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城市书写成为了当今汉语写作的一个非常显眼的现象。可以说，与80 年代书写乡村形成比照，书写城市是90年代最值得注意的文化事件之一。而作为城市书写的一种有力且独特的方式，文学在其中又扮演了其他方式所不能替代的角色，简而言之，文学在表达人们的城市生活经验、塑造个人（自我）和城市形象以及想像/重构世界的文化方式等方面，皆有其特别之处，值得今天的城市文化研究作认真探讨。其中，90年代蔚然大观的都市小说又是最经得起分析的文本。在此意义上，王安忆90年代的上海书写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对象，是很自然的事。

90年代初，随着“开发浦东”而来的中国新一轮发展浪潮，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重新汇聚了人们的现代化想像。只不过与近代上海的突然崛起与畸形发展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上海发展是在一种国家力量的驱动（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政策的明确部署与实施）的基础上出现的，它在重新确立上海的经济文化地位及功能，重新塑造、引领国人对中国如何进一步发展的想像方式以及树起某种鼓舞人心的旗帜等方面，逐渐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标记的意识形态符号，从而定格在历史的帷幕之中。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重新理解90年代繁荣的上海书写格局形成的历史性条件，尤其是理解90年代上海愈演愈烈的所谓的“文化怀旧”现象。“怀旧”（缅想过去）与现实的驱动（上海的90年代崛起重新唤醒了上海人沉睡已久的自信）、以及两者的纠结而引起的对未来的现代（文化）想像呈现为一种非常紧密的共生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与30年代“京海之争”中上海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焦虑”不同，90年代的上海在建构上海人对上海的城市文化身份认同（culture identity）方面体现出无以伦比的聚集功能，而这又不能不与上海的现实成功与上海的历史书写和历史叙事密切相关。即以后者论之，“怀旧式”的历史叙事（叙述老上海的城市故事），使得上海这个历史资源相对短暂和薄弱的城市具有自身的历史，从而为生活于其中的人提供一种在地的历史意识（辉煌的过去），由此生发出一种具有传统根基的生存体验。可以说，它在上海这个城市整合一种假想的文化统一性、历史整体性或者说是一种内在的文化认同所必需的“主体同一性”（subjective identity）等方面显示了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效。这也许就是“怀旧”对上海而言最“积极”的一面。然而，除此以外，还存在另一面，正如倪伟所观察到的，“掐掉中间近四十年的历史，把九十年代的上海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直接焊接在一起，这是当下流行的上海史叙述模式”（倪伟：《书写城市》，《读书》2002年3期）。换言之，这种“强迫遗忘的机制”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其一是以上海30、40年代和90年代共有的“市场经济”及其伴生的经济文化形态（如消费主义），掩盖消弭中间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革命的经验，以此确立一种历史的一致性；其二是以上海作为独立的叙述单元，而忽视上海的崛起与大陆内地的历史关联（相当意义上，两者呈现出一种彼消此长的关系）；其三是在建构上海的“主体同一性”的同时，掩盖了上海内部自身的分裂性——上海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整体的同质性，它毋宁说是结构性的断裂“碎片”的“拼凑”。在此意义上，“阶级”“阶层”等诸如此类的概念仍然是我们进入上海分析的有效视角。而对这些视角的运用，既可用于上海的现实观察，同时也可以之考察上海的历史叙述，它有助于我们看清上海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在此意义上，90年代王安忆的上海书写也许显示了其特别的文化意义，而出版于2000年的长篇近作《富萍》（湖南文艺出版社）就是这样一个典范文本。

