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帕慕克在紐約
    2001年紐約發生911事件時，我正好與家人到哥倫比亞大學客座，九月中旬過後，各種有關中東與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的書籍紛紛推到書店的最前頭，我並沒有買阿凱達組織的評介，反而看中一本《我名叫紅》（My Name Is Red）的小說。這是我第一次讀到帕慕克（Orhan Pamuk），這位當代最受歡迎且頗引爭議的土耳其作家，突然進入視野，是在氣氛詭異的「迷宮」書屋   (Labyrinth），而美國社會已成為驚弓之鳥。於此一環節上，一時心裡的感受不斷跟著故事裡的謀殺謎題起伏，不覺產生了既錯愕又熟悉的複雜情緒。
    十月六日，柏林愛樂來紐約演奏，那是阿巴多（Claudio Abbado）抱病指揮，最後一次與柏林交響團員合作，同時是以公開方式哀悼九一一世貿大樓的受難者。本來我一直期待他演奏馬勒（Gustav Mahler）的第七號交響曲，但是阿巴多卻改以貝多芬的第五號－命運，向死者致意，令我在震撼中稍帶失望，也是在這種錯綜心情之下，我在到處貼滿「反恐」、「自由之戰」等右派標語的哥大巴特勒圖書館讀完《我名叫紅》，對其中的死亡、敘事、繪畫、衝突與暴力感受特別深刻。
    2003年暑期末，麥田出版公司告知他們準備翻譯帕慕克的四部小說，並邀我為《我名叫紅》寫導讀，可說是因緣際會的意外驚喜，沒想到編輯會遠到伊斯坦堡在球場邂逅了小說家，一口氣簽下書約。
除了麥田的編輯，香港城市大學的張信剛校長也在2003年冬會晤了帕慕克，並當面邀他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為城市大學二十週年的慶祝活動，擔任貴賓致辭。雖然是生化科學家，張校長深愛文學，因此促成了帕慕克的亞洲行程，先是到東京五天，香港三天，台北四天，而清大的演講（11月30日）則是訪問活動的最後一場。
 
二、帕慕克在清華
    在帕慕克離臺前夕，才與他於清大校園相會。我們握住對方的手，都不自已地說：「終於見到您了」。原來，他從張校長、麥田出版公司的編輯那兒已得知我為他的第一本中譯小說撰寫導讀，而且我們有幾年都曾出入在紐約，可能在咖啡館或哥大校園裡失之交臂，也都認識已過世的薩依德教授（Edward W. Said）。
清大一向以「文化沙漠」著稱，也是出名學者害怕其「群眾魅力」會經不起考驗的場所; 不過，十一月三十日的會場卻擠進了過多的人潮，帕慕克對聽眾的安靜聆聽與各種有趣的提問，留下很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事後，有同事、學生甚至提議說：「以後，我們每週二10點的作文課就改請文學家來演講吧？」
一開始，我用波士頓全球報的文句，去介紹帕慕克：他是當前最受重視的作家，小說已被譯為35種語文以上，目前的問題是：他何時得諾貝爾文學獎，而不是會不會得。帕慕克是2003年都柏林文學獎得主，接下來之大獎在望，因此他並不特別表示驚奇。在一個半小時內，他以清晰流利的英文，先就他的創作生涯，三本中譯小說，做簡單演說，之後有四十分鐘給大家提問。
 
三、札記、藍圖、小說
