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文中，阿伦特探讨了真理所在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种种差异和潜在的冲突，而其中有关真理的诸多问题也正是现在仍疑虑不已止步不前之处。比如真理本质上是否必然是没有力量的，而权力本质上必然是欺骗性的？在什么时候讲述真理是正当的，是否应该无条件地相信真理和对真理的讲述？如果真理在政治领域是没有力量的，那么它所拥有的真实性又是怎样的真实性？真理和意见、事实和故事以及行动之间到底构成了怎样的关系？现时代中谎言的力量究竟从哪里来？政治领域和真理所处的外在于政治的领域构成了什么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但阿伦特身处其中的辨析能力和从容态度则格外值得注意，于是，她为人们描绘了一张真理与政治的地图。

首先，阿伦特指出真理的易受伤害性，她强调虽然没有什么东西会比人的心灵结构所具有的相对永恒性更恒久，但是一旦它们消失，那么便难以挽回，而事实真理的脆弱性则更甚于此。尽管从现在看来与政治领域冲突的是事实真理，但是直到清教道德的兴起，说谎才成为一种犯罪。而在此之前，与政治相冲突的首先是理性真理，而说谎（对于事实真理的破坏）并没有被看成是一种反对真理的有力武器。理性真理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冲突，也可以说是真理与意见之间的冲突，因此政治作为一种建立在意见之上的人类事务的领域，必然与属于哲学家的可靠的真理相反，即便暂时的一致，也无法抹杀它们之间的差别。因为，真理是少数人的领悟，发生在人类事务之外的领域中，而意见则属于大多数人的理性的发挥，虽然这大多数人不限于时间地点，但同样属于公民的事务。阿伦特认为，真理具有强制性，它们超越了协议、争论、意见或者同意，而正因为真理这种专横的性质，使得同样具有专横性和强制性的专制者感到了威胁，而这种真理的专横性，也是无法拿到政治领域中进行商谈、说服的，因为一旦如此，真理就变化成了一种意见。但是，此处的意见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认为的一家之说、一己之见，而是可以通过“扩大了的精神”的能力将人从一己利益中解放出来而赋予它不同的想象力之后得到的意见。因此，在意见问题上，思考是游走的，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位置来思考，形成代表它们的某种意见。意见和真理的区别，在这里并非是错误和正确的区别，而是世俗的公共性和超越了人类事务的永恒性之间的区别。

这里可能马上就生出一个我们很习惯的问题，此处的永恒性是如何确定的？可是，一旦按照这样的问题来寻找答案，不免很快就陷入到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语境中去。而可供转换的另一个问题可能是，永恒性对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的意义何在？此种意义是否符合我们对自身和整个人类世界的理想和期望？基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大概才有可能重新认识到仔细辨别出真理和意见的意义所在。而如果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一切都沦为意见，并且只把一切视为意见，因此具有无可比拟的替换性的世界，那么如何重新建立这种对于真理的感知，如何在自身的体验中避免某种粗暴而简单的放弃，大概很重要也格外困难。人类的历史越久远，所经历的挫败就越容易磨灭这种感知，容易用一种不相信和不理睬来替代它以实现保全自己的本能，而本能更多实现的是动物性而非人性，因此这种保全往往是未经深思的。

但这又不全是人类自己的过错。正如阿伦特所言，意见是在“一个具体问题中被迫开放自己，以便从所有方面，在每一种透视中显示自己，直到彻底沐浴在人类的理解力的完满的光芒之中和变得透明。”相比之下，真理具有一种独特的“不透明性”，它拒绝进一步的说明，不具有可讨论的性质，因此真理也并不比意见更自明，倒是更为晦暗不明。同时，事实讲述者较之于哲学家，又有着别样的困难，他的真理没有一个超越的起源，而是来自于同样的人间事务，这使得他和意见的拥有者看起来更是十分相似，也给了意见拥有者把事实真理视为另一种意见的借口。

在这里，阿伦特区分出了三种人，真理讲述者、意见拥有者和撒谎者。区别于真理讲述者和意见拥有者，撒谎者是一个行动者，他充满了通过行动改变世界的愿望。现代说谎者和古代说谎者的区别则在于，前者自己也陷入到自己所发出的谎言之中，而不可能置身事外。只有当一个共同体从事一种有组织的谎言之时，真理讲述者的讲述才开始成为一种行动。因为谎言的结果不是它从此替代真理，而是人们不再相信有真假之别，同时由于失去了真假的范畴，人们便无法在真实的世界中界定自己的位置。而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中，讲述真理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改变世界的行动。

在阿伦特看来，谎言与行动、与改变世界的企图、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无可置疑，也无从摆脱，它受制于人类的行动能力的固有性质，但它的基石显然是不牢固的。向行动开放的是未来，而撒谎企图操纵的是过去和现在，剥夺了据以完成未来的过去和现在，也就是抽掉了脚下的大地，使这种行动所期望的改变成为不可能。而谎言的另一个致命之处在于它的完成依赖于权力，但权力是人世间彼此达成共识的产物，并不具有稳定性，相比之下，事实本身倒有着一种落地生根性，不可磨灭。这种落地生根也许并不直接表现在人类的认识之中，而是表现在人类行进的永恒性之中，而这恰恰是制约政治领域和人类的行动本性的所在。

无疑，在阿伦特的思想中有着某种本体论，但又不表现为一种关于人性的系统理论。而阅读阿伦特，对我而言，最大的启发便在于如何重新思考这样一种本体论的假设。在我看来，阿伦特有一种辨析的能力，而这种辨析的能力恰恰来自于她的这种本体论的假设。这一假设提供了她给出判断的可能性，也同时打开了许多封闭起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