从故事形态上看，《富萍》与王安忆以往的其他小说一样，讲述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18岁的农村姑娘富萍从扬州乡下来到上海，因为她的未婚夫李天华的奶奶在上海淮海路上当保姆（30年前她到上海帮佣，与一般保姆不同，她拥有上海户口，“是个有身份的奶奶”）。富萍吃住在奶奶东家的家里，她不爱说话，不懂得“应酬”，因此与邻里的关系并不见得好。富萍虽然有些木讷，但内里却透着聪明、倔强甚至富有相当的心计：她从小就父母双亡，由叔叔婶婶养大，而李天华的家境也不好，所以富萍其实是不愿意与李天华结婚的。她从扬州到上海来，除了看望奶奶外，可能有着逃避婚姻的成分。富萍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将近年关，却拖着不肯回去，以至是在上海过的年。甚至有一天“失踪”了：她离开奶奶家，找到了多年未见的舅舅一家，舅舅和舅妈都是苏州河上的船工（运粪和垃圾）。舅妈想把富萍介绍给侄子光明，但她也不愿意。富萍的“失踪”让奶奶很紧张，于是在她回来后，捎信让孙子过来接她回扬州乡下去。孙子来了，但就在两人买好船票准备回去的当天，富萍却“不辞而别”，再次跑到舅舅家，不久在一个名叫“梅家桥”的地方认识了一对靠糊纸盒为生的母子（儿子是个残疾人），富萍就这样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并且最后有了身孕。

这就是《富萍》中故事的大概。小说保持了王安忆式文体一贯的特别之处：散淡、清新、细腻、隽永而有诗意，这使得小说的叙述散发出浓郁的人情味，给人以亲切感。而且，对日常生活的热情与细致描绘使得她在90年代的上海书写中显得与众不同：在上海重新成为人们想像新都市的繁华奢靡的文化表征时，王安忆却执意地回归到平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在她笔下的日常生活绝不是乏味庸常的，而处处流露出生活本身的感人之处，即使是从富萍接触到的所谓下层人的生活来看，他们的一举一动皆充满了一种生活的质感，一切都是可触摸的因而也是实在的，它不追问生活的意义，在他们身上，生活就是生活而不是其他，假如要问意义的话，生活本身就构织成意义，所以他们的生活几乎是沿着某种“自然”的轨道向前延伸，一切都在各安其位中发展下去，即使有生活的艰难和痛苦，人们的表达也是含蓄朴素的，而不是激烈的，在王安忆看来，这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体。正如王安忆在她编的“三城记小说系列”的《上海卷》的“序”中所写的：“随着年长，一些奇峻的东西倒是看得平常了。反是人情之常，方才觉得不易。在多变的世事里，景物都是缭乱的……可是，在浮泛的声色之下，其实有着一些基本不变的秩序，遵守着最为质朴的道理，平白到简单的地步。它们嵌在巨变的事端的缝隙间，因为司空见惯，所以看不见。然而，其实，最终决定运动方向的，却是它们。在它的内里，潜伏着一种能量，以恒久不移的耐心积蓄起来，不是促成变，而是永动的力。”（《女友间》，王安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可以说，上述这段话（在“常”与“变”的世界里更关注“常”）表露了王安忆近年来的“文学理想”，而《富萍》的写作是可视作这一理想的一次文学实践的（包括写于1995年的《长恨歌》也可作如是观，即通过王琦瑶展现最多的是藏匿于大历史背后的上海“家常景观”）。可是，假如仅以日常生活的书写视之，《富萍》的“特别意义”并不显得突出，因为从根本上说，文学（小说）书写日常生活并不少见，那么，《富萍》对王安忆、对当下的文化情境而言，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富萍》的意义的阐发，在近二年来在关于它的评论文章中是被讨论最多的，举其要者，则首推王晓明先生发表在2002年第3期《文学评论》上的长文《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他认为《富萍》的写作标志着王安忆的一次重大转变，即“从淮海路到梅家桥”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意味着她与90年代主流的上海书写划清了界限（是对那些渲染风花雪月、美人迟暮的老上海故事及其代表的“新意识形态”的反拨和对抗），也表明王安忆自身的深刻变化：《长恨歌》中通过王琦瑶几十年的曲折生命历程来折射大上海的历史沉浮，而《富萍》则明显地从“中心”（上海的淮海路）回撤到“边缘”（苏州河岸及梅家桥），从繁华（无论是对20、30年代的怀旧还是90年代以来“海上繁华梦”的复苏）回归到底层市民的庸常的日常生活。表面看来，以《长恨歌》和《富萍》比照论之，这变化是明显的，可是，书写日常生活（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对王安忆80年代以来的写作而言一直是存在的，它很难被单独抽取出来作为王安忆写作路向转变的依据。而且在我看来，假如不过分强调从《长恨歌》到《富萍》是一种断裂式的转折的话，我倒认为两者是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一致性的，即我们假如仅仅认定书写琐碎的日常生活是王安忆的“文学理想”的话，那我们也太低估王安忆的文学野心了。事实上，按我一己的私见，王安忆90年代的上海书写，统而言之，其潜在的目标是要写一部“上海的历史”的（“大”历史者如《长恨歌》，“小”历史者如《富萍》），可以说，历史书写与历史叙述才是构成她90年代以来的写作的核心与动力。而且，与主流的时尚的上海史叙述（即前面提到的，掐掉中间的四十年的历史，把90年代的上海与30、40年代的上海直接焊接在一起）不同，王安忆目前的上海历史叙述的兴奋点似乎正是“中间的四十年”（即解放后至80年代）。这是一段社会主义的或革命的历史。那么，具体到《富萍》而言，王安忆要叙述的又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在我看来，这是一段上海的移民的历史，尤其是苏北（如扬州）的移民的历史和生活，因为移民及其文化是构成上海这座城市最核心也最本质的东西，以之为对象来观看、考察和叙述上海的城市历史变迁，王安忆的文学用心由此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近代上海的历史是一段移民的历史，自开埠以来，外地移民占到上海人口的80%，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只有20%左右。移民中除了部分的外国人，从国内看，则以江、浙、粤、皖、鲁等为主，如1936年，上海华界总人口约215万，上述5省籍人分别为40.5%、19.2%、2.7%、4.4%、0.16%，合计占总人口的66.96%，其中又以江苏人占绝多数（参看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第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不言而喻，上海的近代崛起与移民的大量涌入呈现出一种二位一体的历史关系：近代上海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和改造着移民，反过来移民又为上海的近代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金等城市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同时，大批各式移民的汇聚，使上海人口迅速增长，刺激了消费和生产，为上海造就了巨大的市场，加速了上海的社会发展。可以说，“五方杂处”、“远悦近来”的多元异质的移民构成，从富商巨贾到贫苦市民，从专家学者、作家明星到负贩苦力，皆为上海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从职业看，上海除了以商业和工业及其附属职业以外，在30年代还发展了庞大的第三产业体系，其中一项就是像《富萍》中的奶奶所从事的家庭服务业，如佣人、娘姨、保姆、洗娘和门房等，还有大量的苦力阶层，如黄包车夫、码头船工等，他们构成大上海的底层，与生活在租界等中心区域的社会中上层不同，他们主要生活在以苏州河边棚户区为代表的城市边缘地带，在上海这个等级分明的畸形发展的现代都市中繁衍生息，他们的实际生活构成上海近代以来并不为今天的人们所共知的社会景观。

