但是农民和农村却注定永远沉默，再也没有比农民作家，农民学者更荒谬、更不能成立的词组了，是农民则必不是作家、学者，是作家、学者则必不是农民。即使是在文学大跃进的时代，农民们写出来的诗歌也不能算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农民和农村怎样表达自我，或者退一步说，知识分子怎样表达农民和农村，这是我最大的困惑。刘亮程在强调自己是个农民时，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过类似的困惑。

我是从读《人畜共居的村庄》认识刘亮程的文字和思想的。刘亮程比较看重思想（他也是个诗人，对文字的注重更不必说了），他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偏远落后的地方，只有偏远落后的思想。”（《对一个村庄的认识——答青年诗人北野问》）对于自己的思想，他也颇为得意。但是看完《人》文后，对他的某些思想，我却不敢苟同。尤其是在文末，当他亮出自己思想的底牌时，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思想的来源和问题。他说：“而人的灵魂中，其实还有一大群惊世的巨兽被禁锢着，如藏龙如伏虎。它们从未像狗一样咬脱锁链，跑出人的心宅肺院。偶尔跑出来，也会被人当疯狗打掉了，消灭了。/在人心中活着的，必是些巨蟒大禽。/在人身边活下来的，却只有这群温顺之物了。”很明显，他对人的现状不满，认为他们太温顺，太蔫了，呼唤人内心中的惊世巨兽的解放，呼唤野性，强力。我很自然地想起了莫言的《红高粱》。原来如此。他所鼓吹的是一种中国式的存在主义与个人主义混合的思想，这种思想形成并滥觞于80年代初，今天，可以说它已经大获全胜，甚至深入到人的骨髓。刘亮程们的愿望已经实现。面对人自我、个人到如此地步的今天，不知道他们是否感到满意。但是这种思想之于我们，却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我把我的想法讲给一个学语言学的朋友听，没想到他说：“刘亮程写得这么好的文章，你还要吹毛求疵。”甚至当时就不太愿意理我，这使我很震惊。我赶忙自问，问题是不是出在我自己身上？眼下，无论是报刊、杂志、更不用说网络，还是诗坛、文坛、学界，到处都是一片骂声，我是不是也同样犯了“时代病”？于是我尽可能多地阅读了刘亮程的文章，也读了一些对他的作品的评论文字。结果不仅没的让我改变自己的想法，反而更加有力地印证了这种想法。在他的作品中，处处都是受中国式的存在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他在作品中反复吟唱的无非是两点内容：一个是追寻存在的本质意义，一个是张扬自我。这种思想在大获全胜的今天，已经暴露出其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传统被破坏殆尽，原有的价值观念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人心涣散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可以说，这种思想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而且，刘亮程在上述两个方面，都走入了极端，走入了死胡同。在他的作品中，没有现实、具体的人、村庄，也没有现实、具体的动物、植物、风、雪，只有抽象、形而上的东西，这些东西之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出现，只是为了作为他寻求存在的本质意义的道具。他就这样远离了人，远离了大地，甚至也远离了自然界，远离了大气层，悬挂在真空中，坐到了上帝的身边，似乎只有这样，才最先进，也最高深。在张扬自我方面，他的自我也到了极度膨胀的地步。我承认我对刘亮程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可能是受了我所批评的思想的影响，我对这种思想的批评恰恰是这种思想的胜利，但我还是不愿放弃我的批评，我愿意和我所批评的思想一齐灭亡，做它的殉葬。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将从中国式的存在主义和个人主义两个方面探讨刘亮程的思想。实际上，中国式的存在主义和个人主义从来都是搅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他们在寻求存在的本质意义时，个人主义总是其出发点和核心，他们在张扬个性的时候，也总是打着寻求存在的本质意义的旗号。刘亮程也是如此。从《剩下的事情》和《远离村人》两篇，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自我的觉醒、建立是在远离村人，独自一人时开始的，他对存在的本质的追求也是以远离村人，独自一人为前提的。“我在村人中生活了几十年，什么事都经过了，再呆下去，也不会有啥新鲜事。剩下的几十年，我想在花草中度过，在虫鱼水土中度过。”“如果我还有什么剩下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一颗草的事情，一粒虫的事情，一片云的事情。我在野地上还有十几天时间，也可能更长。我正好远离村人，做点自己的事情。”（《远离村人》）似乎有一个抽象的、先验的、本质的自我在那儿，等待人们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去寻找，似乎有一个抽象的、先验的存在的本质，等待人们独自一人去体悟。似乎在大地上，在现实中，在人群里，就不可能建立自我，就不可能体悟存在的意义。其实自我的建立是一个逐渐认同的过程，按福柯的说法，则是一个不断被规训、惩罚的结果，个人的反抗、自主是微乎其微的。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决没有一个抽象的、先验的、本质的自我。而有关存在的本质的叙事也可能只是一个虚假命题。

