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五色绚烂一朝归于枯寂，明清易代文人的“红颜易老”，又何尝不是他们最久远的生命定格。

自悼与自画像

聚焦明清之交文人形象，首先对准的当然是其自叙性文字。固然，任何文学作品，不可避免的都会传达出作者神气，然既锁定“自叙”，则更强调其中的自我检省、回溯，自我形象的塑造与想象。明清之交文人言说之丰富，远过从前，这不只因为，易代之际的文人更多身世之悲，零落之感，更在于，亡国乃至亡天下的天崩地裂，带来的，不只是此生枉然的个人伤痛，更是整个士人群体的精神重创——“挥手自兹去”，挥别的不只是江山、往昔，可以预料的未来，更是自我与自我所属的整一个世界，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掉落，群体的掉落。而聊以自救与自赎者，也惟有喃喃独语般的言说与自我言说。

事实上，明清之交文人自我言说之艰难，亦非之前任一朝代可比。归庄曰：“耻为文人”4顾炎武曰：“一为文人，便无足观。”5此种自我否决不只是激愤之言，更是自我价值泯灭的真实感受。入仕新朝的吴梅村临终忏悔：“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又自立遗嘱：

“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陵园相近，墓前立一园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

此种急切的自我命名亦恰恰证实了明请之际文人瞬间失落的身份感。周栎园与友言：

“某盖负辱人，贱行于世者也，大人先生既摈之，放逐之，而酒人诗伴如原舒又不屑于哙伍，然则某终何归乎？”6

为世所抛，为士所不容，这种茕茕孑立的无所归依感不独是贰臣才有。张岱《陶庵梦忆自序》开篇即说：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7。

随着江山颓变——诚如归庄所言“非我土”8船山所言“局天之倾，蹐地之坼，肤寸之土不能信为吾有”9，昔日的“风流之域”如今却是“无往而非死地”， 士人不仅丧失自身所赖以依托的全部价值系统，如傅山所言“如今何时何日不可死？”10甚至连继续生存的权利都遭到质疑——屈大均即有言：“君父之仇一日不报，即一日不可以生，一日之生，即一日之死也”。除却“一死以明志”这样最重、也是最直截了当的自我言说方式，无论是逃禅还是逃世，都不可避免要遭遇自我归属的尴尬。吕留良《答潘美岩书》自称“自作村野酒肉和尚而已”11《自题僧装像赞》又云：

“僧乎？不僧而不得谓之僧。俗乎？不俗亦原不可概谓之俗。不参宗门，不讲义路录，既科呐之茫然，亦戒律之难缚。有妻有子，吃酒吃肉。奈何衲缀领方，短发顶秃？儒者曰：是殆异端。释者曰：非我眷属。……”12

谑笑之中又何尝没有隐忍的痛！“俗固难言，僧亦可耻”13 “不为异姓之臣即为异姓之子”14在生死的夹缝中，槛内槛外都是无可立足——

施愚山《吴舫翁集序》：

“夫药翁非僧也，卒以僧老，其于儒言儒行，无须臾忘也。舫翁跡溷僧，而儒言儒行未之或改也。而人者皆有托而逃邪？”

全祖望《退翁第二碑》：

“易姓之交，诸遗民多隐于浮屠，其人不肯以浮屠自待，宜也。退翁本国难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别有至性，遂为浮屠中之遗民，以收拾残山剩水之局，不亦奇乎！故余之为斯文也，不言退翁之禅，而言其大节。”

如此一力还方外之士以儒士面目，以当时“逃禅即逃死”的严苛环境，已算是笔下留情。至若屈大均，则反反复复检讨其逃于禅、玄：

“夫不得以而逃，则吾之志必将不终于二氏者，吾则未尝获罪于吾儒也。”

