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我在给2002级教育硕士上课时的一个讲座。时间：2003年6月22日下午3：00。地点：湖南师大经管学院一楼。

一

    各位老师，记得在初中课本上讲到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绝，本来我是准备昨天上午讲的，换到今天下午，兴致都没有了，又有特殊情况，因为教科院的同学都上专业课去了，所以看到这寥寥的几个人，实在是没有上课的兴致。（笑声）

    这个“人”他就是怪，这也是我们理解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还原成一个作为客观、冷静、精确的机体，人总会受到他的情绪左右，所以我们怎样理解真实的教育情境中的人很重要，只要有一点微妙的差别就可能改变这个人的状态。可想而知，我们原来那种传统的教育的研究方式恰恰是基于人，基于学生是一个可以准确控制的对象，只要通过我们想象中的科学、高效、准确、规范的设计的流程就可以达到我们所期望中的教育的目标。所以我们的教学设计、教育设计为什么更多地倾向心理学化呢？或者我们现在在第一线搞教学改革、搞教学实验，更多使它成了心理学化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实验呢？当然我丝毫不怀疑这样一种实验的结果，这样一种实验对教学改革的意义，但是确实我们要明白一点，这样一种实验有它的局限性。或者我们说如果教学研究、教育研究就止于这样一种形式，就停留在使我们有效地达成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只是使这种过程，这种方法更所谓科学、精确、合理，那么这是远远不够的。就好比我们现在谈心理健康，我们大家认为心理健康只是一个心理的问题，那么心理的问题就是一个心理技术的问题，那我们就开设一门课，搞咨询，这种作法有意义，但如果把心理健康等同于这样的作法，就是有局限的，或者说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心理问题的来源是很复杂的，也许教育体制本身就是心理问题的来源。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今天中午我看《今日说法》，讲云南美丽的郦江边，风景如画的学校里，一个男教师经常体罚学生，一次上课时的体罚造成了一个学生的伤害，用铅笔刺伤了学生的眼睛，当时到医务室清洗后，贴了创口贴，回家后开始呕吐，发现不行，去了镇医院，检查没发现问题，回来后痛得厉害，医院才发现可能是颅内高压，晚上只能控制病情，第二天转院后就死了。在县里检查，发现是铅笔刺破了颅内血管，造成颅内充血。报案后，这位姓李的教师说只是轻轻地拍了他的脑袋一下，后来调查他的学生才真相大白，原来李君是长期体罚学生的老师，班上的男生都被他体罚过。这个学生做数学题作不好，老师拍了他一下，然后回过头来他又改正还是怎么回事，学生拿一根长铅笔把它擦掉，老师就推了他一下，推一下铅笔正好从眼睛里插进去。后来学校赔偿12万，李君判两年徒刑，缓期三年执行。

    怪谁呢？从这个个案中，我们能看出什么问题来？谁之责？直接责任当然是李君本人，是他造成的。间接责任是在学校，很多家长向学校反映过，学校只是批评一下，没有处理。这是看得到的原因，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法制意识淡薄）还有没有？为什么会法制意识淡薄？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性问题。所以我们大家思考问题要有这样一个观念，它是一个整体。为什么他可以凭着他的手这样去推，或随意地体罚学生？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是什么东西什么力量在支持着他？当然我们说“支持”是说的“支持系统”。我为什么站到这里上课，是什么支持？当然一个是内在的理念的支持，还有一个就是外在的社会支持。

    家庭、学校的默认是支持的一种形式，当然社会支持的形式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的家长把孩子送过来，就说，孩子交给你了，随你去管教，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不是社会支持？这是不是成为老师体罚学生的一个来源呢？中国传统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支持是：师道尊严。只要是老师，不管水平多么高、多么低，你都拥有了高于学生的合法性的尊严的存在，所以这种支持是既是有意的也是无意的。所以我们站在学生面前，当我们对学生的教导并不能达到我们所期待的目的的时候，我们的那种潜在的老师的尊严，更带一种恶性的、爆发性的力量体现出来，在那个时候，我们所想到的就不是我们原来说的人格的尊重、关心、爱护，而是什么？而是我要体现、行使社会文化中间有意无意给予我们的一种教师的威权。为什么中央电视台三番五次地做体罚的案件？这是外在的社会支持。

