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为钱老师做点什么，以报答他多年来对我精神的滋养和照耀。甚至有一点野心，想在他浩瀚的生命中留下一点印记，哪怕只是一丛寸草。所以，当有机会编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感到欣慰，以为宿愿得偿。但这件事越做下去，我越明白，这仍然不是一件我为钱老师做的事，而是钱老师为我做的一件事。这个曾经奠定了我基本人生观的人，终将照耀我的一生。

我并不是钱老师的嫡传弟子，像我这样的人，在北大内外有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只是受影响程度不同而已。记得80年代末的时候一位师兄就说过，钱老师是北大中文系几级学生共同的精神导师。后来，孔庆东师兄（钱老师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将一篇写钱老师的文章命名为《老钱的灯》，我觉得其实钱老师自己就是那盏灯。这盏灯在80年代虽然明亮但并不特别奇异，这些年来，经过疾风骤雨的吹打和风花雪夜的消磨，它变得如异数一般稀有珍贵。这并不是一盏怀旧的灯，也不是一盏虚幻的灯。多年来，它似乎闪耀着恒定的光芒，但其实燃料是常新的，照亮的黑暗也正是眼前的。每次从钱老师家长谈出来，我都有相同的感觉：天空特别明朗，太阳或者星群格外灿烂。这种感觉让我欣喜而踏实。于是，在经过一些年的精神流浪和世事沉浮之后，我开始重新接近这盏灯，不仅是为了回顾记忆中的光芒，更为了照亮前方的道路。

一

探寻钱老师的精神历程，也就是追溯他的学术历程。用钱老师自己的话说，文学研究“既是心灵的反映，也是心灵的成长历程”。他的研究实际上是在“读人”，是“体验”、“相遇”，“彼此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共振”。从精神偶像鲁迅，到周作人、曹禺，再到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钱老师带着自己的激情和困惑，与现代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典型人物碰撞，深入他们灵魂的深处，在体味他们的挣扎困惑的同时，也与他们血肉相合，使自己在这方面的人格充分发展。

这种“主体参预”性极强的研究方法在90年代学术转型以后，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和贬抑，但随着客观化、规范化的“纯学术”体制日益暴露出其机械呆板的弱点时，这种明确把自己“摆进去”的研究的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不过对于钱老师来说，学术界怎么评价他的研究并不重要。对他来讲，重要的是燃烧。如果学术研究妨碍他灵魂的燃烧，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所谓的“学者”身份。

钱老师的精神探寻和精神成长旅程不是孤独进行的，而是始终与他的学生、朋友和读者们在一起。他研究对象的转移，也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精神的变迁有着深切的内在关联。这为我们走进钱老师的心灵提供了切实的路径。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每当社会观念发生重大转折时，总会想听听钱老师怎么说。其实他那里也未必有现成的答案，有时有的只是深深的焦虑和困惑。但即使只有焦虑和困惑，也能让人感到一种心灵的牵引。
钱老师的研究起点是鲁迅，鲁迅也是他整个学术生涯和人生的核心支点。在北大，如果你问钱理群是谁，可能得到的一个最简洁的答复就是“那个讲鲁迅的”。从1985年独立走向讲台给81级的学生讲鲁迅，到2002年正式退休，他在北大连续给二十二届的学生讲了17年的鲁迅，其中还不包括给研究生开设的鲁迅、周作人研究的专题课。正是通过讲鲁迅，钱老师对北大80年代以后入学的相当一批学生基本人生观的奠定产生了重要影响。退休之后，他又到中学去讲鲁迅，在母校南京师大附中开设选修课，为中学生编选读本，希望鲁迅思想作为现代文化中最有原创性的代表，与《论语》、《庄子》、《唐诗》、《红楼梦》一起，作为哺育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基本经典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钱老师也慕名去听他讲鲁迅。那是1986年，我刚刚大一。那时北大到处闪耀着各类学术明星，学生们，尤其是大一的学生们，经常到处赶场去“追星”。我想我当时肯定不是奔着鲁迅去的，而是去听钱理群。直到后来检索钱老师资料时我才惊异地发现，那时钱老师其实刚刚登上讲台一年多，但在我这个大一新生心目中已是赫赫有名。

教室照例被挤得水泄不通，连窗户上都“挂”着人。讲演快开始时，通道的人群中闪出一条缝，有人说：“钱理群来了”。我朝教室门口望过去，只见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人踉踉跄跄地挤进来，脑袋硕大，头顶半秃，衣服好像也蒙着一层再也洗不出来的土灰色。老实说，这个形象和我想像中的“青年学者钱理群”差距太远了（此时钱老师应该已经是47岁，他是39岁才读的硕士研究生，自嘲为“老童生”，因为“出道”晚，到50多岁时还被称为是“青年学者”，这也是这一代人令人心酸的笑话）。

