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反战

敌人眼睛

毛尖

    中东鲜血淋漓，美军还喜洋洋地向全世界不断播报“战争进展极好”的新闻，电视上的画面越来越悲伤，世界人民的反战一浪高过一浪。伊拉克人对着镜头悲愤之极：“布什，我们诅咒你！”一个老军人声嘶力竭：“我退役多年，如今祖国有难，我愿意重新装上军服！”我看着这些镜头为自己感到羞愧，无数的反战人群中，我看不见一支中国人的队伍。

    我不知道在这块土地上，一个人可以做什么。重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时，我热泪盈眶，不是为死去的姑娘们悲伤，而是对她们产生了由衷的羡慕。当瓦斯柯夫准尉面对丽达、冉妮娅们，庄严说出“我们的背后，是祖国俄罗斯”时，我觉得她们依然是幸福的，青春和鲜血可以这样用悲愤的激情奉献出去。

    然而，日日夜夜，我却只能坐在冰冷的电脑面前，读着那些理性的分析，让别人告诉我，要学会思索这场战争，要追问追问追问，还有，战后的重建工作……我觉得这些文字都太冷静了，我觉得这场战争正在彻底地关闭我的青春，我觉得自己如此没有勇气如此世故，我不如那个叫巴巴拉的老妇人，她对着公园里遛狗的人群竖起牌子：“美国悲剧！”我甚至不如在游行队伍中酣睡在母亲怀抱里的孩子。

    我想起卡尔维诺在二战时候写的寓言《敌人眼睛》：一天早上，彼得罗在路上走着，感觉有眼睛在盯着他，但他看不见，只是觉得某种充满敌意的东西在慢慢逼近。同时，他看到新闻上说：“ＳＳ重整旗鼓……美国资助新纳粹……”晚上回家后，他把自己的担心跟母亲讲了，想着“直到昨天，当你听人谈起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性时，你是不会想到这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过去的战争有它们自己的模样，而且也没人知道新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战争又找回它过去的脸了，还是他们那些脸。”他的朋友考拉多说：“那眼睛，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敢怎么盯人：他们眼睛下垂，而我们也不再习惯他们了……不过，现在他们发现了他们过去盯人的……他们八年前看我们的方式……”

    彼得罗的母亲觉得很害怕，尤其是晚饭后，儿子又出门去了。在恐惧中，她突然想到：如果，敌人的眼睛可以刺穿睡眠，刺中她，那么，她想，“他们也该看见我们的。”她于是牢牢站住，紧紧地盯住黑暗。

    或者，我们个人可以做的，就是这样，牢牢站住，紧紧地盯住黑暗。

四月非典

悖谬：“非典”故事的破碎讲法

张炼红

    “非典”之所以可怕，一是致命，二是传染。死亡是一种个人体验，传染则具有公共性，那就意味着我们正面临一种个人反应剧烈的集体困境。“非典病毒”的这种关系性的介入和侵染，使得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如“疫区”内外的关系，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医患关系，亲缘关系等等，在生存的角角落落，都不同程度地经受着考验，在劫难逃。

    当人们藉此反省制度性缺失的时候，挡在我眼前的，却是深嵌在这些破碎讲法中的悖谬。

一、海关戴不戴口罩

    旅客进海关，见工作人员一律不戴口罩，惊问：“为什么不戴口罩？”答：“想戴，领导说有损形象。”旅客愤然质问：“生命重要还是形象重要？”

于是，海关人人都戴上口罩。进关旅客眼见为实，人人自危，心想，天哪，事情都到了这个份上，还说2例！

二、上海2例

    截止动笔之时（4月26日），中国内地“非典”疫情统计表依然显示：上海2例。没人信。谁都知道没人信，也都愿意当笑话提，反反复复地提：怎么可能只有2例？笑话！

    有朋友来电，说某医院昨晚又查出1个，怎么还说是2例？言下之意，至少也该加上这1个，那才有点可信度。显然，大家仍会“在意”这个无人相信而照样坚挺的统计数字。

    非常时期，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由自然转化为必然，而共同的恐惧，又使得两者之间不得不更加依赖。依赖则更需要信任，于是，沮丧而警觉的双方，都暗暗期待着建立于不可信之上的所谓“可信度”，或“可依赖度”。

三、护士长之死

    叶欣，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因工作中被感染，3月24日凌晨辞世。同日，经她冒死抢救的一位肠梗阻合并“非典”的病人康复出院。为了不给他将来的生活留下阴影，谁都没有告诉他这一实情。这条“感人的尾巴”迅速引发议论，论及公民“知情”的权利和义务。有人指出这里混淆了许多原则，责任、权利都被裹藏在脉脉温情之下，于是困惑来了：在我们想要的温情和我们该有的权利之间，界线如何划分?（划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