    还有一种是内在的理念的支持，我做这个事情是出于我的理念，我认为怎样。至少李君认为他打一下学生是没有问题的，是合法的，当然他知道不能打死。在内在的支持系统中，他认为老师和学生有人格的距离，学生他站在我面前就是低我一等，他现在做我的学生，我就有基于人性恶的教育的预设，教育就是使他规顺，就要控制、命令，教导不行，就打你，推你，这也是教导的一种形式，一切都是可以的，只要不闹出人命来，稍稍破点皮，是常有的事情。所以至少这是他基本的理念：学生是我可以适当体罚的对象。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李君的事件不是个人性的事件，它本身就有一种复杂的社会依据在其中，不管是它的个人支持，还是社会支持，都具有社会的理念的支撑，至少在目前这种社会的教育中，在我们社会中间，各种各样的教育理念，各种各样的对学生的规定，都可能成为我们现实中的教师行为的一种依据。只不过我们有的老师没有这样去做，但没有这样去做并不意味着我们老师的观念就真正转过来了。就象前面那位老师所说的，真正具备了一种现代的法的意识，现代的人权意识。人权意识不仅是国家的问题，而是落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问题。这个事情本身就可从我们前面说的人文的视界来考虑。人文、人情、人性是什么样的？

    我真诚地寄予大家，一方面我们要以高层次的眼光去看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我们确实要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就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间。我们说教育研究一定要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生存经历是相关联的，为什么？用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每一滴水都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缩影，每个人的行为都不是无中生有，灵光闪现的。

    我看过一个很小的事，一个代课老师，本身也是学生，要学生自己脱下裤子打屁股。这是一个个别性的行为。这行为从哪儿来？来源在两种，因为他总是在他的生活视界中做出这个事情来的。一个是他曾经挨过打，在他的生活中，父母或别人打过他，无非是学校或家庭。他想到了打屁股是惩罚人的一种方式。这与古代的酷刑还是有区别的。人在惩罚人上的创造性表现得最充分。另一个是惩罚的合理性的来源，无非是他认为我是老师就有惩罚学生的权利，正好他还没有经受过现在教育理念的培训，正好这就是他原生态的教育理念的反映而已。至少他还不是最无知的，能做代课老师。

                                      二

    我总是喜欢去想一些生活中的事，当然是在读书的基础上，不读书还是不行的。所以我经常在想。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做一个好教师？最核心、最基本的理念是什么，或者说对教育理解最基本的理念是什么？我想从这个问题谈起。这个问题有很多种答案，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切入。

    我曾向大家讲过，禅宗讲悟道的三个层次：第一个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个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教育问题最简单、最基本的就是什么。如果让老师每个人想一句话，你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老师们能想出多少句话来？作为我个人的理解，我总是不想把这种标准抬得太高，这意味着很难达到。而是很低，每个老师都能做到，而且做为一个老师就应该要做到的底线的东西。我们现在的课程改革这种关系设置得非常多，很多美妙的词都用在中间，课程改革的很多理念都是国际一流的，都是最新的一些理念。问题何在？全新的这些理念真的能成为我们个人的思想的资源吗？完全可以成为我们教育实践的内在支持的依据吗？这些真是需要我们很好地思考的问题。由于这些新的理念更多地是专家从外面借鉴过来的，不是本土生长出来的，不是从我们现实的语境中生长出来的，所以很有可能造成老师的接受和外来的理念之间的一种异质性，很可能与我们是相冲突的，而且你们那个是整体地进来，一下子要我们接受这些整体性的东西是很难的。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社会改革为什么会这么悲惨，这么曲折？会流这么多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流的血有两方面，一是别人把我们杀死的，一个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杀死的，而且自己杀的远远比人家杀死我们的要多。）就是我们那些革新家希望通过整体变革把问题全部解决。所以导致两派力量不能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要么是正压倒邪，要么是邪压倒正，而恰恰在很多时候都是邪压倒正。就好象我们两个人打架，本来我们两个人矛盾并不是那么深，还是相通的，但当我们对抗起来的时候，就把我们两个人相通的地方抹杀掉，把我们绝对对立起来。就象我们去逛街，一个要去平和堂，一个要去阿波罗，后来意见不统一了，你要去平和堂吗？我要到西站去。那么就只能打架，最后可能是威权性强的人就胜了。我觉得《走向共和》还写出了一些东西。包括当时对待慈禧太后的态度，包括光绪的戊戌变法，后来孙中山与光绪的关系，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急于在国民的整体意识还非常低的情况下，在中国的文化的启蒙、精神的启蒙还远远没有开始的情况下，就想建设一个民主的国家，只是一个幻想。我期望今天的改革不会这样。这里涉及到保守主义的问题。