易代文人自我形象之跌跌撞撞亦于此毕现。

自宋郑思肖以“不忠不孝”自题，此种自责便成为遗民最为沉痛的表达。明清之交的文人，其言说中的“痛”比之前代尤甚。历代失意之士，一旦涉及自身与周遭之罅隙，每每叹一句“世不容我”，而如此之天地崩裂却使得文人除了“天问”，更多的是不容自赎地指向自身。夏完淳之“血性文字”固“伤心醒目”15，遗民群体之“落落莫莫”“无地彷徨”亦不减惨烈。易代之前，风流文人原本亦多感怀，然就如《黄奂龙小品》记：“山中相送罢，从一二少年竟夜饮，咯血遂几一升。”如王百毂《与郁文叙》“……出见绿树，……一蕊半蕊，殷殷缀其间，但惜无人面相映，又凄然几回耳。”“凄然”中犹带艳色，那凄然毋宁说是美人眉梢的一粒眼泪痣。直至易代之际，自身与江山尽毁，最倜傥的明人才终于承载起最沉重的悲恸。黄宗羲记吴山益然大师：“师虽出世，然胸中有不可括磨者。灯炧夜阑，无故痛哭。”16吴梅村记子俶“醉后酒悲，辄据地而哭”全祖望《南嶽和尚退翁第二碑》记退翁以忠孝作佛事：“一日登堂说法，忽发问曰：‘今日山河大地，又是一度否？众莫敢对。退翁潸然而下。”又陈老莲“既遭乱，混迹浮屠，字称可迟，亦称悔迟，亦称老莲，纵酒狎妓如故，。醉后语及身世离乱，辄恸哭不已。”无限怆然，无限伤心，明清易代文人的自画像，固然不乏一如继往的萧逸洒然，如黄宗羲之《梨洲末命》17——连死亡之想象都如此诗意，又如归庄之“乱离时逐繁华事，贫贱人看富贵花”18——性情之中，仍不脱长袖当风的旖旎，但显然更多的，还是这样恸哭而去的背影。

然而任怎样痛哭，也终究抹不去内心深重的“耻感”。那“耻感”也毋宁说是明清之交文人自愿背负的十字架。金廷韶题其庐“不忠不孝靦颜天地一大罪人，良可耻也”“自号曰“耻庐”19张岱《蝶庵题像》亦云“忠孝两亏，仰愧俯作”又其《妙艺列传》记陈老莲自题其像“浪得虚名，穷鬼见诸。国亡不死，不忠不孝。”章正宸晚号“饿夫”并作《偁东饿夫自传》20。周栎园自称“负辱人”， 张岱自言“野人”，其《自题小像》云：

“功名邪，落空，富贵邪，如梦，忠臣邪，怕痛，锄头邪，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邪，有用没用？”

《蝶庵题像》亦曰：

“嗟此一老，背鲐发鹤，气备四时，胸藏五岳，禅既懒参，仙亦不学，八十一年，穷愁卓荦，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沉醉方醒，恶梦始觉。忠孝两亏，仰愧俯作。聚铁如山，铸一大错。”

其《自为墓志铭》又叙己之七不可解，曰：“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魔”

而钱谦益更祈愿：

“自今以往，生生世世，长钝长愚，无知无解。宁可向三家村中拖绳拽草，作牧牛汉：宁可向折脚铛边担柴送饭，作哑羊僧。断断不肯铺眉竖眼，掂斤播两，口头禅作过头话，与世间骷髅剩粪之流共作法门中狮子虫也。”21

“饿夫”、“野人”、“败子”、“废物”、“牧牛汉”、“哑羊僧”——在这种近乎自虐的伤痛性言说中，我们不难体味明清之交士人在被历史抛掷后无所放置的颓唐心境。

被弃置感当然不仅来自于历史，实则还缘于自身。学者赵园曾经提到遗民的“时间焦虑”22，其实，更让人黯然神伤的毋宁说是其时间感的停滞。张岱《自为墓志铭》曰：“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聊生，又不能觅死”23 然而生生死死不也都与世无涉、无足轻重——张岱和陶渊明〈挽歌辞〉：“张子自觅死，不受人鬼促。……出走已无家，安得狸首木……我死备挽歌辞千辛，世界全不觉。”24，故傅山干脆颓言：“故今日死可也，明日死可也”25“从此以后，活一月不可知，一年不可知。”26既隔绝于世，复又自我放逐于时间之外，如黄宗羲自述：