    一想到这种“划分”之下，难免会出现的近于刻舟求剑似的冷静与隔膜，忽然有一种落水后屏息的感觉。深深地缺氧！

四、一家人的选择

    在论坛上看到《非典时期的怕和爱》，我流泪了。父母都是医生，临战前获准留下一人。无论父母让孩子决定，还是父母之间的争执，都为的是作出选择。“苏菲的选择”。最后的决定是：孩子大了可以自立，而双亲互不放心，所以都去。于是，面临着可能“生死”的选择机会，一家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选择”。因为只有一个机会，选择了一方的可能“生”，同时意味着另一方的可能“死”。他们断然放弃对“生”的选择，为的只是，绝对不能容忍自己选择任何亲人去“死”：宁可共死，也决不选择！——至亲至爱的表达。

    那么，能否硬着心再往下想：假如，留下一人，不就能更多地承担和延续爱的责任和义务么？……难道说，维系着人类至爱的、人性中最深沉最坚韧的那根底线，也即是恐惧煎熬的脆弱的大限？

五月大学生的冷漠与其它

亨利稀·饭

    半夜上网，才发现了一个道理，为什么最近闹的沸沸扬扬不可开交，原来一个关键问题在“个体”上，个体要独立，要张扬个性，才对一点点稍微集体化的诉求反对的不亦乐乎，明白这个问题，我也说一点。

    这其实是个老问题，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前还有一段时间在搞这个辩论，现在没有人再搞了，都搞个性张扬去了。重提这个老主张我也不怕背上跟团中央保持一致的坏名声，现在的团中央还真心实意的讲集体主义，才是笑话。不说“另一种可能”里是怎么说，我的想法跟王老师很有些不一样，但在这个事情上，我坚决反对认为个体的感觉就是真理。

    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在当今社会，究竟那种声音是主流，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这个很关键，根本没有什么纯而又纯的“思想斗争”，一切思想中的对抗都是社会现实斗争的反映，这话听着耳熟吧，听着耳熟就对了，就是早就被抛弃了的那一套语言，这套语言必须复活，不然就根本建立不起来跟一切统治阶级形形色色奇谈怪论对立的立场。现在这种奇谈怪论的代表就是一套“个体”的言说。

    因为一切早先的立场都被废弃了，不讲革命了，不讲道德了，普遍的标尺标准被打碎了，能用什么来衡量一切呢，想来想去就成了以“个体”衡量一切，因为很简单，我思故我在，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这些话被断章取义的引用，连德里达福柯都能作为“个体”的代言人，想象力联系能力很强大。凡是“个体”的就要坚持，凡是“个体”的就是思维的底线，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判断标准放在了一个无所顾忌，无所依托的虚无主义位置上。把个体作为思想的基础很方便，别人不能反驳，这是我的观点，我的就是我的，别人管不着，其实要说也说得过去，可是最危险的事情就是这种“说得过去”跟“说不过去”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表面上看来，把一切都归在个体的基础上有个好处，那就是表面上的“无害”，个体的立场只是个体的，没有对别人构成威胁，但这也仅仅是表面的。个体主义的危害不是直接去反对其他的异质因素，而是它包容了一切异质因素，每一种哪怕对立到了极点的思想都能在个体主义中被包容，因为它不反对任何东西，在口头上宣称的立场是一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它的最大特点是没有特点。

    这看起来很安全，很包容，很现代，其实这里包含着暴政。所谓暴政不仅仅是镇压、专制、独裁，这些是简单的暴政，暴政的根本含义应该是指在某种体制内不允许任何另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出现，那种可能性与现行制度所赖以建立的意识形态原则完全对立，比如就不能认同所谓的“包容性”。在当代社会，根本看不到这样一种完全异样的可能出现的任何苗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些东西在这个体制中变成了深入“个体”的意识形态，比如，总不能反对“包容”吧，总不能反对“独立性”吧，总不能反对我不思考的权利吧，这些东西已经深入的渗透到了每一个以“个体”为圭臬的人无意识的深处。正因为这些东西是无意识的，几乎就没有了反对的余地，对于这些无意识，不能用意识的方法来打破，没有用，只能靠另一种无意识，也就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来对其进行攻击。这一点是我跟这个论坛大部分老师同学不一样的地方。

    这种暴政是一种“宽容”的暴政，在那里什么都能被吃进去，被消化掉，因为它不反对一切，但是它是“唯一”的，只有这个唯一性不能被打破，当涉及到建立另一种不是“唯一”的体系中的一种结构的时候，这个体系就马上起来反对，这种反对的本质是暴力镇压，但是它在形式上却有一个平和的外衣，它开始是在一些“公理”上进行纠缠，把某些超验的真理说成是唯一的价值尺度，自由不能被侵犯，必须要包容等等，这些真理本身是不能被质疑的，谁质疑这些东西，反对这些东西，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被认为是对某种具有绝对价值的尊严的侵犯。给反对的声音扣上这样的帽子，再继续镇压就顺理成章。

    这种宽容的暴政在很多人看来是美好的，没有必要去反对的，在那里既就是知道是暴政也可以容忍。但关键就在于暴政的宽容是不是一种真的宽容？社会的等级、阶级的压迫、贫困现象的泛滥等等现象在这种暴政里好像是看不到了，实际上，不是不存在了，而是被放大了，扩展了，就好像有些东西当它特别巨大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了一样。对于这种放大了的暴政，该不该去批判，该不该去反思，这是一个立场的抉择。