《富萍》的故事背景是60年代初的上海。虽然解放已经十多年，但上海依然保留着它的等级性，如当时的所谓“南下干部”（解放后的新移民）住的淮海路与工人新村、棚户区就构成一种明显的等级结构。而作为移民城市，它早已基本成型，也就是说，在60年代的上海，外来移民已经慢慢地在上海扎下了根（如富萍的舅舅在苏州河当船工已是二代以后的事，奶奶在上海帮佣也已30年），并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而之所以说《富萍》写的是上海的移民的历史及其生活，是因为从富萍所接触到的人员构成看，其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奶奶和舅舅与富萍一样来自扬州乡下，东家来自江浙一带，吕凤仙是苏州人，戚师傅来自浦东（小说中惟一的上海本地人），与此相应地，小说是以一种空间结构来表现这个移民社会的：小说的主线虽然是由富萍一人串起来的，但故事的叙述视角又是分散的，并不以富萍为聚焦，换言之，小说的结构是由一个个人物和一个个地点、时间的刻标“并置” 起来的（小说的目录即以之分别作为标题），在每个点（标题）之下，隐藏着各不相同的独立于富萍之外的故事。王安忆使整部小说统摄在叙述者的空间调控之下，而在这空间结构当中，是一张一边清晰一边模糊的上海城市地图，淮海路上的“上海人世界”在小说中是面目不清的，它被作者有意无意间抹去了，即使确实存在这样的世界，也只有一些平常的商店、电影院等生活景观（小说后半部分出现的曾经作为大上海的代表的“大世界”也只是作为一般的市民娱乐场所出现），而作为苏州河岸和梅家桥的世界在小说中则是清晰无比的，甚至，与一般人的印象不同的是，这里非但不是个肮脏的世界，相反，在叙述者眼里，这里倒是时时闪烁着某些迷人的乃至是诗意的东西，比如描写富萍和小君到光明的船上去玩的那一段：

