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大约可说是中国近代城市发生发展的产物，是市民文化的代表。如鲁迅说：“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然后，“有了上海的租界……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上海文艺之一瞥》)这就有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作者。其时的上海，“印刷事业，交通事业日渐发达，发行网不断扩大，出版商易于维持，书肆如雨后春笋，小说作品的出路也随之开阔了。”(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据郑逸梅先生统计；当时杂志有一百一十四种，大报副刊四种，小报四十五种。于是，作者们的劳动亦能够生产化和社会化。城市又集中了许多’粗通文字的居民，闲暇很多、多愁善感的太太小姐与青年学生，在日益开放的风气之下，便将小说当作人生的脚本，好叫自己在想象中扮演其间的角色，因此，小说的消费者——读者，也齐备了。在中国极少数的人享受着极高的文化教育，因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须凭超人的心智条件来接受的教育，为普通人所不达，这是一种将大多数人的文化剥削了的贵族文化。因此，在极少数人享受的文化教育之下，是极大多数的没有文化教育的人们，在这样一个文化的奴隶制社会中，所谓“鸳鸯蝴蝶派”小说是否可说是起到了建设文化的平民阶级社会的作用?然而，因为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教育的沙漠之中，传统的文化如海市蜃楼遥不可及，没有一个中等水平的榜样可供借鉴与吸收，所以，这时期的小说，大多趣味低俗，语言粗鄙，结构简单，思想陈腐。又由于商品经济的影响，这些小说如同流水线生产一般，在日报或周刊上连载，一人可同时应付几处，为迎合教养疏浅的市民口味，扩大市场，其缺陷是无可避免的。而这种状况则有待于一批成长于“五四”之后，接受了西方先进工业文明和民主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新文学运动来改变局面。

         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有一支叫“社会小说”，  《歇浦潮》是其间有代表性的一部。作者朱瘦菊，笔名“海上说梦人”。洋洋一百回，写尽了人间的丑态，个个都是骗子，人人都是敌手。妓女骗嫖客的钱，嫖客娶妓女为妾，再骗妓女的钱；姨太太骗了老爷的钱，戏子又骗了姨太太的钱；经理算计了众股东，伙计则算计经理；骗了革命党的薪金，再出卖同志去骗复辟政府的赏银。有权的以舞弊谋钱，有买卖的以奸诈谋钱，有色相的以色相谋钱，一切皆无的则做掮客和皮条，于买卖双方之间谋钱。一个大上海的人生，全被浓缩与简化为一个实利的目标，手段则是拆白党式的。一大群男女拆白党中，寥寥几个有情有义的，下场皆都悲惨。一对小儿女翠姐和铃荪，硬是被势利眼父亲拆散，因比常人多了一点真情，便病的病、死的死；再是妓女贾宝玉和媚月阁，比常人多了一分骨气，结果一个惨死，一个败走；还有湖南乡巴佬倪伯和与宁波乡巴佬吴筱山，虽是受了色欲的诱惑，但色欲毕竟还是自然的本性，不像“钱”那样远离人性，是十足的异化的产品，终还留有一些人心，结果也都不善，都落下个始乱终弃的结局。这一对乡巴佬，加上北京来的媚月阁，均是外乡人，唯那贾宝玉不知身世来历，那对纯情小儿女又没长大成人，还未及染上上海的习气，或多或少保存了朴素的人生观，因此，面对了真正人道的上海人，便失去了对峙的能力，纷纷败下阵来。上海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上海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歇浦潮》开首便言：“据说春申江畔，自辛亥光复以来，便换了一番气象，表面上似乎进化，暗地里却更腐败。上自官绅学界，下至贩夫走卒，人人蒙着一副假面具。”我想这一行句子大致可介绍了当时的背景。时间指的是民国初年，即上海开埠之后七十年，进入了近代，外国资本已经开花结果，城市规模大致已定，市民阶层亦已形成；“表面上似乎进化”，自然指的是政治上共和制取代帝制，经济资本化，工业的兴起，生活上则渐渐接受了西方文明影响；“暗地里却更腐败”，说的则是人性改变，几千年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建立的道德，人生和价值的观念，在这城市的新社会里，全部破产。