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简言之，西南联大的精神传统可由“超然的政治兴趣”与“学术自由”的诉求两个层面来概括。纵观此一传统的原初点和破裂点，可以发现其中有着惊人的对应与对照，它隐喻了联大知识个体对于自我价值理念的实践与坚持，而这正是联大得以保持一种丰富的内在秩序的根源之所在。和联大相关的若干重要事件均可在这一传统中得到合理解释。而“一二·一运动”之类残酷的政治现实给予了联大知识者深切教训，联大的精神传统最终崩散，成为了一种现代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破裂的传统，而不是一种虚幻的、神话般的镜像。
关键词：西南联大 精神传统 “超然的政治兴趣” “学术自由” 崩散

　　在今天看来，西南联合大学这一因战争而临时组建的、历时8年11个月（1937/8~1946/7）的大学被普遍认为是现代中国的教育传奇与学术传奇：“中国的现代学术终于在物质条件极为恶劣的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大学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大奇迹”[]。西南联大既被视为奇迹，自有其堪称经典的精神传统。以我个人的观点看，不妨将学校组建之起点——其精神传统之原初点，以及学校解散前后的某些思考，比如当局的自我定位或不少当事人的总结性文字，视为这一精神传统的两端，然后再选取其中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以此来共同勾勒其大致内涵及流向。概言之，西南联大的精神传统可分为 “超然的政治兴趣”与“学术自由”的诉求这样两个主要的层面。和联大相关的若干重要事件均可在这一传统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原初性的体验与思考
　　抗战爆发，学校不得不从昔日皇都朝内地迁徙，这在知识分子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不少知识分子即对古代中国历史上晋人、宋人和明人南渡经历多有回应，担忧重蹈历史之覆辙而成为异族统治下的“遗民”[]。“南渡之后何以自处”由此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命题与文化命题。在这一方面，曾在联大短期任教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思考可堪代表。其思考最终落实于对文化创造意义的“深刻而自信的确认”，即“沉潜于文化创造之中，以个人的涓滴之贡献，最终汇成文化创造的大潮，使这大潮成为民族复兴的前导，成为一种根本性的推动力”。联大的知识个体在异常简陋的条件下仍坚持著述即是对这种文化创造的意义的体认[]。
文化创造是一项长期事业，在联大精神形成的原初点上，联大的知识分子对于迁徙——“南渡”的直接呈现形式——有着更为切身的感受。目前学界关于联大的迁徙行动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从长沙西迁昆明一段，即西迁，其主要路径有步行团、海道和陆路三条，大致分别为：步行团，长沙→常德→贵阳→昆明；海道，长沙→广州→香港→河口→昆明；陆路，长沙→桂林→南宁→越南→昆明。其中第一、二条为师生合编，学生占绝大多数，实际人数均有数百人。第三条则为10余名教师。因第一条路线步行比例相当大，历时两个多月，第二、三条历时十数天[]。
　　学校当局对于各条路线的态度似乎并不对等，第一条路线则被赋予了采集文化和接受教育的庄严使命：“本校迁移昆明时规定学生步行沿途作调查、采集等工作，且借以多习各地风土民情，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知识个体也有了对于“民间”的切身体认，所谓“重新理解和想象民间”[]。比如坚持步行的闻一多在阅读了学生沿途采集民间歌谣后，即发出了“乐观主义”的判断：“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应“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在他看来，民族生命力有了这一种“兽性”的存在，抗战终将“胜利”[]。
　　对于第二、三条路线，学校则未有明确要求。不过，其中某些个人际遇同样可堪一说。比如冯友兰的个人际遇即大不一样。冯所走的是第三条路线，同行者皆为学养丰厚的教授，如朱自清、汤用彤、钱穆等。某一天早上，汽车穿过离中国边境镇南关只有几十公里的一处城门时，冯的左上臂被碰成了骨折，结果不得不在越南河内的一家法国医院医治。冯友兰对于这一事件深有感怀，写下了“边墙已满英雄血，又教书生续一斑”的诗句——作诗成为了冯友兰感知并伤怀文化变迁的方式，一个偶然性的、个体性的受伤事件也由此具有了深长的文化隐喻意蕴：迁徙（逃亡）导源于外族入侵，这一受伤即是文化自身的弱势使然，是弱势文化给予个体的伤害。
