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的写作立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写着上海故事的王安忆，于2002年初发表了她个人写作史上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上种红菱下种藕》。在这部作品中，王安忆几乎完全放弃了她原先的创作路向，将一个浙江小镇作了她作品的中心，而主人公则是这个小镇上的两个尚在读小学的小女孩。
    小说其实并没有什么情节。主人公秧宝宝的父母要到温州去做生意，于是将女儿寄养在了镇上的一个朋友家里，小说的主体写的就是秧宝宝在这个新环境中的种种琐细之事，以及她与两个要好同学间的关系。最后，秧宝宝的父母在温州的生意已经颇有起色，于是决定将女儿接到自己的身边，小说就在这送别的情景中，似乎带着无限的忧伤和惆怅结束了。
    让我们先从小说的结尾处说起。秧宝宝一家“在一片热烈的道别声中”离开了华舍镇，小镇和小镇上的一切都被“抛在了身后”。小说本应该在此结束，可是，王安忆意犹未尽，忍不住要走到读者面前来，一抒她的感慨。然而，这感慨其实是无着无落的，它既不是秧宝宝父母的，因为他们原是抱着一去不复返的心情离去的，王安忆分明已经告诉我们，替他们看守老屋的公公已经死了，而秧宝宝这一回也是要被他们带到温州去上学的；那老屋虽然是“暂且这么封着”，但他们也是不可能再回来住的了。这感慨也不是发自秧宝宝的内心，她虽然没有跟她的两个好朋友道别，她们也没有主动地来与她告别。这一个细节看起来似乎有什么深意，但其实并没有，因为在整个作品中，她们的性格和关系就是如此。也就是说，这感慨只能是发自作者。于是，我们看到了王安忆仿佛情不自禁的赞美和慨叹：
    “你要是走出来，离远了看，便会发现惊人的合理，就是由这合理，达到了谐和平衡的美。也是由这合理，体现了对生活和人的深刻的了解。这小镇真的很了不得，它与居住其中的人，彼此相知，痛痒关乎。
可它真是小啊，小得经不起世事变迁。如今，单是垃圾就可埋了它，莫说是泥石流般的水泥了。眼看着它被挤歪了形状，半埋半露。它小得叫人心疼。现在，它已经在秧宝宝的背后，越走越远。它的腥臭烘热的气息，逐渐淡薄，稀疏，以至消失。天高云淡。”
   且不说这一段“抒情”的议论与整个作品的关系怎样，仅仅是它的立场便是令人生疑的。王安忆领着我们在小镇见识了她的风情，到末了却又让我们到远处去回眸，并且告诉我们，只有在远处，我们才能识得她“惊人的合理”和“谐和平衡的美”。可是，无论是王安忆，还是我们这些读者，终究只是小镇匆匆的过客，最多也就是一个游客。秧宝宝的父母们，还有小镇上其他人们都没有领会到小镇的合理和美，而且，这没有领会并非“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是因为充塞在他们心里的东西正是小镇所没有的，秧宝宝们自然更无法懂得这小镇，可无论是游客，还是秧宝宝的父母，即便他们识得其中的美妙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终究只是置身于小镇之外的旁观者，是小镇匆匆的过客。更何况，那“天高云淡”的感觉原也是要走得“越来越远”才能体会得到的。
   小镇并非因其小而让人心疼，而是因为垃圾，因为“泥石流般的水泥”，因为它被挤歪了的可怜相，可那心疼的人也还是作者自己。如果说送别的一幕中还有一点依依惜别的味道，那也肯定不是秧宝宝的，更不可能是她的父母的，而是属于尚未走出小镇的闪闪和其他的人们；而且，秧宝宝的父母们之所以离开小镇，也绝非出自它的被污染，而是出自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如果说小镇的污染乃是工业化所致，而工业化的直接原因却是基于对更好的生活的渴望，或者称之为希望，或者干脆就是欲望，城市就正是他们可能实现希望的所在。问题似乎是在王安忆错会了其中的逻辑关系，但这逻辑也是生活的逻辑，而王安忆对此并非真的不了解，在《大刘庄》和《69届初中生》、《冷土》、《姊妹们》等作品中，她早就把握到了这个真实的渴望。于是，我们知道，王安忆的错会其实是带着有意曲解的意味的，目的乃是要突出小镇的魅力。
    然而，如果说王安忆是想通过一个原本属于自然生态的小镇风情所受到的现代化的破坏，来展示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或许倒是做到了的，而倘说她是要借助于对小镇及其小镇生活的丰富性的反映，从而找到一个可以抵抗现代化的力量，可以说，王安忆笔下的这个小镇既难当此重任，而王安忆也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因为王安忆为我们描绘的小镇与其说是有着某种丰富性的内涵，倒不如说只是一个驳杂的世界，而且，在这个世界里，那两个本是寄予了王安忆厚望的人物，秧宝宝和蒋芽儿的塑造，同样也并没有给予我们多少的希望。