    我们思考教育问题一个最基本的理念是什么？你的教育中有一个起点，你是站在你的起点上去做的。我念一篇小文章给大家听，看大家能不能从中获得一点灵感。我觉得最复杂的道理真的是最简单的，如果认为最高深的道理离我们很远，那是错了，真的错了。

    题目叫《孩子，让我们脸红》：

    前不久我找了一份家教，学生多多是一个十岁的男孩，正上五年级。但是我很快就辞去了这份工作。在语文、数学知识方面，我自然能胜任工作，但在其它方面呢？我想我们这些所谓的大人们未必能成为好老师。相反，有时在孩子面前我们会感到脸红。

    有一次我去学校接多多回家。在一个路口，远远地看见他站在对面的街道旁。我走过去，拉着他的手，没想到他不走，而是抬起头，一脸迷惑地看着我：不是要等红灯后走斑马线横过马路吗？我的脸霎时就红了，这是我最熟悉不过的交通规则，但是在这条川流不息的马路上，有多少人是等红灯后走斑马线横过马路的呢？红灯亮了，多多和他的同学排成一队走在斑马线上，我也跟在这队红领巾后面，象个老师，却是个学生。

    那天我带多多去公园玩，我和他约好在他家附近的一个斜坡见面。我来，他还没到。这时一个卖水果的小商贩，骑着一辆三轮车在上坡，也许是颠簸了一下，十几个苹果从他身后车里滑了出来，洒落在地上，又沿着坡往下滚，骑车的人显然没有发觉，路上的几个行人见了，忙争抢着去捡，多多来时，洒落在地上的苹果已捡得差不多了。只有两个大苹果往坡下越滚越远。多多见了跑下去捡回苹果，出乎意料的是他把苹果递给正在把捡来的苹果装进塑料袋中的一位中年妇女，那妇女一愣，继而满脸通红，但最后还是收下了苹果。我问多多为什么把捡来的苹果给那位阿姨，他说，阿姨苹果掉了，一个人捡不过来，我当然要过去帮忙。我没有再说话，而是在想，假如他知道事实的真相，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幸好这是个假设。

    前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在多多家的客厅里给他上课，门铃响了，多多连忙跑过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大概是刚从大学毕业的，问，要不要买保险？多多跑进卧室去问妈妈，妈妈很快就出来了，一边说不要不要，一边迅速把门关上了，然后把多多叫到跟前，生气地说，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了，叫你不要随便开门，你就是不听，如果有坏人进来怎么办？再讲了一大通人心叵测之类的话。她瞟了我一眼，冷冷地回卧室去了。好象这是我失职了，而多多，呆立在那里，脸上写满了委屈。最后我辞去了这份工作，因为对孩子们来说，品质培养比知识灌输远为重要，而在这方面我担心自己会误人子弟。