　　如果说学生团体的迁徙是年轻而欢快的，身处其中的知识个体，如闻一多，受其感染而关注于一种生命力的张扬，并促生了对于民间的发现和想象；那么，冯所走的路线无疑是严肃而持重的，沿途风景如桂林山水等固然可以消抵其精神压力，但肉体的受伤无疑加剧了“文化逃难”的意味：个体的脆弱，历史与现实的猝然交会，足可令人潸然泪下，所谓“孟光不向前门送，恐使征人见泪痕”——这是受伤躺在床上，无事可做，也不能做时，“回忆北京失陷以后的事”而作的；而作于南岳上课期间的“亲知南渡事堪哀”之“哀”由此也变得更为切实――据说，当时此句一经朱自清的朗诵，“全体师生都感到凄怆”[]。在我看来，这样两种精神状态，一种是乐观的、现代型的、向外张扬的，一种是悲怆的、传统型的、向内收缩的。它正代表了在联大精神传统形成的原初点上知识分子的两种主要的生命状态与精神旨向。而且，这样一种精神的分野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不同的知识个体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校解散前后的思考
　　在学校行将解散之时，联大当局做出了这样的自我定位：“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一由冯友兰撰写的，乃是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的“碑文”，往往被学界看作是讨论联大精神最为重要的话语资源。其基本要义在于：庸常之辈（“千夫”）被裹胁在时代潮流之中唯唯诺诺，无所作为（“诺诺”），联大的知识分子（“士”）则敢于坚持独立的精神品格（“谔谔”）。
　　在联大的历史语境之中，“学术自由”意味着什么呢？哲学系贺麟教授在《政治与修养》、《学术与政治》等文章中对这一具有普遍性、时代性的问题所进行的思考或可说明。其思考核心为个体的政治兴趣，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政治与修养》中，贺将“政治兴趣”界定为“对于治理公共的事体的兴趣”；并且区分了两种政治兴趣：“超然的政治兴趣”和“介入的政治兴趣”。“介入”主要指献身于政治，从事实际的政治工作。而“超然”，并非超然物外，是指“一种纯正的兴趣”：

　　一方面，他不在其位，管理政治不是他业务内之事，处于‘旁观者清’的地位。一方面他是国民一分子，他亦有其政治上的权利与义务，政治的污染得失，与他本人休戚相关，他有他本分内的关切。他拥护某一执政当局，并非由于私恩，或由于他是他的私人。他反对某一执政者，亦非有何私怨。完全视他的政见政策是否为他所赞成，道德文章是否为他所钦佩，施政效果是否令他满意……他对政治的确感到真切的兴趣，然而他的政治兴趣却又是相当超然的。他对于政治的观察、意见、批评，就是逐渐形成健全舆论的成分。[]

　　在《学术与政治》里，贺麟则强调了学术与政治都应是“独立自由”的，两者都有其“特殊的领域，神圣的使命”，“应当互不侵犯”；但两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学术是‘体’，政治是‘用’。学术不能够推动政治，学术就无‘用’，政治不能够植基于学术，政治就无‘体’。”由此，“任何建国运动，最后必然是学术建国运动”[]。作者既以“任何”、“必然”等词汇来归结，可见其描述可谓着眼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理想形态。
　　那么，“民主堡垒”呢？考察联大的实际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作为战时国立大学，政治始终是其无可规避的现实。而且，在主要层面上，比如办学理念，校训精神，校区设置，以及教学目标和实际的课程设置与教学等方面，确实和当时教育部的要求以及由国民政府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之间构成了某种对抗[]。而目前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大致思路是，将这一“对抗”纳入到1944年之后的民主风潮，联大校园风气的转变，最终则落实到“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这一思路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所谓“民主”却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单向的或者说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事实上，以贺麟关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理想形态的描述返观联大的知识群体，可以发现这一群体身上所承载的丰富的精神内涵：一方面，联大知识者对于政治多有关切；但另一方面，这些知识者又呈现出一种“超然”的态度，保持着“一种纯正的兴趣”，并非背离政治或简单地反对政治，而是试图寻求一种与政治的平等对话关系，将自身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实存的力量，“一项个人的行业，一种能量，一股顽强的力量”，针对现实社会中“诸多议题加以讨论，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与启蒙和解放或自由有关”，并且，敢于“对权势说真话”。这是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上述引起“反抗”的事情本身即可称之为一种“公共的事体”，其强烈对抗，与其说是对意识形态化的民主的追求，不如说是这些学养丰厚的知识者对于“独立自由”信念的追求，是这种“超然的政治兴趣”使然。换言之，占据主导地位的乃是对于“学术自由”的追求，民主诉求处于次要的地位，或者，它从属于“学术自由”这一更大范域的追求。而且，还应看到，联大实际存在时间为8年11个月，从1944年初校园风气开始转变到1945年底的“一二·一”运动再到学校解散，约两年半，所占比例仅约为30%，由此，民主风潮在后期联大固然是一股异常强大的力量，但如若过于强调这一点，进而强调、突出那些或许本处于潜势的东西，而忽略了原本占据主要位置的东西，无疑会妨碍对于联大的整体发展情境的认识。