刘亮程说：“我在天山北部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人生最初的二十多年。放过牛，种过地，上过几年初中。后来在乡农机站当农机管理员，一当就是十几年。这份差事相当于大半个农民。虽然不用下地干活，但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也还是在田地里转。所以说我是个农民肯定是没错的。”（《对一个村庄的认识》）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意义上，又是为什么强调自己是个农民的，不过他的姿态却的确产生了效果，连本来倨傲的批评家也悄悄蹩到他的跟前，唱了个喏道：“老L，我这个对农民和农村一无所知的城里人来对你指手划脚，有什么拍得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青年诗人北野君更是惊呼：“刘亮程君有不可多得的‘农民意识’。”我真是有些纳闷，这都是哪儿对哪儿呀！刘亮程真是个黄沙梁农民，是个农民吗？你甚至都不能说他是个汉族人、中国人，就算说他是个世界人、地球人，我还要为他叫屈呢！如果一定要给他的身份和境界作一个界定的话，我们只能说他是一种比上帝低一级的生物。这就是他，也是他理想中的、本质的人。而村庄呢！则是他悠哉游哉的伊甸园。他在这里高高在上地闲逛，或者挖一个坑，或者在草地上躺一会儿，或者对花微笑，或者听听鸟语，或者看看蚂蚁搬东西，或者干涉一下羊交配。似乎对于他，这些就是与天地相通、与宇宙相关的最深刻最有普遍意义的事。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也没有人事。村庄里现实的人和他所处的现实的村庄进入不了他的视野。我们知道，他自己也要干活，比如说看守麦垛，他也有不幸的经历，比如说在天亮前的雪路上冻坏了一根骨头。但这些被他那“选择性的记忆”给过滤掉了。因为这些只是地上的、变化的俗事，而刘亮程追求的是不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我相信在任何一件事物上都有可能找到整个世界，就像在一滴水中看见大海。/展现博大与深远的可能是一颗朴素细微的心灵。那些存在于角落不被人留意的琐屑事物，或许藏着生存的全部意义。”“除了书本，我们已越来越不懂得向生存本身，向自然万物学习了。”“当你真真实实地代表了自己的时候，你会意外地有了一种更高层面上的普遍意义。”“作家通过自己接近人类。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最终发出人类的声音。”（《对一个村庄的认识》）“生存的全部意义”、“生存本身”、“更高层面上的普遍意义”、“人类的声音”，这些就是刘亮程追求的目标。也许从一滴水中的确可以看见大海，但我们首先也要知道这滴水是大海中的水，还是江河里的水，是纯净的水，还是被严重污染的水。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历史、环境，都处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当中，像刘亮程这样地将事物从特定的时间、空间中抽离、孤立出来，观察抽象的对象，这实际上是消灭了对象，更遑论认识对象的本质了。