    前一段时间的讨论的焦点就是该不该对某种生活方式进行批判的问题，一种基本立场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是我的，是个体的，因此它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针对的就是这个立场。现在说个体、说个性的可不仅仅是某些人，一部分人的声音，而是全社会的声音，是各个角落都在拼命自我表达的一种整合性的声音，我其实反对的不是几个同学的个人意见，是反对这些意见背后听出的大背景，不要说自己的想法是自己的跟外界无关，人，不可能和外界无关。

    不要认为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自己的行为就是完美无缺的；不要认为自己的基础是唯我的，只是在说着自己的声音，就有了自己言说的合法性，每一种“自己”的声音，都不是自己的，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

    的确是给“一代人”代言了，这个说法好，正好说的就是这种声音不是某一个人的，是一种很有背景的声音，这个声音不是不成熟，是已经很成熟了，需要锻炼的仅仅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想办法把“个体”这一套表述的更像回事。有时候并没有“成长的烦恼”，因为从来都不用去想想自己的立场和行为究竟是什么，何来烦恼。

六月孙志刚事件

扫叶煮茶

    在这个案件里，值得寻思的是护工的心态。按理说，这些护工和被收容人员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无冤无仇的，没有道理要那样凶恶地对待被收容人员。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们的心态完全被扭曲了。他们虽然身在广州，却被排斥在当地社会之外，而且可以想见他们的收入也是微薄的，所以要想方设法勒索被收容人员，用手中仅有的一点权力来获得好处。在这方面，他们不过是效仿了在我们目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行为，把权力充分转换为利益而已。而当在一个社会中权力寻租被视为天经地义时，这个社会可以说已经彻底疯狂，所有人都想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捞取好处，那么出现那么多的黑暗、血腥和疯狂就不会太令人吃惊了。

    孙志刚被打据说是因为他向其他收容病人的亲属呼救，说自己是大学生，在里面被挨打了，因此而激怒了主犯乔燕琴。我猜想，孙志刚对自己大学生身份的强调可能是激发乔燕琴恼怒的原因之一。在那样的环境中，强调自己身份的与众不同极容易招来嫉恨，特别是在护工的心态已被扭曲的情况下。那些护工很可能会这样想，大学生有什么神气的，老子偏要狠狠揍你。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很可悲哀。这些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已经使各阶层之间矛盾激化，缺乏资源的弱势阶层对于拥有优势资源的阶层特别是富人阶层已经怀有深刻的敌视，所以才会屡屡发生杀富的案件。大学生虽然不能说是一种强势社会身份，但是对这一身份的强调在事实上却会使那些不拥有这种身份资源的人产生受挫感，这种心理感受会引爆他们平时长期积郁起来的挫折感，并以疯狂的暴力行为来宣泄心中不满。

    所以，孙志刚案件也暴露了我们社会中的一些结构性危机，而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问题。正是这些危机使得整个社会的道德意识急剧下降，理性丧失，人性沉沦，人本性中的恶变本加厉地膨胀，酿成许许多多惨不忍睹的恶果。

    要减少这类恶性案件的发生，当然必须求助于法制建设，缩小权力寻租的空间，加重一切犯罪行为的成本。但我担心的是这仍然是不够的，社会的结构性危机恐怕不是仅仅可以通过废除恶法或是加大执法力度就可以解决的。换言之，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治理工程，单是求助于法律恐怕是无法从根本上解除危机的。

    还是那句老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法惧之？若是落到这个地步，那可真是要天崩地塌了。

七月费滢作文风波

刀客

    个人感觉，高考制度的弊端是一个更大层面的问题，而费滢的遭遇应该具体到某些缺少职业道德甚至缺少职业水准的阅卷人身上，也就是说这首先是对“相对公平”的破坏，这一点恐怕是问题的主要方面。费滢的文章我以为根本没有走题的问题，这也没有再辩驳的需要了。

    而费滢质疑的问题则比较大，对象指向了高考制度，并且表述上似乎混淆了上述不公平的差异，所以一部分跟贴就自然可能逸出费滢的情感轨道，想到更多的问题，对高考制度的反思应与对自我的意识反思结合在一起，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革命不仅仅是对对象的革命，也应该发生在意识深处。部分跟贴的良苦用心正在这里，体现了跟贴诸兄对费滢更高的希望，这要求和希望其实也是提给陷入自我中心圈套的一种年轻人的，用意是好的。

    不过，这种用药方式稍嫌急躁，作为正身处高考带来的痛苦之中的费滢来说，我想她更需要众人的理解和支持，她需要一个能够合理解释25分的说法，甚至某种公正对待的可能。这个时候，倘若没有感受到世界的温暖，她更容易陷入自我的世界里，因为对世界的失望。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遭遇的直接原因，大可不必急于在费滢的“精英”心态上做文章（当然这文章也一定要做），如果需要个体反思的话，首先应当反思的是那个阅卷的家伙。这是问题的直接层面，其次才是高考制度的层面。这也是费滢不能释怀的情感纠结所在。