“船在苏州河里走着，河水有些发稠，黑亮亮地，映着他们的船。天很好，没有风。沿河岸的板壁房子窗户上挂着洗刷过的拖把。有人在河里洗东西，互相转了头在搭话，听不见声音。还有小孩子，张大了大嘴哭，也听不见声音。机轮船的马达声轰响着，盖过了一切……但河水从底下折上来一层幽光，打在人脸上，使得影调柔和了。”

这就是叙述者眼里的苏州河上的景观，没有了水上人家为生活而苦苦挣扎的壮烈场面，这里仅剩下由声响和宁静构成一种特别的和谐：“机轮船的马达声轰响着，盖过了一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叙述视角是平视式的，并且这一视角贯穿于小说的始终，无论是作为人物的富萍，还是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这一视角的运用皆显示出生活本身的初始状态，人物的生活就在这样的平视的视野中自然展开。奶奶在当了三十年的保姆之后，惟一操心的是孙子的婚事和自己以后的养老问题，舅舅一家在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之后生活也逐渐好转起来，作为移民的他们与环境似乎天衣无缝地彼此适应了，似乎再也没有内在的紧张。而王安忆在书写这一切时，好像也不再有几年前写《伤心太平洋》（1993年）时激越的伤痛之情（王安忆是非常关注现代人的流亡和漂泊主题的，《伤心太平洋》即通过重访一个海外侨民家庭的悲伤史，寻求她与祖先们的认同，从而表达对父辈的漂泊生涯的追怀和伤痛之情）。《富萍》的写作似乎使王安忆复旧到一种宁静的心境，即使它同样是涉及到现代移民及其漂泊的主题及其历史。可是，事实确是如此么？假如王安忆在《富萍》中确实有想像和重塑上海的移民历史的某种潜在的欲望的话，其中表面上的“平静”的日常生活就真的表明王安忆已经找到一种安置移民的物质生活和心灵世界的方式了么？具体到小说文本，情形可能要微妙复杂得多，换而言之，要考察移民真实的生存状况及其历史形态，一个避不开的路径是，他们与所生活的地域（如上海）的实质性关系是什么？只有对此及其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追问，上述疑虑才会进一步明晰起来。

我们注意到，在小说中，上海作为社会共同体，在其内部是有种种的区分的，比如在第157页上，有这种的话：“奶奶所住的淮海路，在他们住闸北的人眼里，是真正的上海。所以，舅妈穿过棚户内的长巷，遇着人问她上哪里去，她就朗声答到：到上海去。”这样的句子及其所代表的“中心/边缘”的区分意识在小说中还有一二次的表述。换言之，即使像舅舅一家这样已经在上海繁衍了几代的人身上，在他们的意识里面，依然清晰地残存着一种作为“上海的他者”的边缘意识，这意味着这些移民对上海并没有多少认同，或者反过来，上海也没有认同他们，即使他们已经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很久，且已取得合法的居民身份后仍然如此，这是特别意味深长的。而且，这种边缘意识不单在舅舅、舅妈身上存在，居住在闸北苏州河畔的棚户区的居民群体（如小说中的扬州帮）不也同样如此？在此意义上，他们要与上海建立起一种内在的精神维系和文化（身份）认同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举以下两个例证：其一，在小说中，专门有两节是叙述看扬州戏的，苏州河岸棚户区里有一个扬剧戏院，用来接待家乡的剧团的演出。每逢演出时，这里就成为上海的扬帮人的节日般的热闹场所，剧场里挤得满满的，人们对来自家乡的一切皆抱着异样的热情。舅舅只要在家，就天天晚上去剧场和同乡聊天。此时，