“梨洲老人坐雪交亭中不知日之早晚。倦则出门行塍亩间，已复就坐。如是而日而月而岁。”27

雪交亭乃故明之旧物，将每一日固着于此之上，不也就是将生命与自我都停顿在悠悠往昔岁月。又如傅山将生命掷放、颠簸在漫无边际的漂泊中，浪迹天涯，一命还于天地，从此“寄身”如斯，希冀着泯灭去的，不只是时间感，还有与现世的丝丝瓜葛。

于此我们便可更深体会易代文人几成责任的临终表达。这里的“临终”并不指实际的“临终”，毋宁说它是指精神上的“临终”。 周容作《发冢铭》：

“山周子生值斯世而愿为僧。僧者，谓除烦恼而去其累也。身之累亦多矣，而介介于发，发之累人独重欤？……

于是不封不树，石而铭之，铭曰：

莫能相留，遂至于此。俗固难言，僧亦可耻。嗟哉为僧，吾今则始。”

悼发亦复悼己。谋求安发之地却“安于水……不可；安于火，……亦不可”这又何尝不是自身无处可安的困境！被历史逼仄到无可转圜处的文人，除了在精神上先行祭奠了自己，又奈若何？

同样，张自烈《自撰墓志铭》《自祭文》乃“未死先祭”，方以智《自祭文》亦作于剃发为僧之时，更痛曰：“吾以今日乃死耶？甲申死矣！”，甲申之变，某种程度上就宣告了整个士人群体的“死”，而此后，不论是遗民之仰天长叹，还是贰臣之灵魂鞭打，“言说”则成为这一群体借此“重生”的方式。就像明朝李开先以传记“坐消岁月，暗老豪杰”，在大历史中不能书写自己，何妨于书间岁月写之。在这个意义上，自我不如说是作为表达、叙述、言说而继续存在。王夫之《船山记》以山自喻：“无可名之于四远，无可名之于末世，偶然谓之，歘然忘之，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恍惚尘世中惟有“顽石般自我”突兀若是。而自志、自悼、自忏、自悔，亦都不再只是个人言语，而已成为群体的话语行为。王夫之《自题墓石》屈大均《自名泠君说》均自明己志，屈氏又作《自作衣冠冢志铭》：

予于南京城南雨花台之北、木末亭之南筑一冢以藏衣冠，自书曰：“南海屈大均衣冠之冢。”不曰处士，不曰遗民，盖欲俟时而出以行先圣人之道，不欲终其身于草野为天下之所不幸也。

显然，这不只是对自己的言说，更是对历史的言说。相似者如傅山《训子侄》“后之人误以刘因辈贤我，我目几时瞑也！”28文人对于史中形象的焦虑，每每到了易代便尤为炽热。而对于有“失身”之痛者而言，则又是另一番心曲。钱谦益与周亮工书言：“抚躬责己，归命宿世，此理诚然而然。不肖历阅患难，深浅因果，乃知佛言往因，真实不虚。业因微细，良非肉眼所能了了；多生作受，亦非一笔所能判断。惟有洗心忏悔，持诵《大悲咒》《金刚》《心经》，便可从大海中翻身，立登彼岸也。”29将自我挤压到无可逃遁处，希冀的乃是于言说中夺胎换骨，实现自我形象的蝉蜕。于是，一面忐忑于“重辱青编而羞千古之士”一面仍执执于“刻画残生，涂抹后世”，或如周亮工之“焚书”、“灭迹”：“生平宦辙所至，未尝留一联一额，所以然者，惧留姓名为后人唾骂耳。”对逃于历史之外的希望，便造就了如此面对后世的战战兢兢。无疑，这仍是面对历史的书写。

思旧与追梦

昔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慨叹：“追念回首怆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周密撰《武林旧事》，亦言：“及时移物换，忧患飘零，遥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 “惆怅旧欢如梦”——这该是失去故园之文人最为普遍的心境。而另一方面，所谓“九重新扫旧巢痕”，今日之“梦”亦即往昔之“我”，如张岱《西湖梦寻》自序：“从今而后，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于徐，惟吾旧梦是保……”以昔日之梦换了今日之我，借叙说追回，或者说重新打开被历史瓦砾深埋的自我影像，“追梦”又何尝不是自我言说的另一种方式？

