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不见的城市 |
| 副标题： |
| 作者：郭春林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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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的另一种解读
我要说的不是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而是韩东的小说《扎根》。
《扎根》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小说，起码就近年的大陆文坛而言是这样。但我并不打算从文学和小说的角度来阐发、论证它的优点。原因有不少，要而言之，一方面是因为已经有不少人读出了它的好，卑之无甚高论；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就《扎根》而言，就大陆的历史和现实来说，非文学、非小说的解读或许更有意思。当然，这或许曲解了韩东写作的目的，以及作品本身所呈现的内涵和意义，但在我理解，换一种读法也许会另有收获。
表面上，《扎根》写的是文革中下放知识分子立志扎根在农村的故事，但在我看来，在它的深处，却有另外两个不易看见的东西，一个是城市，另一个则是恐惧。
非文学的读法并不能完全抛弃作品，我们还得从文本出发。《扎根》是一部有历史背景的虚构作品。说它是虚构的，乃是因其小说的文体属性，而并非意味着作品中的一切都不真实，相反，它的真实性因韩东的追求而显示出一种双重性来。首先是它的背景和场景，其历史的真实性是勿庸置疑的，也是有共识的；其次在韩东独特的呈现方式，韩东以日常生活化的细节消解了传统历史叙述的宏大叙事模式，但由此并不构成对整个历史真实性的解构，恰恰相反，它使已经成为记忆的历史凸显出历史教科书所无法呈现的真实面目，使已经成为云烟的历史重新凝聚为有血有肉的形态；第三，韩东在《后记》中说，他对虚构的理解与普通的理解不一样，普通的虚构是“将假的写真”，而他则是“把真的写假”，这既是对小说理论的贡献，也是对小说创作中真实与虚构关系的全新理解，其中的意味自不待言。
这似乎也还是文学的理解方式，但它是非文学的解读前提。没有可靠的真实性，对文本解读的其他可能性也就根本不存在。《扎根》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前提。
《扎根》开始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韩东告诉我们，“扎根”就是下放，是“当年下放运动中流行的比喻”。实际上，发生于当代中国的“下放”运动则是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的。虽然扎根是“全书的关键词”，但还是让我们先从下放说起。“下放，乃是自上而下的运动。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自上而下是人生的逆向运动，其感受是异常不适的。具体到下放运动，其中的‘上’就是城市，‘下’即农村。城里人来到农村变成农民，甚至还要低一等，便是下放。此种社会地位的降低难免不令人垂头丧气、心灰意冷。当然主要受损部分是心理上的、精神和情绪上的，是虚的。也有很实在的部分，比如一些下放人员的物质生活水平的降低，以至无法生存。”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下放似乎很像中国古代为官者的遭贬谪、发配，但那时没有所谓的城乡之别。但无论是贬谪、发配，还是下放（有论者将其与西方政治中的流放相比，我觉得不太妥帖），好像也都存在着重返的可能性，重返官场，重返城市。可“扎根”就不一样了，既然根已扎下，便不宜再挪；而且，作为比喻的扎根包涵有生命的意味，所以，韩东说：“‘扎根’特指下放人员去农村安家落户，并在当地繁衍子孙。具体到老陶家，具体到小陶身上，就是要娶一位三余姑娘为妻，生儿育女，终身在生产队的大田里劳动。后来陶文江死后葬在了三余村西的坟地里，被认为是作为一条‘老根’终于埋下去了。看来扎根是两头的，一头向上，开花结实（子孙绵绵），一头则化灰成土向下猛扎。”当扎根成为一场遍及大陆的运动，当老陶迫于形势的压力，同时也是急于摆脱“靠边站”的尴尬和困窘，老陶心里不存一丝一毫重返的侥幸奢望，义无返顾地、自觉地选择了无亲无故的三余，并将其视为自己一家的扎根之地。
当然，当我们读完小说，我们都知道，老陶一家最终并没有在三余扎根。老陶的父亲虽然死在三余，也葬在了三余，但后来还是被迁回了南京。老陶则是病逝于南京，安葬于南京。而小陶凭借自己的勤奋学习，考上了大学，这“意味着从此他就是城市户口，毕业后是国家干部”，自然也就不必再回三余。但老陶只将这归因于“赶上了好时光”，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举国同庆的兴奋和喜悦，他的心里依然不踏实，以至于在可以回城的时候，他坚持要继续扎根在三余，目的却只是为小陶提供一个庇护所。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老陶做出这样艰难而痛苦的抉择简直应该可以称之为“深谋远虑”了。但这一回，老陶的深谋远虑错了，错在他对时代的错误判断，错在他自己心里的那一种不安和恐惧。我们没有理由指责他，说那是他杞人忧天，我们也不能怀疑他心底里的恐惧，可以说，老陶不能不那么想，经历过那样“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的人多半会这么想，在老陶们的心里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了。但这回的深谋远虑非但没有得到现实的印证，甚至还搭进了他的性命。也就是说，老陶并非不想回城，实际上乃是不敢回。不敢回的原因或许也有不少，但首先应该是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的悲观结论，他担心不久的将来又会故态复萌，他更担心已经离开三余、有了“城市户口”的小陶万一遭遇如同他当初的下放一样的境遇，那他可就是无家可归了。他得为他的儿子着想。在他的心底，三余这样的农村成了政治运动中被排斥、打击的城市知识分子的避难所。至于他自己原也想回城的原因似乎也应该有很多，但似乎都敌不过他心底的那一份恐惧。
