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期刚开始的时候，为新闻系的同学讲“传媒文化研究”课。问，新闻是不是反映了真实的？学生应声回答，不是。作为一门反思性的传媒理论课程，这或者是我的答案，但不是我期待他们回答的答案。我甚至惊诧于新闻系学生的在回答此类元命题性问题时的“轻”和“坦率”。对世界事件的直接性和接近性的强调使真实性成为新闻的旗帜和使命。新闻不仅是反映世界上所发生事件的一面镜子，而且是构筑社会真实的一个职业。客观、公正、中立的态度是新闻赖以承担这样的责任的根本。西谚有云：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新闻的透明度要求它确保不仅能够为公众所监督，而且在原则上还要经得住我们日常的知识、经验、兴趣甚至专业知识者的推敲。也因此，新闻记者才被誉为无冕之帝王，背着无上的责任和荣光。但今天，这些未来的新闻的从业者们决然地说，新闻反映的不是真实。为什么呢？仅仅是由于新一代年轻学生的“轻”吗？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固然是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趣味和审美形态日益世俗化，日常生活本身被赋予重要意义，那些在民主自由精神启蒙之下的神圣、崇高的理想和正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压抑，成为外在的“他者”，在这样的“后启蒙”时代文化中熏染出来的80年代后的一代人，会有那样“轻快”的回答或者并不令人奇怪，但如何解释一向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新闻的使命？
    在人们遥远的观望中，新闻的开放与自由一直被视为“所指”不确定的民主和自由的象征。新闻的自由与言论自由相关，它在某种程度为社会公平和正义背书。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讨论传播问题时，就把传播问题区分为四种体制：独裁体制、家长式体制、商业体制和民主体制。威廉斯对传播体制的区分其实也是他对社会体制的区分，在今天的现代文明观的视野里，其优劣高下一目了然。他说，“一个优秀的社会，依赖于事实和观点的自由发表，依赖于视野和意识的增长——对人们实际所见所知所感的事物的表达。任何对个人贡献的自由的限制，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限制。”弱者卑微的自由诉求、边缘群体的旷野呼告，无知谬误云遮雾障之下的事实真相，权势利益群体有意无意之间的利诱与胁迫，无时无刻不表现在社会斗争地各个方面。新闻舆论所聚合的对强势制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斗争和批判理论的逻辑中，都得到了非常深刻的揭示。它使得新闻的自由和开放有着非常现实的社会政治意义。在这样的分析和批判立场下，作为向权势作斗争，寻找和揭示被遮蔽的真相的代言人，新闻是聚合舆论力量，为弱势的个体调和、抗衡群体性的无知与颟顸之间的几乎唯一重要的中介。在这一过程里，新闻召唤的力量就来自于事实真相，来自于真实。寻找事件的真相、为新闻的自由而斗争因此成为社会民主斗争的重要场域。对于一直生活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控下的人们而言，对于一个把对信息的控制看作是对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的社会而言，尤其如此。为某种未来而斗争，因为有某个未来而产生意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新闻从业人员的责任、理想，他的光荣和使命也就建基于此。如果年轻学子们的内心里没有这样的未来冲动，他们凭什么为未来漫长的新闻工作赋予意义呢？或者，问题还可以这样问，他们未来的新闻工作还是不是有必要追问意义？这就不是简单的社会变化能解释的了。

    一直以来，人们对西方的新闻界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想象：一种以为它是一个社会政治文化自由民主的守护神。它独立特性，触摸真相，为万民鼓与呼，因此能制衡政府和权威，是谓新闻的正道；另一种则以为它为财阀政客所操控，砍伐事实、颠倒黑白、操纵民意，是资本主义的畸形和丑恶现象之一。人们的期待好恶也都显在地呈现在这种不同的想象里：真、善、美好的东西都摆在那里，就看每个人是不是有足够的慧心勘破世象，是不是能超脱个人利益好恶，凭良心说真话。但最近读到的两本书和发生的一些事情深刻地教育了自己，让我觉得我们那些关于年轻学子的忧虑和要求，关于西方新闻——新闻非此即彼的社会本质过于外在。这两本书一是《获取信息：新闻、真相与权力》，另一本是《新闻：政治的幻象》，都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的经典著作。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曾经对新闻、真相与权力的问题进行过长达十多年的研究。