    至少有两点启示呵，当然我先跟大家谈另外一个话题。杨五六谈在法国的经历，谈到法国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对中国游客无视红绿灯的无奈，而他们一行人中有人说：明明没有车，还不走，“宝气”。幸好他们那些人不懂长沙话。谈到他们在宾馆的大声喧哗，后来在法国公园里，外国的公园，晚上是乞丐的天下，乞丐看见他们来，让给他们坐，人家的乞丐都很文明的呵（笑声）。后来在街上迷了路，警察送他们回宾馆的敬业精神。这就是差别。什么是现代化？人是一切东西中最重要的，人没有现代化，牙齿都是金的都是空的。我想起《大鸿米店》里一句很妙的话。伙计当了霸王后，把牙换成金的。最好的牙没有天生的好。他却说，这牙齿尽管是天生的好，但这牙齿伴随我几十年，但是没有给我带来好运，我今天有钱了，我就是要把它换掉，换成满嘴金牙。痛得要死也要换掉。这就是中国人的形象，认为有钱了，开了小车了，就是现代化了。但他骨子里可能做皇帝的意思还是非常浓厚。为什么电视广告里宫廷秘方太多了。这实际上是美化皇帝。这个情结是根深蒂固的。说明人的现代化非常难，观念的现代化真是非常难。表面上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而我们的很多观念真的还差得远。所以我拜托大家，也是希望大家，在思考教育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眼光深入到深层文化心理中去。没有这种意识，你的研究最漂亮，可能与现实背道而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什么时代也好，说什么现代化也好，我本人很反对用这种很宏大的口号，但是一定要能够阐幽发微，从我们生活中间细微的问题发现我们社会中很敏感重要的问题。课程改革中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注意建构新的理论而忽视了反思现实的基础，所以他还是延用了激进主义的方式，整体改造的方式，甚至是一种革命的方式，拜托大家千万要小心使用革命这样的词，我有时很对革命这样的词有些反胃，革命的结果许多时候就是连洗澡水和小孩一起泼掉。

    这是插话，再接着说那篇小文章。我们的父母、甚至老师，不说挑拨人际关系，至少在教育中间，我们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信任。缺少人与人之间作为人情、人际之间的最重要的东西。特别是有钱的人。（当然我不是说没钱的人做得更好，没钱的人那种怨恨情结更突出，怨恨情结是要特别小心的。）我们的社会中确实充满着不信任，充满着长沙话说“带笼子”。所以过份的善良可能是很不好，但请我们记住，对小孩子，不要把人际关系弄得太复杂，因为这会违背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教育最重要的乐观、欢乐、想象、同情、善良品质的期待与养成。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如果我们总是告诉小孩这社会是不可信的，那小孩从小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要让他慢慢地接受、慢慢地成长，慢慢地认识社会的不公，认识社会的阴暗面。过早地成熟跟生理的早熟对人的隐害是一样的。它让人变得老练、深沉、深藏不露、冷漠、无情。而要从小给他一种明亮的东西。苏联有位教育家说：对于小孩子而言，不应让他们知道的东西就最好不要让他们知道。有些成人的事情不要让小孩子过早的染指，比如说斤斤计较，比如说算计。小孩子铜臭味不要太浓，大家说美国不是这样吗，让小孩子从小去经营。那是和我们不一样的！那是让他独立去策划，去营销，那恰恰是基于社会信任之上的。而我们的这种作法恰恰是基于社会不信任之上的。

    关于小孩子过早成熟的问题，电视媒体过份地炒作“神童”、“天才”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很多人质疑少年科学家，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玩笑。小豆蔻的事情，出了几本书，十二岁考上大学，好不好，喜忧参半，坏处一点不比好处少。过早地懂事意味着失去了儿童应有的东西。到一个学校后，觉得老师讲得不好，学生与她也有距离，就不读了，回去象大人一样写作。每天站在阳台上望望风，小孩子与和她玩，和她完全不一样，她没有真正的朋友。但愿她能成为中国杰出的人物，当然这种可能性有，但并不大，一个人仅靠自己的聪明要成为社会的真正的栋梁，是十分困难的，它离不开广泛的社会磨练，社会生存的深层磨砺。

    按我的理解，教育无非是让人的心灵世界随着他的年龄慢慢地展开，小树要慢慢地长大。作为父母，作为教育者，就是慢慢地放飞他的心灵的空间。放飞他的思想的风筝，放飞他的精神的空间，慢慢地打开。回到柏拉图的那句话，教育乃是人的心灵的转向。对教育的理解我们实际上远没有能真正超越柏拉图所说。如果对这句话理解了，教育就入门了。教育不是把一个东西加到你的心灵里去，而是你自己有自己的视力，只不过你的眼睛看错了方向，教育只能把你的眼睛转过来，而不能把视力灌输到你眼睛里去。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引导。

