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辽宁的女孩，她父亲是一个工人，她的母亲已经下岗。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信，说：钱教授我太痛苦了。我在学校里遇见不公平的待遇。我的学习非常好，但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没有关系，没把我分到重点班。我受不了了，我想自杀。当我看到最 后这几句话，简直吓坏了，我想，这孩子真要自杀这怎么办？但是仔细一看，这封信是用了很美丽的信笺写的，这孩子如此的爱美，大概还不会自杀。于是赶紧给她写信，安慰她，鼓励她，给她讲道理。以后这孩子几乎每星期给我写一封信，倾诉她内心的一切。就这么联系了很长时间，这里保留了我写给她的一封回信：“你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因为事情忙，前不久还外出开会，没有及时给你写信，请原谅。谢谢你对我的信任，随时把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给我听。我也愿意这样听你讲话。只是有时不能立刻给你回应。不过请你相信，远方有一位老人，总是在倾听，并且理解你”。

　　这件事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她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来信？我由此联想到现在的青少年，特别到了中学阶段他的内心有一种倾诉欲望。可惜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不愿意倾听他们讲话，倾听他们的心声，这个时候就只能到我这样一个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的老人这里倾诉。为什么呢？第一我愿意听她的，第二我绝对尊重她，并且替她保密，我不会因为她和我说了什么话，而去损害她，这样她就有一种信任感，安全感。但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青少年，我不可能每天都这样给他们写信。我就想到了我们的教育，如果她的家庭，她所在的学校，有父母，有老师愿意这样倾听，她就不必千里迢迢的向我倾诉。这正是教师、家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倾听我们的孩子的内心倾诉的职责。其实孩子把心里话向你讲，讲完了，把郁积在心、解不开的许多情绪发泄出来了，心里舒坦了，该怎么做，她自己就明白了，并不需要我们成年人去指点什么，教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简简单单地扮演这样一个倾听者的角色。

　　这说起来简单，却也不简单：因为它需要一颗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的爱心。这个辽宁的女孩，后来高中毕业了，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而是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我没想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千里迢迢的跑到北京来见我一面。她那个失业的母亲也跟了来，但是高低不肯进来。我和这个孩子谈了一个上午，然后送了一大批书给她。我想这个孩子要见我，也是圆她的最后一个梦。后来那个孩子再也没和我通信。这样我反而放心了：大概上了大学后，找到自己的路，就不需要再向我这个老人倾诉了。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幸福；而她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幸福：有这样一些纯洁的孩子，他们信任你，愿意向你袒露内心，你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谈，这本身就实现了一种价值，一种生命的价值，而且是教师所特有的。我与这个女孩子通信的价值绝不亚于我的学术写作的价值。至少说在我心目中是同等的。——我的学术写作追求的也就是这样的心灵的交流。

　　这就说到了青年学生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意义。我的研究从来不能离开年轻人，我所有的著作都是面对年轻人说话。提笔写作的时候我的面前始终闪烁着年轻人渴望的眼光。同时年轻人也参与我的写作。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有一种习惯，就是我很喜欢和学生聊天，我的研究课题不是我一个人苦思冥想出来的，常常是在客厅里面，和学生聊天中产生一个想法，一种思路，然后去研究。在思考过程中，只要有一个学生或年轻人到我家，我就会滔滔不绝的和他讲：我在研究什么；在讲的过程中学生或年轻人会做出反应，提出意见，也就会深化我的思考。以后，再来一个人，就再讲，再讨论，思考又深入一步。如此反复多次，谈得差不多了，研究的思路也自然成形，就可以写出来了。所以说我的学生，年轻人是参与了我的写作和研究过程的。

　　在我的著作里，我很少引用名人名家的观点，而是大量引用学生的一些曾经启发了我的思考的观点，就是这个道理。在我看来，教育决不是单向的，绝不是老师单方面的输送给学生，当然主导是老师，但同时学生的反馈，学生提出的问题，本身都会引发老师的思考。学术研究如此，上课也如此。我这次到附中来上课，上了一个多月，尽管我对鲁迅作品已经非常熟悉，但备课时，都要重新看，因为心里存有中学生这样的对象，重读的时候，对作品就有新的发现，产生新的解读。这种解读实际上有对象存在的潜在因素的影响。另外在和学生交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问题的思考，都会引发你对这些问题的新的思考。这是一个双向的运动。所以有人说钱先生你太忙，我们找你谈话是不是耽误你的时间？我总是说：不，因为你和我谈话，决不是你得利，我也得利。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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