国民政府合法的文化政策
　　谈到“学术自由”与“民主”，国民政府的“战时文化政策”也是不能不有所考虑的。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提出了抗战建国同时并举的战时国策，“战时如平时”的战时教育方针，强调“我们教育上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估计到我们的国家要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那么我们国民的智识能力应该提高到怎样的水准”[]。抗战而不忘提高“国民的智识能力”，这应是三校联合（强强联合）且能平稳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以此来看，上述那些“对抗”举措未必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健全舆论”，但国民政府的文化态度，以及对于这些举措的宽容，至少将有助于这些知识个体对于民主政治，对其通过学术文化以建国的意义保持信心[]。换言之，国民政府的不少举措为知识个体提供了一个“学术自由”、“学术建国”的话语空间与想象空间，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有效地接洽了“南渡之后何以自处”这一原初性的文化（精神）命题——“南渡”所带来的负面精神影响由此被适度消抵，或者说，转换为一种专业精神，即通过一种切实的知识岗位来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这在联大知识群体的实际教学工作和专业著述上体现得相当充分。在这个意义上，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乃是一条贯穿于联大始终的线索。
　　也由此，关于在联大设置“‘党义’（三民主义）的教学”、训导处等课程和机构，若将其指认为“妥协”，将知识者的现实境况称之为“反抗与妥协中的艰难生存”[]，其实是过于看重它与民主相对的价值内涵，未必确切。事实上，联大部分学养丰厚的知识个体的举措，比如贺麟、雷海宗、周炳琳、冯友兰等教授对于党义课程的讲解，冯友兰甚至还屡屡为国民政府官员讲学，以及学校以联大区党部的名义致信蒋介石，希望政府“放开政权，实行立宪”（1943年秋），等等，所体现的应非一种简单的、无条件的政治认同，而是一种“本分内的关切”，即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理想信念而生发的对于政治的“观察、意见、批评”，进而希望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达到“学术建国”的目的。换言之，反对（反抗）是确凿的，但他们所要反对的更多的应是与其学术自由思想相背离的东西，反对政府及其官员某些腐败的具体做法，而国民政府的政治本身则并不在反对之列，其合法性并未得到根本性的动摇。关于这一点，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1946）中的观点可看作某种隐喻：他自称被《中国之命运》里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也提到教授们对于教育部规定大学的课程、教材，甚至重新审定教授们的资格等措施“非常愤慨”——这一段得到了学界的充分关注，但他的话并没有结束，他接着说到：“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后才有的现象”，而且“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国民党的情绪”[]。考虑到其时已1946年，联大本身已临近解散，闻一多本人已明显地流现出“民主斗士”的面目――这一形象也是反复得到了学界的描摹，他这样一种看待并思考问题的方式无疑揭寓了联大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政府的基本态度：一种学术的，而非政治化的态度。
“战国策派”风潮
　　以这样一种“超然的政治兴趣”来观照联大的“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大致上可以说，所谓“学术自由”，其根基乃在于这些知识个体有着较强的专业精神，以及相对独立自由的政治信念。因此，其“学术自由”往往旨在一种学理性的讨论，通过一种自由的讨论来促成观念的形成，而非简单地被政治风潮所裹挟，以强势的夸饰性的话语来攻击异己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当时所出现的由陈铨、雷海宗、贺麟（此三人均为联大教授）、林同济等所代表的“战国派”活动及其论争乃是一个重要的实例。