不妨看看明清之交的这些“追梦人”。

张岱《陶庵梦忆自序》言：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偶拈一则，如游故径，如见故人……

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

余怀《板桥杂记》：“郁志未伸，俄逢丧乱，静思陈事，追念无因。”又言：“余甲申以前，诗文尽接焚弃。中有赠答名妓篇语甚多，亦如前尘昔梦，不复记忆。”

并不是真的“不复记忆”，而是“俯仰岁月之间，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黄土。河山渺矣，能不悲哉！”30所谓“浮生若梦”，所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对于瞬息间便“老了少年心”的易代文人，前世今生一朝聚拢心头，能不如烟如幻！而所谓“梦呓”，所谓“追念无因”，也实是不由自主的“向后看”——记忆闸门所开启的，乃是往昔之整一段“流风余韵”—— 那风流倜傥、风情万种，在现实中早已“风飘烟散”（侯方域语），只有在叙述中，却仍旧是那样的活色生香——而于此艳色之外,“我”又能向何处去寻？说“诸士”，说“美人”，不都是说“吾辈”，“如游旧径，如见故人”，重新过访的又何尝不是旧日之自己？

有梦就有怅然。请看张岱《自为墓志铭》著名的一段：

“蜀人张岱，陶庵其别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 ，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三十年前真如隔世！”

这种隔世之感乃是明清易代文人的普遍情怀。黄宗羲诉《思旧录》之衷肠：“余少逢患难，故出而交游最早，其一段交情，不可磨灭者，追忆而志之。……然皆桑海以前之人……”全祖望评周容之柳敬亭传为“触目皆桑田之感”。沧海桑田之后，能够抓得住的便只有细节。《思旧录》中记陈继儒：“天寒涕出，蓝田叔即以袍袖拭之”31，如在目前。张岱《自为墓志铭》更花了极大的笔墨记叙六岁时与陈眉公的邂逅——

六岁时，大父雨若翁携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为钱唐县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之曰：“眉公跨鹿，钱唐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跃起曰：“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

以《自为墓志铭》体例视之，此不可不谓之闲笔，然又是怎样的神来之笔！事实上，与前世之自叙文字相比，明人叙说中最多的就是此类貌似无关的“信手拈来”。如汪价《三侬赘人广自序》，在“甲申当国变……几不欲生……”数语之后，大段大段乃是述其“杯酌”“茶理”诸般闲情。这显然不只是文章趣味的变化。说“癖”，说“趣”，说旧友之逸事，说自家之性情，此种近乎互文式的自语与他语，汇成了易代文人作为一个群体的书写。明清易代文人喜互相作传。或是刻意记述，或是随意涂抹，虽则是“雪泥鸿爪”，然点点滴滴，便构筑成整个士人群体形象的“言说场”。于诸家为一人所作之传中，可以拼贴出的不只是其人形象，某种意义上，亦是整个士人群体的形象。这不只是指“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实则是，同样的遭际，同样的情怀，传主之肺腑又何尝不是自家之心酸？替他人立言不也就是为自我作传？

明清易代文人亦喜书写所谓“异人”“野人”、“奇人”。社稷坏死，书生亦多任侠心。傅山每读《游侠列传》，辄喜动颜色。龚鼎孳作《赠柳敬亭文》，引柳为知己，称其有古贤豪侠烈之风。张岱亦言“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衷曲”钱谦益《归玄恭恒轩集序》记：

“玄恭作普头陀传，高自称许。……玄恭身长七尺，面白如月，作普头陀传，胸中偪塞未吐一二，遂惊倒世上人耶？”此中寄托之心迹，亦复难言。

此外，吴梅村、黄宗羲、周容皆为柳敬亭作传，张岱有《柳敬亭说书》，余怀《板桥杂记》亦记：

“曲中狎客，则有张卯官笛，张魁官箫，管五管管子，吴章甫弦索，钱仲文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朱维章串戏，柳敬亭说书。或集于眉楼，每集必费百金。此亦销金之窟也。”32