“苏州河静静的，有几点灯火，是泊着的船上投下的，像钉子一样，扎在稠黑的水面上。远处的几幢楼房，薄薄地贴在天幕。天空很黑，但黑到边上，就是接近地平线的地方，又微明起来，是这城市的市光。那是另一番景象，摩登的光和影，摩登的男和女。这里却不是，这里是小世界的热闹和绚丽。”

这里的人们只有在此时才找到一种真正的快乐，而“摩登的光和影，摩登的男和女”的“城市的市光”离这里却似乎很远很远，并不属于自己。其二，小说中两处出现“大世界”这一大上海的代表性场所。第一次是小君和富萍走路到“大世界”去玩，走到半路“两人脚上都打了泡”，最后她们见到了仅作为物质形态的纯建筑物的“大世界”形象：“那生日蛋糕一样，圆形的一层层收小的建筑，很花哨的，带着些乡气，还有些俗气，却很天真地，喜气洋洋地耸立在日幕的天空中。”这一形象完全是平面化的，它并没有勾起富萍对它作为上海的光荣和梦想的任何“文化想象”，而且在富萍眼里它甚至“带着些乡气，还有些俗气”，更不必说富萍会认同它了。第二次是过年时奶奶约了吕凤仙、阿菊阿姨、戚师傅和富萍一起到“大世界”去玩，但大世界在他们眼里也与一般的市民娱乐场所无异，他们还对其中的一些娱乐项目表示不喜欢，更有意味的是富萍甚至最后在“大世界”里迷失了，只得一个人提前回了奶奶的家。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王安忆在《富萍》中要写的是一段怎样的历史了，概而言之，这是一段没有将城市的现代文化（身份）认同真正落实的上海移民史。因为文化认同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心理归属问题，但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富萍们对上海很难说有一种认同感与归属意识，上海对他们来说，充其量仅是一个“谋生”的地方而已。富萍在此虽然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体生活于上海一隅，但她同时也表征了一种不断漂泊的移民文化。在此值得提及的一个细节是，以“富萍”作为小说的题目，在王安忆那里似乎是有明确暗示的 ，这正如在“舅甥”一节中，舅舅和富萍到郊外散步时的场景中写到的一样：

“走过一个水塘，上面铺着厚实的水草，岸边有一条木舢板倒扣着，就好像陷在了草丛里。舅舅站住了，等富萍走上去，指着厚绿的水草，问：你们叫这什么？富萍说：水葫芦。舅舅就说：水葫芦只是水草中的一种，这一种和你同名呢，也叫'浮萍'，不过，音同字不同。舅舅蹲下身，拾根草棍子，在地上划字给她看：这是‘浮萍’的‘浮’，这才是‘富萍’的‘富’。”

也正因为在“富萍”的身上汇集了移民及其文化形态的历史信息，因此她就可以作为我们观照上海历史的一个有效视角和范例，在此意义上，王安忆叙述“富萍”的故事，其实也在讲述上海的城市历史故事，比如它移民社会的形成、历史及其可能的走向。富萍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如逃避婚姻），她从扬州乡下来到上海并最终在上海的边缘地带（梅家桥）安家落户，成为上海的一员，暗示的是上海作为移民城市的某种历史连续性

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假如王安忆想通过《富萍》的移民故事来书写上海的城市历史，那么，移民（尤其是底层移民）与上海到底构成了什么关系？而且奇怪的是，处于“淮海路”与“梅家桥”对立中而又对上海没有多少认同的富萍们，却始终没有表现出一般移民文化中的“文化焦虑”与内在紧张（如白先勇的“台北人”系列所表现出来的“此地是他乡”主题），而是几乎“心安理得”地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生活下去，这是为什么？

