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种理念，就是教学是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 真实的精神的提升。在上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于是，每上一课，我都有一种期待，因此，上课前也总有一种新鲜感，兴奋感，紧张感。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但每一年在9月1号上第一节课时都非常紧张。我非常重视上第一节课，包括这次到附中来，为了上好第一节课，我在北京就先准备了两天，并且提前四天到附中来，就是为了要准备好这第一堂课。

　　我为什么这样紧张，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我在北大上课是非常有把握的，北大的学生能理解我，但是附中的学生，已经是我孙子辈了，他们能理解我吗？能和我交流吗？我和他们之间能有会心的微笑吗？有还是没有，关系着我的教育理念：我追求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心灵的交流。如果学生木呆呆的听我讲课，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会觉得我的教育失败了。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败，就必须作充分的准备，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要预先想好，作精心的设计。我的第一堂课的教案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闲话”。开头要怎么讲，你要给学生一个什么“第一印象”，你通过你的一句话，把一个什么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都要想好。第一堂课，开头几堂课上好了，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创造了一种自由交流的气氛，以后的课就好上了，吊起的那颗心也就可以落下了。

　　我这次到附中上课，大概上到第三次课，当我高声朗读鲁迅《阿长和〈山海经〉》里最后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我看见学生的眼睛发亮了，就知道他们的心灵和我发生共鸣了，就在这一瞬间，鲁迅与学生，我与学生，也就是作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心灵的相遇，不但这堂课成功了，更意味着中学生们终于“认可”我这个原来是陌生的多少有点敬畏的大学教授了。于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我才对王栋生老师说：没问题了。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中学与大学都教过，不知道教了多少届的学生，差不多每一届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由陌生、紧张的距离感到心灵沟通的过程。这样我就始终保持着一种教育的新鲜感，每教一届学生，甚至每上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我自己非常珍惜这样的新鲜感，我称之为“黎明感觉”。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件工作，包括教师的工作在内，一旦成为职业，就会产生职业性的倦怠感，就有可能变成“机器”，变成“油子”，所谓“教书匠”就是这样的“教书机器”、“老师油子”。坦白地说，我热爱教师工作，却恐惧于成为这样的“教书匠”，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存在方式。在“黎明感觉”的背后，是一颗赤子之心，是一种“永远年轻”的精神状态。前几天我碰到当年教我数学的唐世忠老师，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一见到我就说，钱大头（当年全校老师同学都这样称呼我），你怎么还是那样，还像当年南师附中高三丙班的钱理群。

　　大概是这样吧，虽然我的外貌变老了，头发白了，但还是当年那股精神头儿，我也觉得我的心比较年轻。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我这一辈子都在教书，都在与青年打交道。你面对的永远是天真的赤子，是最活跃的生命，是渴求知识的年轻人，你从这些赤子身上不断吸取精神养料，吸取生命的元气，你就永远年轻。所谓“教学相长”，这确实不是一句空话。教学就是这样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不仅教师影响学生的成长，学生也对教师的精神状态、精神发展产生影响，教师与学生确确实实是共同成长的。“教学相长”是一个非常高、非常美好的教育境界。我们常说青春是美丽的，而教师这个职业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要说教师也是美丽的。

　　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避：教师也有很多痛苦，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在我的教师生涯中就有过这样的惨烈的记忆。那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文革前，我已经说过，我和学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发现学生都非常穷困，于是就主动地给他们买衣服，买袜子，鞋，对于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当教师的就应该这么做；没想到文革一开始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就成了我的一条罪名，有一天我睡觉醒来，看见房间里面挂着我送给学生的衣服，旁边写着“钱理群，还给你的狗皮”几个大字。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心被捅了一刀，而且这是我心爱的学生捅的，我真是伤心透了。还有一个班的学生，全是贫下中农的子弟，我对他们的教育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的处境已经极其糟糕，还是为他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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