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參加一場法律與文學獎的評審會議，不同領域的評審因為自己的專業，在評論上和經驗、身份有種種微妙的聯繫，乃是意料之事。不過，有趣的是，得獎名單公佈後，我們發現許多作者的年齡、身世、學歷都和他們所創作的內容息息相關。大家不禁莞爾一笑，認為作品裡面所隱射的人物，大概和作者個人的經歷和從事的行業（大部份是律師或法學院的學生），有相當直接的對應㎝關係。
        敘述和作者的經歷以往都是透過再現或是凝視，也就是「擬真」（verisimilitude）的方式來進行。因此，在文學批評上常有所謂的「隱含的作者」（the implied author），把個人的一些看法巧妙地隱含在作品之中。此一寫實傳統逐漸發展到現代、後現代的作品裡，作者往往透過更加錯綜的情節鋪陳，隱藏自我意圖和經歷，作者在作品之中消失不見，成為寫實主義非常重要的特色。
        不過，在此一傾向底下，第三世界的文學和電影卻一反第一世界寫實主義的新發展，反而強調「身份認同的演現」（identity performance），在作品中故意講述個人生平、成長挫折，乃至於政治事件。作者以直接指涉的方式，表現出認同和身份在第三世界歷史、社會的變遷中所經歷的種種變化，以此講述自己的故事，也就是「認同的敘述」。
        其中最更人玩味的作品就是二○○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1932-）。奈波爾在作品中，往往透過本身的旅行和成長經歷來書寫小說，特別是他到英國之後所看到的落差，透過小說人物和自己形成辯證的關係。其中最為有趣的表現就是他在二○○一年出版的《浮生半世》（Half a Life），這部小說和奈波爾的創作生涯、教育及情感歷史，形成某種半自傳的關係。
        這部半自傳又半虛構的小說，把奈波爾早期幾部小說和遊記，透過主題辨證和重述的方式加以再現，以看似簡單的小學作文，呈顯出父權、殖民社會、移民社會所遺留的種種不平等、衝突和精神分裂的病態情況。故事敘述威利．詹德蘭的家族歷史，奈波爾在許多面向上刻意和自我生平區隔，但是讀者仍不難看出他的生平和這部小說頗多近似，可說是奈波爾對本身早期的成長經歷，以及成為作家的過程，一種半虛構式的傳記整理。
    威利．詹德蘭的中間名字是薩默塞特，因為他的父親非常崇拜英國作家薩默塞特．毛姆，希望兒子能夠受到大作家的啟發。威利的父親受不了出身祭司世家的高貴身分，以反叛的方式和平庸且出生低賤的女孩結婚。威利在出生之前，就可說是移民與殖民戲劇權利角力的象徵，父母兩人代表不同階級背景、地方記憶和政治觀點的交織，使得威利在家庭譜系上總已具備雜混（hybrid）的成分。
    的父親一方面透過焚燒哈代「卡斯特橋市長」的象徵之舉，表現出對英國殖民的拒抗，但是一方面卻羨慕英國的文化權威，在對妻子和同胞的態度上，表現出英國的優越感。他在自卑跟自我膨脹的殖民心態之間擺盪，呈現出內部衝突，進而演變為憂鬱。這種自我憎恨的情況在威利身上則更加複雜，他從小就對母親受到父親的輕視而憤憤不平，因此透過小學、中學的作文，以虛構的方式顯現出獨特的想像能力，向父親提出揶揄性、諷刺性的反叛心聲，再現家庭雜匯、衝突的歷史。
    小說的第二部分，威利開始以書寫的方式再現家庭。二十歲那年，在一位英國政治家的協助下，他到倫敦的教育學院念書。這位倫敦上議院的政治家，以回報的方式，加惠威利的父親，他從世界遙遠的角落揮動權杖，伸一伸小指頭就讓第三世界的小人物十分感激，並且徹底地改變他們的生活。
一開始，威利認為白金漢宮和演講區不如想像中偉大，但是在認識一些朋友，見識倫敦的政治和文化之後，他才震懾於殖民文化的權威以及高尚的社會結構，逐漸把主流文化的威權和社會地位的攀升當成人生的目標，並且在ＢＢＣ的節目中提供第一手資訊，報導印度、加勒比海等地之文化，甚至出版小說。他了解英國人「只是想在新來的人當中找到口味更特殊、更容易到手又更刺激的異國情調，找尋這些新鮮的貨色」，所以他的作品往往在這種共謀結構底下，專門鋪寫殖民和移民的景觀。　
    來自於葡萄牙和非洲的混血雜匯人物「安娜」，非常激賞威利的作品，認為在英國眾多的文學作品之中，他的「後殖民寫作」特別能給予她歸屬感和認同感。兩人一拍即合，於是展開十八年的婚姻生活。小說以交互指涉的方式，探討安娜家庭的殖民及移民史。十八年後，威利發覺非洲世界已在新政府的世代交替之中產生巨大的變化，他對於婚姻、愛情、創作和生活都感到厭倦，想要重新開始，而故事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結束。
    《浮生半世》中的每一個人物幾乎都在殖民或移民的背景下出生，這一直是奈波爾的主要題材，也就是後殖民「口語的都會文化觀」（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透過重新學習主流文化，以英文的表達方式，與主流文化再度協商，並且呈顯自我。以Derek Walcott的話來說，即是「在文學的宮殿之中，我是一個小男僕」。威利驚訝於主流文化的偉大，透過不斷模擬學習的方式成長，最後才發現自己的聲音。
在許多面向上，《浮生半世》可說和奈波爾本人的成長息息相關，他也在十七歲左右離開特尼達到倫敦牛津大學學習，後來也住在英國。這部小說以象徵的方式再現奈波爾的創作理念，以及他在印度庶民文化與英國都會文化之間的掙扎和矛盾。在Middle Passage（1962）書中，奈波爾說：「作為一個西印度人，活在一個借來的文化之中，作家需要去表達他自己是什麼人，他是站在什麼地方，不能只是純粹從本土的文化出發，必須要跟外面的世界產生一種對話。」奈波爾對舶來的都會文化、主流文化的熱情，本身是相當具有政治意涵。
    在小說中，僅管威利在倫敦看似愈來愈英國化，但是他和安娜結婚，以及他對非洲和另類生活的興趣，都表現出吸收主流文化乃是一種政治作為，背後有他拒抗、翻轉的企圖心或姿態，在此姿態背後，這些困境得以揭發。《浮生半世》可說是奈波爾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充分印證，是一部充滿隱喻的作品，在嘲弄和認同之間，展現出移民和殖民交織的文化。準此，《浮生半世》可說是目前全球化愈來愈錯綜的族群流動過程中，移民與殖民再也區分不出純粹血統的戲劇大觀園。

（原载《中央日報》2003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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