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首先指出，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似乎只是重弹昨天的“后理性主义者”的老调。列奥纳多·贝奈伏罗（ Leonardo Benevolo ），现代建筑的一位重要史学家，刻画了这一后理性主义倾向：“既然现代运动已经被简化为一种形式知觉的体系，人们当能假定今日的不安起源位于这些［现代主义］规则的狭隘性与形式主义的本质，而且人们也会相信，补救措施也位于对这一形式化方向的改变，位于减少对技术特征与规则性的强调，位于回到一种更人性化的建筑、更温暖、更自由与不可避免地更接近于传统价值的建筑中来。”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们的叫嚣几乎是这一断言的一字不漏的翻版。哈贝马斯说：“我并不想得出虚假的平行，而是想指出， 现在决不是现代建筑第一次被宣布下课的时刻 。” 1 ）

    如果说，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只是重拾昨日的后理性主义者的老调，那就不值得为之操心了。问题在于，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在两个方面值得人们为之操心：一是今日后现代主义出现的语境；二是今日后现代主义新的理论武器。

    首先，哈贝马斯指出，当“后现代”这个术语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与 60 年代被美国的那些想要把自己与早先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分离出来的人用来描述当时的文学趋势时，它只是指晚期现代主义广阔的光谱之内的新的分衍而已。“后现代主义”只有到 70 年代时，才从情感上装备上完全政治战争的叫嚣，当两个对立的阵营抓住了这个术语时：一边是 新保守主义 ，他们想要抛弃一种“敌意的文化”（即现代主义文化）的假想的颠覆内容，而热衷于复活了的传统（如在丹尼尔·贝尔那里）；另一边是激进的 新生代批评家 ，对他们来讲，新建筑已经成为由现代化所带来的毁灭的象征（特别如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建筑批评圈）。只有在那时，原先分享现代建筑的方向的后前卫艺术运动——被詹克斯正确地描述为“晚期现代主义”的代表——才陷于 70 年代的保守心态，为对现代建筑的道德原则进行智性上游戏的而又具有挑衅性的批判辅平了道路。 2 ）

    哈贝马斯分析了这种欲“后之”而后快的冲动恰恰是现代性经验的基本表现，而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们的什么天才大发现。因为，这正是席勒与施莱格尔，谢林与黑格尔在寻求理解 他们 时代的不连续性经验的表述。事实上，从启蒙时期开始，人们已经不可逆转地打破了他们的当下与既定经验的传统（基督教与希腊）的持续性联系。当然，历史的启蒙运动并不能决定 19 世纪下半叶的史学思想。诞生于 18 世纪的古典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也不想简单地适应连续性的断裂：相反，他们想要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性挪用，找出他们自己的方式。这一来自德国理想主义的中和的哲学冲动，也支持一种在 19 世纪上半叶占主导地位的新的、综合的建筑风格要求。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马克西米连二世于 1850 激励建筑师们要参与创建人们所渴望的新风格——事实上也真的产生了马克西米连式的建筑风格。到 19 世纪下半叶，人们已经习惯于与风格的多元主义相处。换言之， 风格的多元主义事实上是现代性经验的产物，而不是“后现代”的产物。 3 ）

    哈贝马斯看到，只有到了那时，启蒙运动以来第二次拉开了与过去的距离的史学学科的伟大建树，才适应了一种双面神的历史意识的形式。一方面，历史主义意指启蒙的持续与激进化，正如尼采立刻认出来的那样，他把这种持续与激进化界定为更加尖锐化，更加无情的现代性特征的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历史主义以一种理想的同时性的形式使得历史传统成为可得的东西，并使它对不稳定的、并试图逃避自己用借来的特性来打扮自己的当下成为可能。风格的多元主义，过去曾是一种令人苦恼的东西，如今成了一种建树。首先是青年风格，接着是经典现代性。 4 ）詹克斯曾将“历史主义”明确地定为“后现代建筑趋势”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幸的是，他的这个断言又是太过近视了。

    哈贝马斯也意识到，要找出后现代主义论战的前沿并不容易。因为所有人在批判没有灵魂的容器式建筑、与环境缺乏联系，以及火柴盒式的办公大楼的孤立傲慢时，都没有异议；同样，我们在指出后现代主义批评的缺陷时，对于现代主义建筑的这些弱点也不是视而不见。要之，我们在批判以下这些东西时也没有异议：怪兽般的百货商场与纪念碑式的大学大楼与会议中心、粗野与厌恶人类的市郊、住房发展计划、雕堡式建筑的粗鲁的后来者、人字形狗屋的大量生产、为了交通而摧毁整个市中心，等等。

