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精神历程（1942-1945）考察

摘要：1942年对诗人穆旦而言是重要的。这一年的“野人山经历”不仅给他的生活带来深刻影响，而经由1945年《森林之魅》及一批战争诗歌的表达，更是最终确立了写作自我：即不站在任何先验的政治立场上，而是站在“人”的立场上，以个人的生存感觉和体验来认识事物。诗人试图以个体之良心见证时代。写作的最终旨意在于：努力打破种种外在因素对于个体生命的规约，以不断地甄破现实个体严峻的生存境遇。
一
　　对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1918-1977）来说，1942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3月，身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师的他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国难当头，弃教（学）从戎的情形在当时的师生中已较多，随后教育部征调条例更是明确规定“各大学学生均有被征调之义务……其有规避不来者，作逃避兵役论，由校开除其学籍，并送交兵役机关处理”[1]，穆旦即是众多翻译以及数以万计的　　战士群体中的一员。
　　那是一次异常惨烈的战斗，不仅与日本人作战，更是与异常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战。今人对于“胡康河谷”、“野人山”等地名已是相当陌生。据记载：“胡康河谷，缅甸语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它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是冰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峙……远远望去，只见北方山峦重叠，林莽如海，绵延不断的沼泽为高山大壑平添几分险象。由于胡康河谷山大林密，瘴疠横行，据说原来曾有野人出没，因此当地人将这片方圆百里的无人区笼统称为‘野人山’。”在这样环境中，生存与战斗是同样艰巨的问题，特别是战事失利之后撤退途中的种种遭遇，比如令人“谈虎色变”的、长达5个月之久（从5月下旬到10月间）的雨季：“滂沱大雨使天地改变了模样，到处山洪暴发，道路断绝……雨季不仅使森林里的蚊蚋和蚂蟥异常活跃，而且使得各种森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等迅猛传播开来。”[2]比雨季、疾病更难以忍受的是漫长的饥饿，据说，有一次是7天，另一次则更长，14天[3]：“白天，饥肠辘辘的士兵在山沟和森林里乱窜，寻找野果、菌类、植物块茎、野芭蕉；捕杀飞鸟、青蛙、老鼠、蛇；掏蜂窝、蚂蚁窝，还有饿极的人吞食动物粪便。总之，但凡能够下肚的东西都成为人们寻觅和争夺的对象。”[4]
　　肉身既抵挡不住恶劣的自然环境，幸存者的记忆由此成为一种无比切身的经验：“愈走愈困难，前面走过的前卫，沿途就留下一身白骨，感觉好像真的是进入了人间地狱。在路的两旁，有些士兵身上爬满了蚂蝗，数以万计的围着在那儿啃食他们的尸体，其中有一位士兵眼睛、嘴巴还能动，他说：‘军长，参谋长，救救我吧！但我们也无计可施，谁能赶得走那么多的蚂蝗，而把他救起呢？”[5]——撤退途中的生命境遇是如此的残酷，以至“撤退途中损失的人数比正式作战死亡的大得很多”[6]。
以上是关于缅甸抗日战场以及战事失利的撤退途中中国军队的群像记忆。身居其中的诗人穆旦无从避逃这种惨烈：

　　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阿萨密的森林的阴暗和寂静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的痢疾，让玛璜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但是这个廿三岁的年青人结果拖着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

由于经历之惨烈性，不妨称之为“野人山经历”。叙说这一境况的是穆旦的挚友、诗人王佐良。他在叙说“惨烈”的同时，也说出了穆旦的性格：

　　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但是不！他并没有说……他本人对于这一切觉得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连这样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骷髅，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7]

　　性格描述中有两点是醒目的：“坚韧”、内敛。这样的性格遭遇了死亡时刻就要来临的“惧怕”，情形决不简单——谜一般的问题正在这里，对于自己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历险故事，诗人自己却不多说，王佐良等人说得再多也只是一种旁述，何况他们说得也并不多——因为他们知道得也并不多。
诗人更愿意将内心私性的经验寄寓于诗歌。
二
　　穆旦在1942年所写的诗歌，有名的《春》、《诗八首》（1942/2）是“野人山经历”之前写下的，这里不拟讨论。作于8月的《阻滞的路》很可能写于印度，因为其中有“即使你们歧视我来自一个陌生的远方”；“我要回去，回到我已迷失的故乡，/趁这次绝望给我引路”里，“迷失的故乡”也暗示了类似的信息——而既是以“绝望”引路，又可见生活的逼仄。《活下去》（1944）中也有类似的诗句：