不过，当讲演开始后，我立刻像许多人一样被征服。关于钱老师讲课的魅力，已经有无数人描述过了，在此我只想说一句：名不虚传。钱老师有话剧演员的天赋，他的嗓音低沉而浑厚，即使不用麦克风，声音也可以灌满一个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钱老师的讲课也极具表演性，我曾在一篇写钱老师的小文章《是真名士自风流》（《北京大学校刊》1988年4月11日）里描述过他上课时的形象：手舞足蹈，头上冒着蒸气。这情景简直像一幅漫画，很多年以后，一些看过的朋友还会提起。当然，真正打动听众的是心灵深处的震撼和交融。那不是一个优秀演员的投入性表演，而是一个激情燃烧者的自我呈现。听钱老师讲课不是如沐春风，而是如浴圣火。他的声音里确实有一种魔力，能对人产生“催眠效果”。每次听完他的课，我都有种感觉，好像从剧场里走出来。但我并不觉得他营造的精神世界不真实，而是觉得现实的世界太涣散了。

钱老师的书不如他的课，这是很多人说过，也被他自己承认的。我的感觉是，如果说钱老师讲课像一幕活生生的话剧，那他的书则有点像剧本。钱老师后来的著述里故意采用了一种演讲体，追求一种明白晓畅、酣畅淋漓的传达效果，倒也自成一格。上钱老师课时，我曾经产生一个念头：书面传播钱老师思想的最好方式就是录音整理。几年前，三联书店的编辑郑勇先生策划出版了一套“三联讲坛”丛书，就是精选一批有特色的课，“以课程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的成份，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听说，郑先生也是毕业于北大的学生，我猜想他的这个想法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是上课时冒出来的。这套书选的钱老师的课是《与鲁迅相遇》，这也是他在北大最后一次讲鲁迅。在封底的介绍文字中，编者深情地写道：“隐约回荡在这纸面和文字间的钱理群的苍老和暗哑的声音，在春日阳光漫漫的课堂中，把不再是神话人物和历史雕像的鲁迅与年轻学子们维系在一起。时在2001年，钱理群‘天鹅的绝唱’。”我留校任教以后，每次给大一新生上大学语文课，上到鲁迅时，我都会给学生们讲钱老师和他的鲁迅课，向他们介绍这本书，念这段文字。然后告诉他们，以后若有机会亲耳听钱老师讲座，无论是在北大还是在校外，千万不要错过。

钱老师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80年代作为“青年学者”他对鲁迅研究的成果在学术界是具有突破创新性的，由此还曾引来不小的争议。不过，他提出的核心概念却是“历史中间物”，这既是他对鲁迅的一个发现，也是他对自己局限性的一个发现：他发现自己研究鲁迅是“先天不足”的，这种“先天不足”不仅是知识结构上的（比如在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以及鲁迅精研的佛教理论），更是精神结构和生命体验上的，即像他这样在50—60年代成长起来的曾自觉地成为“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与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创者之间的精神隔膜。在第一本学术专著《心灵的探寻》的后记中，钱老师沉痛而又毫不遮掩地指出：“可以说，这是‘开放的一代’与‘封闭的一代’之间的隔膜，是具有怀疑主义的否定精神的一代与在形而上学独断论、绝对主义的时代文化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之间的隔膜。研究了几十年的鲁迅，现在终于发现，自己在一些基本方面（当然不是全部）与鲁迅是隔膜的，这自会引起一种难言的、挖心掏肺的痛苦。”

这是由于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钱老师更加自觉地接受了“历史中间物”的角色及其使命。其实，每一代人都是“历史中间物”，只是，命运似乎对他们这一代人特别的残酷，他们肩负的历史债务也格外沉重。这种概念的接受也使他对自己研究方式和研究价值的独特性有了进一步的确认，“我应该把我们这一代人对鲁迅的认识写出来，在鲁迅研究中尽到‘中间物’的历史责任”。在后来的周作人研究中，他又提出“有缺憾的价值”的观念，即表明“在8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有着如此这般经历的钱某人，对于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周作人，有着如此这般的观察与理解而已。自然，由此也就获得了某种别人不能替代的价值——有缺憾的价值”（《有缺憾的价值——关于我的周作人研究》，《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可以看出，钱老师在对自己研究局限的充足自省的同时也有着充足的自信。