他们的核心问题是：在客观、公正、中立的名义下，媒介的表现究竟怎样，特别是在1970年代以来，电视普及，电视能够提供比报纸和广播更真实的新闻画面——眼见为实，新闻因此而更客观可靠吗？研究小组选择了BBC（英国广播公司）和ITN（独立电视公司）为个案继续了研究。经过长期的比对和分析，他们发现，即使是在对工人罢工事件在“公平报道”的口号下以关注，英国媒体的工业新闻与当时工党政府的政策几乎是一致的。而这并不是媒体和政府阴谋的产物，而是官方信赖对报道者具有信息进入的优先权，新闻记者习惯上的偏见，包括社会、文化因素，个人对职业的把握和设想参与其中。新闻记者同样被结构在社会文化价值规范中，被结构在他所面对的信息结构中，因此，这种结构中的新闻就很可能无法中立地反映真实。《获取信息》一书的编者、研究小组的主持人之一埃尔德里奇（John Eldridge）教授因此以为，只要电视新闻试图确立以公正、中立和客观等主张为基础的职业信誉，他们就会时刻面临挑战。“客观”在实践中的意义是千变万化的，“客观性”的真正含义在实践中经常受到质疑。在他们看来，新闻是依据一定的文化建构的，对不同来源新闻的选择，不同新闻节目的安排、不同新闻语言和新闻频率的运用，都是受到了新闻记者自身的文化过滤。因此，“眼见不一定为实”，在“真实”的背后需要追问是“谁的真实”。这种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与当时英国传媒文化研究的普遍方法和立场同构。
    一般来说，新闻是人民的论坛，是公共空间的一种形式，新闻的中心任务就是管理和形成舆论，对政府的权力起制约作用。在追求事实本源真相的过程里，人们特别讨厌政治，认为政治讲究韬略，合纵连横、指东打西，常常与谋略、欺诈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习惯于把真实、把事实的真相与政治相对立，认为是新闻的真实对抗政治的韬慧。但新闻之为器，它的结构构成和它起作用方式也并不天然地就把它放在事实、弱势、反对者的位置上。在W.兰斯·班尼特看来，新闻也不过是政治的幻象（illusion）。在民主的政治社会中，不少知名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已经把新闻管理作为取得公众共识的基本手段。不错，新闻的真实同样是某种文化结构中的真实，但如何同一社会都是由多种不同的文化相互齿牾、争斗所构成的，新闻如何共时地处理这一问题？不仅是班尼特，格拉斯哥大学研究小组的结论同样如此：媒体往往是为主流社会服务的，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它往往反映的是一种精英意识，也并不总是站在政府的对立的立场上来反映真实。在人们都惯于根据媒体提供的信息和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确立自己看待事物的顺序。新闻里播的就是新闻，新闻里没有报道的就不一定是新闻。抽象来分析，新闻战略性传播的核心是由信息的发展和传播构成的，其目标通常是操纵新闻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种方式大致不外乎以下几种：为观众思考手头的问题设计一个简单的主题或信息，使事件新闻化；根据需要以信息突显的方式利用传播渠道表现某信息，使之更突出；借用各种说明权威的符号和手段增加信息的可信度；面对不同的新闻事件，信息传播者都可能为之建立合适的信息架构，以某种恰当的表达方式来传递信息。在这种方式的操作下，对新闻的控制和操控就内在地产生了。理想、正义、客观、公正、真相以及谁的“理想、正义、客观、公正、真相”也就被内在的结构在新闻之产生和传播的结构中。于是，在高度商业化的媒体社会里，新闻媒体就正是通过信息架构、信息突显等议程设置而拥有新闻的话语权，媒体背后的投资者或利益集团则通过拥有和操控媒体来操控议程的设置权，实现话语霸权。于是，我们看到，在西方新闻的自由王国里，从总统、国会成员到各种重要组织、市民活动家纷纷用他们的力量来影响新闻和新闻业。因此，在班尼特看来，不仅“言论自由并不必然保证信息畅通”，“新闻也并非民主的保证”，甚至，“新闻执政”已经成为政治家和执政者把玩政治、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于是，新闻成为“那些有权力决定他人经验者实践”的产物，成为政治的幻象。
    这样的情形并不只会发生在遥远的西方，更绝对不会只出现在这样纸面上理性、抽象的理论分析和研究中，它同样出现在我们今天的新闻与社会生活中。利害关系中人已经在努力地操练着新闻舆论的政治手腕，而我们却还在一旁拊掌欢呼，全然勘不破这政治幻象的迷局。