刘亮程不是农民，他也看不起农民和农村。对于他来说，农民太庸碌、太落后了，他们只知道娶女人、生孩子、翻地、种下一年的麦子，只知道改建家园、添置农具和衣裳。他要远离村人、远离村庄。在《远离村人》、《我改变的事物》中他都很露骨地表达了这种想法。“剩下的几十年，我想在花草中度过，在虫鱼水土中度过。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或许村里人会把我喊回去，让我娶个女人生养孩子。让我翻地，种下一年的麦子。他们不会让我闲下来。他们必做的事情，也必然是我的事情。他们不会知道，在我心中，这些事情早就结束了。”（《远离村人》）“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却永远不会为某一件事去忙碌。村里人说我是个‘闲锤子’，他们靠一年年的丰收改建了家园，添置了农具和衣服。我还是老样子，他们不知道我改变了什么。”（《我改变的事物》）在《人畜共居的村庄》一文中，他既谴责了农民的野蛮，又谴责了农民的温顺。总之，农民是百般不合其意的。而农民们呢！则称他为“闲锤子”，听上去没什么，意思其实也就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他在农民中、在农村里，就像稻田里的一颗稗子，显得又高挑、又粗壮、又绿得可爱。农民们弄不懂他，他太神神道道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太形而上了，不过这一点恰恰使刘亮程的感觉更好，“他们不会知道，在我心中，这些事情早就结束了。”“我还是老样子，他们不知道我改变了什么。”他不是已经颇为自得地说过了吗！村庄就是农民们居住的地方，看不起农民，当然也就不可能热爱村庄，一个排除了农民的村庄只能是虚假的、一个人的村庄。他要远离村庄，既因为村庄里的人，也因为村庄太小，容不下他这尊大菩萨，结果他也的确离开了，如他自己所说，到乌市打文字工去了。我不敢想象，如果农民正如他所期望地，放下了手中的农活，扛着铁锨在野地里闲逛，挖一个坑，或者拈花微笑，或者看羊交配，风花雪月地思索永恒、本质、形而上的东西；如果农民如他所期望地解放了心宅肺院里的巨兽猛禽，放纵内心中的物欲和动物性，农民会变成什么样子，而由这样的农民构成的村庄又会成什么样子。

看上去，刘亮程似乎是个反人类中心主义者，因为他关注的是动物的事情，植物的事情，自然界的事情。事实上，他不仅是个人类中心主义者，而且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一本《一个人的村庄》，他反复吟咏的就是一个自我觉醒、形成到极度膨胀的过程。上文已经说过，这个自我是在远离村庄，远离村人的情境中觉醒的，到《我改变的事物》中，自我极度膨胀。“我喜欢一个人在荒野上转，看哪不顺眼了，就挖两锨。”“几年后当我再经过这片荒地，就会发现我劳动过的地上有了些变化，以往长在土包上的杂草现要下来了，和平地上的草挤在一起，再显不出谁高谁低；而我的那个大坑里，深陷着一窝子墨绿。这时我内心的激动别人是无法体会的——我改变了一小片野草的布局和长势。就因为那么几锨，这片荒野的一个部位发生了变化，每个夏天都落到土包上的雨，从此再也找不到这个土包；每个冬天也会有一些雪花迟落地一会儿——我挖的这个坑增大了天空和大地间的距离。”原来在地上挖一个坑，竟然有这么大的意义，这的确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悟到的。接下来他说：“对于跑过这片荒野的一头驴来说，这点变化也许算不了什么，它在荒野上随便撒泡尿也会冲出一个不小的坑来。而对于世代生存在这里的一只小虫，这点变化可谓地覆天翻，有些小虫一辈子都走不了几米，在它的领地随便挖走一锨土，它都会永远迷失。”原来，他所成就的也不过是一头驴撒泡尿所成就的伟业，不知道意识到这一点的刘亮程怎么一点儿也不灰心，这真是过人之能。原来，他所说的意义不过是相对于一只小虫而言的，让一只小虫迷失就能令他的内心狂喜，这也的确是俗人所无法体会的。“我把一颗树上的麻雀赶到另一颗树上，把一条渠里的水引进另一条渠。我相信我的每个行为都不同寻常地充满意义。”这真是不可理喻，无聊透顶，自我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怀疑刘亮程的脑子是不是被烧坏了。“我赶开一头正在交配的黑公羊，让一头急得乱跳的白公羊爬上去，这对我只是个小动作，举手之劳。羊的未来却截然不同了，本来该下黑羊的这只母羊，因此只能下只白羊羔了。黑公羊肯定会恨我的，我不在乎。羊迟早是人的腹中物，恨我的那只羊的肉和感激我的那只羊的肉，嚼到嘴里会一样香。在羊的骨髓里你吃不出那种叫爱和恨的东西，只有营养和油脂。”到了这里，已不止是无聊，简直是猥亵了。刘亮程以己之心度羊之腹，显出了自己内心的丑恶。此处也暴露出作者对待动物的伪善。刘亮程曾指责世人对付马的办法：吃马。“我们用心理解不了的东西，就这样用胃消化掉了。”他自己用的也是同样的办法，而且根本谈不上用心去理解，只是粗暴地、洋洋得意地将其吃掉。“人把它们叫牲口，不知道它们把人叫啥。”