　　“战国派”风潮发生在联大中期，历时约两三年之久（1940~43）[]。长期以来，这一派别被认为是“为法西斯主义张目”，“宣扬汉奸理论，歌颂特务”，属于典型的“政治不正确”。其重要依据即在于该派的观点契合了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并得到当局的赏识，但是，它未必就意味着这些学养丰厚的知识个体简单地趋同于一种“不正确”的政治理念。对于这一派别，学界已有多有辨析。鉴于20世纪汉语知识界过于严重地依赖于西方话语知识体系，诸种观点中，我个人认为这样一种尤为重要，即指出其所援引的话语依据，指出其对西方话语依据的误读，并且“进一步探讨”“这种误读是如何发生的？即它是在什么样的现实的政治、文化情境中产生的，其指向的现实目标是什么？”从“误读”出来，可以发现，“战国派”接续了战前知识界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而当时知识界在援引尼采等人的思想时，无论左翼还是“战国派”诸人均存在着严重误读，左翼将尼采等同于法西斯；陈铨则把权力意志简单理解为对权力的渴望和追求，林同济则对酒神和日神精神做出了严重简化，“对矛盾的酒神式解决所包含的对痛苦、苦难以及生命本身的肯定，它所蕴涵的浓重的悲剧意味，都已杳无踪迹”。而左翼对战国派的批判，实际上是“左翼阵营与国民党官方较力的一块战场”[]。
　　但是，关于《战国策》的论争在校园内外所引起的反应是不同的：“在重庆和其他地方引起强烈的反应，遭到许多文化界人士，特别是左翼文化人士的讨伐，也导致其中一些人后来的悲剧”；但在联大校园之内，“并未引起在重庆等地那样大的波澜。联大的学者，包括一些进步人士，并不一定赞同‘战国策派’的思想，也有不少人对其提出异议，但他们却能以较为公允的学术民主态度来对待它”[]；甚至于校方（1942）也公开给予了某种肯定[]。这样一种不同反应，在我看来，正是一种联大精神传统的隐喻：在不同层面，联大的知识个体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体现了其学术思想的多元性而非一体化，所谓“兼容并包”；而且，对于分歧又并不简单地以政治是非为划分依据，而是充分尊重其专业的“独立自由”。换言之，分歧之存在以及对于分歧的态度，正是一种学术自由精神的体现。

传统之崩散
　　考察联大的精神传统，还不能不考虑到当时实际的生存环境——特别是物质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如果说贺麟的描述以及教授们的某些信念本身均具有理想意味的话，那么，现实却在不断地教训着他们。随着1940年代物质环境的急遽恶化，联大教师的生存危机日渐凸现。和1937~38年间短期内的两次迁徙一样，这也是以一股时代性的外力无可抗拒地将知识分子推向“民间”，而且这一民间体验更为持久。
　　从政治文化生活看，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的“健全舆论”少有出现，政府官员则多有丑陋、腐败之举止；而且，因为“愚昧”和“缺乏培养政治兴趣的组织”等等根本性原因，人民的政治兴趣被“阻抑”，政治也没有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在这里，“愚昧”指的是人民的知识程度低下，对“公共事体”缺乏知识；政府也不公开政情，不破除这种愚昧。“缺乏培养政治兴趣的组织”指的是“缺乏代表民意的机构，健全的舆论机关，研究政治各方面的教育学术团体，以及训练政治能力、培养政治人才的良好学校等”[]。国民政府最高领袖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1943）所彰显的不过是“帝王”式的精神旨向，而国民政府看起来是顺应了以联大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立宪”主张，但那不过是“假立宪，是借立宪之名……以选举的形式使国民党的专政显得合法”[]。以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来衡量，联大知识个体所要追求的是以独立自由之学术去促进独立自由之政治并最终实现学术建国，但政治本身并未“植根于学术”，更无“独立自由”可言，那么，他们所极力追求的学术的价值旨向将面临着被误用的危险——不仅仅被实际政治掌握者（意识形态）所利用或误用，也势必将遭到在野的政治势力（左翼）的猛烈攻击；其实际效果无疑也将受到影响。而知识分子本身，势必将重新定位其价值取向，并在新的时代面前做出新的抉择。