    哈贝马斯指出，人们对这些如此众多的可用作新闻标题的用语，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共识。 人人都同意现代建筑存在着问题。问题只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是像某些后现代论者那样，将现代主义夷为平地（相对而言，詹克斯是相当温和的一位，尽管他将按照库布西埃的某个方案建造的大楼之被定向爆破明确地定为“现代主义的死亡日”，但他总的观点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可以共存，即所谓“异质性”）？还是，揭示现代主义建筑的这些缺陷的真正原因，从而避免重蹈覆辙？否则，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人们不正在重复现代主义的那些错误吗？

    因此，哈贝马斯深刻地揭示出，对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态度，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分野：一种态度（我认为是健全的）是：反思现代主义曾经犯过的错误，并通过内在地批判，导向一种更为合理的现代建筑；另一种态度（我认为是错误的）是：抛弃现代主义的全部前提、出发点与目标，并在“后现代”的幌子下从事某种符合“后现代性”的新建筑（其实是重复“现代性”的某些错误）。由于“后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性相关，而人们对于现代性的本质尚未获得一种共识，或仍然有待于揭示它的本质，这就使得人们对所谓“后现代性”的指认发生根本性的错觉；或者，干脆像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可以称之为反现代主义者）那样，宣布后现代与现代的绝对断裂，正是在这种假言的断裂中，后现代主义获得了一种启示录般的口吻。相对而言，詹克斯还不是这种启示录式的后现代主义者。

    这就是哈贝马斯的基本意思。他认为被一些人看作是内在批判的东西，在另一些人那里会认为是 与现代性的对立 。一方被鼓励要以一种批判的角度来继续一种不可替代的传统的共同基础，到了另一方那里，可以是宣布后现代性的充足理由。更何况，哈贝马斯指出，这些对立的团体之得出对立的结论，都取决于他们趋近问题的方法是一种粉饰型的方法，还是一种系统批判的方法。保守型的心灵满意于以风格掩盖在任何情况下都仍然继续下去的东西——不管他们是作为传统主义者，如布兰卡（ Branca ），还是像当代的罗伯特·文丘利，一位波普艺术家，他将现代运动的精神转变为一种引用语，并把它讽刺性地跟别的引用语混合在一道，从而形成一种像霓虹灯一般闪烁的五光十色的文本。相反，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者，在一个更为根本上的层面上攻击这个问题，他们带着反对分化建筑的目标，想要瓦解经济与行政强加在工业建构上的限制。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仅仅是风格的问题，哈贝马斯却认为本质上是已毁坏的生活世界的“解殖民化”（ de-colonization ）的问题。基本上，詹克斯位于这两个极端（保守主义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之间的某个位子。但是，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总的来说认为现代建筑的问题只是一个语言或风格的问题。然而，无疑地，哈贝马斯看得更远也更深刻：他认为现代建筑问题从根本讲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the 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 ）的问题，因而其对策应该是“生活世界的解殖民化”。 5 ）

    什么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简言之，在交往行为（或语用学）的层面上，生活世界是由参与其中的人们相互界出的视域，这个世界以人们的交往意欲为旨归；但是它却遭到交往中的人们的成功意欲的扭曲，为了获得成功，人们不惜以策略行为（国人所谓的“权”或权术）来代替真诚的、意在达到共识的交往行为。在社会学的层面上，金钱与权力作为两种最主要的策略行为的媒介，不断地将它们的势力渗透进交往行为的领域，即生活世界。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此，在哲学上或语用学的层面上，问题是：真诚的交往行为如何兑变为策略性行为？在社会学的层面上，问题是：生活世界如何被由金钱与权力所主宰的经济与行政一步步地逼到了“意义的丧失”与“自由的丧失”的地步？ 6 ）

    具体到建筑，问题就成了：自从古典主义以来，现代建筑这种唯一能够塑造日常生活的风格，唯一来源于前卫艺术精神的建筑运动——它继续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足以强大到确立自身的传统，亦即从一开始就成为经典，成为超越国别的一种新传统——，如何兑变为那些二战以后作为国际风格的继承人，甚至以国际风格的名义产生的，为我们一致加以谴责的怪物？更进一步的问题（或更高程度抽象的问题）于是成了：现代性的真面目在这些怪物当中提到了揭示，还是它们只是现代性的真正精神的伪装？我认为，只有哈贝马斯这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才能将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而后现代主义问题，也只有在这样的问题域之内，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说明并加以解决。

    因此，哈贝马斯回答这一问题的步骤的是：

    我将通过列举 19 世纪建筑师们所面临的问题，描述新建筑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回应，以及显示在这一系统性方案中得不到解决的那类问题，来转向一个暂时的答案。［然后来回答］我们不变地沿用现代性的传统并继续批判地推进它，而不是追求在今天占主导地位的逃避主义运动——不管是逃向一种传统意识的新历史主义……还是逃向在一种匿名的、反专业化的本国特色的建筑中简单的活力论——的建议，在多大意义上是明智的？ 7 ）