    如果说当下中国社会情景中的政治新闻有某种特殊性，难以呈现出上述问题的症结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足球新闻来说话。今日中国的娱乐和体育新闻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最开放、最富有活力的新闻操作场域。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也几乎是中国一个最富现代气息的地方：它受媒体关注的程度最高，成为中国几乎最透明和最敏感的一个领域，足球圈里的恩冤情仇、教练上课下课自不必说了，就是二三流球员的婚礼，四五流球员的转会，都会见诸报端，用来大做文章。足球于是成为中国几乎惟一可以进行舆论监督的地方，以至于有人说足球记者是中国最称职的职业记者；尽管它也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但相比之下，它似乎又是力量最多元化的地方，是一个极少见的可以自下而上施加压力的一个场域。然而，从最近深圳健力宝足球队的“内耗”风波到席卷整个2004年下半年中超足球俱乐部的逼宫造反，多少“新闻”从中风生水起？各种媒体包括德高望重的CCTV争相报道，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我们是不是由此而得到了人们所期待的客观和真实？在对各种纠纷持续的关注和解释中，我们是更明晰了事件的始末还是更困惑于这些事件？在那场足球俱乐部和足协剑拔弩张的纷争过程中，我们看到，无论俱乐部、投资人还是作为管理机构的足协官员，他们都誓言自己是为中国足球，为中国足球的未来而“流血”和奋斗，他们都声称自己代表了球迷的利益，都在为球迷的利益鼓与呼。在这个过程中，足球投资人们玩合纵连横，玩革命、罢赛、逼宫、造反——还讲和，主动召集各种新闻发布会，各种媒体成为这场足球运动的主要场域，纷争的每一方都希望借助新闻的发布，借助传媒的舆论力量为自己的利益和主张助力。革命的和被革命的争相通过媒体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才是那些平常时节最无足轻重的球迷的代言人。因为此时此刻，是不是代表了“球迷的利益”、是不是有利于“中国足球的未来”成为判别他们罢赛、革命是否必要，他们是不是拥有公平、正义、真相的试金石。现在，有没有真相，有没有正义或者某种超越立场利益的客观？或者有吧，而我们已经迷失在真相的丛林里了。
这样的情形固然更真实地呈现了中国足球的乱相，但足球这个江湖其实也是某种政治社会的缩影。传媒在社会政治文化纷争中的处境和作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就深刻地指出，大众传媒自身就有着多元性，不同的媒体中涌动着语言、符号、图像、声音和娱乐的巨大洪流，其中有大量公开的争议，也有大量批判，但决不可能汇聚成一个标准的世界图景。媒体不会反复用一个标准来树立真实的规范，它包含各种不同的图像，并在相当大的范畴里，彼此间展开竞争。媒介市场将通过赢得主要公众来获得支配地位。在著名的《权力精英》一书中，米尔斯讨论了大众传媒被操纵的可能性。在极端的情形中，大众传媒产业“向巨大的媒介市场灌输意见，取代包含多样性的主要受众的面对面传播体制。”商业媒介“与精英一起，或仅次于精英的是与公众联系的宣传者，他们会控制舆论的形成。以使舆论在评估有效权力、增值的声望、获得更多的财富时，成为一项更具安抚性的工具。”米尔斯关心的要点在于，在一个集权社会，权力可能会被公然赤裸裸地使用，在极端情况下，大众传媒只是一个利用物质和制度进行政策宣传的附属品。操纵，在人们背后的权力辐射，是一个社会从民主社会向大众社会转变的特征。那么，在中国足坛那些极具表演性的郑重声明和更富娱乐性的新闻发布会的镁光灯下现形的或者正是权力和财富的表演幻象吧！
    没见过“自由”的时候，人们渴望自由。然而，在媒体高度商业化的今天，媒体的“自由”无处不在，而新闻却并不外在于各种政治权力、现实利益、价值观和文化偏见，并不必然具有新闻平衡和信息对称的能力，它同样被裹挟在各种权利关系、文化偏见之中，并不天然就是“弱势”或“真相”的代言人。后现代的理论逻辑已然消解了理想主义在当下的意义，反思性的批判理论所展开的也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它在消蚀传统政治社会的僵硬面孔时，也消解了反思性理论所由出的批判锋芒。后现代思潮关照下的传媒批判理论、足球新闻场里的纷争已经教育了我们，新一代的未来新闻从业者们不仅从理论上，更从那些眼前发生的新闻游戏中勘破了新闻的政治幻象。“理想、正义、客观、公正、真相”等等并不是新闻的天生之物，反而是在社会文化活动过程中外加的，需要用心呼唤刻苦磨砺才可能探出头来。如今，同学们“轻快”而坦率的回答或者由此而真正具有了“真实”的意义吧，那么，我们何必如“九斤老太”似地感喟于他们的“轻”，又有什么权力为新闻的未来发出类似于“国将不国”之类的叹息呢？

《获取信息：新闻、真相与权力》，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 约翰·埃尔德里奇 编，张威 邓天颖 主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版，50元。
《新闻：政治的幻象》，W.兰斯·班尼特 著，杨晓红 王家全 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45元。

（载《书城》2005年，第6期，2005年6月出版，P4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