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附中的一位老师上课已经一个月了。课程快要结束了，最后借此机会向老师们做一个汇报。我今天想讲的，是“我的教师梦”。

      我这次来附中实际上是圆一个梦。我在北大2002年退休的时候，有学生问我退休后干什么？我说我退休后第一件大事要回贵州去一趟，因为当年我在贵州教了十八年的书。第二件大事是到附 中来。去年到今年总算干完了这两件大事情。回归附中，就是重新做一次教师梦。前几天我和中学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谈起一件往事：１９56年我们毕业时，全校举行过一次以“我的梦想”为题的演讲比赛。我获得了第一名，题目是“我的儿童文学家梦”，第二名就是这位女同学，讲她的梦想是要当一名乡村女教师。

　　但梦的实现却非常曲折：１９５６年做梦，一直到了文革之后，才勉强圆了这个梦。也就是说，为了要做一名中学老师，竟然奋斗了几十年。我听了自是感慨万端，想起自己在60年代，也有过一个梦：回附中当老师。当时我在贵州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书，想调回南京，这自然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而且就是在贵州，我要求做班主任，也被拒绝了，原因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当。文革中这就成了一条罪状，说早就看穿了你要想争夺青年的“狼子野心”。你看，在中国想做一位老师，竟有这么难！后来我想，不让我当老师的人也有他的道理，说明教师工作非常重要，他是影响青少年的，而青少年正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这是一种权力，有的人就是不愿意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掌握教师的权力，于是，我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师梦，就不能不奋斗几十年。

　　说起来最早做这样的梦，还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是中央大学附小（今天的南师附小）的学生。学校出墙报，有一个醒目的标题：“长大了做什么”。我还记得是教我们美术的杨宏毅老师画了好多画：飞行员，教师，科学家，工人，农民，等等。然后每个同学在相应的栏目下填自己的名字，我当时填的就是教师。我第一次做教师也是在南师附小，学校受陶行知、陈鹤琴的影响很大，号召学生当“小先生”。解放初期还有好多儿童是流浪儿，我们就把他们聚集起来，办小先生学校，由我当校长。

　　我的印象很深：班主任吴馨先生，有一天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们要办一个小先生班，现在学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学校的校长。我当时都吓坏了，连忙问：老师怎么当啊？！吴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你自己想吧。说完就走了。后来我才懂得，这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对你表示一种信任，你自会产生自信，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而这正是做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质。后来我就果真鼓起勇气当了这个小先生学校的校长，而且干得很不错。我现在还记得，有个学生是卖冰棒的，毕业时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面写着“送给敬爱的钱老师”几个字。也就是说，我还在小学六年级就被称作“钱老师”了，一直到现在还是“钱老师”，并且颇以这样的称呼为豪。

　　我真正当老师，是在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你想我从北京一直下到最边远的贵州，又是１９６０年的大饥饿的年代，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学。想走走不了，想考研究生，又不让考。怎么办？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叫自我设计，这个设计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我一分析，不管是环境多恶劣，反正我是教师，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同时我定了第二个目标，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需要等待的，要做准备的一个更大的理想。当时我的更大理想一个是到南师附中教书，第二个目标就是到北大教书，讲“我的鲁迅观”。

　　我先为实现现实的理想而努力，当时年轻，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让我当班主任，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新学生一来我就先看学生入学照片，把他们全都记熟了，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后来文革中“对学生太热情”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但却害了学生：文革开始时到处挖“三家村”，我们学校以我为首就挖了四、五个“三家村”：有和我踢球、爬山的，和我一起编墙报的，等等。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后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我常常说我这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 我去年去贵州讲学，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就立刻到电视台打听我的地址，然后就聚集了好几位同学，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他们说我们毕业以后不仅是卫生业务上的骨干，同时我们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很受领导重视，这得感谢你当年对我们语文能力的训练。这倒是真的：这批学生是调干生，入学时只有小学毕业水平，我从初一语文教起，一直教到高三，确实把他们带出来了。但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一点仍然让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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