    首先，哈贝马斯指出， 19 世纪的工业革命过程，以及随之出现的社会的加速现代化过程，使建筑与城市规划面临着新的形势。其中有三种最著名的挑战尤其值得关注：对建筑设计的质变的新需求、新的材料与建筑技术，以及使建筑臣服于新功能的经济规律。然而，哈贝马斯接着指出， 19 世纪的建筑师们并没有很好的满足这一新需求，尽管新材料与新技术的机会被迅速抓住了，“但只是为了在建筑师与工程师之间，在风格与功能之间，在外观的神奇立面与内景空间的自主安排之间划分成不同的世界。”而这一点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建筑语言已经从日常市民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解语境化了的、被科学地客观化了的风格。这种风格仿佛可以任意部署，而毋须征得市民的同意。换言之，由新材料与新技术提供的新建筑的机会，及其风格的客观化，似乎只是加剧了建筑从生活领域中独立起来，成为单纯地服从经济规律（或曰商业利润）的事情。这是建筑领域的第一重被“殖民化”。

    其次，建筑中的现代运动捡起了 19 世纪的建筑不敢面对的挑战。最初，现代建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建筑总是一种以实用为导向的艺术。另一方面，建筑也臣服于现代性文化的法则——与一般艺术相同，它也臣服于激进的自律化的冲动，即真正的审美经验的领域的分化。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了现代建筑的功能主义与艺术中的内在逻辑的发展正好相吻合。即以功能主义为名，现代建筑似乎已经与用户或一般市民的意图无关，而只服从建筑美学的自身逻辑。当现代运动认识到，并在原则上正确地回应了由性质上完全新型的需求及新的技术设计的可能性所提呈的挑战时，它在面对对于市场与行政计划的规律的系统依赖上却处于本质上的无助的境地。 8 ） 哈贝马斯深刻地指出，在 19 世纪，至少城市还是不同类种的功能关系的相互作用的交汇点。而后，它开始被体现于抽象的体系中，这种体系已不能再在具体存在的形式中被审美地显现出来。 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规模宏大的工业展与世界博览会被当作主要是建筑事件这一事实，已经透露了一种冲动：通过在一个宏伟的大厅里以生动而又喜庆的方式对他们的工业产品进行一种国际比较的安排，政治力量事实上试图把世界市场搬到舞台上，并以决定性的步骤，强化了建筑对行政命令的服从。这是建筑领域的第二重被“殖民化”。

    再次，哈贝马斯指出，曾经给予威廉·莫里斯以来的现代运动以灵感，并为克服与日常生活现实相脱离的风格多元主义提供勇气的扩展的了建筑概念，是一个混合的祝福。它既导向了对工业设计、室内装饰、民用建筑与城镇规划之间的重要关联的关注，也导向了新建筑的理论家们视生活风格与生活形式为一个整体，并都臣服于他们的设计的指令。一种预想的生活形式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先驱欧文与富尼埃的描写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乌托邦之上的——不可能在生活中实现。这不仅是因为对现代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与可变性的无望的低估，而且也是因为现代化了的社会及其系统的交互关系超出了一种可以为设计者的想象力所控制的生活世界的维度。因此， “当下关于现代建筑中的危机的宣言，与其说来自建筑中的危机，还不如说是来自建筑主动地允许自己负担过重的事实。” 9 ）

    最后，哈贝马斯指出，假如这个诊断并不完全错误，那么它只是确认了，首先是事情的复杂程度，以及寻求新的解决办法的必要性。而这同样也提出了对由负担过重并已经工具化了的新建筑的灾难所引起的反动的怀疑。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反动从根本上说是不得要领的；因为事情已经超出了现代主义建筑的范围，由金钱和权力构筑的系统的力量远不是现代主义所能解决，更不是作简单的反动的后现代主义所能解决。哈贝马斯指出了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反动的三种类型，“其中只有一样是共通的：与现代性的自我批判的持续过程相对立，它们通过解散前卫的形式语言与不妥协的功能主义原则之间关联，从而打断现代风格。” 10 ）

    第一种类型：新历史主义或传统主义、逃避主义。就新历史主义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是对的：把百货商场改造为一排排中世纪的房子，把地铁通风管改造成袖珍书式的帕拉弟式别墅。这种转向前几个世纪的拿来主义是由于补偿性的需要。这种传统主义在它将不同层面上的问题重新界定为风格问题并因此转移公众的关注这一点上，是符合政治新保守主义的模式的。逃避主义反动则与一种走向确认的运动相关联：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应该保持它原来的样子。显然，詹克斯所说的后现代建筑中的“历史主义”与“率直的复活主义”应该属于这一趋势。