然而，老陶一家真的就跟三余一点瓜葛都没有了吗？如果说扎根只是如上所述，那么老陶一家确实并没有在三余扎根。但小陶的梦境却分明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扎根。老陶去世后的某一天晚上，回南京探亲的小陶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回到了三余。而且，这样的梦此后又做过多次，“在梦中他始终是一个孩子……甚至，当小陶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下放时的老陶，在梦中后者仍然时值壮年，有着农民一样的健壮的身板。时光被固定在某一时期。”而且小陶的梦里只有那短暂的六年中在三余的房子，也就是他的家。我想，我们根本不必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都能了然，在小陶的心底，三余就是他的家，虽然此时他明明是身在城市之中。这样的扎根其实已经比老陶所理解的扎根更令人深思，也更有意味。
在老陶，三余是一个庇护所，而在小陶，它是他心底里的家。但差异还不仅此，老陶之到三余，其实是被迫的，迫于政治运动的形势和压力，而对小陶来说，三余乃是不自觉地进入他的内心，成为他梦中唯一的家，这就是记忆，是完全个人化的历史记忆。但我们要从中挖掘的并非有关历史记忆的方式，而是要考察在老陶和小陶的心里，三余这样一个穷困之乡与南京，还有小陶生活过的其他什么城市之间的关系。
其实小说一开始便交待了老陶下放的原因：“报名下放可以获得解放的机会，这两件事一开始就是挂钩的。”虽然只是“机会”，但毕竟较之在城里没有多少机会要强许多。可以说，因为政治的原因，使老陶和小陶一家在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且容我卖一个关子，将特殊之处按下不表，先来看一看就小说中所描述而呈现出的城乡差别。开篇，韩东用一小节的篇幅介绍了老陶在城市中的居住环境，以及他们包扎家当的具体情况。韩东的叙述看上去似乎很琐碎，可当这些在城市里还算平常的家当搬到数百公里之外的三余时，所引起的轰动却是巨大的。虽然老陶视每一件家具的具体情况给它们包扎了不同数量的外包装，但可以肯定，起码他们不会像三余人那样表示惊奇。在三余，当他们“每拆出一件东西，都会在人群中引起骚动。……妇女孩子则奓着胆子走过来，把每一件让他们觉得新奇的东西摸了个够，同时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其中，一筐煤球和大衣橱上的那面穿衣镜最令他们惊奇，煤炭本就是那时的农村的稀罕物，三余人更没有见过“这做得一般大小乌黑发亮的煤球”，“这样精致的东西居然拿来烧，居然也能把饭烧熟，三余人觉得不可思议。”而那面镜子更是让三余人为之激动了一个多月！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老陶家的很多东西和他们完全不同与三余人的生活方式都成为三余人的谈资，也成为老陶和小陶们取得三余人初步信任的资本。在这些方面，韩东充分使用细节化的手法，冷静而客观地展示了老陶一家和三余人之间的差距，譬如“仅仅是如何上厕所才是卫生的这样的事情上，老陶家人和三余人的分歧就很明显，甚至是无法调和的。”后来的一个细节更有意思。小陶向三余的小伙伴们夸耀说他们家在城里是住在三楼的，可三余的孩子怎么也想象不出在盖上去的楼里面，人怎么从地面上到三楼，所以，他们一致认为小陶这是吹牛。这让我一下子想起已故的小说家高晓声先生在著名的《陈奂生上城》里那些脍炙人口的细节。
但是，三余人并没有像我们有些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将两者间的差距发展为冲突的动力，三余人对他们比自己优越，甚至是奢侈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表示出过度的不平，他们似乎只有羡慕，于是农民式的聪明使他们想出了一些可以占点小便宜的方法，譬如赖着多抽根烟之类，甚至在心里想着自己要是他们家的狗就好了，因为老陶家的狗是有肉吃的，最厉害的忌妒大概也还是针对老陶家有肉吃的狗而来的，他们的思路最多也就是有点怪，但肯定说不上凶狠，他们能想到的也就是，吃不着狗吃的肉，那就吃你们家这只吃着肉长大的狗的肉。当然，要吃狗肉，就得把狗杀了，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时，只能偷偷地杀，逮着有政府号召做大旗的大好时机，那就痛痛快快地杀、痛痛快快地吃。“狗”一度成为《扎根》叙事的线索，这自然是韩东别出心裁、别有用心之处，但也确曾是那个时代的现实一种。老陶家的狗也曾经惹出了一些“风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风波”都没有使杀狗者与养狗者之间发生明显而激烈的冲突，这一点甚至也很像鲁迅《风波》中的风波一样。没有发展为冲突的原因一面在三余人的态度，另一方面其实是老陶一家的原则。因为，老陶一家是下定决心要在三余扎根的。老陶又将它比喻为打“万年桩”，为了打好万年桩，老陶一家，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着，他们的笼络甚至有些讨好而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的意味，他们的讨好也确实换来了三余绝大多数人的好感。