希望，幻灭，希望，再活下去/在无尽的波涛的淹没中，/谁知道时间的沉重的呻吟就要坠落在/于诅咒里成形的/日光闪耀的岸沿上；/孩子们呀，请看黑夜中的我们正怎样孕育/难产的圣洁的感情。

　　这些诗句泄露了诗人的内心：他是在一种强大的内心压力下进行写作的——唯有强大的压力，才诞生了“趁这次绝望给我引路”这样异常艰涩奇崛的信念。其内心类同于另一位饱受生存现实挤压的、坚守“绝望的抗战”的人，鲁迅。
　　《祈神二章》（1943）从另一个向度泄露了诗人内心的压力。这是一首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诗歌，它后来一字不漏地成为了有名的《隐现》（1947）的一部分。此前，诗人虽也写过《神魔之争》（1941）之类包含宗教色彩的诗歌，但那不过是对宗教故事的一种借用，真正宗教情怀的流露，这是第一次：

　　在我们的前面有一条道路/在这路的前面有一个目标/这条道路引导我们又隔离我们/走向那个目标，/在我们黑暗的孤独里有一线微光/这一线微光使我们留恋黑暗/这一线微光给我们幻象的骚扰/在黎明确定我们的虚无之前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如果我们能够看见……

　　诗人在祈求一个“上帝”，来解除内心的“惧怕”——可见，1942年的生死经历，在诗人内心已然形成了巨大的死亡阴影。
　　写作量的变化也体现了这种阴影。1942年之前，1940年13首、1941年16首，这均是穆旦年度写作中较多的，但1942年陡然下降为7首，随后两年更少：1943年2首、1944年4首。写作量的一再减少，并且在“野人山经历”之后两三年之内从来都没有正面涉及它，可以推断一点：诗人一直在酝酿到底如何来释放内心强大的压力，如何书写因大地和死亡而衍生的“惧怕”，如何以“良心”来见证自身和时代：所谓“不是先有文学兴趣而写作，而是内中有物，良心所迫，不得不写一点东西的局势”[8]。
附和于写作的，是这一时期糟糕的生活景况：1943年初，在印度加尔各答养病，撤回国内后，他没有重新回到联大外文系的讲台，而是“颠沛于昆明、重庆、贵阳、桂林等地，先后在中国航空公司、重庆新闻学院、西南航空公司等处作翻译、学员或雇员，时而失业，生活困顿”[9]。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45年10月，其时，曾经一起在缅甸抗日战场共事的罗又伦将军极力邀请他去沈阳创办《新报》。为了谋生，也为了友谊[10]，他终于结束了在大西南长达七年的生活（1938-1945），去了沈阳。
糟糕的生活景况显然无助于释放一个人内心的压力——相反，只会加深它。
三
内心的积压一直到1945年中段之后才有了直接而集中的渲泄机缘——以写作来考察，这并非因为去了沈阳，而在于诗人感同身受了1945年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本身的气息。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1945年有一个占据显赫位置的事件：抗日战争胜利。这一胜利带给诗人的更多的应是振奋：“漫长的”民族战争终于胜利了，先前热切希冀的“民族起来”的意念——《赞美》（1941）的每一节均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作结——终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而那份由日本人入侵而导致的惨烈而隐秘的“野人山经历”也终于到了可以归结的时候；在《轰炸东京》（1945/7）中，他开篇就写到：