换言之，在上海的底层人由于不认同繁华都市的那一个层面，为什么可以做到“心安理得”地在上海偏远的地方生活？它对50、60年代的上海而言意味着什么？它对我们思考90年代以来的上海城市文化又到底提供了何种历史的参照维度？

我们注意到，在小说中，富萍从扬州乡下到上海来，是非常自然的。这里的“自然”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她进入上海（从农村到城市）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二是她到达上海后几乎没有感到丝毫的文化反差，即便是今天的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城市—乡村文化（心理）反差在富萍身上也不明显。也就是说，富萍几乎是轻而易举地穿越了城乡之间的屏障，在上海很快就适应并生活下去。这与80 年代以来的所谓“城乡对立”的文学表现模式是根本不同的，与上海20、30年代的情形也不相同（如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与上海的紧张关系）。这又是为什么？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忽略解放以后城乡之间“森严”的等级和屏障及其对富萍们的“进城”可能造成的影响，从而怀疑《富萍》的故事本身的“真实性”程度，而是想通过富萍们“凭什么”得以在上海“心安理得”地生活的城市社会文化机制及其氛围的考察，揭示出城市文化从50、60年代到90年代以来发生了何种变迁。

而假如要探讨其中的原因，在我看来，原因也许是简单的，即富萍们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在上海安顿下来并显得“心安理得”，而又没有表现出所谓的“焦虑”，是因为在50、60年代的上海及其城市文化“允许”和“容忍”富萍们携带农村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价值形态“进城”，即底层的移民能把农村的价值搬到城市一角，形成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这为富萍提供了足够的文化呼吸和生存空间。这也就解答了为何富萍“心安理得”的原因了。质言之，在50、60年代的上海，至少从生活形态上看，不存在一种统摄一切的价值标准，因而也不存在这种统摄一切的价值标准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形成普遍的文化—心理压力。在小说中，富萍不会因为她初来乍到，不会因为她的乡下人身份，不会因为她的孤单和卑微而羡慕什么，她可以保留她的“倔强”而在上海生活下去。尽管她从扬州乡下来到上海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也在朦朦胧胧地寻找着某种东西，但这种寻找本身并不必然指向城市要求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必须遵循的绝对的价值，因为这种后来形成（如90年代）的整体的共同价值标准在当时毋宁说是尚未成形的。在繁华的都市一角，富萍除了可以与“奶奶”聊聊扬州乡下的事情，还可以到舅舅家去串门，并在扬州剧院里兴高采烈地看戏，并从中得到心灵的喜悦，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有共同的文化形态及其趣味，这些“底层人”的生活在上海的城市格局中构成了一个自足的农村文化空间，城市的繁华和奢靡的一面构不成一种笼罩一切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符号，构不成对他们文化心理上的暗示性的等级区分意识，从而也离他们的世界很远。想想看，连作为这座城市的标志“大上海”在富萍的眼里也仅成为一个完全平面化了的“带着些乡气，还有些俗气”的纯粹物质形态的建筑物，丝毫不能勾起富萍对它作为上海的光荣和梦想的任何“文化想象”，因此也不难想像富萍为什么能够“心安理得”了。可以说，“淮海路”和“梅家桥”的对峙和并置，既标识出上海内部的某种“分裂”（城市生活方式和乡村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也意味着“分裂”的双方的共存且相安无事。用今天的话说是，50、6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真正多元的生活空间，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中，不存在一种普遍的“文化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谓“焦虑”的出现总是因为存在一种“标准”，以及在此“标准”的映照下的差异和等级意识。而在50、60年代的上海，尽管考虑到当时整个中国的时代语境，“政治”似乎从整体上挟裹一切，但这也许仅是今日的我们的想象中的“似乎”而已，至少在小说中，当时上海的“底层人”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并不必然地受制于宏大的历史潮流而呈现出“居家过日子”的日常生活自在自为的一面。