    作为费滢，从她的文笔看得出，这不说一个轻易就说是或者不是的人，她有捕捉细微的体验的能力，她的判断不是来自某种理念，我相信她会正确对待大家给她提出的意见，敏感的心灵经过锤炼，会获得难得的坚韧，真正的革命让她自己进行，我们不要操之过急。

    关于费滢遭遇的论争，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进行批评时，如何处理对弱势方的同情和批评之关系的问题。这也是文化研究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倘若要把革命进行到个体的意识深层，怎样的话语才是既有效又不伤人的？伤人的限度和同情的限度在哪儿？等等。

八月新课标大讨论

雷启立

    其一，教育部的这个新标准，装的是旧货色。我从中学毕业也快20年了，看这个指定的书目与当年没有大的变化，古典的是诗词，现代的是鲁郭茅等六大家，估计老师的教案也可以20年一惯制的。现当代文学至少在八十年代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感觉中的那些成果也大抵成为共识了，但在最广大的中小学教育中还比较少体现出来。在文学研究界，八十年代已经被九十年代给“后”掉了，而最广泛最基础的中小学语文教育还在“前”“现代”——对此，研究家们作何想？是传统因袭的担子太重还是历史的惯性太大？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又会是“新标准”呢？“新”在何处，“旧”怎么就不对了，为什么要这样“新”？有没有、应该不应该做出说明或者解释，让大家讨论？这个没有变化还正在于，语文应该包括语言和文字，“新”标准对其是笼统提的，看不出分别的要求。更重要的，作为母语教学的语文，也是“人”的全面教育的重要工具，健全的“人”也就是在对母语的习得过程中建立，所以兹事体大！书目有传统的文、史诗词文章要求，但少（没）有自然和科学的选文。健全的人格和科学的思维何来？所以缺陷不小。其二，变化当然还是有的，而且很明显，那就是吃教育饭的出版机构（不单是出版社）。因为有官方“新”了一回的名目，便可以在“新语文”的旗帜下把与此相关的商业价值冠冕堂皇地加以开发，吃这一行的专家和权威便可以借“新”了重新洗牌——这个大约也是新陈代谢的一种。对出版社而言，可以有更多的新产品出来，也有了不断重新定价的机会。只是苦了学生和家长，旧书就没有用了，得买新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不断“新”的过程中看见这个社会的真面目——利益当前，残忍甚至不计后果也在所不惜的。

    但我还要谈到第三点，新标准陈义极高地说，“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具备包括阅读理解与表达交流在内的多方面的基本能力，以及运用现代技术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语文教育应该而且能够造就现代化社会所需的一代新人发挥重要作用。”在前贴第一点中我已经指出，作为母语的“语文”教学对真正的健全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品格的“人”的养成有着重要作用。但在书目和具体的实施要求中，我们看不见有产生“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的可能。如何将作为母语的“语文”教学与真正的健全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品格的“人”的养成深刻的连接起来，这个新标准让人看不出来。书目中选了不少鲁迅的文章，是不是选出了鲁迅的精神品格？值得疑问。所以，改革改革，“新”来“新”去，真正要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并不会在“新”的名目下自明地到来，还需要我们具体的努力去干和争取。毛主席说，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看了这样的改革之后的“新标准”，重温毛主席的话还是很给人启迪的。

九月校门事件

就现行校门管理制度问题致华东师大校长的公开信

总钻风

尊敬的王建磐校长：

    抗非告捷已数月，沪上其它高校都已终止应急管理措施，独我华东师大反而一举封锁大门。师生不能出入正门的大学，古今中外教育史上闻所未闻，试问此举的依据究竟何在？作为热爱华东师大、以师大为荣的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友，我们强烈呼吁废止现行校门管理制度。

    现行校门管理制度只考虑车行的安全和效率，却没有考虑人行的安全和效率。车行大路，畅通无阻，人犹避车不及，何谈安全？上下课高峰时间，大门空闲，两羊肠小道拥堵不堪，浪费了我们大量时间，何谈效率？比较一下车行之门有多宽，人行之门有多宽，而车和人的比例是多少，华东师大有多少老师和同学有条件开车走正门？学校的主体理应是广大师生员工，这一点当然也要落实在进出校门的权利上。请问，谁能剥夺无车师生进出校园大门的权利？既然无师大证件不能进校，显得如此重视这个“师大人”的身份，为何又对其正当权益视而不见？若真为所有人的安全和效率考虑，何不借鉴兄弟院校，如北大的管理方法，另辟一专用车行门。

    此外，大学应该具备开放和自由的精神理念，而不是封闭甚至禁闭。华东师大正门、后门、边门全部采取封闭式严格管理，不管在实际效果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拒人千里之外。日后他人想到华东师大就是门卫的一副冷脸，据闻，已有外校教师学者表示，不愿与如此罕见而死板的登记检查制度打交道。我们的城市号称海纳百川，我们的大学难道要变成孤岛？

    我们在此要求校方就此事召开听证会或类似的公开讨论会，请制订现行校门管理制度的负责人说明理由，在充分听取师生代表及各方意见之后，再作决定。相信依靠群策群力，可以制订出合情合理、广得人心的新办法来。