我们漫长的梦魇，我们的混乱，/我们有毒的日子早该流去。

“漫长的梦魇”是民族性的“我们”的，更是穆旦这个曾经亲历并饱受战争之苦的“我”的。所以，不难理解这样的事实：1945年中期的短短几个月里，他一连写下了《给战士》、《野外演习》、《七七》、《农民兵》、《先导》、《轰炸东京》等10数首锋芒直指战争的诗歌；最终则在9月写下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面野人山生死经历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写作又一次揭寓了诗人的内心：在一次伟大的民族战争的胜利面前，诗人的内心一下子像决堤之水一样敞开了，他抵达了写作的高峰。这一年，诗人存诗25首，数量仅次于1976年的27首。这对写作量一直不大的他来说可谓诗情勃发。
敞开内心的诗人，对战争——从战争本身到战争个体——发表了独特的看法：所谓“战争”是“一次人类的错误”；“退伍”是从“没有个性的兵，重新恢复了一个人”（《退伍》）；印度民族英雄甘地是一个“唯有勇敢地和上帝同行，使众人忏悔”的人（《甘地》）；“农民兵”是“最可爱的人”（《农民兵》）；对“先导”的态度则是：“你们唯一的遗嘱是我们，这醒来的一群，/穿着你们燃烧的衣服，向着地面降临。”（《先导》）《轰炸东京》的态度更为鲜明：“因为一个合理的世界就要投下来，/我们要把你们长期的罪恶提醒。”
　　凡此种种，诗人所凭借的是纯粹个人的观察视域。其内在的写作理路是：只有个人的判断才是最合理的东西。这种个人观察视域或许会引起合理与否的争议，但真正的问题应不在此，因为不管在当时或事后，人们（包括民众、作家、史学家等）对于战争总会有不同的态度，对革命意义本身总会有不同的认识。由此，更可堪探讨的问题其实在于：战争到底给个体留下了怎样的感受？甚至，为什么同一个战争会给亲身经历过或并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个体带来反差那么明显的感受，有的“惧怕”，而有的高兴，兴奋？
　　战争留给穆旦最强烈的感受是“惧怕”。《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即映证了王佐良所说的“被朋友们逼得没办法了”才说出的那种“对于大地的惧怕”。关于这首诗，有两个背景性的因素是值得细细剖析的，一是诗题，《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是1947年5月穆旦本人自费印行的《穆旦诗集（1939-1945）》中的题目，它最初刊行时题为《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歌”和“兵士”均是一般意义上的称语，“魅”和“白骨”则不然：“魅”是传说中的鬼怪，“白骨”是死亡的具象，是作战及撤退途中生命消亡最为切实的图景——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短时间内即被蚁虫噬去皮肉，白骨也是生命消亡最为迅速的图景。从“歌”到“魅”，从“兵士”到“白骨”，措辞的深沉意蕴大大地加强了；可见，“野人山经历”一直像影子一样紧紧地缠绕着诗人——修改本身无疑也附证了这一点。
　　在另一面，诗人所说的“惧怕”源自“大地”，而非战争。这两者也是有着程度级差的，战争是直接的、具体的“惧怕”之源，而既能催生万事万物同时又能毁灭万事万物的胡康河谷的“大地”则是更为本体化的、更具形而上意义上的“惧怕”源头。由此，“野人山经历”带给诗人的“惧怕”可谓深至骨髓。
再来看看诗作本身。全诗以“森林”与“人”的对话开始，以“葬歌”收束。“森林”以无形的手掌握一切，森林代表着“死亡”说话：

美丽的一切，由我无形的掌握，/全在这一边，等你枯萎后来临。/美丽的将是你无目的眼，/一个梦去了，另一个梦来代替，/无言的牙齿，它有更好听的声音。/从此我们一起，在空幻的世界游走，/空幻的所有你血液里的纷争，/一个长久的生命就要拥有你，/你的花你的叶你的幼虫。

　　诗人将“原是痛苦的死亡说为掌握美丽的一切；死是代替生的另一个梦；死不是一切的完结而是一个长久的生命的开始；把人对死亡的反应进一步来写，翻过来写，因其不同一般而更加有力”。由此，它具有了英国诗人济慈所谓“比起此时，死再也不能如此丰硕”的震撼效果[11]。在这样的“森林”面前，“人”是异常渺小的：