    我们教育中缺少某种品质，或者说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些东西，应该从人性化的需要出发来设计教育，尽可能地给儿童提供一个更有人情味，人性味，更适应儿童的需要，更适合儿童生长的精神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国策，它真的是在培养一代国民的人格。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视野。现代社会重要的理念诸如法制、民主、知识化，都和人的现代化相关。没有优秀的国民，让一个民族优秀，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培养学生，就是让一个人按他自己的方式去成长，去做人，让一个人按自己成长、发展的可能性去实现，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给他一个发展的可能性。有时候不是我们去教他，而是让属于他自己的东西生长起来。随着他在对父母、对他人、对社会的认知与爱中生长出来的一种同情、乐观、开朗、积极进取、想象思维，这些东西慢慢地让它生长起来，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成员的品质也就慢慢生成了。说白了，人的生长是一个逐步社会化的过程，但是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与自然的生长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并不是完全相对抗的。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成长与一颗种子的成长有着同样类似的地方。如果一颗种子本身就没有胚芽，那就不可能成长起来。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瓜豆的生长依靠内在的一些因素，人也是一样的，不过是把人内在的东西慢慢地展开。我们要记住，教育不是强加，不是强迫，不是灌输。教育必须是基于人与人的交流而发生的人的精神世界的逐渐开放，逐渐生长，必须是基于人的交往之上的精神的生长、生成，是人与人的交往，不是人与机器的交往，学生不是容器或工具。雅斯贝尔斯有一句话说得好，“教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求知识获智慧的富于爱心的交流”。他还有一句话，“教育无非是人与人之间的灵肉交流的活动”。当然我们大家不要想得太多，但确实它是身心的一种交流。通过这样的交流让下一代获得个人的生长，自主地去创造，自主地去思考，自主地去选择，自主地去行动。这就是教育。

    请大家在思考教育问题的时候，想想他的“本”在哪里，顺藤摸瓜，顺理成章，孔子说，“本立则道生”。谈一个教育问题，谈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往前推一推，它的本在哪里？谈数学教育的人文性的问题，谈语文教育艺术。不要凭空去想，那是经验。很多老师找不到一个问题来写，要写论文的时候着急了，包括我所认识的在读全日制研究生，说你确定个选题我去做一下哦。我怎么想得出来啰，我又不是肚子里的蛔虫。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一些问题，然后把握它们，把它谈清楚，放到开阔的背景中去谈，找一点比较实在的、真的问题，而不是那些高而大，而空的假问题。

                                             三

    我总是主张用一种平凡的眼光来看待教育，从最朴实、最基本的地方来思考教育，寻找我们教育理论的最基本的生长点，而不要故弄玄虚搞得很好看，当然好看也是重要的，但也要以踏实的内容作为基础。我也经历了那样的转变，我原来也是比较浪漫化、理想化的写作方式，这两年明显地转向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所以文章的质感就慢慢地提高，反过来我原来发文章比现在更容易，现在更难发。所以写文章写得太好太差都不好发，写得特别是有观点是不太好发的。看编辑的口味，四平八稳就简单一点，比较好接纳你。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国家级刊物的文章就一定好，那不是这样的。学术思想的标准和社会认可的标准是有差别的。北大钱理群先生成名前写的文章都是在一些小刊物上发表的，大刊物上发的很少，现在不一样了，都抢着要。

