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琢磨过几天历史的教书匠，不知怎么就对农村产生了兴趣，近来有关农村问题研究的著述，只要抓得到，都会看上一看。对于现阶段村民自治的研究，以某种业余眼光，总能寻出诸多的不满，比如以为大家对农村现状的考察常常脱离了历史的背景，即使不得不回溯一点历史，也是以方志的口吻，为现实做一点点缀，而现实的中国农村离开了历史尤其是现代历史，是绝对说不清楚的。鉴于这类自以为抓住了的“把柄”，我经常会跟研究农村尤其是研究村民自治的朋友说三道四，甚至放肆地抨击，好在他们并不以为忤，竟然乐意跟我讨论。不过，刚刚读到的一本书，却令我哑了半晌，无话可说——我想到的地方人家基本都想到了，而且研究得相当深而且透，这本书就是吴毅先生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

        此书是作者多年田野考察的果实，但著述的眼光却没有局限在川东的山村，不俗之处在于，能将现实的关注搭建在历史的基石上，探讨了几乎所有现时农村社会共性的问题。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书中对“后革命”的村庄政治的形成和延续的论述，同时从书上的描述中引发了对现在农村状况与后革命状态的某种联想。写在下面，权当是对这本书的回应。

       川东地区不是民政话语中的老区，虽然曾经被红四方面军短期扫过，但过于短暂和久远，并没有多少痕迹留在村庄的记忆里，当革命来到的时候，全国已经解放，国家总体上进人“后革命”时代了。与历史上天下初定的创业者们不同，共产党人虽然也看重稳定和秩序，但却更在意革命情景的建设，对于他们来说，稳定固然能够带来国家建设上的便利，但为要建设一个道德主义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新社会，不破就不立，在革命未波及的地区，补课是难免的。所以，尽管作者所描述的双村(乃至川东)土地占有的差别并不太，严格来讲甚至没有地主和富农，但土地改革却依然以革命暴力形式展开。

       在今天看来，正像秦晖和作者等人所证实的那样，解放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状况实际上是被夸大了，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大贫小贫”的估计，至少在农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在延安时期，中共对中国社会也有两头小中间大的估量)。双村土改前的土地占有量，地主户均17亩；而中农户均15．7亩，户均差值仅1．3亩，也就是说，按户计算，所谓的地主的土地仅仅比平均数多了8％稍强的份额，即使在土地含金量还算大的川东，这种贫富的差距恐怕也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尽管如此，革命还是必须进行的，而且以既定的阶级分析话语所规定的框架进行，土改变成了一场“更为彻底的均贫富”，而“均贫富”的物质诱惑伴随以阶级话语的切割，不仅摧毁了农村原有的以地缘和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人际秩序，而且动摇了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为标志的日常伦理，经过这场革命以后，尽管每户农民有了差不多的土地，但小土地私有制却难以真正确立，这与历朝历代初始阶段的均田之后的状况有着根本的区别。人们已经无法按照传统的模式和过去的意愿来生活了，因为新世界的新结构和新话语只有集体化才能与之相配，分散的小农跟国家工业化宏伟规划格格不入，而往昔的宗族地缘圈子，一旦引入了阶级斗争，所有的机能也就只有随风而散了。用吴毅的话来说，就是在土改前后的社会动员中，“一个由国家支配与规划的村庄生活模式逐渐形成，新国家不仅有效地克服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国家行政力量的话语论说相对有限，无法有效地达至基层民众层面的局限，而且开始形成了国家对底层社会从权力结构到话语文本的连接”。

        所以，尽管我们对建国初“新民主主义新阶段”未能实行有无限的感慨，对合作化的过快过急无穷的遗憾，为没完没了的运动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叹息，但过去的一切实际上从开始就种下了根苗。中国农村进入了后革命的时代，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要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完成之后，在和平建设时期不停地开展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直到人疲马乏，农民对所有的革命以及相伴随的乌托邦都丧失了起码的兴趣。许多外国人实际上很难理解，为什么刚刚分了土地的农民几乎很快就将分到的东西交出来?难道他们不是小生产者?为什么不仅得到“胜利果实”的农民热情地投身到运动的狂欢中，而且那些被斗争和剥夺对象以及他们的子女也非常渴望厕身其中?吴毅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对于中国农村而言，土地的私有制在国家层面上从来都是不完全的，而且，在这不完全的土地私有制上面，又弥漫着“天下为公”“贫富均等”的乌托邦幻想，一旦国家出面实践这种乌托邦，那么农民的乌托邦热情就会被空前规模地点燃，自然也就不会拒绝集体化。当然，吴毅的解答，无疑是有说服力的，但是问题似乎还有另一面：革命过程实际上也是建造革命战车的过程，乌托邦很可能只是战车上的一面旗帜，一个预支给农民充满了希望与诱惑的天堂，革命话语(包括革命伦理)是车轮(只要革命伦理还在主导着社会，小农发家致富就不敢放开手脚)，而阶级分析则是战车车身上的座位，一旦上了战车，所有人都被安排在相应的位置上，整个社会根本没有下车的空间甚至时间，所以人们只能随着战车前进，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不情愿的往往也必须强迫自己情愿起来，直到连自己也相信的确真的情愿。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战车中，那些已经被革命判为异类的地富和他们的子女也有相应的位置，只不过处在底层而已，只不过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也在战车上，还老是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爬上车去。如果这些人不在车上，那么车上的其他人就不会那么踏实，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农村的阶级分野是最讲究的，一个一无所有的“贫下中农”，只要意识到他的脚底下还有人，就会有起码的知足感。农民的自私心理和私有欲其实并不比其乌托邦情绪弱，合作化的时候，也许双村的农民没有什么反弹，但其他地区用杀掉并吃光自家的猪马牛羊、鸡鸭鹅狗来“反抗”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只是他们已经一只脚上了车，反抗也就仅此而已了，吃完了自家的活物，然后再指望这个车将他们拉到到处都有好吃好喝的去处。