近代的城市是资本的产物，不像土地上的生产，是一个自然的诚实的过程，播下种子，须风调雨顺，时间推移，才可收获，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而资本的循环往复却是一个人为的再生自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物质不仅可供消费，还可转变为生产资料，以供加倍生产出加倍的物质。因此，物质是可以平方甚至立方的形式增进。并且，为了运行的方便，物质便以抽象的货币形式为代表，货币又可以更抽象的期票、股票、债券、货单等形式作替身，来参与扩大再生产的运动。由此而来，其间便可演出多少出空城计和华容道。农人的诚实和正直大约就是在此上海竞技舞台上丧失殆尽的。更要命的是，这一个城市的建成又缺乏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是外国资本从天而降的果实。在这突如其来的资本社会面前，新的法律、规章，道德准则、价值观念都未做好上马的准备，这一个非自然的生产过程，又是需要更加严格的社会法则来约束规划的。而随同外国资本一起带来的准则，也仅仅在租界内部分地生效。因此，这一场大竞技是没有纪律和规则约束的，是彻底的“自由竞争”。此间人们，面临了许多发财和享乐的机会，且又没有任何约束与警戒，谁不野心勃勃，跃跃欲试?在这一方实利的天下，诗书礼节，良心情感全成了务虚与务闲，没有一点实用价值，人们便卸下负担，轻装上阵了。  《歇浦潮》中，还留有一个旧学维持会，“会友一大半是本地绅士，其余不是诗人，便是词客，真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没一个不是圣人之徒”。而每一次开会集合，须有茶点或大菜吸引，吃起来，毫不顾及风度，可以争到翻脸的地步。在人人凭本事吃饭的上海，这些旧学子们，除了一肚子酸文，再无长技，凭了一些有限的坐吃山空的祖产，一无进帐，日益寒伧。靠着一个旧学维持会，方可继续做一名儒士，还能伺机打打某人的秋风，沾点小便宜。其会长汪皙子，是一名土著绅士，他为谋取未婚女婿的五万遗产，可教女儿独守终身，做一名节妇，这便是上海的名节的幕后。这时分，中国人长久信仰的儒教在上海人心里已消失殆尽，急于求胜的上海人已不在乎人格的完善，机会均等尊卑五分的上海人也已不在乎君臣父子的差异和尊严了。那帮“旧学维持会”毕竟保存了儒家的遗风，适时地向往参与政事，做一回治国平天下的志士。比如竞选议员，为运动选票，会员卫运同向会长汪皙子献策：给不问国事也不知选举为何事的乡下人送发大肉面的票子与一张名片，说是衙门里差他们选举时必去写那名片上三个字，一定人人都去；如去竞选演说发表宣言四下活动，那些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定是另一套，也奈何他们不得。最后卫运同总结道：“故要运动知有权利的人，还不如运动不知有权利的笨伯为妙。”汪皙子委派卫运同去送面票和名片，岂不知他替换了半数自己的名片，既然民主了，会长可竞选，会员也可竞选的，何况主意还是他卫运同的。结果，因票数分散，双双落选。汪皙子原本没想得很好，一级一级的官做上去：“倘使做了财政总长，大借款一次，便有数十万回扣，一任下来，不愁不多几千万银子。”借民主的机会，做一个官僚，以实现收获银子的理想，这便是从中国的封建政治中突然走进殖民地的上海洋场的遗老的人生观念。他们还把世纪初风起云涌的政治舞台当作押宝的赌盘，或是一桩投机的买卖，听北京忽有人提倡帝制，便揣摩是得现任总统授意，跃跃着要抢第一拍电报赞成帝制，今后好得个官僚做做；再抢在他们头里拍了电报，则又决定拍一个坚持共和的电报，等待日后复辟失败好问共和制讨一个省长市长做做。这便是上海的政治和儒士。

        《歇浦潮》中的商界，大约足以钱如海为代表的了。他表面上开了一家西药店，实际上却拳打脚踢，见空就钻，从事各种投机生意。他可制作一百箱假人士在银行作抵押借钱，又领衔集股开保险公司，用股东们的投资去偿还逼到眼前的期票，他拆东墙补西墙，直顾往前开路，从不作善后处理。其时企业各界章法又极混乱，给他留下无数空子。临到末了，保险公司年终查帐时节，他竟将那假大土保厂火险再一把火烧光，向保险公司索赔，赔款正好去补漏洞。最出其不意的是，他的帐房杜鸣乾先生，则在钱如海猝死之后，吞没其巨额赔款。在资本兼并的过程中，正常出现的大鱼吃小鱼，到了此间，有时竟会是小鱼吃大鱼。兼并的方法，不是利用资本的运转规律的作用，而是流氓和无赖的手段。在一个几乎是一夜之间矗立起来的资本的社会里，从土地上破产的地痞无赖们，被五光十色的财富和机会吸引，匆匆赶来。他们好吃懒做，不讲信义，破罐子破摔。他们以那为正经农民所不齿的狡黠目光窥得了这个草创的资本世界中的种种漏洞，然后便大打出手。他们无家可归，身后只有一条叫花子和流氓群集的街道。因果报应这一桩事在现实主义的他们看来，也已是无稽之谈，阳间事情那样纷繁热闹，尚且还应接不暇，阴间便更虚无缥缈，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尽可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便是上海的商事的沉浮。