以“历史中间物”自命，钱老师总是以“进化论者”般的乐观态度认为，真正能与鲁迅精神相通的是未来的“先进青年”。因为他们与鲁迅一样，同处于一个大开放、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他们能够更科学地看待鲁迅，而不是像自己这样把鲁迅当作崇拜对象。“在鲁迅面前，他们是平等的、独立的，却因此而更真正接近了鲁迅。在他们中间，将会产生出远比我们这一代更有出息的鲁迅研究工作者，会有比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与发现。” （《心灵的探寻·后记》）基于这样的“进化论观念”，钱老师在《心灵的探寻》的扉页上写道：“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还有这样一段题词：“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我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将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在书中，他引用了大量的学生作业，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时，与钱老师一起提出“历史中间物”这一概念还有正在社科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汪晖。虽然此时钱老师已经是北大副教授、著名学者了，汪晖的身份还是学生，但无论课上课下，钱老师在谈到他们“这一派”鲁迅研究时，总说“汪晖是代表”。记得当时我为了写钱老师的小文章还曾特地采访过汪晖先生，提到此事，他既感动又感慨。

在生活中，我觉得“历史中间物”的意识在钱老师身上最大的体现是他的牺牲精神。

中文系很多学生都知道，钱老师是最好说话的老师。他的门可以随便敲，他的书可以随便借。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候，钱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那间小屋》（收入《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文中写道，学校可能给他分房子了，他终于可以搬离筒子楼中的那间“斗室”。一位大二的学生却说：“老师要是永远拥有这间小屋该多好！”钱老师说我理解他的心情，“这间屋对他来说，意味着：可以随时闯门而入，在书堆里乱翻，然后坐下来高谈阔论，即使“神聊”到半夜二三点钟，也不会有人干涉……”

每次看到这段文字，我都感到特别亲切。我第一次敲开钱老师的门也是在大二的时候，那时，钱老师开始给我们上现代文学基础课。为了有机会进一步接触这位我们崇拜的老师，我和我的同学潘岳特意到校刊讨来一个差使，写一篇钱老师的专访。我们在书包里装好录音机，在没有任何预约的情况下（那时没有电话，也没法预约），径直去敲门。我忘记了当时是因为紧张还是怕遭拒绝，反正进门后我们没提采访的事，只是支支吾吾地说我们是他的学生，想找他聊聊。钱老师很自然地接待了我们，和我们畅谈了两个多小时，其间他没有发现我们悄悄打开录音机，悄悄换磁带。直到最后告辞时说明来意，他才知道原来是采访。于是我们知道，敲钱老师的门是不需要借口的。

我本科毕业论文做的是周作人，钱老师是指导老师。指导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借书。那时周作人的书还不好买，其实，即使好买我也不会买，因为贵，向老师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我记得钱老师翻箱倒柜地给我找书，其中包括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周作人传》，当时还没有出版，钱老师给我的是出版社发来的校对稿。很多年后，我有一次和朋友赵婕偶然谈起钱老师。她说，她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周作人，去向钱老师请教，结果钱老师翻箱倒柜地给她找书。谈到如此相似的一幕，我们感慨良深。我不知道钱老师这辈子给多少学生翻箱倒柜地找过书，那些书有多少不翼而飞了。他为什么这么做？是寄望于我们出更好的研究成果吗？如果是那样，就太让我们感到惭愧了。我想钱老师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钱老师对学生的爱就像父母对孩子，他自己没有孩子，对学生确实有这样的移情，而我们也多少有点欺负他。那时我们都正值青春年少，并不懂得体贴他人。我们破门而入，聊至深夜，是因为自己心中有焦灼，有困惑，从来不想老师是否有时间，是否疲乏？那些对于他很珍贵的资料我们借来后，其实也并不特别珍惜。那部《周作人传》的校对稿我看完后就闲置在床头良久，直到钱老师催要才还回，已经多处折损，幸好页码还齐。在和钱老师交往的近二十年中，我不记得自己为他做过什么，每次都是索取，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事务上的。我知道我不是他最亲密的学生，也不是他最器重的学生，我只是那个此时此刻对他有需要的学生。但我相信，只要钱老师能做到，他一定不会拒绝。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钱老师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并不仅仅是“历史中间物”的意识，而是有一种“爱无等差”的宗教情怀。让我感受最深的是，钱老师多年来一直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给全国各地的普通读者写回信。

这件事我一直知道，但当自己也面临一件类似事情的时候才特别有所触动。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子邮件，是一个外地的学生写的，说读到我的一篇写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的文章，他自己正要写关于这篇小说的毕业论文，希望能获得指导，等等。这是一篇我写得很认真也很动感情的文章，里边谈到了“底层关怀”的问题。这位学生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写这封信，他自己也正是一位需要关怀的人。但是我想，如果我给他回信，一定会有更多的麻烦，他并不是北大的学生，而且，从文笔来看也未必有什么学术前途，况且我也实在是太忙。于是，我没有给他回信，但是，这件事却挥之不去。我总是在想，像这样的信，也许钱老师每天都会接到，我忙，钱老师不忙吗？我是有沉重的学术压力，但钱老师是在和生命赛跑。他为什么能做到多少年来坚持给读者回信？