    在我的理解中，文学世界所包涵的丰富性，主要是指这样三个方面：其一是内心世界的，譬如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其二是生活世界的，譬如同样是王安忆的《鸠雀之战》，其三乃是完全来自想象世界的，就是王安忆在《屋顶上的童话》系列中很好地实践了的，是王安忆所谓“真实的谎言”的那一类。丰富性来自于文学家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作品则因其所有的丰富多彩和深厚蕴涵成为了贫乏、琐碎的生活世界的补充，或批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作品的丰富性才成为抵御现代性所形塑的“单面人”的有效力量。而就这两方面说，《上种红菱下种藕》恐怕都只能说是驳杂而非丰富的。
    作品开始就写道，“老屋其实已经有点荒寂了，但在秧宝宝眼睛里，却是繁荣的。”这里的“繁荣”显然不是王安忆在《屋顶上的童话•剃度》中带着批判的意味所说到的繁荣 ，而是一个充满农家气息的芜杂景象，可即使是在这样的场景中，王安忆也没有忘记她的上海，那高而宽的橱，就“是爷爷和奶奶从上海带来的。”原来，秧宝宝的爷爷奶奶来自上海，可为什么会到沈溇来呢？王安忆没有告诉我们，我也不明白王安忆为什么一定要给秧宝宝赋予这样的一个背景。在整个作品中，上海只是一个遥远的所在，是一个比温州更大的城市，然而，在作品中，城市恰好是小镇自然风情的破坏力量，那么上海，和上海所代表的方向也就应该是这个破坏的力量之一，从情理上说，这个将“荒寂”视为“繁荣”的秧宝宝理应是它的对立面。那么，这个小小的细节究竟只是作者不经意的一笔，还是王安忆心中消散不去的上海情结呢？
    有意思的是，王安忆还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同样来自上海的老人，就是顾老师的老朋友。王安忆告诉我们，此公颇有来历，祖先乃是忽必烈时代迁徙到此地的蒙古人，“原本住在上海，在一个机关里做文员”，因为“脾气孤介得很”，反右的时候为别人抱不平，成了右派，且拒不认错，一怒之下，回到了老家周家桥，在一所小学教书，还做了校长，现退休在家，“过着隐居的生活”。此公不凡之处还在于他，不仅体格“健硕”，而“一双种田人的粗手，画出这样细致流利的墨线” ，言谈举止颇有仙风道骨之风姿，所画也是传统中国文人明志抒怀的常见主题——“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显然，王安忆是要借这个人物表明，这里虽然正遭受着种种的破坏，但也仍然不失为一个颇合理想的隐居之所，而这个现代隐者的出身似乎也隐含着她对上海的批判。而且，在老友的老太太给秧宝宝他们讲的那两个故事中，这个意思更其鲜明。然而，闪闪在秧宝宝们出门前替她们很是打扮了一番的理由却是，“她是不想叫那上海出身的老友以为他们乡气”，在这里，上海显然又成为洋气，或者竟是文明的象征。
    且让我们暂时先抛开与上海有关的话题，看一看作品的其它方面。秧宝宝的大名叫夏静颖，因为“出生在出秧的季节，所以小名就叫做秧宝宝。”让我们来作一个也许还算不得过度阐释的分析。夏静颖之所以姓夏，恐怕与我们这个民族——“华夏”的历史有关，就像鲁迅《药》中的华老栓姓华，而革命者夏瑜姓夏一样，秧宝宝的父亲叫夏介民，不正是华夏民族的一介小民吗。而“秧宝宝”的秧，自然也就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和象征了，当然，小镇的工商业化则无疑就是农耕文明衰落的表征。有王安忆自己的话可资佐证，“中国的农耕史是世界上最长久的农耕史，因此，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农民……”而“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动力和内容”则是“功用和利益”，“是在农业文明遭受破坏的基础上产生的。”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农耕文明是否一定就能够构成为对城市文明的有效批判力量呢？ 问题当然可以进一步讨论，王安忆当然也就可以运用她的小说方式，用她的想象力向我们展示乡村世界的丰富性，展示它的批判力和抵抗力。