        《歇浦潮》里最占首位的故事恐怕是妓女和新剧家了。先是妓女做了嫖客的姨太太，然后新剧家出场，与姨太太有了勾搭。其间还专有一类人物，做着拉皮条的角色，如“白大块头”，如“裁缝金阿姐”；另有一些兼职此营生的，比如三房东、梳头娘姨等等；小姐妹和新剧家同仁有时也互为这类角色，出于各种用心：或者让同伴分享好处，大家快活快活，如王漫游和织娘为裘天敏和云娘作伐；或者为拉人下水，给予自己方便，如贾少奶撮合媚月阁和裘天敏；或者是要某人让出空位，作为候补的自己可以上场，如吴奶奶拉拢玉玲珑和小松。在一个劳动商品化的社会中有妓女和皮条客不足为怪，有趣的是新剧家这类角色。新剧是什么?是中国话剧的前身，文明戏。是当时城市知识青年从国外戏剧中学习而采的一个表演新形式，摆脱了中国传统戏曲严格的程式规定，可将先进思想意识迅速变作各类自由的表达，起到娱乐与教育的作用。在上海这样一个五方杂居的地方，急骤集中在此的居民们急需一种突破地方文化限止的大众的娱乐，这大约就是新剧所以在上海能被迅速接受的原因。同时，一种没有地域区别，没有乡土根源的大城市文化就此萌芽。这种世俗化的文化与中国的士大夫贵族文化大相径庭，只有在上海这样本土文化薄弱又遭冲击的新大陆才可生根开花。而如老派的湖南绅士倪伯和看新剧，便觉“非驴非马，很是可厌”。然而，新剧家们在上海舞台上的命运却又落进了旧日戏子的窠臼，为一帮闲极无聊的太太小姐所追逐，但却绝然不是国剧名家麒麟童与大家闺秀裘丽琳式的佳话，是要下作与无耻得多的丑闻。瞄准新剧家们的总是做了姨太太的妓女，或是如钱如海这样的暴发户没有家教的女儿们。姨太太对新剧家充满欲念，新剧家看准的则是姨太太口袋里的钱，上海滩上便有一批专谋女人饭吃的男人。这是些什么样的男人呢?脸蛋子生得俏，身无长技且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却生就一副厚脸皮。这世上，如没有“新剧”这一个行业，大约就再没他们可干的事了。照钱如海女儿秀珍所说，便是“却原来聚着一班淫棍，还要夸什么开通民智，教育社会，简直是伤风败俗罢了。”“新剧”成了他们卖淫的幌子，最后连幌子也不要了，直接开起了男妓院。而这些姨太太们可说是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先驱。她们均是妓女出身，妓女大约是封建中国的唯一可能参加社会活动的女性了。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新埠上海，不仅培养了本地的妓女，还吸引了外地的妓女，如那位江西的何奶奶，在家乡弄得男女事一团糟后，就计划来上海，因她知道“上海地方妇女的销场很大，仗有几分姿色，不愁无饭吃。”在上海这一个大市场里，妓女队伍便很壮大，而传统的男女关系则在此得到奇异的扭转。妓女们先在风流老爷家落了正籍，再去玩弄新剧家，可谓一报还一报。她们凭了自己的生存经验，总结出实利主义的人生观：既有钱，又有欲，欲能换钱，钱也能换欲，犹如资本的运转，只要得法，便可连连生值，天天向上。 

        《歇浦潮》里还有一伙革命党人，好比是一批街头青年，将革命当作热闹去赶，失败后则个个无所事事，苟且偷生。穷极无聊便有的搞出卖，有的搞诈骗，革命的经验被他们用作于拆白党的生计。作者借革命党中的叛徒尤仪芙说：“党人共有数十万，岂能人人同志，同志二字不过名目好听而已，其实真正热心国事的，十人中难得一二，其余全部是热衷权利，借党会自壮声势，现在闹得这样一败涂地，尽由此辈惹的祸。”这算不上看中了什么症结，只不过将其渣滓揭露出了一二。乡下的痞子阿Q闹革命，至多不过摘几个人家园里的萝卜，摸小尼姑一下头皮，终还要顾及一下赵老太爷，城市里的流氓无产者，手笔就要大得多。而上海的无产者，则是真正一无所有，只有一件东西可使他们折服，那就是银子。阿Q再穷途潦倒，再为赵老太爷压迫，终还有一间祠堂可以睡睡。而他们如不紧着去谋划银子，便只有饿死冻死一条路了。为了谋划银子，他们什么都可以干，而一旦有了银子，他们就什么都可以不干。到此，我们大约已可发现，无论是政治，是学问，是商事，是革命，是男欢女爱，到了上海，便都会奇异地走样变种，其演变的依凭大约就是生存的需要，是一种在一个非自然的人造的世界里生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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