在我仔细的追问下，钱老师谈了他写回信的具体情形。他说他接到的读者来信百分之八十都是会回的，有的回得比较晚，甚至可能隔一年才回，但基本会回。这些信回了以后，大部分人都不会再来信了，但也有人会不断写来。对于这些来信，他不是每信必回，有时是来几封回一封，可能也回得比较短，但会把这种方式告诉对方，并且说你的信我都看了。这样，去年（2004）一年，他共回了一百多封信。都是手写，邮寄。
至于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做，钱老师说了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他自己曾在贵州下放了18年，对身处底层人的心情有切身体会。他说，那是他也想给某位著名学者写信，但心理上很自卑，写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没有发。“对你来说回封信只是十几分钟的事，对人家来说可能意义很大”。并且，收获也是双方的。且不说在交流中可以结识同道，而且在危难的处境中，也正是大量来自远方陌生人的来信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如2000年是他处境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他与读者通信最多，达200多封）。

其次，他认为，作为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倾听者。年轻人需要找一个倾诉的对象，因为这个社会普遍缺乏爱。他曾接到一个女孩子的信说她想自杀，他立刻回信说千万别自杀，虽然他帮不了什么具体的忙，但想让她知道有一个老人可以听她倾诉。

钱老师明确说，在这方面他接受了基督教的精神，对生命价值的珍视最后要落实到具体的生命，能帮一个算一个。

钱老师的说法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现在有一个人快要冻死了，让我选择是脱下棉袄给他穿，还是坐到菩提树下思考普渡众生。鲁迅讽刺地说，我立刻选择坐到菩提树下。喜作概念性的思考而缺乏实际性的行动，这大概是知识分子的通病。钱老师的做法是脱下自己的衣服去救一个具体的人。
尽管对钱老师的精神非常感佩，我最后还是没有给那个学生回信。我想，我不是没有“底层关怀”，但我的“底层关怀”基本是在观念层面的，缺乏那种感同身受的痛。于是，在真正需要付出的时候就会吝啬。而且，我的境界也确实没有到达那一步，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是爱有等差的。而钱老师，已相当程度上到达了爱无等差的境界。我以为，这是佛的境界。虽然钱老师自己说是受了基督教精神的影响，但我总觉得钱老师身上带有几分佛光。钱老师真是越老越有佛相，他那笑容满面大度宽容的样子，实在像一尊弥勒佛。

二

钱老师的第二个研究对象是周作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是鲁迅的“反题”，研究他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入鲁迅。学术界有人认为，钱老师周作人研究的影响大于鲁迅研究，他的一传一论（《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奠定了周作人研究的基本格局，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着持续影响。对钱老师自己来说，周作人研究的一个特殊的意义则在于，它不但使他一向有些偏激峻急的性格有所平衡缓冲，更唤醒了他内心一直被压抑的自由知识分子精神，使他在表明自己鲁迅式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人生选择倾向的同时，对“异己”的选择，有一种真正的宽容——它并不是源于善良，而是基于自由平等的理念，对他人权利的尊重。

钱老师的宽容是出了名的。中文系广泛流传着一句话：“陈平原说好吃的一定是好吃，钱理群说难吃的肯定是难吃”，这句话原本指口味标准，后来演变成学术评判，尤其是在论文答辩过程中对学生学术水平的评判标准：“陈平原说好的一定是好，钱理群说不好的肯定是不好”，以示陈老师的“严”和钱老师的“宽”。
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论文答辩是相当“恐怖”的，学生各个战战兢兢，如过鬼门关。不过只要答辩有钱老师在场，学生就会松口气。并不是钱老师真的“宽”，在学术要求上，钱老师是毫不含混的——“王门弟子”（钱老师和陈平原老师都王瑶先生的学生）的外松内紧（对外人宽对自己人严）、外圆内方是有一致性的。他的慈悲心表现在，他总是能以最大的耐心认真听取别人哪怕是语无伦次的陈述，尽量从陈述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其实，并不是其他的老师没有理解的态度，关键是钱老师的“忍耐力”确实比较超常。这份“忍耐力”在钱老师自己的课堂上的自由讨论表现得更加明显。有的自由发言者讲得实在乱七八糟，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有时全场的学生都已经不耐烦了，只有钱老师一人还在认真听，并且能理出其中的思路来。有人曾用了一句不文雅的说法赞叹钱老师这份本事：你就算拿出一堆屎，钱老师都能从中找出金子来。对此，钱老师的解释是：对于那个发言者来说，特别是那些从外地赶来旁听的发言者，在北大的课堂上发一次言，或许是他（她）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所以要尽可能地理解。