       后革命时代终于在“文革”结束后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农村似乎回归到了小农时代，乌托邦失去了魅力，革命话语也不再具有往昔的控制力，中国明显地进入了一个话语转换的关头，虽然新的话语体系还没有确立，但旧的话语已经过时却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可是，时代虽然走到了后革命之后，后革命留下的长长阴影却依稀可见。虽然已经“分田单干”了，但农民却依然自称“社员”，撤社改乡已经有些日子了，但“公社”“大队”的称谓却还在，关键是农民有时还是难以完全摆脱过去“国家农民”的感觉，或多或少对“组织”上还有所依赖和幻想。集体化虽然事实上早已结束，但集体化的“壳”却凭借对土地的不断发包残留着，农民上交的提留和统筹款，也还有着“集体经济”的影子，更不消说有的地方还有相当规模的村办企业，只要稍加强化，“集体”变成南街村的样子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原有的党、政、经、司法合一，全能式的政权体系虽然转变成了单一的行政架构，但不仅全能政权的积习尚在，而且某些功能也保留着。原来社队的计划、管理和服务已经不复存在，乡、村政府却保留着原体制内对农民的强制功能，各种名目的“学习班”，连称谓都没有改。一边在推进法制建设，一边的乡村治理却非得依靠“学习班”。多年的政治运动，炼就了一批善于运作权力技术的“大社员”，其规避法律制裁和利用政策的能力相当强，真要是动真格的取消了“学习班”，那么农村政权还真就有瘫痪的危险，随着农村法制化的推进，农村政治的这种困局就更是难以走出。

       也许，后革命之后的时代最明显的困惑，在于人们普遍而强烈的政治性的怀旧。旧日的领袖，再次成为不同面目的政治象征，干部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那时候人好管、事好办，运动虽然动到自己头上不太妙，但没了运动还真的完成不了任务；农民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那时候时代时常游离了现代化的主题，呈现出不断革命强音，因而农村远没有今日般的边缘化，至少在名义上农民的地位还排在老一老二的位置上，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至少在便利性上比今天不知要强到多少，农村的教育，在普及方面也比今天要好很多，将稀缺的大学生和中专生分到农村(甚至是边远农村)去教书，在那时对农村是种福音，有的地方的农村中学，今天反而没有过去那革命岁月的时候水平高，恰是由于在现代化的超强音下，农村人才的大量而快速的流失所致。其实，不仅在文化教育卫生领域，整个农村都在国家加速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人们遗忘的角落。更何况，大包干以后，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确在某些地区大幅度地落后，而乡村政权由于各种方面的原因，不仅缺乏协调各个小农经济体的能力，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调控功能也萎缩了，农村的社会安全状况每况愈下。人们很自然地用过去干群之间的平等，比较今日之等级森严；用过去的清廉比较今日之贪占。虽然人人都承认现在比过去富足，但过去得到的东西，在人们眼里是上头赐给的，而今天的钱虽然多了，但却是农民自己辛辛苦苦出外打工挣来的。

        这种政治性怀旧，显然是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但毕竟对社会的转型是一种不良的因素，正像吴毅所描述的那样，在推行村际民主的时候，农民想到的却是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和大平等，这种南辕北辙的联想，无疑对民主化进程是某种哭笑不得的毒药。说得严重一点，怀旧实际上是借对过去的怀念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怀旧的浓烈说明不满气氛的浓烈，怀旧情绪往往是改革的晴雨表，历史上出现这种情形，一般都处在变革的时期，怀旧与不满情绪引发的动荡虽然不能使社会回到过去，但却足以毁掉改革的现在。

       后革命时代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特别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的政治化时代并没有真正到来。问题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正视过这个遗产，不清楚在这遗产的背后，是革命体制和话语人为遗留的隐隐作痛。我们在大幅度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同时，维持城乡二元体制，坚持不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在宣称建设市场经济的同时，维持农村公有制尾巴的承包制；实际上，现时期农村的问题早已不是乡村治理、政治控制之类的政策调控和操作所能解决的，但长期以来，我们却在这方面坚持不懈地下着功夫。后革命之后的困境，实际上更多的是制度的困境，后革命时代的制度阴影依然在覆盖着我们的现时政治。

       吴毅和许多从事农村调查的研究者告诉我们，现在的农村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青壮年农民大多出去打工，在农民的国民待遇没有解决之前，他们在城乡之间做候鸟，但是外面的景色已经令他们对乡村政治感到不满，他们可能已经成长成为新一代的精英，正在推行的村民自治却并没有使他们回来参与政治。同时，在农村的人们中间，传统的资源重新受到重视，人们依托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努力重建人际人情网络，但这一切，由于青壮年的缺席而往往变得走味和失去应有的意义。事实上，如果不走出后革命的阴影，突破制度的瓶颈，就无法实现现代性、国家和村庄的地方性知识的良性互动，再一次走历史已经证明走不通的国家政权无限扩张的老路。

       改革正在过大关，农村的改革更是在过大关，我们需要许许多多头脑清醒、能够深入农村、扎下去从事研究的学者，有幸的是，我今天又发现了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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