    帕慕克自謙四十年來只寫出七本小說，是個「動作緩慢」的作家。他出身工程師世家，因此按預期進入伊斯坦堡科技大學主修建築，之後他選擇念新聞研究所，以代替兵役，但是1974年開始，帕慕克卻毅然決定要以小說創作為其志業。1978年他的第一本小說獲首獎，從此陸續六本小說，備受好評。然而隨著讀者日增，小說動輒在土耳其賣上幾十萬本，保守衛道人士卻不斷予以撻伐，認為帕氏扭曲本真現實，違背傳統教義，甚至是以西方的民主、人權、世俗主義為準，忽視伊斯蘭社會的獨特性，以致於常有「謬誤」的再現或批判。1989年，何梅尼對《魔鬼詩篇》（Satanic Verses）的作者魯西迪（Salman Rushdie）發出「教殺令」（Fatwa），帕慕克是世界文壇中（更不用說中東地區）率先挺身支持魯西迪，而呼籲小說家有其表達自由，也因此很多土耳其人及伊斯蘭信徒對他十分不諒解。他最近的小說《雪》（Snow，原著2002年出版，英譯2004年），主人翁從法蘭克福回到故國土耳其的鄉間，報導性別、宗教議題所導致之少女自殺率攀昇問題，更引發政教爭議。不過，帕慕克並不退縮，他仍依舊抨擊土耳其政府及主流文化對庫德族(Kurds)的迫害，對當權派的腐化、不民主，尤其城鄉差距、貧困人口之失業情況痛加批判。
    帕慕克的寫作過程大致以「慢工出細活」去形容最為恰當。他說他每天隨身帶一本筆記簿，一想到可描述的物件或有什麼觀念在腦海中浮現，立刻加以記錄，事後再加以整理，有些是正進行的小說用的，有的則留待日後的時機。也由於他的「步步營運」，一部小說可耗時六年，在七本小說中，僅他的近著《雪》是1999年4月起草，2001年12月殺青，算是「快筆」了。
    以最近在臺灣問世的《新人生》(New Life，原著1992年出版)為例，他說這本書的第一句話是：「我剛讀一本書，它改變了我的人生」，整本小說其實不是以情結為準，而是一些形上的思考串流不斷衍生。這個靈感是他有一次與兩位美國、捷克的作家參加澳洲的作家會議，利用閒暇去海濱，望著天空與海岸的奇景，突然發覺天地距離縮短，儼如形上的內化，從這個體悟，他設計出心靈虛擬情節。當時他已開始寫《我名叫紅》，在長達七、八年的光陰裡，他轉向《新人生》的創作，試圖追溯海濱的靈感。
    從小，帕慕克便立志想當畫家，這種興趣讓他對色彩、線條、人物特別注意，尤其拿西方現代繪畫所強調的「空氣遠近」及「透視觀點」去切入，便發現到伊斯蘭文化對所謂的「藝術家」與「神」的關係，或其細密圖畫(illumination)與西方繪畫有相當大的文化差異。在伊斯蘭的傳統中，神並不能被以人之形象去再現，畫與神一般的(godly)創作是二而一的，圖畫與神的故事之間並非像西方藝術史所使用的「擬仿」、「象徵」或「託喻」的方式去表彰，而是群體的領悟，透過許多藝術家之間的互動去具現化的過程。西方所強調藝術家的個人聲名、想像創意，與伊斯蘭的傳統相較之下，是不同的。土耳其早期的奧圖曼帝國的纖細圖畫師是長期合作之集體互動，由天文到地理、景物與人文詮釋傳統之中得到滋潤，透過心象(而非眼睛)去圖顯各種事物之共鳴關係(也因此，《我名叫紅》裡的大畫師是盲者)。這種傳統美學思想及其生活方式，在土耳其不斷西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已逐漸被遺忘，如何去追思十六世紀末期之圖畫師傳統，乃是帕慕克的《我名叫紅》這本小說之旨趣所在。