尽管钱老师以宽容出名，给我触动最深的却是他在课堂上忏悔自己曾经利用“学术权威”压制学生的事。他说那是一次研究生的口试，一个学生提出一个很怪的思路，阐述了一些观点。“他的思路本来就比较乱，而且还十分自以为是。大概是他那种自以为是的劲儿特别触怒了我，我立刻跳起来，引证了一些材料，运用严密的学术逻辑把他驳得体无完肤。正当我觉得自己大获全胜的时候，我突然在那个学生的眼睛里看到一丝惊恐和不以为然，我立刻心头一震。”钱老师进一步反省自己，“说老实话，一个老师想在学理上驳倒学生是很容易的，因为老师在材料占有和理论训练上明显占有优势。但老师的任务不是利用自己的学术优势去压倒学生，而是从学生可能不成熟的理论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帮助他们完善。”后来在一篇关于大学教育的文章里（《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大学人文》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钱老师特别指出目前教育体制内存在着“学霸”的问题，并谈到：“一些学者，他自己的学术可能做得不错，但却为一己的学术思路所拘，从而对不同于己的新的学术追求失去了判断力，常常因其存在某种不足和缺憾而给予简单的否定，而任何一个新的创造，在其草创阶段，总是毛毛糙糙，显示出某种不成熟性的”，钱老师说，这样的学者或许还没有达到“学霸”程度，但却也会因将自己的研究观念、方法绝对化而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学术的创造力。他自省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听完钱老师这番话不久后，我也当了老师。在课堂上我也会和学生辩论，有时也会被一些逻辑不通又自以为是的学生刺激得怒火中烧。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一个老师不仅要做到不以势压人，同时也不“以理压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所谓“知识就是权力”，当你拥有更多的知识的时候，要随时警惕由此而来的“霸权意识”，需要一种本质的对他人理解尊重的素质，这样的素质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是不易得的。

也是在做这本书通读钱老师所有材料时，我才真正发现，钱老师的家庭背景和中小学教育背景竟然是这么的“现代”、“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对他的熏陶培养几乎是无形的，深入其血液与骨髓。

钱老师出生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大家庭，父亲钱天鹤先生是中国早期的公派赴美留学生，曾获康奈尔大学农业学硕士学位，是我国现代农学届的先驱。回国后曾主持农业研究所，1940年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常务次长，以农业专家的身份全面襄理战时的全国农政。钱老师的兄弟姐妹八人也各有成就，可谓一门才俊，其中大哥钱宁是科学院院士，公认的中国泥沙研究权威，在国际水利研究界也有很高声誉。钱老师所受教育的小学与中学——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与附小（原东吴大学后中央大学附中与附小）也都是相当“西化”的学校。他在小学六年级（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就曾参加过学生会主席的竞选（那是名副其实的竞选，有竞选团，也有竞选纲领、演说，等等），那是他最早接受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启蒙教育。中学读书时，除了苏联文学作品外，主要接触的，就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的小说，艾青的诗，曹禺的戏剧……在与他同龄的学者中，具有这样教育背景的人是不多见的。

钱老师曾说，他大学毕业时的“思想考评”对他做出的两项评语其实非常准确。一项是“有较为系统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观点”，另一项是“能够自觉地接受思想改造，通过学习与锻炼，能够对上述资产阶级的观点做出自己的批判”。正是由于“本我”是根深蒂固的，改造又是脱胎换骨的，两个“自我”之间就构成激烈的压抑与反压抑的斗争，这构成了钱老师在做鲁迅研究和周作人研究时都强烈感受到的自己与研究对象的精神隔膜，乃至研究价值是无可避免的“有缺憾”的。但同时，也正是通过深入的研究，使他长期被扭曲压抑的灵魂得以贯通。在《有缺憾的价值——关于我的周作人研究》一文里，他明确地说：“我在骨子里是一个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在热烈地追求人道、个性的独立与自由这些基本点上，与周作人这类中国现代个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相通的。”

让我好奇的是，在周作人研究中，钱老师身上的另一些被压抑的“自我”因素为什么没有苏醒，这就是所谓“文人雅趣”，“生活的艺术”。

钱老师在生活方面是最不讲究的。在师母还没有调到北京时，他的那间小屋总是很凌乱，吃的也是“永远的煮面条”。后来，钱老师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住处从筒子楼搬到蔚秀园又搬到“枫丹丽舍”“高尚住宅区”，衣着也雅致考究了，以至大家都觉得钱老师越老越好看了。但我们都知道，这完全是师母的功劳。师母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又是医生，生活习惯既整洁又雅致。在她周到而全面的照顾和管理下，钱老师被公认为“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从他的嫡系弟子那里传出一个生动的笑话，说钱老师虽然使用电脑写作，但没有基本的电脑知识。每次都是师母把电脑打开，把文章调出来，然后喊：“钱理群，来打字。”于是，钱老师就去打字，他打字只用一个手指，但速度飞快。打完字，钱老师就走了，师母再来保存文件，关机。传出这个笑话的师兄很有幽默的天才，估计有不少夸张。我没有去核实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里有一种令人感动的亲密和温馨。这让我想起钱老师在他献给师母的著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的后记中写的，“她是我生活中永远不倒的树”，“愿我们永远像年轻人那样相爱，尽管此时我们都已两鬓斑白，并一天天走向那最后的归宿”。