    此举并非形式，事关大学的教育方针与办学原则，不容等闲视之。学高为师只行大道，身正为范不走偏门。希望学校领导直面问题，弘扬正气，革除陋习，真正维护学校的尊严和师生的权利。国庆临近，但愿届时能欣然出入于师大校门。

    众心所系，竭诚盼复！

十月捐书

为了远行的回顾

——2004新年致捐书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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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9月19日，我的捐书倡议帖发出后马上就得到朋友们的热烈响应。近岸的鱼儿先入网，最先得到是冷嘉的一批捐书。她看到我的捐书帖之后，就近在楼下大声叫我，说她有一批书在寝室，让我去拿。等我下楼去时，她已经拖出了一大包书在那儿等我挑选。然而我在五楼，实在不愿将书先背上去以后又背下来，所以整理好了之后依然还是放在她房里，后来又还有另一批书，干脆也先在她房间里了。这让她寝室有很一阵子比较乱，因为不光有的捐书放在她寝室，有时大家还在那儿商量有关捐书的其他事情。

    朋友们的支持促我前进，但最让我受到鼓励的是我的硕士导师，他在我发出帖子之后，马上就给我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使我的计划真正有了较完整的轮廓。而且让我觉得自己在做的，是一件值得花更多的精力去做的事情。当然最过瘾的是，为了表示对此事的支持，他让我直接去他的书房去挑书，这让有的网友惊呼，“手下留情！”，我当然是留了情的，并没有将他书房里的书全部带走，但我和张硕果两条汉子也确实是满头大汗、满载而归的。

    说到室友、朋友张硕果，又不能不让我想到，在这些日子里，如果没有他经常与我一起去搞运输，我是要多费许多的劲的。记得有几次去上师大听课，都是他与我一起各提几袋书回华师大。那时夜已经较深了，我们提着沉沉的书走在校园里，一不小心袋子破了，花花绿绿的书撒满了一地……

    当然更有许多朋友捐书时把书打好了包。给我印象深的是思洋网友，她最先给我发信，让我去拿书。而因为当时有上师大的杨霞同学在她家附近，所以让这样一个女同学去拿了。书拿来之后，我发现书被捆得好好的，书单也打得非常清。拿到书之前我让杨霞记上网友的真名与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这样我才知道她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并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实事上我在上师大的“马槽沙龙”是见过她的。她坚持不让我在捐书单上写真名。可有趣的是，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遇见她，向她打招呼，她因为不认识我而没有注意。这也算是网络时代才会发生的有意思的事情吧。

    当然有意思的事情还有许多。比如张老师，所有捐书都用网名，而且是用不同的网名。可是每次都是她给我送书来呀，而她还在每次送书来时，都在相同的纸上用同样的笔迹写上不同的网名。因为她的书单已经先在网上上传了，这会儿只要写上xx网友捐书多少册就行。可是那些网名我知道是她的。但为了配合她，我也假装不知道，而且在论坛中给那些网名所属的信箱分别发短信，都说“XX网友，你的捐书已经收到，谢谢！”仿佛我真在同时与几位朋友打交道似的。

    而在网上，杨霞同学为呼应我的提议而写了一篇题为“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的劝捐文章。之后又有谢小未网友等一批上师大的同学为此事主动地承担了上师大点的捐书活动。11月19日，上师大捐书小组还特意上师大的东部和西部校园搞了一次捐书活动，黄蕾与周洋同学为此事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做了许多工作。参加的还有杨霞、汪宏桥、还有一直为此热心宣传的上师大BBS的同学（上师大的bbs还将义卖的426钱捐给我们买书），上师大中文系00级文基班的几位同学沈晓波，陆佳和徐阳等人，除自己捐了许多书之外，还主动的帮忙组织捐书活动。周洋在对此作小结帖子中说：“这次活动准备的并不充分但是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黄蕾和我非常感谢那些捐书的同学和帮助捐书的热心者，这也给了我们信心让我们把这件事情持续的做下去。

    “一天忙了近6个小时，黄蕾竟然连午饭都没有吃，其中还有许多感人的事情，说实话，这种感动是我在最近几个月的读书中所没有感受到的，我越来越觉得身边的人的可爱，……我们并没有什么高尚的想法，只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做一件像一件，有所收获我们的努力也就没有白费了。”

    事实上，在这次已经历时将近四个月的活动中，黄蕾和周洋同学一直是上师大捐书的负责人，他们主动承担的精神让我感动，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和上师大同学们的支持，薛毅老师才能代表上师大，为他的学生们感到骄傲。

    通过捐书，我还接触了一些以前并不熟悉的老师与同学。其中程怡老师捐出了她一部分心爱的好书。她亲自将两大袋书提到华师大中文系，然后通知我去中文系领取。一直到现在，我也没能有机会当面向她表示感谢。我记得在这之前，有一次和朋友去拜访她时，她向我指着自己几个房间的书，说这些书是怎么怎么买来的，另外还有什么什么书。言谈中充满着对那些书的痴爱。出门后我对朋友说，程老师讲到书的样子，真像是一个小孩呀。

