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汪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文将鲁迅学以象喻的方式指称为“古堡”。在他看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涌等从党派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需要出发给予鲁迅小说“政治革命”的定性，到八十年代王富仁等建立在双重因果决定关系上的“镜子说”——即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定性，都是以机械反映论和先验决定论为理论起点，从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和过度阐释。而当汪晖自身以“历史中间物”这一概念入手，以存在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建立了其充满思辩意味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的庞大体系时，同样无法将针对鲁迅的思想或文学成就的有效阐释穷尽或终结。但毫无疑问的是，新中国的鲁迅研究以这三者及其思想流脉为代表的阶段性成果在煊赫一时后都已成为昨日的辉煌。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原则的确立和国家发展走向的重新定位，面对着“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席卷浪潮和“后现代”雄心勃勃的闪亮登场，虽然处于相应的权力机制的掌控下，但大众传媒与准文化市场的兴起仍然催生着大众文化的勃兴和浮滥。在这样一个喧嚣和躁动的时代，以陈寅恪、顾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金庸、余秋雨为代表的当代文化名流，以周星驰为楷模的后现代知识青年等一系列被书写和营造的文化英雄都在影响和建构着这个时代的氛围和形象。相比之下，作为“民族魂”的鲁迅却在渐渐淡出九十年代的文化舞台。当临近世纪末学院派知识分子内部一场针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挑战和回应愈演愈烈之时，一批素来反感鲁迅的当代作家的质疑与反诘之声也开始不绝于耳。这份“断裂”是否如摩罗认为的那样“底气不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考，但无疑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后，鲁迅再一次被拥上历史的前台去完成对这场世纪末思想文化论争的另类参与。

在这片众声喧哗之中，我注意到一个独特的声音，那就是李新宇先生。他于2000年年末在《鲁迅研究月刊》上以四期连载的方式发表的长文《面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受到了后来编写《中国鲁迅学通史》的张梦阳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如今这篇文章和新宇先生近年来发表的《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鲁迅人学思想论纲》和《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等鲁迅研究方面的多篇论文经过重新的修改和整理后结集出版，就是这本《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事实上，在近年来学术界重校《鲁迅全集》的背景下，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鲁迅”大型丛书的出版，带动了一批新时期以来若干重要的鲁学著作的再版与发行，生发于多重理论视野与思想维度的鲁迅研究也已经日趋经典化和体系化。当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对二十世纪近百年的鲁迅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分析并给予相对稳妥的评价后，似乎鲁迅研究真的已经发展到所谓的“高原区”——盲目的攀缘所面对的不仅是稀薄的空气更意味着微渺的生机。即使以鲁迅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与博士论文依然源源不断地在为这座古堡添砖加瓦，但任何新的研究都受限于已然划定的学科边界和资源有限的开发前景，而冒着经受质疑的过度阐释的危险继续寻求在学科史上寄身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形下，新宇先生为何要集数年之功去叩访这已然森严的古堡之门呢？面对一系列长期以来互相绞缠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要尝试着给出怎样的答案呢？带着这些期待与好奇，我走进了这本《鲁迅的选择》。

正如《呐喊自序》之于探求鲁迅创作缘起的重要性，从新宇先生的自序入手，我们也可以对这本《鲁迅的选择》的酝酿与生成拥有一份清醒的认识。对于鲁迅这个“无法忽视的精神存在”，作者承认自己“一直怀有特别的感情”，也许这份感情源自于从文革经由新时期到世纪末这数十年间的个人思想变迁与人生体验的沉潜与积淀。起初，当作者因恐惧于“思想的危险”而陷入孤独时，自由的阅读鲁迅无疑成为一种精神拯救。然而在正式踏入学界后，面对鲁迅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水平，他不能不心存顾虑。虽然在此后的十六年间，他的关注点集中于当代文学，然而作者“并没有离开鲁迅”，因为他深知自身在八十年代的研究与批评“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价值参照，那就是鲁迅和他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仿佛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宿命，当我注意到新宇先生自述其在九十年代初期埋头于在木简上抄写经典著作时，民初时为避祸而专注于抄古碑和做拓片的鲁迅便在脑海中迅速地闪回。这种行为也许完全出于个人兴趣抑或时代氛围使然，但新宇先生对先秦古籍的抄录却没有妨碍他再一次走近鲁迅。

当那些曾经成为灵魂深处的感动，在事过境迁的背景下被他重新审视时，无数次思想的交流和心灵的对话都凝结成一些“愧对鲁迅”的深沉，而这依然是基于抚慰个体情感的内在渴求，而未上升到系统研究的层面。