　　是什么声音呼唤？有什么东西/忽然躲避我？在绿叶后面/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视，我移动/它轻轻跟随。黑夜带来它嫉妒的沉默/贴近我全身。而树和树织成的网/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是饥饿的空间，低语又飞旋，/像多智的灵魂，使我渐渐明白/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诗人所写的是一个在死亡线上穿行的生命，一个被窒息、饥饿、毒、黑暗、枯萎、痛楚、死亡等等自然强力紧紧逼压着的生命，“葬歌”最终成为人的“葬歌”；在战争中死去的个体生命也不过是一个终将被湮没、被摧毁、被历史所“遗忘”的渺小生物；“幸存者”内心所存留的也不是英雄主义的慨叹，而是一个充满“惧怕”的自我。就这样，战争本身的残酷性，以及它对个体生命的深刻戕害，在一首艺术兴味充沛的诗中有效地传达开来。
四
　　历史的讽喻或诡吊却总在最富有个人兴味的地方呈现。
　　所谓翻译，看似庄严，富于爱国意义，在某些时候却是荒诞不经的。据时任联大外文系教授的吴宓在日记里记载，穆旦赴缅甸从军十数日后即来函，“言英军腐败”（1942/3/26）[12]。稍后，他还记载过一位担任过翻译的学生的谈话（1942/9/9）：“入缅军皆以发洋财为志。第六军尤腐败。军官专务享乐，美衣服，盛容饰。乘汽车后军行。载咖啡可可西餐用品，网球拍、留声机片等以随。途中每日寻乐。至一城，则必欲入居最富丽之宅第，且搜求当地美妇女以自娱。甄之翻译工作，大半为此类人事”[13]。
　　当时中国远征军分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尽管穆旦本人及女学生所接触到的应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据此认定整个军队（当时，中英军队联合抗击日本）必然普遍存在类似的问题[14]，但这一丑陋的历史细节足以消解这些年轻学子身上那种报效祖国的神圣感，消解其生命形态的尊严感——在实际征兵中，尽管如前所述，教育部有强硬的征调条例，但视从军为“畏途”者并不少[15]。而以更长的历史眼界看，整个翻译活动的庄严性，众多年轻学生的劳动和心血的严肃性，均足以被这一历史细节所玷污。
以当时的政治历史观之，另一层诡吊也是可能存在的：这场战争，对国民党政府而言，“是中国领袖一种压抑已久的大国冲动，它表明中国人不仅渴望获得更多的援助，而且更渴望恢复昔日在世界上的盟主地位”[16]；但盟友英国人实际上并不想保卫乃至收复战略要地仰光（缅甸首都），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想“利用中国军队来掩护它的安全撤退”，在实际作战途中，屡屡无视中方高级将领合理的作战策略，甚至，在危急情况之下，还出现过撇下中国“友军”而自行逃亡的情形[17]。由此，尽管战争本身的意义毋庸质疑，但在某些时刻，数以万计的英勇的士兵被无情地充当了历史的炮灰。
　　指挥失误以及实力上的差距等原因使得中国军队在战争中死伤惨重。死亡之切近激起了某些官兵的同情心和生命良知，激起了官兵们的“生的欲望”。穆旦曾与之共事的罗又伦将军在回忆最终导致向缅北撤退的同古大战时指出，“那时最高统帅的命令是该师死守同古，牺牲到最后，以表示国军的精神。因为救援部队相隔百里远，所以我们只能在撤退与死守之间做选择，假如死守，就会眼睁睁的看着被敌人包围、歼灭”。“最高统帅”既除“坚守”之外对战术意义未有指明，战士死亡又如此惨重，罗又伦部最终不顾将遭“军法审判”的危险签署了撤退命令[18]。在著名的二百师师部，戴安澜师部，其骑兵团先遣营营副甚至不惜以开枪自杀的方式向师长表明“广大官兵的怨愤与抗议”——师长则最终向杜聿明将军发出了“我虽欲与同古城共存亡，然难遏倭寇之凶焰……何益之有？”的电报[19]——死亡复苏了官兵的生命“理性”。这应看作是《森林之魅》的同类，只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统治者的历史逻辑却在于“胜利”：战事失败了，但是，“由于中国军事当局严密封锁了缅甸战败的消息，因此国内民众仍然被蒙在鼓里。报纸每天都在报道记者发自前线的胜利消息”[20]。与诗人所慨叹的“遗忘”相似，兵士们惨烈的死亡事实不仅无从进入民众的眼界，相反，还被统治阶级的“胜利逻辑”再一次谋杀。
　　更富有诡吊意味的是，所谓“胜利逻辑”不仅来自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来自某些同样经历了战争的写作者——在同一个“野人山”还有遗留了不少诗篇，比如《给永远留在野人山的战士》（1944）。作者杜运燮为穆旦诗友。杜从军的时间较穆旦晚，1943年初，已随军撤退的穆旦在印度养伤时曾经遇到过他。“战士”和“兵士”是接近的，但诗中更为醒目的是“英勇”、“正义”、“凯旋”等词。诗歌最后写到：