钱老师“怕老婆”在学生间也是有名的。在我的印象里，钱老师对师母是当面诚惶诚恐，背后感恩戴德。他总是笑眯眯地说：“我很享福。”但是，师母多年来为他提供的精致优雅的生活真的内化为他的生活标准或者依赖性需求了吗？大概“钱理群说难吃的一定是难吃”是最好的回答（其实他们平时的一日三餐是相当讲究的，钱老师所说的“享福”之一便是“在朋友间吃得最好”。）。我相信，如果今天再有如当年抗日一样的战争打响，钱老师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打包南下，而且很快地适应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丝毫不会像周作人那样因为贪恋北平优裕舒适的生活而影响自己的选择。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问钱老师问什么会赢得诸如“钱理群说难吃的一定是难吃”这样的考语时，钱老师说：“我没有任何的士大夫趣味。”按说钱老师是最有资格讲究士大夫趣味的，不但父亲是国民政府高官，母亲也出身名门，要说贵族，到他这儿该不止是第三代了，他最早研究的周作人后来成为了“小资生活”的祖师爷。我想，钱老师对物质生活“不上心”首先是由于他的精神追求太强大了。钱老师不是不讲究“生活的艺术”，但他的心力都花费在精神的方面了。他很喜欢旅游和摄影，不但家里做装饰的画是他自己拍摄的，还将自己的摄影作品认认真真地编了八个摄影集，并且郑重其事地对很多人说，他的摄影成果可能会大于他的学术成果。钱老师总说，人是精神的动物。在今天这个崇尚物欲的时代，这句话听起来多少有点呼吁的味道。不过，至少认识钱理群都会由衷地承认：他确实是个精神的动物。

另一面，不可否认的是，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对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系统进行的全面改造，确实在钱老师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对其中“精神奴役”的部分，他始终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反抗，但在倡导“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方面，却被他批判性地继承下来，与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忧患意识和现代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结合起来，成为其人生准则中的“人民性”部分。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社会急剧分层，知识分子也明显分化，当大量的知识分子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分享社会财富，由小康而中产的时候，钱老师则自觉地走向民间，走向底层，做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作为忧心忡忡的知识分子，面对那么多严峻的社会问题，他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做安享太平盛世富贵荣华的社会名流，更不会加入整个社会有意识无意识的物质主义大合唱。所以，钱老师对士大夫生活趣味的拒绝，骨子里是对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责任感的坚守。也许这样严肃的话题已经不适宜如今的谈话氛围了，于是变成“轶事”，以“段子”的方式流传。

其实，我觉得，钱老师并不是反感士大夫趣味，而是反感士大夫做派，更反对知识分子也加入其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的物质膜拜大合唱。对于真正的“士大夫趣味”，他还是心仪的。但是承认，经过那番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己的趣味已经粗糙了，也就不想再附庸风雅。有一次，在一个很风雅的地方，我“不怀好意”地向钱老师赞叹一些社会名流们的生活多么的“士大夫”，钱老师蹙紧眉头，低下头小声对我说：“他们都是假的！”我听后大笑不止。这么多年来，在我所接触的人中，钱老师是最不受物质风潮影响的人。当初我给钱老师写那篇《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小文章时，题目纯粹是乱抓的。现在看来却是歪打正着。随着周围的“优雅人士”越来越多起来，钱老师真名士的本色越来越鲜明。

