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了研究生，就离开了这批学生。——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的梦：要到北大讲鲁迅，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而直到１９７８年，也就是我39岁时，才被允许考研究生，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十八年：从２１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 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有人问我，如果你当年没有考上，现在还是贵州安顺的语文老师，你会怎么样？当然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发挥，但我还是会安心地在那里做一名称职而出色的语文老师，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实际上我现在还是老师，只不过是在大学任教而已。更准确地说，我现在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但对于我来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钱理群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我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人之患》，就是喜欢做教师，好为人师。我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有一种癖好，我走到任何地方，身边都有一大群年轻人。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和年轻人聊天，有天大的烦恼，一和年轻人聊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如果真要惩罚我，最有效的，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就是将我与年轻人隔离开来。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到了什么程度：仅仅在北大教书，到许多学校讲学都满足不了我的教师瘾，我还通过通讯的方式和全国各地的读者“聊天”，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因此，我有很多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和朋友，每年大概都要回一、二百封信。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我收到四川的一封来信。他表达的是对北大的一种向往，我就很热情的寄了一本我编的北大的书给他。于是他又给我写信，说：“我想在你的面前不需要伪装什么，今天在我收到你寄来的书时我哭了。原来幸福时也可以流泪，而且这种感觉很美，很美。没有想到你竟然也记得我们，因为我们之间近似于陌生人。你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但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却觉得你无比的熟悉而亲切。

     也许你觉得你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我们喜欢北大，而你就送我们一本关于北大的书，也许你把我们当成一群追梦的孩子，而你所做的就是让我们离梦更接近一点。但是，你难以想象，这本书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波澜。在学校很少有老师喜欢我。三年中认识我的老师有也不过一、二人，而这一、二人也只记得是某某人这个名字，而不是我这个人。在学校我几乎不招呼老师，因为师德有问题的老师被我所鄙视。而在喜欢的老师面前我往往是手足无措。当他们快要经过我的身旁时，我很紧张，把头埋得很低。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好学生，没有资格叫他们，甚至怕亵渎了‘老师好’这三个字。当他们走远时我才会抬起头望他们的背影。我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你，也许也是上述的表情。所以当时的心情决不是感动二字能概述的。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在自杀时仅仅因为想起美术老师对他的赞扬的几句话，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决心重新生活。以前总怀疑它的真实性，我现在明白了，真的有时只是对别人说一句话，做一件很普通的事，而引起这个人的变化。就像你对我，你让我知道应该怎样的去面对我的学生。（看来这个人现在当老师。）做你的学生真好，他们时常会被感动。这样他们心灵会永远充满爱心与感激。”

　　我立刻给他回了一封信：“你的来信让我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爱，不只是你我之间，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爱对待周围所有的人。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沟通。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沟通了。从信中看你现在是位老师。你说你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你的学生。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因子。——按照我的人性观，人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我们要‘扬’什么，‘弃’什么。而善的激发，是需要一种爱心的。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的，用你信中的话说是毫不经意的，而不是一种着意的表演。而当下社会里，这样的爱的表演实在是太多了。你的来信引发了我的思考。谢谢。”——这样的通信，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激励，相互间爱心的传递。想想看，作为一个教师，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和年轻人进行这样的心灵的沟通，那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事情！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