刘亮程就是这样建立自我，定义自我的价值，寻求存在的意义的。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文化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的主观主义价值观。诚如Charles Taylor所言，在定义自我的价值时，如果不考虑我们与他人关联的要求，不考虑来自异于或多于人类欲求或渴望的任何种类的要求，结果只能是荒谬的。我可能是唯一头上恰好有十万根头发的人，或者恰好与我家屋后的小山上的某颗树高度相同，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定义我们的自我，确定我们的独创性，我们就必须将某种对重要东西的感觉当作背景。事物具有意义是针对一个可理解的背景而言的。我们可以称这个背景为视野（horizon）。如果我们要有意义地定义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能隐藏或否认事物对我们而言据以取得重要性的那些视野。（详见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之《不可逃避的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6月版。）

刘亮程所表现、鼓吹的自我有三个特征：一是有闲，充满小资情调；二是无聊；三是冷漠，不管他人瓦上霜。无聊就不必说了，上文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其余两个特征，在他的作品里也俯拾即是，就是在他那篇许多人叫好，也最有人味的《寒风吹彻》中，也是如此。据说这篇文章已被选入高一语文课本，不知道学生们会从中看到、学到些什么。“我静坐在屋子里，火炉上烤着几片馍馍，一小碟咸菜放在炉旁的木凳上，屋里光线暗淡。许久以后我还记起我在这样的一个雪天，围抱火炉，吃咸菜啃馍馍想着一些人和事情，想得深远而入神。”吃咸菜啃馍馍也能这样地有情凋，咸菜和馍馍真得好好感谢刘亮程了。这篇文章最使人震惊的还是作者的冷，使读者也有一种被寒风吹彻的感觉。其实在刘亮程的文字背后，处处流动着一股使人发冷的暗流。他写的虽然是花花草草、虫鱼水土，写得也很美好，似乎他对世界、对生活充满了爱，甚至会对一朵花微笑，但是他的骨子里却非常阴冷。在《寒风吹彻》中，这种阴冷明朗化了，也有来由了。“就像现在，我紧围着火炉，努力想烤热自己。我的一根骨头，却露在屋外的寒风中，隐隐作疼。那是我多年前冻坏的一根骨头，我再不能像捡一根牛骨头一样，把它捡回到火炉旁烤热。它永远地冻坏在那段天亮前的雪路上了。”“冬天总是一年年地弄冷一个人，先是一条腿、一块骨头、一副表情、一种心情……尔后整个人生。”原来，对冷的感觉的记忆和冷的感觉的事实已经钻进了他的骨头。怪不得他的亲人们也说他冷，对这一评价，他辩解道：“我的亲人们说我是个很冷的人，不是的，我把仅有的温暖全给了你们。”这里是不是体现了一点鲁迅式的长子或曰牺牲者的怨气？在文中他还讲到一件事，但愿这只是一个故事。“我曾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把一个浑身结满冰霜的路人让进屋子，给他倒了一杯热茶。那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带着许多冬天的寒冷，当他坐在我的火炉旁时，炉火须臾间变得苍白。我没有问他的名字，在火炉的另一边，我感到迎面逼来的一个老人的透彻寒气。/他一句话不说。我想他的话肯定全冻硬了，得过一阵才能化开。/大约坐了半个时辰，他站起来，朝我点了一下头，开门走了。”不知道是事实如此，还是刘亮程的叙事如此，不过我都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开口说话，虽然我承认，这样一来意境是高妙得多了。刘亮程没有挽留老人，他说：“我以为他暖和过来了。”但是他明明知道：“他的身上怎么能留住一点点温暖呢？靠什么去留住。他的烂了几个洞、棉花露在外面的旧棉衣？底磨得快透了一边帮已经脱落的那双鞋？还有他的比多少个冬天加起来还要寒冷的心境？……”第二天，老人冻死在了村西头。刘亮程的内心有点受震动，“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被冻死。”但是他立刻为自己开脱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他的寒冷太巨大。”好了，我不是上帝！我要围炉烤火，就着暗淡的光线，吃咸菜啃馍馍，听炉中柴火发出的噼啪声，不要防碍我！但愿这可怜的老人只是刘亮程笔下的一个文学形象。

我说过，也许我对刘亮程的批评和批评的口吻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了我所批评的思想对我的影响，我对这种思想的批评恰恰是这种思想的胜利，但我不愿放弃我的批评，我愿意和和我所批评的思想一齐灭亡，做它的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