    在「記憶」的寫作裡，或針對東西文化接觸所引生的現代化及其傳統迷失問題，當然帕慕克較早的作品《白色城堡》(White Castle，原著1985年)是拿一位西方學者(來自威尼斯) 與蘇丹的大臣霍加兩個人彼此吸引，從事軍火、天文實驗，去鋪陳十七世紀東西文明的交會與折衝。伊斯坦堡之為東西文明橋樑，在帕慕克的小說裡相當微妙的發展。帕慕克也提及1985年之後，他受到薩伊德《東方主義》一書的影響，但是「薩伊德並未觸及土耳其，他的關注點大致是埃及、巴勒斯坦，完全沒真正討論到這些東方主義者或遊客到伊斯坦堡過度的具體經驗，也未正視土耳其從不曾被任何西方國家所殖民此一事實。我與他見面時，便如此提出我的批評」。很明顯，不只是薩伊德對土耳其不大認識，即使帕慕克的同胞也往往刻意去複製「東、西」方之差異，藉此「忽視土耳其本身」的政治、族群、社會、經濟、文化問題。對這種「二元對立」的思考框架，帕慕克相當不同意，他的三本小說已譯成中文，讀者可透過它們去進一步瞭解。
    接下來是問答時間。帕慕克本來便質疑我們何以把他送到政大、清大，與「學院中人」見面，他自我定位是「文化、社會人」，並不善於演講或傳道，因此，他比較喜歡讓大家提問，以對談的方式進行。這時段開放了將近一個小時，問題也很活潑，從小說中的「歷史」真相到中西繪畫到「愛情」，乃至《新人生》到底指讀哪一本才能改變人生，或土耳其的外國文學教育之內容，五花八門。
 
四、愛、藝術、歷史、希望
        帕慕克對愛的看法是有點創意，他針對傅大為教授所提出「什麼是愛」的問題，先答以「愛已被太多人，以各種方式界定」，然後進一步說：「愛絕不是涉及兩個人而已，往往是第三者使得愛變得更具佔有、欲求的動力」。在《我名叫紅》裡，愛與嫉妒、回憶、離別、死亡有著複雜的牽扯，這種張力讓愛充滿了生機及絕望之掙扎場景，尤其藝術(細密畫)與對神之愛，何人可以出線獲得芳心、上意，常是鬥爭所在。東西藝術與集體創作、表意體系的差異是曹逢甫教授的問題。帕慕克對中國藝術也頗感興趣，他從小想當畫家，因此對伊斯蘭的神聖文本插畫及其神啟意義，尤其藝術是由多位畫家一起完成，此一傳統不斷被西洋現代藝術史所磨滅，他表示惋惜。
    在座的清大歷史所講座陳啟雲教授，第一個提出的問題自然是問歷史與小說的關係。帕慕克以《白色城堡》、《我名叫紅》去說明東西交會史及奧圖曼帝國的興衰如何成為他的故事。
    學生很想知道《新人生》是指哪一本書，但帕慕克說「從來沒在書中明講是哪一本。閱讀、玄想、體驗是無窮盡的」。
    外語系主任郭賽華教授則希望多了解土耳其的外文教育情況，帕慕克則提供了一個令她吃驚的答案。帕慕克說：「土耳其大學的文學課程很糟，十分保守，只跟著老師死背。因此，我全是自己唸書。」帕慕克個人的圖書收藏已超過六千冊，有相當大的書房。
    聽眾之中，少不了一些外來的社會人，有的問「土耳其的男同戀多嗎？」，有的問「土耳其是否受全球化影響？」對同性戀問題，帕慕克很優雅而善解人意地答道：「我知道這種問題頗引人注意。其實早期的蘇丹、貴官中，甚至宗教人士裡，有不少同性戀的活動，但他們往往被土耳其神學或哲學家看成是柏拉圖式的友誼或以隱喻的方式去處理。我的小說則加以凸顯，並不掩飾。」至於「全球化」，帕慕克認為「土耳其很多鄉間仍未受到全球化，也因此十分貧窮、偏僻，除了少數幾具電話之外，完全沒有現代化設備可言。」以他的立場來說，土耳其沒條件談「全球化」的「文化帝國主義」或「新殖民商業剝削」，土耳其反而應「全球化」，讓人民有機會找到工作，生活條件改善，可透過媒體去訴說地方之暴政及其族群糾紛，讓社會更加民主化，人權問題備受世界注意。帕慕克不斷強調「土耳其沒被殖民過，以新殖民或全球化去攻擊西方，其實是將本地的問題加以遮蓋」，很明顯，他對所謂「左派」或「右派」均不認同。
    聽眾又有人提到「紅」這個色彩的意義。「紅在中國是與共產、社會主義聯想在一起，我的小說中完全沒有政治涵意」，他很睿智，一眼就看出問話的人是來自中國大陸。