农耕文明中可能构成对城市文明的抵抗力的大概不外这样两个方面，其一是乡村社会中所可能有的淳朴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其二应是农村所特有的自然风物。
    然而，在作品中，那些具体而细致的农耕生活的情景，我们却并没有看到多少，王安忆提供给我们的大多是小镇上的生活，也是透过那两个九岁的小女孩的眼睛的。那么，我们透过她们的眼睛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是的，王安忆确实写到了那如花般绽开的炊烟，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麦芒，在和风的吹拂下，“擦出小小的金星”，写到了后院里那一缕缕“变得纤长柔韧”的草叶，和那颗“树干上的褐色斑痕，皱褶，全是井然有序，流淌着舒畅的线条”的香椿树，还有那些“唱着嗡嗡的歌”的小虫子们 ，写到了秧宝宝和公公在后园里愉快的劳动，也写到了撒种的农人颇有几分夸张的潇洒和美妙的姿势，“一把谷种放手出去，好像一张雾，落下，再一扬手，又是一张雾”。然而，在那看上去似乎很有点像五柳先生笔下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炊烟底下，却早已不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而是“麦田里，这一边，那一边，矗立着水泥墙水泥顶的厂房。隆隆的机器声从这边那边传过来，交汇在一起。燕子就在机器声中沉默地飞翔着。” 在这样的环境中，当然也就不再是“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在这个小镇，彼此互称着老板的人们关心的只能是业务、财力和发展。
    确实，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回到陶渊明的时代，现实中的中国正如维尔哈伦在一个世纪前的诗句里写到的那样，“一切的路都朝向城市去”。有着一百年近现代化历史的中国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所代表的近现代化诉求对古老的农耕文明构成了一股不可遏止的破坏。也许王安忆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才写作了这部《上种红菱下种藕》的，这个颇有农耕文明诗意的标题也应该就是这样的思路的产物。然而，王安忆不会不知道，这个破坏在现代中国非常明显地体现为从沿海向内陆延伸的格局，而王安忆选择的恰恰是乡镇工业化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我想，这样的背景无疑影响，甚至基本消解了标题所要标举出的抵抗倾向。而王安忆在作品中一再描写到的河流污染（沈溇中的白色垃圾）就正是小镇工业的恶果之一，于是，在作品中，我们看到小镇那原本应该是如画的自然风景遭到了破坏。
也许王安忆会让我们见到另一种风景——一幅淳朴的风俗画？
    作品的主人公是两个小女孩，就让我们从这两个小女孩说起。最能体现秧宝宝的性格和形象内涵的是她与李老师的家人及她的同学蒋芽儿的关系。虽然李老师的家人是居住在一起的，一共有七口人，可秧宝宝却只与其中的两个人有较多的接触，一个是李老师的女儿闪闪，另一个是闪闪的嫂子陆国慎。秧宝宝在李老师家的第一天就不喜欢闪闪，因为她说话很直，一点都不顾及秧宝宝正为离开父母而难过的心理，而且她的长相也显得有点“厉害”，虽然，因为“和本地人带着乡气的脸相是另一路的。而且，皮肤很白。所以，从小，人们就叫她‘上海人’”。可陆国慎却不一样，她的“长相比较贴近本地人”，虽然有自己的特点，可是，“因为她的朴素和老实，看上去，依然是一个典型的本地姑娘。一个大方的本地的姑娘，聪明和才智都是藏在肚里，外表总是安静与温和的。” 很显然，王安忆是要从人物的长相上区别出她对小镇人的倾向性，所以，她让秧宝宝虽然几乎没跟陆国慎说几句话，但两人却有着灵犀般的默契。在陆国慎为保胎住进医院的时候，秧宝宝特意给她送头生蛋，秧宝宝还为未出生的孩子织了一顶帽子，而当医生说可能要做剖腹产的时候，秧宝宝急得简直要哭出来了，最后竟然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在哭泣中睡去。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秧宝宝是个懂得情义的、情感丰富的孩子，而且，王安忆又一再地强调，她们之所以没有说话，是因为“一个小孩子，是如何羞于流露感情。因为他们把感情看得非常郑重，甚至是严重的”。 这样的细节当然有助于表现人物独特的情感，也确实将秧宝宝的性格体现了出来，然而它并不就表明这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只属于乡村的孩子所独有，更无法以此作为对成人世界批判的武器和力量。