    教育同时应有的另一个生长点是大家除了人文的视界外，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的理念的关切。教育也越来越转向民主化、科学化，越来越关注公民社会、法制社会的建构，人性化，越来越开放，人性化不仅是内生的教育视点，也是社会的关切。我想前面我们也讲过很多。台湾师大张春兴教授招了个学生，长得很漂亮，追的人很多，她后来要张老师告诉大家不要追她了，她已经找了一个白马王子，英国伯明瀚大学一个学钢铁的博士,后来毕业后又找张老师,张老师问她,她说：我整个地找了一块钢铁。只会设计图纸，工作，她有一种“知心的话儿向谁说”的感觉，带小孩子玩也没时间。这说明什么问题？张老师就对她说，你就慢慢地引导他哩。说服他，培养他。但是我们说，有些东西错过了最好的机会再去培养会变得比较牵强。男的肯定会出于责任，出于道义会去陪她，可他在内心里可能觉得这样去做是不好的，是没意思的，好象赚钱比散步更有意义。人只是肉体，要象人一样的活，要有情趣。所以关心人要从这个方面关心。我们的教育就是培养钢铁的教育，我们的教育中间就是缺少人性的趣味。一本正经，要科学、准确、规范，一是一，二是二，上课的时候你看那个动作就知道了，中国的小学生是最听话的。从小就培养他们的听话，手放在后面一动不动，摆得好好的。我去听课就深有感受，到上课去听课也是一样的。“这个同学回答得好，大家来点掌声。”啪啪啪，鼓掌都是一样的公式化。与军队没有差别，统一行动听指挥，这哪里是一个人的世界呢？整个是一个钢铁的世界，机器的世界。为什么不能引导一下、宽容一点呢？老师在台上说话，完全可以开开玩笑呵。作为老师也要从你的心意出发，只要给自身的行为一个边界，所以我现在提出边界问题，我准备专门写一个关于边界问题的文章。在这个边界之内，老师也好，自己也好，都有一个随意发挥的空间。所以我写了一篇《教学的意味》，当然“意味”这个词不达意，现在反过来想应改成“趣味”。英语中的“interest”。上课不要弄得象两个机器人在干什么，随意一点，当然与叶澜先生的焕发生命力的课堂有类似的地方，生命力怎么焕发出来？说白了就是把教学、把师生看得平凡一点。也许我有一种自然的手势，也许有人觉得这种手势很难看，但恰恰这些东西是自然的、真实的流露，也许多年之后你还能感到。比如我们到商场，停车场都是123，毫无个性，又难记，在外国，这里是“贝克汉姆空间”，那里是“罗纳尔多空间”，这就是趣味、人性化。现实的教育中间有的老师凭着自己的悟性就能做得很好。所以为什么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了应试教育的牺牲品，还是有人很健康的成长，也不排除他适应了应试教育，老师也很喜欢他，但也不排除有一些老师们有时候也能很自然地做得很好。不仅学生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把你的平时的情感、态度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当然不是毫无遮拦，把那些劣根性展现出来。如果教育一定要以一种非人的态度来面对，那我们的教育怎么是“为人”的教育。

    这是社会中人性化的追求。我们不仅要给孩子乐观的心灵，还要从小培养小孩子公民的种子，作为一个公民的尊严。这就涉及到公民社会、法制社会的基本的理念。公民社会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是独立性，二是基于个人独立之上的一种人格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独立性更多是强调自主性的问题，后者更强调边界问题。关于第一点，就是让学生意识到你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社会中生活，你要靠你自己去发展你自己，不要将主体交付于他人，让别人给你作决定，你必须自己做决定，你不是父母、老师的延伸，你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你必须对生活作一个决断。这也是古希腊名言所说的：认识你自己。 

    我们中国的小孩依赖性太强，而且今天又有另一种倾向。我们传统的社会是什么呢？有些人因为自己受了很多苦，希望自己的小孩不要受苦了，什么东西都跟他考虑好，这可能恰恰是他今后受苦的一种方式。我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革命是鸦片，他说革命时革命者总是以允诺革命后的社会的正义、公正，允诺生活的幸福来让大家投身到革命中去，把幸福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革命后幸福要靠谁呵？还是要靠你自己，幸福不是别人能给你的。所以代际之间同样是这个问题，他的幸与不幸不能说你就能说了算，今后他的人生还是要他自己过，他一样要面对生老病死，面对亲人的离去，面对人世间各种灾难。所以幸福不是父母能够给予的一个东西。正因为如此，替子女受苦的方式是一种天方夜潭，是一种很误导的方式。让孩子正视自我，面对自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前面说乐观、善良、独立、想象，这些就是强调作为个体独立生活的人生的基础。人生的依据是什么？一次路德菲勒让他的小孙子爬到楼梯上跳下来，爷爷接住你，小孙子爬上去，跳下来，爷爷一把接住他，告诉小孙子：我是你爷爷，你还不相信你爷爷吗？意思是相信你爷爷。来，再跳一次。这一次爷爷没接，摔到地上哭，然后路德菲勒对他说：告诉你，爷爷也是靠不住的。（笑声）所以在这世界你既要相信人，又要对人保持必要的警惕。对于教育而言，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培养小孩子的信任在先，以信任作为基础，后者是培养独立意识，强调要对自己负责，只相信自己。这是多年前在《深圳青年》上看的小文章，家里还有好多剪下来的小文章，没有时间整理。这是很重要的公民社会独立性的问题。