三

1990年的时候钱老师得了一场大病，一年以后，他拿出了新的研究成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在《后记》中，钱老师写道，这是一本写于病厄帮助他走出生命“冰谷”的书，伴随探索曹禺从“郁热”到“沉静”的过程，他自己的生命也从“郁热”进入了“沉静”的状态。
曹禺是曾深深影响过钱老师的另一位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家，对他的研究与对鲁迅、周作人的研究同属于钱老师致力于的一项“大工程”：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群体——中国现代作家“心灵的探寻”。只不过，这次探寻有了一个新的向度，这就是对弱者心灵的探寻。如果说鲁迅是战士，“儒雅中有铁”的周作人其实也是生命的强者，曹禺则是弱者，具有大多数普通人的弱点和困境，天才的敏感更加剧了其心灵的脆弱。曹禺的生命历程，尤其是“文革”期间被改造的历程，对于包括钱老师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具有典型性。
在这本书里，钱老师探讨了“十年浩劫”中思想改造如何造成了曹禺心灵史上最可怕的一页，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上最悲凉的一页。这种思想改造的可怕正在于它以“铁也似的无情力量将‘人’的尊严，‘人’的自信心彻底摧毁，它以宗教般的幻术，把“犯罪感”渗入人的自我意识中，不仅挑起人与人之间的残杀，而且制造“人”的精神分裂，让‘人’无休止地进行自我审判，自我否定，以至于向曹禺那样否定了自己做‘人’的资格和权利，仿佛自己只配像动物般地活着。”（《大小舞台之间》第353页）
和以往的研究一样，对研究对象精神的解剖同样是指向自身的。在《后记》中钱老师说：“思想改造”的风暴不仅给自己的心灵造成难以完全复员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也给自己的亲朋带来可怕的心灵伤害。在这一时期，钱老师集中写下了一批追悼亲友的文章，如《哦，你是我的父亲》《这也是一种坚韧与伟大——先母逝世二十周年祭》《无以表达的悔恨——奉献于三哥的灵前》等，在这里，他写下钱家几十年来“生不团圆，死各一方”的灾难，更写下在这场时代悲剧中，自己对父兄恩师的背叛伤害，“在我苦难的记忆中，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地压在心上，像一座座的‘坟’。悔恨之蛇就这样无时无刻不咬嚼着我的灵魂，只有在倾诉于笔端的那一刻，才稍得舒缓。”这样的写作既是“自我惩罚性”的，更是精神建设性的，“正是这样的已经化为血肉的个人与家庭的苦难体验和记忆，成为我观察、理解本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以至中国现实与未来的基础。” （《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压在心上的坟·代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建立在这些亲身经历的血泪苦难的基础上，钱老师得出了一条“底线”：人可以有不同的道路选择，但不得在精神上以至肉体上残害自己的亲人，不管以什么形式，不管自觉不自觉。“承不承认人伦关系中存在‘天生的爱’，这是一条线，当年，我们知识分子正是从这里作出了理论上的让步、退却，并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理论、思想、情感、心理上的迷误”。（《还要追问下去》，《六十劫语》，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这看来是一条简单的底线，但却需要一个人用几十年的时间以一家人的血泪苦难才得到最后的体认和确认。而与这样“底线”紧密相连的那种基础的人道主义立场，在今天仍然是不能被人们理直气壮地坚守的。这件事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我有一次深切的体验。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全球的知识分子都掀起了反战的抗议活动，唯有中国大陆沉默无声。后来，一个老师传给我一份中国知识分子反战声明，要求网上签名，而且非常简单，只需署自己的名字和生活地点，不需要任何关于“身份”的说明。发起者称，这是一个基于人的立场做出的简单的判断。我看到以后，几乎毫不犹豫就签了，我没想那么多，我签名只因为我是一个人，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在这之前我刚刚做过一个恐怖的梦，梦见我身处飞弹对准的巴格达，警报已经拉响了，我抱着三岁的儿子，从一处残垣断壁跑向另一处残垣断壁，到处找不到容身之地。那一刻，我只想我和我的孩子能够逃过此劫。梦醒后，我关注新闻的角度也有所改变，我特别关注一些生活细节，比如水电和食物的供应情况，我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在那里，怎么安慰被炮火炸醒的孩子，怎么设法为他寻找粮食和水，我感到自己和千千万万巴格达母亲的心是相通的。

几天后我给钱老师打电话，他说看到我的签名了，很高兴。他说他一向在签名的问题上很谨慎，因为任何“组织”的背景动机往往比较复杂，演变也不可预测。但这次他却签了，因为它诉求的是最基本的人性和人道立场。同时他也感叹北大师生签名者非常少，这种政治冷漠令人悲哀。后来我和他说起我做的那个梦，钱老师听得很认真，我感到他这个六十多岁老人的心，和我这个年轻母亲的心也是相通的。

后来我看到钱老师写的一篇文章谈到关于伊拉克战争的问题，看后很感动。钱老师在这里写道：“２０ 世纪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已经把我们都潜移默化为‘政治家’，习惯于用政治家的整体性思维与利弊观来看待战争这类关涉人的生命的问题，而失去了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对被称为‘蚁民’的普通民众的生命的最基本的关爱，而对此又缺乏起码的反省，这是十分可悲的。”（《面对２１世纪：焦虑，困惑与挣扎——答记者问》，《寻求生命之根：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我知道，钱老师的这些观点会被不少人讥笑为“妇人之仁”。在经过对这场战争感同身受的关注，并且在与不少具有“政治家思维”的朋友们辩论后，我越来越确信，建立在所谓“妇人之仁”和“慈母之心”上的观点信念没有什么可抱愧的，在这个理论满天飞，所有的灾难都可以被娱乐化的时代，它至少可以让人守住最基本的人性和人道。它发自最柔软的内心，但却可以具有最坚强的力量，让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混，在受苦受难者面前不掉头，在需要奉献力量的时刻不犹豫。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多一点“妇人之仁”，少一点“帝王之心”，也许我们广大的“蚁民”们能少受一点灾难，至少能多发出一些哀鸣抗辩，多得到一些灵魂抚慰。

