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的人生大抵也是如此，只要可忍，就可过。将近百年的风雨沧桑，任由嬉笑怒骂，他一直活在自己营造的荒江野老屋中，后来这间屋子庇护了多少天下同道，没有人知道。

     第一次见张中行先生，是在北京沙滩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地下室里。那是一九八九的冬天，记忆中北京特别的冷，冰点以下。

     那时，张先生已经八十出头，每星期二换两部公交车到出版社去，帮着看点稿子，然后就在招待所住两夜，星期四一早再换两部车回北大的住处。他在《读书》上的连载已经引起的读者的反响，所以推荐我去见他的朋友问我：你想见余永泽吗？见我没回过神，又说：就是张中行，不过你见他面可千万别提余永泽。

     我当然是提了，谁熬得住。当时也没有人告诉我，张先生在「未名四老」或者「燕园三老」里占着席位；我不学无术，亦不知道他是国学大师，只当他是一位有学问的退休老编辑。再说了，当时年轻，年轻就有放肆的权力，所以，我孺子不可教地问上门去，《青春之歌》写的就是您吧？他淡然一笑，说，我不会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人生对世事，我会在下一部书里说清楚。下一部书正在写，叫做《顺生论》，我出了会寄给你。我并没有真的以为，他会记得把一部还没写完的书，寄给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人，所以，后来收到他自己包裹自己跑到邮局寄来的《顺生论》，我自己倒快忘了当时地下室的谈话。

     现在，张先生走了，媒体说他是布衣大师，彷佛他不应该是布衣，或者他自己不应该安于做个布衣。看新闻，张先生的葬礼也称得上隆重，但是，想起好多年前，他在地下室的那种安然自得，觉得还是「老编辑」这个身份适合他，虽然他的学问后来我也深有领教，不过，他那高深的学问，却从来不唬人。

     我还记得当年和他聊天，问过他一些作文技法之类的问题，张先生举自己的例子，当年顶头上司叶圣陶先生对他说：好的文章，你在这屋念，那屋的人听见了，不以为你是在念文章，而以为你在说话，这就是作文的最高境界。说完，他又是淡然一笑，我想他一定觉得自己是做到了。所以，张先生的学问和他的文章一样，谁都能看得懂，他只用明白话讲人生的道理。他的学问我这里没资格谈，记得的是他朴素的人生教导，他说，老婆有四种：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的不多，不可忍的就离了，大多数人介于可过与可忍之间，他自己就是。

    后来在报上看到记者采访他，记者问他《顺生论》中提到的「利生」「避死」，何以为善？这与「贪生」「怕死」何异？他的回答很张中行：「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这不是什么软弱，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张先生的人生大抵也是如此，只要可忍，就可过。将近百年的风雨沧桑，任由嬉笑怒骂，他一直活在自己营造的荒江野老屋中，后来这间屋子庇护了多少天下同道，没有人知道。所以，我想他的哲学是小民的哲学，至于你要问为什么？不为什么。

       但是，在这个利己主义大放光芒的时代，突然大力祭奠张中行，我总觉得有点可疑，要知道，他的小民哲学，对抗的是高调大我，而现在，Ｇ大调的青春之歌早就没人唱了，全是小小小民，祭起张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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