    第二就是从小培养小孩子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这和前面是相关的，只是角度不一样。就是意识到每个人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仅要他人尊重自己的尊严，也要尊重他人的尊严。作为老师没有越过边界的权利，可以批评你，可以说你，但还是要有边界。不能说到一些无关的事情，要就事论事。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动不动就是上纲上线，一件小事可以上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现代社会、公民社会一个重要的理念是什么问题呢？

    社会分成三个层次，我们今天慢慢地在分化，现在提倡中产阶级的发达，建立市民社会，这是我们作为个人，有三层角色，第一层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作为社会的一员，我要承担社会中应做的事，应承担公民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说依法纳税，参加选举投票，还有大家都去抗洪的时候，你是要去的，带有强制性。

    第二个层次，公共领域，一个是国家领域，一个是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共同结成的群体，我们来交往。或者叫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就要按公共领域的规则来进行，比如我们上课，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共同制订一个规则，我们要让课上下去，必须有一定的秩序，不能你做你的，他做他的，一下子出去做点别的事情。我不能随便对大家，大家也不能随便对我，大家也不能相互之间太随便。打牌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四个人来自各地，要让牌打下去，先要统一规则，这是公共交往的规则。入乡随俗，我最怕到有些喝酒的地方去，他们有他们的规则，当然不喝也不能把你怎么的。这是第二个，它是通过协商来解决。国倾家更带有强制性，但国家也有协商，这涉及到政府是怎么产生的，一个政府是协商的政府，制定出来的东西是合法，那么每个人都要照办。

    第三个是私人领域。我们要意识到作为人有三重性。他有私人空间，只要他不违法，他的行为就是自由的。我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例子，上次夫妻两人在家看黄碟的事件，被公安局抓去，后来告到法院，判这个家庭胜诉，看黄碟在公共场所肯定是不行的，但在家里看，他没有妨碍你呵，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在法国，看黄碟，包括同性恋，都跟道德没有关系，他觉得是很正常的事。当然用我们的传统道德，这些是不道德的，人家他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不要说他们在家里看是违背了“三个代表”。（笑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要区别开来。我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动不动就神圣化，什么都要从爱国的角度上纲上线，人有时是在线以下的。我们更多时候是作为普通人生活着，教育是培养普通人、平凡人的。现实中很多人恰恰是做不好平凡的人，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弄得很别扭。我感到越是想问题想得比较多的人，对最基本的问题感受越深。

    当我们强调个体要做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时候，并不是说个体就是要做一个社会中孤立无援的个体。每个人都把自己封闭起来，恰恰要走出个人自己的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生活。但这种走出必须是基于自己独立个体的身份进入公共生活。有的人在评职称这样的公共领域事件中一再忍让，人为刀豠，我为鱼肉，怎样摆脱这样的命运呢？只有法制社会才能摆脱这样的命运。否则我们就只能有鱼肉的命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命运把握在别人的手里。我们经常说：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作为一种强者的话是这么说的，我们都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起来。但在现实中你怎样掌握你的命运呀？至少在今天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大多数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必须基于公民社会的建立，我们的命运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就象孙志刚莫名其妙被人打死了，他到哪里去讲道理去呵？如果说不是记者这样报导出来，不是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批示，不知还有多少个孙志刚！那孙志刚是个大学生呵，如果他是个民工呢？如果他是个乞丐？有多少流浪的人被打死了，有反应没有？任何反应都没有！我想这个社会如果残疾的、弱小的人都能活出一个人的尊严，那么我们真的是现代社会了，我们离现代社会有多远？那还远着呢！（笑声）开放意味着我们不能固守着那种单一的思维方式，我们要随时从社会中获取有益的信息。人本身不应是固步自封的，每个人都必然地要开放自我，走向社会，真正把他人、社会，乃至民族、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统一起来，这不是大话、空话，而是我们今天的时代，甚至是任何时代的需要，它同时是我们提升自我人生境界、生命层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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