　　在这里，“新的时代”大致上即可说是自1944年之后，特别是1945年底的“一二·一”运动，即一般论者所看重的民主运动高涨的时期。关于这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是，民主运动是确定无疑的，它为现代中国历史划上了重要的一笔。但是，对联大知识者本身而言，其核心意义在于，它意味着其精神传统的崩散：“‘一二·一’运动结束以后，联大在表面上平静无事了，其实它所受的内伤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就是教授会从内部分裂了，它以后再不能在重大问题上有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了”[]。“教授会”是一个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咨询机构”，“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实施、学生学习都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精神”。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工作，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向常务委员会或校务会议提出建议，或讨论他们交议的事项，选举参加校务会议的代表”。“教授会不定期举行，但每学年至少一次”，“如遇与政府规定发生矛盾而常委会与校务会议又难于解决的问题时，才增加次数。如‘一二·一 ’运动期间，教授会即多次开会，声援学生的罢课斗争”[]。
　　当学养丰厚的教授们再也不能“在重大问题上有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了”时，它最终揭寓了一个事实：“超然的政治兴趣”的破裂，以及学术自由精神的逐渐崩散。据说，联大最初预备抗战胜利之后即北归，但这样一个数千人的庞大单位，迁移起来很困难，结果又在昆明多上了一年的课。“一二·一”这一重要的政治运动即是发生在这一年。很显然，如若联大如期北归，这一运动将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那么惨烈，其历史意蕴也不会那么重大。但历史已不可假设，那么，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类似的政治事件，正是残酷的政治现实给予联大知识个体的一种教训。因其崩散，联大的精神传统也最终成为一种现代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破裂的传统，而没有成为一种虚幻的、神话般的镜像。
　　而这一精神的破裂点与那个精神的原初点，其实有着某种惊人的对应，当初那个欲极力张扬生命力的闻一多　　最终以一种最为惨烈的方式爆发献身于政治；而受伤且潸然泪下的冯友兰则一直在构建其哲学理念，一直试图将其理念推广到现实政治层面——政治也适时地给予了这位可能是联大文科教授中在学术上用力最勤的、在“政治”上最为积极的学者以某种嘉奖[]，最终，则成为了联大当局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对应与对照，在我看来，正隐喻了联大知识个体对于自我价值理念的实践与坚持，而这，无疑也正是联大得以保持一种丰富的内在秩序的根源之所在。
未结之语
　　当然，教授们的分化，或者说在联大精神传统的崩散点上，不同知识者的不同选择，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由其内在的政治理念乃至哲学理念所决定的，而并非简单地趋同于时俗。换言之，也不妨将其不同选择看作是一种带有反思性的个人行为，即对于自身的学术道路和政治价值取向的理性反思。至于其走向，仍有必要提及的是1946年联大解散前后贺麟对于学术与政治的理想图景的描述。在一个“堡垒”已经坍塌，人员已经分散的时刻仍然仍在描摹理想的图景，究其根本，也不妨说是一种反思。和陈寅恪等人对于文化创造的思考一样，贺麟最终的落脚点也仍然是“思想文化”：“抗战期间，尤其抗战初期，所表现出来的健康的理想的乐观的思想，不幸容易为抗战胜利后所发生的种种令人悲观失望的现实情况（这些不良情况也可说是抗战期间潜伏着的病菌的暴发）所排除。然而我们应该尽量从各方面，特别从思想文化方面，去保持抗战胜利的成果”[]。
　　很难说在贺麟是不是蕴涵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在现代中国，当学术与政治的独立自由无从实现之后，知识个体最终应退缩到“思想文化”的层面？或者说，只有“思想文化”才是追求“学术自由”的知识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刊《上海文化》2006年第2期

注释：

[] 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序》，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以下简称《活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5页。
[] 应指明的是，所谓以亡国告终的惨痛的“南渡”经历是一种汉族知识分子的记忆，是以汉文化为本位的。因为所谓“外族”在今天看来其实都是“炎黄子孙”。
[] 姚丹《活动》第一编以《南渡》为题对此多有讨论，19~24页。
[]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5~32页。
[] 据西南联大（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第47次（1938/1/27）会议记录，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37~39页。