    而通过到倪文尖老师家里去拿书，我有幸在一个下午见识了他发表自己见解时的严谨。另外，那天与倪老师谈话时，他儿子在一边闹着要和他打气球玩。他耐心地一边和他玩，一边又温和地劝他停下来，让我看见倪老师父子间近乎“哥们”似的关系。那种“说理”的态度里没有丝毫家长的专制气。

    而罗岗老师的数次捐书，都让我感到他独特的热情与可亲近。记得有一次，我去他上课的教室拿书时，他正在和一位外地来考研的学生谈话。一面听着他声如洪钟地说：“那怎么行，考研复习不能靠猜题、抓题呀，要实打实地看书。你只要那样想就不对！”，一面看脸上时，却又见他还是笑容可掬，目无愠色。我想难怪那学生并没有吓得掉头就跑呀！

    雷启立老师那天捐书时，我去他办公室找他，半天没找到办公室。后来约定他将书送到宿舍来。而奇怪的是，一会儿当我下楼时，阿姨说他上楼找我去了。天知道我们怎么就没看到对方。一会他下楼来还一本正经说：“咦，我刚才去你寝室，没找到你！”。就这样，他也不愿再上一次五层楼去喝一口茶，就走了。

    可惜的是，倪伟老师两星期前就招呼我什么时候去他家拿书，但我到现在也还没能去。从而一直到现在，我也还没能有幸体会朋友们所说的与他交谈的轻松快乐。

    趁国庆节放假，我准备回一趟邓墩中学，同时先带一批书回去。幸有徐志伟这位大个子把我送去火车站，我得两只手一齐用劲才提得起的那包书，就那样被他一只手就拎上了火车。一会儿他还给我递上一袋水果，让我在路上解渴。说实在的，那时候还比较生疏，见这么一个大个子这么有心，我都有点难为情。

    在回去之前，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下我的博士导师陈先生有关图书分类管理的事。上陈老师的课时，他总是先泡上一杯茶，然后把目光将所有的人看一圈问：“怎么样，最近在干什么？”，记得那次我一时激动，说：“最近我发起了一个活动”，他听了忙把送到嘴边的杯子停下，睁大了眼睛说：“哎唷，不得了，不得了，发起了一个什么活动？”。我就不好意思地把事情跟他说了。他又马上说：“好，这是一件好事情”。然后认真地给了我一些符合小型图书室的图书分类管理建议。并表示也愿意支持捐书。

    国庆节回家，在家里没有多呆。因为以前回家时也总是往邓墩中学跑，所以父母那次也没有特别感到奇怪。把所有的事情与校长商量好之后，我还去找了受托管理图书的青年老师。我觉得是我拖他做这样一件事，而且没有报酬。当时他刚作父亲不久，家中的一切也都靠他一人。让我欣慰的是，他还保有着一个年青人特有的认真与朝气。他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并让我放心，说他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尽量把这件事做好。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事情并不一帆风顺。我也知道这些。我所担心的，只是自己缺少坚持下去的韧性，如果事情办不好，我对不起那么多朋友的热情支持，也对不起自己曾发过的誓愿。

    这些又让我想到更多的朋友的支持。罗小茗特意将年少时读过的书翻检了来，自己从上大那边提到华师大。看到她累得那样，我都不知说什么才好。她放下书说那声“天哪！”时的情形，至今还历历在目。同时她在网上发言时的理解与鼓劲，让我看到真诚的交流是做许多事情所少不了的。还有张屏瑾，除自己带过捐书来之外，还与他先生将许多的好书打好了包。那天去她们家拿书时，他们还给我以更多的鼓励，并为捐书出了不少点子。他们的认真让我感动。未了，缪先生特意将书送到楼下，帮我一起把书在自行车上绑好。生怕我路上出麻烦。那次我一路骑回华师大，一次车也没下，书也没有掉，红灯也没碰上。

    还有海锦版主，那次她背着那么一包书来我们寝室，我掂了一下，都不敢相信这个女学生可以有这么大劲。而上师大的钱萍同学，为了把捐书先整理好，与她母亲一起打印好了书单。而她母亲因一本书没对上，又将打好包的书拆开重新整理。那天天很冷，我起个早去华师大门口接她，而她是从上师大奉贤校区赶过来的。后来总算有机会泡了杯热茶给她喝，她还一个劲地说客气话。让人不知道怎么样才算不客气。

    不久我们的捐书就达到了一定的数量。这其中还发生过许多我不能忘怀的事情。一天回到寝室，打开门来，发现地下有几本书，书里面夹着纸条，只写着捐书几个字。没有姓名。一天去华师大附近的一个文印室打印书单，老版听说我们的捐书活动，马上表示也要捐赠杂志。一直到后来冷嘉去那里复印时，那老版还向她说起此事，让她惊呀不已。一位到现在还不知道姓名的远方朋友，直接寄了许多书去邓墩中学，他给发信说：“我们不要谢。我们想要这些书能被读。知道我们的书拉七杂八比不上你们论坛里的像回事，但是是因为相信多少会有用、多少有点意思才寄的。他们不是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是从我们家里找出来寄出去的。”