我的导师曹文轩教授有一次曾深有感慨地说：“钱老师是一个特别善的人。无论他在哪里，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总是能敏感地发现那些最弱小的人，然后和他们站在一起。”钱老师自己也曾说：“我的性格根柢上是软弱的”。但这份同病相怜的体察并不指向退缩，而是指向最坚决敏锐的反抗，反抗一切形式的奴役。
站在二十世纪末，钱老师对鲁迅提出的“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和认同，并以此坚定地确立了自己在新世纪的自我定位和选择：一是永远不满足现状，做永远的批判者；一是永远站在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民众、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做他们真诚的朋友。于是，他把自己的写作命名为“幸存者的写作”，称自己所谓的“幸存者”有两个意思：“在我所经历的历次运动中，许多远比我优秀的人都牺牲了，而我还活着；在当下的中国，还有许多优秀的人才，他们仍在追求，思考，甚至写作，但却没有话语权，是我所说的‘民间思想者’，而阴差阳错，我成了学者，多少有了点发出声音的条件。作为这样的幸存者，对于那些被毁灭的生命，对于沉默的大多数，就多多少少有了点义务和责任。他们存在于我的学术生命之中：无声地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激励我，又要求我，当我提起笔时，无法不听从这些无声的命令——我是为他们写作的。”（《为中国的读者写作》，《追求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作为“幸存者的写作”，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于是就有了“拒绝遗忘”的呼唤，力图恢复历史记忆的挣扎。钱老师近年来致力于建立的“1957年学”和对“文革”中民间思想者的发掘与研究，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他称这样的工作是对鲁迅开创的“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所谓“精神界战士”首先具有“摩罗”（即“恶魔”）的特点，“恶魔者，说真理者也”，二是注重行动，具有很强的实践精神。钱老师认为，无论是1957年的右派学生，还是“文革”中的民间思想者，无不具有精神界战士的精神与品格，这是鲁迅所说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

多年来，钱老师的研究始终保持着前沿性，无论是具体的研究成果还是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战略规划”，这与他与民间思想深切相通有着直接的联系，他是如鲁迅所说的那样“自己去看地底下”。他一再谈到：“我的学术研究是不能离开我的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精神兄弟的，他们对我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精神的支持和监督，他们既是我的写作也即精神对话的主要对象，而且也是我的思想、灵感的一个来源，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心灵的感应。”（《民间思想的坚守——篮子》，《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
钱老师始终能在更年轻的人群中发现自己的“精神兄弟”。九十年代以后，钱老师曾一度对鲁迅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精神能否在年轻一代中延续感到失望与忧虑。但在1997年开“话说周氏兄弟”的选修课时，他竟意外地发现，“有那么一批年轻人，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末这段时间内，经历了一场精神的蜕变：他们通过自己的、而非外部权威暗示的绝望体验，开始面对这世界与自我真实的、而非虚幻的生存境遇，试图寻求自救自赎之路”。（《“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摩罗序》）。钱老师称他的这个发现，如“沙漠中发现了绿洲”。他开始热情支持北大时事社、北师大“农民之子” 等学生社团活动，为余杰、摩罗等青年思想者的著作写序。虽然承认自己对多多少少有将年轻人理想化的倾向，他对余杰、摩罗的推介在青少年中引起很大反响，但也遭到了许多指责，但坚定地表示“至今不悔”。因为，他认为，当年轻人开始走出迷惘，走自己的路时，为他们呐喊，给予鼓励和支持，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历史中间物”应有之义。

看到钱老师与比我们更年轻的学生们更亲密地走在一起，称他们为“精神兄弟”，作为“老学生”，我多少也有一些失落。我们这些80年代的学生如今都已接近不惑或已经步入不惑之年，我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成为“社会中坚”，进入学院的也大都开始“成名成家”。但与钱老师相比，我们普遍缺乏那种永远去“看地底下”的精神，也缺乏他那种与民间“精神兄弟”骨肉相亲的深切联系。我总觉得，随着“体制化”的绳索越抽越紧，我们会越来越僵化，而钱老师依然活跃；我们会越来越退缩，而钱老师依然健猛，我们会越来越衰老，而钱老师依然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