[] 姚丹：《第二章 重新理解和想象“民间”》，《活动》，29~54页。
[] 学生刘兆吉沿途搜集民谣，整理为《西南采风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闻借为该书作序的机会表达了这一观点（1939）。见《闻一多全集》（2），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94~96页。
[]　见《冯友兰自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3~87页。
[] 贺麟：《政治与修养》，《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200~205页。
[] 贺麟：《学术与政治》，《文化与人生》，191~199页。
[] 在办学理念上，国民政府试图以三民主义统制大学校园，实施政治控制，时任联大常委之一（实际领导者）的梅贻琦坚持并发扬了由蔡元培引入的“教授治校”的体制。在校训精神上，教育部（1938~39）曾试图将“利义廉耻”作为各校“共通的校训”，所谓“国训”，但联大专门成立“校训校歌编制委员会”，并聘请冯友兰等多位教授参与，最终根据三校原有校训精神制订了四字校训，“刚毅坚卓”。在校区设置上，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1940）曾下达“逐步迁川”的命令，以图控制联大。联大的态度既有变通性又相当强硬，仅在靠近云南的四川叙永设立了一个分校，次年6月，即以远离校本部办学不便为由坚决回迁。之后，迁校之说一度再起，但联大未再有迁移之举。在教学目标上，当时教育部主张培养“通专并重”并实际强调“专才”，梅贻琦等则在名文《大学一解》等文章中明确提出“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即应推行“通才教育”以“新民”（梅贻琦：《大学一解》，原刊《清华学报》13卷1期，1941/4，现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
[] 爱德华·W·萨义德（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65页，74~87页。
[] 姚丹：《国民政府的战时文化政策》，《活动》，24~28页。
[] 前述闻一多的理念即是乐观的；而贺麟的《文化与人生》是“在必胜必成的根本信念下写成的”。见《序言》，《文化与人生》，7页。
[] 姚丹：《反抗与妥协中的艰难生存》，《活动》，74~83页。
[] 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闻一多全集》（2），431页。闻一多也提到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他倾向于认为得先求政治局势的安定（暂时的工作），再求学术研究（长期的工作）。
[] 《战国策》（半月刊）于1940/4~1941/1间出版16期，出版第17期（1941/7）后终刊；《战国》副刊（周刊，《大公报》，重庆）共出版31期（1941/12/3~1942/7/1）。此外，他们还在《文化先锋》、《民族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主要活动时间约为1940上半年到1943年下半年。
[]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259~81页。
[] 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124页。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览》（1942/12/21）提到5部（篇）著作得到了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定给奖，陈铨《野玫瑰》即在其中。这应看作校方的肯定。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9~10页。而且，陈铨的剧作曾在联大校园内演出，很多知识个体参与其中。
[]　贺麟：《政治与修养》，《文化与人生》，204页。
[] 冯友兰：《冯友兰自述》，95~96页。
[] 冯友兰：《冯友兰自述》，274页。
[]　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37页。
[]　在联大期间，冯友兰完成了“贞元六书”，即《新理学》（1939）、《新事论》、《新世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其中，《新理学》被列为大学教材，且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为头等奖。
[] 贺麟：《序言》（1946），《文化与人生》，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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