　　艰苦的季节已经过去，阳光/把新路渲染成一条河流/……//但它不会忘记你们的脚步/怎样沉重地在林中拖曳前进，/给所有的正义战士以无上鼓舞，/引来渐强的凯旋歌声。

　　当战火炮声还在燃响的时候，当死亡还在不断延续的时候，当穆旦在漫长的时间隧道里异常艰涩地表达“惧怕”情感的时候，杜运燮却在宣称“艰苦的季节已经过去”；当穆旦对充盈着“遗忘”本性的“历史”提出了强烈质疑的时候，杜运燮却在宣称“书写从没有人写过的/史诗”，可见同一座“野人山”，被赋予了不同的情感内涵与价值归宿——由于穆诗与杜诗分别着眼于“白骨”和“战士”，不妨说这是“人”的立场和“战士”立场的差异：“人”的立场以“人”为本，强调个体对于生存现实的真实感受，为数巨众的死亡既是最为切身的现实，关于它的表达也就近乎必然地充满了强烈的精神起伏乃至带有某种强烈的悲剧意识；“战士”立场则以“凯旋的歌声”取代个体源自肉体的切身感受（当然，杜未必有穆旦那般切身的感受），个体的死亡让位于更为崇高、更为本质的“胜利”目标——如同某些报纸所报道的那样。
　　作为代偿的是，这个崇高的目标宣称历史“不会忘记你们的脚步”。从整个现代中国、尤其是3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化语境看，后者可以找到相当多的同类，以致最终代表了文学意识形态化的趋向。而前者，由此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写作，打上了强烈的历史悲观主义烙印，“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其孤独的历史命运是宿命性的，他们的历史——“白骨”的历史，不过是一块“无字碑”[21]而已。 
　　当然，关于杜运燮，有人或许会提出，杜并未如穆旦那般有过惨烈的“野人山经历”，杜诗浮于表层也就在所难免。这看似有理，不同的现实经验区分了不同的写作形态，但在惨烈的战争屡屡发生的现代中国，又出现了多少像《森林之魅》这样的诗篇呢？
　　正因为这种匮乏，苛责杜运燮是必要的——虽然相比于同时代那些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当时尚是联大外文系学生的杜运燮的良好的艺术修为保证了其写作不至于太过流俗。
五
　　附证诗人的，是诗人个人同时期的写作。1945年，诗人写下了一批“抗战诗录”。它们虽以“战争”为对象，实则多有诗歌的生长性因素：即便是“胜利”，诗人也没有将个体看作是廉价歌颂的对象。当他把那些兵“还原”为人的时候，他同时把一个非战争的环境给了他们。
　　非战争环境和战争同样可怕——在诗人的视域之中，战争与否已经不是环境优劣的标识，他试图通过“现代社会”这一语境之下来呈示人物的生存命运：先前，他将环境的可怕看作是对于个体的一种“摧毁”——借用《防空洞里的抒情诗》（1939）中的“炸毁”一词；同时将个体命运定位为“不幸”（《不幸的人们》，1940）。这种“摧毁”和“不幸”构成了穆旦写作一个最基本主题。
1942年之前的诗歌，如《控诉》等，所欲“控诉”的更多的是“智慧”，即历史文化对于个体的戕害：

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呵，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