    而作品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蒋芽儿则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她简直就是小镇的一个精灵，可是脾气却很怪，有点神秘，但更像神神道道的神经质，有点江南人骂女孩子“疯婆子”的味道。是她领着秧宝宝几乎钻遍了小镇的角角落落，她领着秧宝宝去看乡间的菩萨戏，找新建的教堂，带秧宝宝到陌生人的家里参加生日宴席（这一段的描写，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王安忆用浓墨重彩的笔触似乎要写出些特别的东西来，却莫名其妙地结束在仓促之中），是她“灵敏的小鼻子”从空气中嗅出了要出事的味道，可结果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还是这个蒋芽儿，对街上捡来的几只野猫呵护备至，当猫被偷走后，她简直是悲痛欲绝了，竟搬到了猫窝中去做作业、吃饭、睡觉，凡此种种，使蒋芽儿这个人物显得矫揉造作，缺乏基本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也许，王安忆是要通过这两个小人儿细腻，甚至过于敏感的童真世界来对抗功利、冷漠的成人世界？然而，此时的王安忆再不是二十多年前初登文坛时的儿童题材的作家。且不说这么些年来她一直倾心的上海故事的写作可能带来的影响，关键在，她已不可能完全进入儿童世界。于是，我们看到，她只能依赖观念去图解、虚构那个她早已无法熟悉的世界。
    而作品中的成人世界给予我们的就更其不堪。尤其是在对待秧宝宝的态度上，几乎可以“冷漠”二字概括之。如果不是王安忆故意的安排，或者是她的疏漏，李老师，也就是秧宝宝呆的这一家人家的主妇，她只在秧宝宝的母亲表示了不满后才稍稍关心了一下秧宝宝的功课，不仅是她，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完全放任她和蒋芽儿浪迹小镇。她的爱人，也是一位老师，出场就更少，对寄养在家的秧宝宝几乎就没说过什么话，闪闪和陆国慎对秧宝宝的关心也很少。蒋芽儿的遭遇似乎就更糟糕，她的父母对她几乎从没有任何的管束，父亲忙于自己事业的发展壮大，母亲则完全沉溺于自己的宗教世界。
    如果说，这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则其意义或可理解为小镇人心所遭遇到的破坏程度，然而，恐怕也未必。从作品中，我们看到，王安忆将她的希望寄托在了秧宝宝这个小人儿身上了，她说：“他们慢慢会长大，不是吗？自从来到他们家，秧宝宝至少长高半头，人也漂亮了。再过些日月，她将会长成一个妩媚的多情的姑娘。她将从容地面对很多事情，明晰自己的爱好不爱，自然顺畅地表达出来，免受它们的压力。”王安忆满蓄着诗意，说，“她，他们，还在努力啄着包裹他们的壳，啄开壳的脆壁，光明一点一点进来，最终完全照亮他们。” 这应该就是王安忆的希望所在，然而，只要我们稍稍想一想，如此一个连温暖和关怀都欠缺的环境中，光明从何处诞生？没有光明，他/她们又将怎样成长？爱可能是一种天性，但爱更是心灵从环境中习得的能力！如果说，王安忆在对现实遭遇到的破坏中感觉到了悲哀，因此而将希望寄托在了未来，那么，这希望未免也太虚妄了些，而她对现实的理解也未免太过乐观了，她还没有意识到那破坏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她也没有意识到这寄托也只是她的一厢情愿，她只一味地跟随着她先入为主的观念，沉浸在完全想象的世界里。于是，这世界自然也就显得矛盾而做作。
    在我看来，这其中的原委大半来自王安忆写作的不自觉，著名的“二庄”、“三恋”、《富萍》和本文所分析的《上种红菱下种藕》表现得最为突出。一个十多年里一直关注着“市井之趣”的人，一个发现了“上海这城市有一点和小说特别相投，那就是世俗性” 的人，一个颇为深刻地理解了有着“一颗上海心”的苏青的人，突然间写起了棚户区，写起了她原本不熟悉的主题，还要赋予它抵抗现代化、城市化，甚至全球化的使命，她又怎么可能不露出捉襟见肘的局促和窘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