    第二种类型：后现代主义。形式与功能的分离还标示出一种由詹克斯所定义的、完全避免了怀乡症的后现代主义——不管是埃森曼与格拉夫，他们将艺术自主交付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建筑设计图库”；还是霍兰因（ Hollein ）与文丘利，他们就像超现实主义的舞台设计。詹克斯所说的“历史主义”中的某些建筑师，以及“后现代空间”派，大概属于这一趋势。

    第三种类型：活力论。形式与功能的统一以另一种方式被另一种建筑打断，这种建筑以生态问题与城市的历史遗留的保存作为出发点。这些尝试——有时被叫做“活力论者”——的目标，主要在于在建筑设计与空间、文化与历史环境语境之间获得一种紧密的关联。某些现代运动的冲动在这儿存活了下来——然而却是作为一种防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建筑的倾向，在这种建筑中，那些有影响力的东西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包括在计划过程之中，以至于它超越了单纯的修辞范围，并在与客户的对话中规划城区。 11 ）这与詹克斯所说的“新的本国性”与“专项主义＋城市规划”派大致相当。

    后，哈贝马斯指出，对前现代的解分化（ de-differentiation ）的生活形式的渴望确实经常给予这些倾向以反现代主义的外表。然后，他们以对本国特色的迷狂与对陈词滥调的崇拜，把他们自己联合在一起。这一简单性的意识形态断绝了与文化现代性的理性潜力与内在审美逻辑的关系。哈贝马斯承认，在这种与现代性的对立中有许多真理的东西；它捡起了现代建筑将之推进背景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即，通过自主的经济与行政系统的规律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然而，”哈贝马斯总结道，“唯当我们记住这一点时，我们才能从所有这些对抗运动中学到什么东西：在现代建筑的某个幸运时刻，构成主义的内在审美逻辑与一种严格功能主义的实用倾向相遭遇，并自发地统一在一起。” 12 ）

    的确，诚如詹克斯指出的，现代主义建筑既是功能主义的也是形式主义的，并经常追随着包豪斯的激进主义与建构抽象主义的反装饰的纯粹主义的社会进步的律令。在两种情况下，它都寻求打破一种不育的传统主义，并使用现代世界的模式与材料。这样一来，现代主义就建立在非审美需求（经济的与行政的）与内在的审美反思的发展之间一种经过中介的互动之上。哈贝马斯承认，后现代主义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即它认识到早期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意图，但是，这里的问题与其说位于现代主义诉求的根本：启蒙抱负的问题，还不如说是这个抱负在工具性的、系统合理性的而不是交往的、社会合理性的意义上被扭曲的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在对这一失败（或扭曲）做出回应时，后现代主义者走得太远了。他们要么退回到一种对历史风格的折衷的欢呼（确认所有这一切仅仅因为它们曾经存在过，这令我们想起老黑格尔“凡是存在的即合理的”保守主义命题）；要么“像超现实主义的舞台设计，”他们“利用现代设计模式以便从攻击性的混合风格中诱导出一种图画般的效果。”更何况，任何这样的想要产生一种活力论的建筑的尝试……都在冒险退回到一种未分化的生活形式的反现代主义的怀乡症。而一种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局限的内在批判，既要认识到它的成就也要认识到它的失败，因此要比不分清红皂白地翻过这一页更为可取，因为，正如马丁·杰伊所说，“翻过这一页仅仅提供了对现代生活的病理的一种虚假的解决。” 13 ）

注释：

* 、这是拙著《 20 世纪艺术批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第七章“詹克斯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一小节。

1 、 Jurgen Habermas, The New Conservatism: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 Debate,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on. Polity Press, 1989, p.4.

2 、参 Charles Jencks, Late Modern Architecture ；以及 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especially pp.4-5.

3 、参 Jurgen Habermas, The New Conservatism, p.5.

4 、 Ibid., p.6,

5 、关于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理论，参 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 McCarthy, Boston: Beason Press, 1984(vol. I) and 1987(vol. II); and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Lawr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有关分析可参看拙著：《透支的想像：现代性哲学引论》，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九章。

6 、参《 20 世纪艺术批评》“导论”中的有关论述。

7 、参 Jurgen Habermas, The New Conservatism, p.8.

8 、 Ibid., pp.12-14.

9 、 Ibid.,pp.15-17.

10 、 Ibid., p.18.

11 、 Ibid., pp.18-19.

12 、 Ibid., p.20.

13 、 Martin Jay, “Habermas and Postmodernism”, in Robert Cummings Neville, ed., The Highroad around Modern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