　　“野人山经历”之后，诗人笔下现实环境变得更为严峻。像同一首《退伍》里同样也蕴藏了这样的诗句：“你未来的好日子隐藏着敌人”。“敌人”是什么？结合诗人这一时期的写作来看，是现代社会对于个体的无形的压制。这一扩展使得“控诉”有了更为现实、也更为切身的内涵，成为了一种对现代社会清醒的观察：“敌人”对于个体的压制是多层面的，表层的或现实层面的是能够感知的，如战争，物质贫困等；而“隐藏着”的“敌人”因其隐秘性，会有着强大、猛烈而持续的“摧毁力”——在1947-48年间的写作中，“敌人”屡屡现身了，即所谓“历史不肯饶恕他们”（《饥饿的中国》，1947），所谓现代社会的“欺骗”、“罪恶”本性[22]，等等。凡此种种，所指涉的是现代社会诸多机制对于个体的压制。
　　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农民兵》里还有“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个体的命运遭到了明确审判。从“控诉”到“未曾控诉”，是一个“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23]的过程，是写作者（知识者）对于更为严峻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处境的强烈感知——尽管“野人山经历”给了诗人强大的死亡阴影，尽管随后的日子里生活一直未能安定，但他的头脑始终清醒：现代社会具有强大摧毁力，生活在这种摧毁之中的个体是不幸的；更不幸的是，他们对于这种不幸全无认识。
　　这样一个穆旦，其内心显然已然发生了一种重要的变化。这变化总让我想起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绞刑架经历。和“野人山经历”一样，“绞刑架经历”所直面的也是死亡。据列夫·舍斯托夫的观察：陀氏在那之后变了一个人。之前，他虽然过着苦役犯生活，“但是他始终记得，在这所监狱的墙外是另一种生活。从监狱高墙也能看得见的天堂，引起他对未来、已非遥远未来的向往”。《死屋手记》就是在这种“向往”中产生的。赦免之后，他自由了，但是“他开始发觉，自由的生活越来越像是苦役生活……自由人如同死屋囚犯”；他最终改变了对于世界的浪漫看法，开始像审视囚犯一样审视着世界[24]。
　　这样一个“置死地而后生”的陀氏正是穆旦的精神知己。“野人山经历”之后，穆旦从死亡线上活了下来，“自由了”，但也不再怀有“雪莱式的浪漫派”[25]梦想，不再像《赞美》那样热切呼唤“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不再单一地从文化层面提出“控诉”。他最终着眼的，是对那种牢牢地控制着自身命运的外在强力的感知。由此而来的，是对于个体命运的强烈审视——“不幸”最终成为诗人对于个体命运的终极指认；而作为“不幸”的诱因的现代社会同时遭到严厉地“控诉”。
　　由此，尽管这样一批诗歌产生于抗战胜利的大背景之中，但应非陡然因战争而产生，而是深深地浸染了野人山生死经历以来对于事物的看法——经过漫长的内心跋涉之后，1945年的穆旦最终确立了自我。换言之，生死经历本身乃是根本性的，正是它不断地促成诗人对于自我生存境遇的思考，而抗战胜利的事实，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诱因。
　　由于抗战诗歌的较多出现，这首先不妨看作是一种政治态度。身处战争年代的写作者必然会具备某种政治态度，穆旦的态度是：不站在任何先验的政治立场上，而是站在“人”的立场上。进而，以个人的生存感觉和体验来认识事物，并进行写作，而拒绝来自书本或先验价值体系的判断。这样一种写作，是个人“良心”的逼迫所然，所谓“内中有物，良心所迫，不得不写”——诗人试图以个体之良心见证时代。其根本旨趣在于：努力打破种种外在因素对于个体生命的规约，以不断地甄破现实个体严峻的生存境遇，“突围”（《被围者》，1945）这一无比强烈的意念由此成为写作的核心：

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泥土/才会来骚扰，也许更寒冷，/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我们消失，乃有一片“无人地带”。