    我还不能忘记，在这几个月中，我没有带爱人出去玩过。有一次，我对爱人说我们骑车去上师大玩吧，然而到了上师大之后，我又让她帮我拿上师大朋友们的捐书。她两手提着满满的书，坐在我自行车后面，遇到红灯就要下车步行。一下午就那样过去了，到华师后她和朋友说：“他骗我，说下午带我出去玩，原来是让我去帮他拿书！”。然而那以后，她仍然毫无怨言地帮我整理捐书，帮我打出书单，在托运前与我一起默默地将书打包。

    还有许多因为家在外地，不能捐书的朋友，他们也把此事挂在心头，经常向我问起情况的进展。为了托运，让霍炬与乔焕江一个西北汉一个山东汉在货运车箱后面闷了半天。当书托运出去了，一上午也就过去了。然而我也没有能请他们喝上几口老酒。而是待张军这位热情的主人请大家在食堂里吃工作餐，而那心情却是一样地愉快。

    待到第二次回邓墩中学时，我又有说不出的沮丧。因为事情确实并没有按预期那样进展。我在又一次体味到办一件事情不容易之后，很想与那校长红脸。但我真的没有经验，我只能期望自己坚忍。而这时老师与朋友们的鼓励依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事情依然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

    朋友们依旧热情支持着捐书活动。新的捐书也不断地涌来。而新的一年也已经来临了。我想应该为此做一篇怀念的文章，以将在这些日子里的感受记录下来。心中装着太多的东西，尤其是感动的东西时，总想让她放一下，然后才忍心前行。然而没想到却写成这样一篇什么也不像的“流水账”。这是我要感到对不起大家的。马上就要回家了，我要再次回家，带着大家的支持与期望，去邓墩中学督促图书馆的建设。

    写了这一天，人也快麻木了。在快要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起了昨天去王晓明老师的母亲家去拿书的经过。进入到一间老式的房间之后，一个头发已白的老人为我开门。她是王老师的母亲，我叫她周阿姨。她热情地把我让进屋子，把我带到书房。在那里，她已经将四袋书装好。旁边还有一卷绳子，一把剪刀。她说怕袋子坏了，我在路上会有麻烦，所以建议我用绳子将书再扎一遍。她还要帮忙扎，我说自己做就行，让她忙自己的。她说也不忙，只是有朋友给她发了信，她现在正在写“伊妹儿”。我有点惊呀，象她这种年纪的人竟然对新生事物接受得这样快。然而看了她那充满活力的脚步，我明白一个人的老，并不在于年龄。我甚至在她的脸上看到了许多年青人都没有的朝气。我又继续扎着自己的书，那些书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书，然而除了纸有点黄之外，都还整洁无比。大多数的书都用白色封皮包着。周阿姨说，那可能还是已故王西彦老师包起来的。那些书都包得那么平整，一丝不苟，每本书的书脊还用钢笔端正地写着书名。我想不管是否是王老先生亲自所为，这一认真的态度在我自己来说是缺少的。

    走出周阿姨家，我一直在想，比起周阿姨的那种不停向前的朝气，比起书的主人的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我要努力的还有许多许多！

    今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以此文来做一个回顾。为了感谢众多朋友们的支持，为了记住那值得怀念的过往的一切，也为了有一个新的开始，为了走得更远！

    最后我要借用一句林肯先生用过的句式说：历史并不会在意我今天在这里说了什么，但什么也改变不了朋友们在这里所做的，因为朋友们所做的一切，有许多乡村少年将由此改写他人生的历史。

十一月拆迁事件

三秦

    因为操纵舆论的难度很大。报纸上所发的不一定代表舆论，所以记者要造谣中伤一个人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啊，贪婪啊，色情啊，等等，没用了。老百姓并不一定相信。有些人总把老百姓想象成幼儿园里的小孩子，却不知道应该测试一下自己智商有无问题。

    记者的良心叫狗吃了，在中国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如果说话周密一点，应该这样说：非常非常多的记者的良心叫狗吃了。老百姓早已经知道这些记者是什么货色了，还会相信他们编造的东西吗？

    鼓励群众打官司，鼓励群众使用法律的武器保卫自己的利益，这不叫煽动群众闹事，这叫以法治国。

    帮助群众打官司，为群众讨回属于他们的正当权益，因此，当然可以出名。这种名声何其好啊，应该大力推广这种出名的方式。想当初，中国出了一个王海，专门从事打假，造假者恨得牙齿痒痒，可是咱们老百姓喜欢。他为此而发财，而出名，多好！

    什么是国家秘密？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我知道，什么不是国家秘密。比方说，我在街上看到的，然后我告诉别人，不管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是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这不叫泄漏国家秘密。比方说，我打听得到消息，有些恶霸损害群众利益，强行拆迁，民怨沸腾，我告诉了别人，这也不叫泄漏国家秘密。除非我说某家公司损害了群众利益，但事实上这家公司没有干这事，那也不叫泄漏国家秘密，这应该叫造谣，应该负法律责任。