也许正是由于新宇先生“关心的往往不是文学自身”，同时从性格上讲，“温和的底下隐藏着激烈，表面的随和掩藏着评判的苛刻”吧。当世纪末的思想文化论争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示的现代性和启蒙主义话语受到来自多重理论背景的质疑与批判时，“忍无可忍”的他开始清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和重申五四精神，从为启蒙主义辩护出发而逐渐“回到鲁迅自身”。面对理论创新与话语转换的洪流，在多种当代“问题”与后新“主义”的激发下，新宇先生终于在思想上认定了鲁迅的方向，并全身心投入到系统的挖掘和爬梳工作中，从而使这份对他来说一以贯之的精神资源在复杂的当下焕发出崭新的生机，展现出独特的意义。毫无疑问，他选择了鲁迅，那么在他看来，何为“鲁迅的选择”呢？

从本书内容的基本构成上看，我们似乎可以逻辑地把握到这样一条思路：即鲁迅选择的正是凭借其在“人学思想”基础上建立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和“启蒙之路”上的各种“论敌”不断地进行绝望的抗战。那么这一理论框架是怎样形成的呢？也许正如新宇先生所说，他“无意于创造新的研究范式”，而“仅仅是回到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立场，以所处文化语境仍然大致相同的一颗知识分子之心去贴近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也许正是这种对“文化语境”的同一性判断，为作者重新选择鲁迅建立了可行性前提。面对复杂的精神资源，现实焦虑与个人思考无疑先在地建构了他的选择意向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潜在地实践着对当代思想文化语境的介入，从而使其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了鲜明的“当下性”和“论争性”。然而事实上，当我们从作者论述的某一个方面切入进去，就能够发现理论地基的底部存在的些微罅隙，从而在认同与怀疑的相互激荡中去实现思想的穿行。

在论述“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内涵时，作者认为鲁迅的选择是在对传统的彻底反叛中寻求现代性，在对权威话语的反抗中确立现代独立性，在其与民间话语的分野中实现对现代独立性的坚守。新宇先生的逻辑起点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性基因，现代需要从西方拿来”，这就形成了那种与主张将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论调迥然相异的立场。所以，在他眼中，“鲁迅之路是一条从强调本土文化的特殊性中挣脱出来而走向普遍主义的文化认同之路，是一条通向自我否定而走向民族文化更新的路。”同时，他认定是否承认个人的主体性是传统与现代的界标，也就为随后对人学思想的整理做了相应的理论预设。其深刻之处在于指出“鲁迅的统一形式是人必须首先完成个体的解放，任何力量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个人的自由权利。同时，解放之后的个体不应该成为游离的飞尘，而应该承担起继续解放和建立合理的社会关系的责任。”在这里，作者对五四运动的性质进行了重新廓清并加以界说“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政治革命完成之后的文化革命补课，而并未打算为一场新的政治革命进行舆论准备。”当他提出“是否承认大众的落后性，是否坚持启蒙主义立场，是否承认个人的权利和地位，是2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和权威话语的重要分界线”时，我们发现，新宇先生的基本价值立场已完全浮出水面。对“现代性”的寻求必然产生对“立人”的呼唤，而对这种呼唤的切实的回应便惟有“启蒙”。了解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逻辑框架，与我们实现对具体论点的深入剖析则是息息相关的。

我之所以不惜行文的板滞对原文进行大量引用正是为了使这种了解更加全面和客观。毕竟这部分对“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推介已开始让“启蒙之路”上的“人学思想”逐渐明晰。事实上，这种理论见解早在作者于1998年在《粤海风》上发表的《走出民间的沼泽》一文中已初见端倪，该文指出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民间的则意味着传统的。走向民间，则意味着走向传统和丧失现代性。当我们对新宇先生的立场有所把握后，却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精英知识分子决绝态度的激赏上而丧失应有的独立思考。在这里对传统与民间的同一性和传统与现代的异质性的双重认定完全出自一种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而对这些宏大概念的合理化使用则在无形中使不少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被遮蔽和取消。值得注意的是，汪晖在《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指出现代性概念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同时他认为“传统——现代”二元论建立在以“进步”的目的论为内含的线性的时间观念上，而“现代性的表述不仅需要置于现代与传统的时间关系中，而且需要置于西方与非西方的空间关系中，但这种空间关系是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至此那种民间与传统的具有同一性的理论预设的话语性便得到了有效的祛魅，从而还原了“现代性”作为一种话语的原初属性。正如汪晖所说：“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仅在中国的单一语境中研究，也不能以西方文化为规范进行排他性的分析，因为这是一个涉及文化间的交往活动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新宇先生那种对普遍主义的文化认同就是值得商榷的了，毕竟是他的价值立场决定了其现代启蒙话语的前提性和不可质疑性。我引介汪晖的观点并非意在解构本书作者的理论框架，而只是使这种针对一些已然合理化的概念的知识考古学式的重识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我们将其理论基础存在的争议性暂时悬置，而用历史批判的眼光进一步探讨“立人思想”和“启蒙之路”中的具体问题，这将有益于使隐藏于问题背后的话语权力和悖论特征得以并呈和凸现。

（李跃庭 东北师大文学院2003级硕士生 吉林长春 13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