　　在诗人同一时期反复使用的诗歌语言中，“圆”是“平庸”的另一种说法。它像紧箍咒一样紧紧地束缚着个体，给予个体的是沉积了不知“多少年”的“绝望”。而个体能够寻求到自身存在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突围而出：“毁坏它”——从表面上看，《控诉》式写法重又出现，实际上，有同时期诸多指涉到严峻的生存现实的诗作为参照，“突围”已超越了文化批判（“控诉”）的层面而具有了生存哲学的意味，如同先行者们奋力打破“铁屋子”而孑然前行一样，感受到现实之严峻的诗人宁愿承受一种“残缺”生活，宁愿将自我放逐到“寒冷”里，也不要“平庸”。宁愿以绝望为希望，作“绝望的抗战”——“希望”也有了“复仇”般的艰涩的快慰：“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做报复。”（《时感四首》，1947）。唯有如此，生存现实才能有一个转折。
而新文学的精神传统，由此也有了切实的延续和发展。
结 语
　　1945年10月之后，诗人去了沈阳。11月，他写下了一首诗，《云》。与此前写作截然不同的是，《云》更接近于随想。看起来，大西南颠沛流离的生活已然消逝，诗人看起来已然有了短暂的安定和闲适，《云》则是闲适的表现。
　　这看似在理，却未必是最切实的感受。《云》写下之后并没有马上发表，而是迟到1947年2月，其时距离写作时间则已有15个月。进一步考察则可发现，《森林之魅》之后16个月里（1945/9~1947/1），除了《云》外，诗人再也没有别的诗作问世。1945年写作高潮来临前是两三年写作量的锐减，此后则是一种写作不算短暂的停顿。这样一个写作事实自有可探究之处。而从诗人重新写下的诗歌来看，现实的严峻性更为加剧，可见诗人的生活本身和大西南的生活一样具有某种严峻性，而且这种生活又一次给他的写作带来了某种强烈的冲击。
　　由此，返观《云》，与其说这是诗人生活闲适的表现，不如说是诗人内心对于闲适的渴求——“野人山经历”给予个体的，是深至骨髓的惨烈，《森林之魅》更是生命与死亡之歌，它不仅仅是诗人内心“惧怕”的展示，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收束——不仅仅是写作年表上的时间序列，更是诗心的波折景状与安歇需求的呈现。生活本身却屡屡吝惜于将“闲适”给予诗人，以致一首闲适的诗不得不在逼仄的生活面前推迟发表。1949年8月，诗人到美国留学，1953年初满怀热情地拒绝了多所国外大学的邀请，执意回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之后，以极大的热情翻译了数部著作。但没过几年，1958年，政治风云突变，诗人就被打为“历史反革命”。诸多“罪状”中，有一条就是1942年的经历。这已是后话，留待以后再说。
2005/3/9定稿

注释：
[1] 《西南联大学生征调充任译员办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669页。
[2][4][16][19][20] 邓贤：《大国之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41~152页。
[3][5][18] 朱浤源等访问、记录：《罗又伦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33~38页。
[6][17]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述略》，《文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313~57页。
[7] 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2卷2期（1947/7）。
[8] 1944年11月16日穆旦致唐振湘的信（未刊稿）。
[9] 李方：《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穆旦诗全集》，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379页。
[10] 据后来成为穆旦妹夫的刘希武的观点，当时北京大学外文系邀请穆旦去担任讲师，但他很看重和罗又伦的友谊，因而放弃了。转引李方：《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穆旦诗全集》，381页。
[11] 周珏良：《穆旦的诗和译诗》，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22~23页。
[12] 吴宓（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Ⅷ卷），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271页。“十数日”这一判断同样来自《吴宓日记》（256页），当年3月2日下午，吴曾陪穆旦到第五军办公处医官，商定赴缅从军之事。3日中午，吴请吃午饭，以示饯行。由此可以判断，穆旦赴缅从军应在1942年3月初。而坊间流传的穆旦生平资料中于该年2月赴缅从军的说法不确。
[13] 吴宓（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Ⅷ卷），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380~81页。学生名为甄露茜，女，1939年入联大外文系，因参军故，1946年毕业。
[14] 吴宓日记（1942/9/9）中有“第五军纪律较佳”之语。国民党将领罗又伦将军也自述他所带领的军队（属第五军）纪律严明，“万里行军，秋毫无犯”。见《罗又伦先生访问纪录》，59~60页。
[15] 参吴宓日记（1942/9/9）。另，在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也多有惩罚学生不服兵役的记载，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21] “无字碑”语出邓贤《大国之魂》。在“联大纪念碑”碑阴刻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上，作为“学生”的杜运燮留有其名，作为“老师”的查良铮则碑上无名。
[22] 这些词汇在1947~48年间穆旦写作中多有出现，如《我想要走》、《时感四首》、《饥饿的中国》等。
[23] 穆旦晚年谈到：“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见穆旦：《致郭保卫的信（三）》（1975/9/9），《蛇的诱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227页。
[24] 王佐良：《论穆旦的诗》，《穆旦诗全集》，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1页。
[25] [俄]列夫·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3页。

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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