    學生也開始提問，帕慕克很仔細回答。我提及他的「新聞學」背景及新小說《雪》中的主角之媒體工作是否有關，他則說從未認真考慮新聞工作。
    在熱絡的氣氛中，帕慕克覺得該告一段落了，於是我以主席的身份，代表清大聽眾向他致謝，最後則以《雪》的英文版373頁做結：在混亂、痛苦、毀滅的邊緣，Ka此一主人翁「開啟高牆上的窗戶，望著黑夜，吐出煙圈，相當無助。靈機一閃，另一首詩又冒出，他幾乎不敢相信，屏息以待，他取出筆記抄錄，他希望上天送來這首詩是要安慰他，給他希望」。我說：「帕慕克先生指出：在記下詩句之片刻，正是希望之所在」。
    演講完畢之後，帕慕克不斷要求以學生做背景拍照。他的平易近人及豁朗氣息讓我們大為折服。之後，我們去吃午餐，並由內人及出版社的朋友陪同去參觀新竹，他在國民戲院前的野台戲場駐足良久，對台灣傳統曲藝很感興趣。
 
五、帕慕克從伊斯坦堡到台灣
    用餐之間，我們又進行簡單的訪談。
    廖：您的圖書收藏有不少善本的插圖吧？也許像Walter Benjamin在〈打開我的藏書〉所說那麼親密、有趣？
    帕：實際上沒有。花錢買珍藏本不是我這種小說家所負擔得起，我想我們目前很難有Benjamin的經驗了，尤其在網際網路到處可買書。如同你一樣，在紐約我也常去Strand這家舊書店，二十年前是買別人的書，現在他們把我的小說放在架上當暢銷書，感覺有點好笑。
    廖：在《我名叫紅》裡，有個小孩也叫奧罕; 而在《雪》裡，從小說一開始(我最喜歡你這本近作了)，便可看出有不少自傳的色彩。
    帕：的確。不只是奧罕，連母親、哥哥也都在《我名叫紅》裡出現，那個部分與我四十年前的成長經驗可以說以複製的方式呈現。而《雪》裡的Ka這位角色是我親身到土耳其鄉村的田野經歷，也藉此體驗了目前土耳其的宗教、政治、文化處境。
    廖：《雪》只花了二年的功夫完成，算是快的了？從小孩的奧罕到成年而富於政治意識的Ka，這中間有個成長、進展（progress）之痕跡。
帕：（笑）有人說它是「退步」（regress）。
廖：你於90年代初，曾與朋友合作拍電影，腳本是你親自改寫。這種多媒體經驗與小說創作，很不同吧？你是否想過將《白色城堡》拍成電影？那應該是很入戲的佳作。
帕：其實，那部電影是從《黑書》(Black Book)裡擷取出來的。賣座奇差，之後我不再對電影腳本有任何興趣。當然，《白色城堡》的故事可拍成電影，但是我討厭服裝之造作或好萊塢式的大場面，還是寫小說為主。
廖：最有趣的面向是你的小說不斷變換題材，敘事觀點從《白色城堡》的第一人稱敘事到《我名叫紅》之多重聲音，又回到第三人稱的《雪》，很難說是什麼支配了你的敘事風格。
帕：的確，我一直想變換敘事位置，不斷找新議題。
廖：《白色城堡》中，來自威尼斯的學者與蘇丹屬下霍加這兩位敘事者在故事裡後來成了雙胞或難分難解之雙重身份（double），這是你對東西文化糾纏的看法嗎？
帕：很多朋友也說到最後看不出誰是誰了，我確實想把身份認同的位勢加以流動化。
帕：廖教授，我只來臺灣四天，這幾天我深感臺灣社會與文藝的創造活力，你們將傳統及最全球化之生活形式完全結合在一起，這是我十分讚嘆的。但你們不怕中國打過來嗎？以陳總統不斷刺激中國的策略來說，戰火隨時會被挑起，難道社會之中沒有人告訴他要多些保留、心存智慧與沈著，讓人民安和樂利？
廖：謝謝你的關心及建議，我希望選舉修辭不會是我們執政者繼續偏執的政策。政治經濟之外，我希望文化交流能逐漸化解這個危機。

（原载《自由時報》2004年12月13-14日）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