    国王长了驴耳朵，这也不叫国家秘密。

十二月谈反抗

倪伟

冯颖：

    你发的帖子以及递交的作业我都看了。首先得肯定你确实是用心去读作品的，而且也读出了自己的心得，但是我感到你对作品的理解似乎还是有点问题，主要在于你被加缪的思想所拘限住了。

    加缪的一套思想确实容易打动年轻人，当年我也深深被它所吸引，但是加缪的思想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性，过于灰暗，虽然有“反抗”的亮色作为点缀，但他的反抗哲学在根本上还是软弱的，因为这种反抗只听命于个人的意志，而不诉诸于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展开的斗争，因而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改造现实的力量的社会运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加缪作品中所呈现的反抗基本上都是个人或一群个人对宿命的抗争，而且这种抗争最终都会归于失败，换句话说，这种反抗不会有任何切实的结果，它只能给反抗者带来某种虚幻的“意义”满足感。在作业里，你联系到鲁迅，认为个体孤独的反抗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也是一个不可省略的步骤，只有在个体孤独反抗的基础上才会实现集体反抗的可能性。这个观点大致是不错的，但我还是要强调，从个体的反抗到集体的反抗之间还是有一个飞跃，个体觉醒后的孤独反抗如果不经过某种升华，不纳入到集体的斗争中去，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它不能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现实的力量，其结果极可能是个体的毁灭，或者是沦落为一个自闭的个体。我认为鲁迅后期思想转变的关节也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我很反对有些人把鲁迅定格在一个绝望的“反抗者”这个形象上，这种存在主义式的理解是对鲁迅的阉割。必须充分肯定鲁迅后期思想的合理性。关于这个问题，建议你读薛毅的文章，他对鲁迅后期思想的分析很有道理，本站“特稿”栏里收有这篇文章，很容易找到。

    关于默尔索，我还是得强调，虽然加缪试图把他塑造成一个荒诞英雄，但不管怎样，这终究是一个病态的“英雄”，我甚至都觉得称不上“英雄”。也许默尔索对生活的感觉里面有不少真实的东西，但是这种感觉是片面的，生活未必像他所感觉的那样糟糕，而他采取的那种反抗方式，在我看来也并不是很恰当的。“局外人”的姿态本身即是一种自觉的疏离，而如果你甚至都没有跳入到生活的熔炉之中、经过一番锤炼，又怎能肯定生活就必定是无望的呢？希望永远存在，只是你不能奢望它一定得成为现实。其实，只要你怀有希望，希望就实实在在地存在，如果你有心，你会发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踪迹。而如果你冷漠地置身局外，那么希望即使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爱也是同样。生活中难道真的没有爱？当然不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才能发现爱，找到爱。我觉得你对爱的理解有点过于苛刻。就拿你说的贺卡的例子来说吧。虽然那些朋友写的是千篇一律的话，但是你不能否认他们给你寄贺卡这行为本身就是爱的表露，你的反感我认为是有点过分。爱可以不拘于形式，但如果不以某种形式表露出来，又如何让对方感知呢？所以，就贺卡而言，我觉得你不必计较上面写些什么，哪怕一个字都没有，那也终究有一份爱在里面，你应该珍惜才是。爱，是不能计较的，也不可以轻易怀疑别人对你的爱，应该牢记的是你自己有没有真诚地付出？付出了多少？律己严，待人宽，这是我们老祖宗的遗训，我觉得非常好。

    接下来说说真实的问题。什么是真实？是不是把自己心里所想的都说出来、表现出来，就是达到了真实，就是善？我看未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内心的想法未必有很大的把握，而很多时候说出来、表现出来的不是我们内心真实的东西，而是非常情绪化的东西。所以，在表达的时候应该有所克制。再退一步说，即使有些想法确实是自己的真实想法，但也还是不能毫无顾忌地表露出来。表达的后果是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如果一种所谓“真实”的表达会伤害到别人，那这个“真实”就未必是善了，在这个时候，“真实”必须服从更高的原则。像默尔索那样是不可取的，他对玛丽的那席话分明是对她的伤害嘛。他对母亲的态度也完全不可取，他对母亲应该说是有感情的，但问题在于他内心中同样真实的这一面没有表达出来，另外一面却表露得很充分。这当然是一种病，不值得称赞，更不值得效仿。不把内心某些“真实”的东西表达出来，并不就是虚伪，而恰恰是一种善，是体谅和包容。也许困难在于，我们往往分不清哪些“真实”是需要勇敢地表达的，哪些又是需要克制的，我想这大概就是衡量一个人成熟与否的标准之一吧。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真实”不是首要的，最重要的是包容和理解，也不能苛求心灵的息息相通，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虽然，我们在与他人交往时，常常会感到隔膜之痛，但是心灵的沟通也还是可能的，只要以诚相待，宽以待人，你会发现所谓隔膜只是一层纸而已，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人的自我卫护和疑虑所造成。

    最后，我想说的是，加缪的思想和作品可以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些人生问题，但如果被他所限，那也很不值。人生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人的心灵世界也远比他所描绘的宽广、深邃。我建议你去读《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经历了那么多磨难，还仍然保持了充盈、丰沛的爱，这样的心灵才是健康的，值得我们景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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