然而，自9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的“发展”，它在引领这座城市的市民在回望（怀旧）和“展望”（现实成功之后的文化想像）中确立一种文化认同乃至一种文化自豪的同时，一种几乎是同步发展的“文化焦虑”也出现了。与20、30年代的上海一样，在历经中间40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革命之后，上海重新成为一个寄托了国人的欲望和梦想的乌托邦城市，一个巨大的市场意识形态的经济—文化符号。 “浦东开发”、“浦西旧城改造”和“上海即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等鼓舞人心的消息经过大量涌现的传媒的渲染和叙事，上海重新成为文人学者、商人、投机者、大学毕业生、流浪汉等向往的“乐园”。出于国家政策（如拉动内需）力量和市场经济自身逻辑的驱动，一种叫做“消费主义”的文化在上海迅速形成和急剧膨胀，商品、广告、传媒无不在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建构着“一体化”的经济文化价值标准。旧城改造，从属于城市整体规划的需要，边缘日趋中心，一批批棚户区被连片拔起，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新楼群，而没有消失的旧房子也被改造成为各式各样的消费场所（如著名的“新天地”即是一例）或用作他途。在此背景下，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生活追求甚至一般的日常交往几乎都被简化为一种“利益”的量的计算和交换关系，“实际”“趋利”重新成为这座城市最突出的城市文化品格。而大至城市规划和“发展蓝图”，小至市民的日常生活无不被重新纳入这“一体化”的进程当中，由此造成因金钱收入、文化素质、生活品位乃至生活细节的不同而作出的“等级区分”当中，出现了诸如小资们的“收入比你低，但品位比你高”的奇怪的“焦虑”和“补偿”的循环。事实上，正如前所述，90年代“焦虑”的出现，总是因为有“等级的区分”，而之所以会在城市生活中区分出等级（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又是因为在城市文化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划分等级的“一体化标准”， 这“标准”无疑来自如下市场意识形态的驱动：财富不仅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中一切人竞逐的中心，而且个人占有财富的多寡与有无成为新的社会分层与等级排列的客观标准，而人的各种复杂丰富的内在属性被简化为单一、明确的利益追求，任何人都无法拒斥。同时，这种标准本身又形成对不合乎此一标准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和价值取向越来越大的精神压抑，从而引发生活于其中的人难以挑明而又无处不在的生存焦虑。在收入贫富对比、文化等级分明的市场一体化的城市文化空间里，身份等级及其认同危机和焦虑就这样变得越来越突出，并蔓延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可以抵达的空间。“焦虑”取代“心安理得”而成为了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最突出的文化心理症候。

这种取代的过程，可以说也是富萍们的农村式的生活方式在城市中被逐渐地取缔和消失的过程，之后则是一种新的统一化了的“当代都市生活”的全面确立。由此，我们也许可以看出王安忆及其《富萍》此类写作的当代意义及其批判锋芒所在了，这就是在90年代的语境中，在对我们当代城市的文化发展的观察中，“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也许就是对城市生活（形态和价值）多样性的取缔和扼杀。而王安忆通过对50、60年代上海底层人的日常生活的详尽描述和追怀（在此意义上，她可以说也是怀旧的），尽管是以追求所谓“常”为旨归，但它并不必然地趋向于一种“封闭”的表现生活的文学空间，毋宁说她在90年代的语境下对50、60年代的底层移民的生活的书写，是对城市生活多样性（如在城市中可以有农村的生活方式的存在）的消失的潜在批判，更是对城市生活的花样翻新的所谓“变”的警惕和反思。易言之，“变”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往往不是“多元化”的表现，而是一体化的生活的某种“散射”，与此相比，讲究“常”的生活则可能是真正多元的，因为它暗含了一种即使在底层生活（区别于繁华奢靡的生活）也可以做到“心安理得”、而不必焦虑地趋同于标准化的生活的可能性，因此也是今天的我们孜孜以求而又难以寻觅的灵魂安宁本身。

2002年9月9日凌晨完稿于沪西12月19夜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