“市井人物”背后所负载的，乃是一整套早已逝去的生活方式。从少时“酒酣以往，击节悲吟，倾靡四座”，到“年已八十余矣，间过余侨寓宜睡轩中，犹说〈秦叔宝见姑娘〉也。”33时间之流驶，人事之变迁，“玉环飞燕皆尘土”，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涕下？

陈平原先生以“责任感”“气节”说张岱《石匮书》，其实，其中又何尝不包含对整个时代与自我失落的流连与感伤。全祖望《梨洲先生思旧录序》感同身受：

“追怀朋好，杂录见闻，肠断于甘陵之部，神伤于漳水之湄，托之卮言小品，以传者也。”

邵廷采《张岱传》言其《石匮书》——“废兴存亡之际，孤臣贞士之操，未尝不感慨流连陨涕三致意也”34余怀《板桥杂记》一再声明——“缀葺斯编，虽以传芳，实为垂戒”，是以“狭邪之述，艳冶之传”写“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但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作者目光所萦绕不去的，实则仍是“俾昼作夜，多拥名姬，簪花击鼓为乐”一般的风流艳事——

“……饮罢，联骑入城。红妆翠袖，跃马扬鞭，观者塞途。”

此种“太平景象”，“恍然心目”35，录之于书，便至少在记忆中留住了时代，也留住了自我。

1 参见陈平原《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参见陈平原《晚清的魅力》，夏晓虹《晚清的魅力》代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 明人之艳事不胜枚举。如黄宗羲《思旧录》张自烈条记侯方域：“朝宗侑酒，必以红裙”

4 归庄《跋黄蕴生书卷》，《归庄集》，280页

5《与人书十八》，《亭林文集》卷四，《顾亭林诗文集》第96页，中华书局，1983年。

6 周亮工《与陈原舒》

7 张岱《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 归庄：“余自旃蒙作噩之后，往往以客为家。然东西南北，谁是我家者？即不出户，亦时有逆旅之叹。丙午正月十二日，书此赋于丙舍之万家基，虽桑梓依然，不敢云我土也。所不同于王仲宣者，无楼可登，无刘荆州之可依也。”

9 王夫之《船山记》

10 傅山《寄示周程先生》

11 《吕晚村先生文集》卷2

12 同上卷6

13 周容《发冢铭》十篇之一

14 黄宗羲《七怪》

15 参见郭沫若《今昔蒲剑·今昔集·由葛录亚想到夏完淳》《历史人物·夏完淳》。又夏完淳《大哀赋》：“……故国云亡，旧乡已破。羁孤薄命，漂泊无家。日暮途远，何意人间！……已矣何言，哀哉自悼！……”狱中所作《士室余论》：“淳之生也，十有七年。昊天不吊，宇宙祸盈。……呜呼，家仇未报，臣功未成……生已矣，来世为期……”《狱中上母书》“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

16《黄宗羲全集》第10册，52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7其文曰：“吾死后，即于次日之蚤，用棕棚抬至圹中……圹中须令香气充满……其下小田，分作三池，种荷花。……”见《黄宗羲全集》第1册，52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8 归庄〈看牡丹花自序〉

19 王源《金事主传》，《居业堂文集》卷3，道光辛卯读雪山房刊

20 《四库总目提要》录《章格庵遗书》补遗一首《偁东饿夫自传》，又记：章正宸，刘宗周弟子，生平以气节自负，明亡不知所终。

21 钱谦益〈复方密之馆丈〉

22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3《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794页

24《和挽歌辞三首》，《张岱诗文集》，24页

25 傅山《与居实》

26 傅山《与曹秋岳书》）

27《怪说》，《黄宗羲诗文选》，252页

28 傅山《霜红龛集》卷二十五

29 钱谦益〈与减斋〉

30 余怀〈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67页

31《黄宗羲全集》第1册，34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2 《板桥杂记》55页

33 《板桥杂记》62页

34见〈中国散文史〉下册297页

35 《板桥杂记》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