当然还有苏群的习医。老陶把盖那么一座结实的房子视为打万年桩的第一步，而把苏群的习医作为第二步，并且命名曰：“联系群众”。效果自然出乎意外的好，以至于老陶竟然生出让小陶习医的念头，因为这样一来，小陶将来就可能成为三余名正言顺的赤脚医生了。如此这般，万年桩的群众基础算是打下了，而且应该算是扎实的。老陶盖起了在三余首屈一指的房子，园子里瓜果树木葱葱茏茏，日子过的殷实富余，甚至比当初在城市里还好，比如吃，“他们甚至比在南京时吃得更好了，更新鲜，品种也更丰富了。”而且没有红卫兵小将的批斗会。然而，矛盾的是老陶夫妇却并没有满足于此，我所谓满足，并非指他们对物质生活而言，乃是指他们仍然殚精竭虑地要使他们的儿子将来能够离开三余，即便不能彻底离开三余，也要能去乡上、镇上，甚至做一个赤脚医生，或手扶拖拉机手。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意识里，从未觉得小陶也应该属于三余，也从未觉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小陶不属于三余，小陶应该属于南京或其它什么城市，起码也该是淮阴，或洪泽县城，再不行也可以是汪集镇农具厂的工人，最最差的也就是赤脚医生了。仔细地想一想，这其中恐怕是城里人与农村人的等级观在作祟。
如果说上述方面大体上可以视为老陶一家在农村的物质生活具体而微的体现，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老陶和小陶们的文化生活。我们也学习使用小说的细节化表现方法来阐发。此点最具表现力的细节有两个，且都与小陶相关。来三余前，出生在南京的小陶“有关农村的印象十分模糊”，虽然老陶曾经带小陶去过郊区，但那时他太小，而所谓农村，也只是过了长江大桥的南京郊区。而当小陶一家到了三余后，小陶不但跟随母亲到过甚至住在三余人也不常去的汪集镇，而且去过三余人更少去的洪泽县城，去县城似乎也还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当我们知道，小陶的母亲乃是专门为了让小陶看上一回电影院里的电影才去的，我们多少应该感觉到一点特别，不仅如此，连更为遥远也更为城市化的淮阴他也去过。当小陶在试镜的时候，他“看清了周围的景象，觉得偌大的淮阴的确非同一般，尽管尘土遍地。”专门走数十公里的路去看电影，就因为“小陶很是羡慕县城里的人，羡慕那里的电影院。”而去淮阴虽然是迫不得已，因为洪泽县城没有眼镜店，但配眼镜本身就耐人寻味。这两样东西可都是意味深长的，它们毫无疑问都有着明显的文化的意味。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从此可以一目了然。更不必说老陶父子夏天纳凉的时候所讲的那些文学名著了。
既然有物质生活，有了文化生活，当然还有政治生活，而且后者其实是笼罩着前两者的，起码就作品中的那一段历史而言是如此。看起来老陶一家自从到了三余后，政治对他们的影响，或曰干扰似乎少了，但政治又怎么可能将他们完全遗忘？非但没有遗忘，还让他们着实经历了些磨难。譬如老陶热心策划的农民读报班就因为他的政治问题而搁浅，苏群更因为政治问题差一点自杀身亡。这些看起来似乎也都与我们的论题没什么关系。然而，千万不要忘记，老陶们的下放原就是政治造成的，而且并非一时之举。政策背后的政治理论就是《扎根》的题记之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城市自然不可能是“广阔天地”，只能是广大的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意思很像另一句名言：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但是又并不那么简单，既然下放乃是带又惩罚性的，是带着思想性改造的任务的，所以还要有教育，那就是“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才有后来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知识青年不是《扎根》的主题。但1969年的大陆农村中，几乎没有一处没有知识青年的身影。从小说的整体结构上讲，韩东的安排很妥帖，而在我看来，这一部分的内容同样有机地融入到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之中了。有城市与农村的差别，自然也就有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差别。小说中的城市人除了老陶一家外，就是赵宁生等几个知青，其中赵宁生是作者着重描写的人物。赵宁生是不想扎根在三余的，没有几个知青打算真正扎根在他们下放的地方，即使是那些当初为之热血沸腾的青年。这只要看一看作品中赵宁生为了招工怎样地绞尽脑汁、费尽心机，而在失败后又是怎样的痛不欲生就可以了。而历史上知青大回城的时候，那一种多少有些惨烈的“壮观”也可以算是“史无前例”的，相信经历过的人一定记忆犹新。看来，作为政治运动的“上山下乡”不但根本没有改变农村的面貌，自然也没有改变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而更无法改变的是城市人对农村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作品中这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也不太一样，农村人似乎并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基本上是以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将其带出来，也就是所谓白描的手法，虽然韩东的白描多少带着点漫画化。而老陶一家，以及赵宁生等形象就不全用此法，多有较为全面的描写和刻画。
所以，《扎根》的故事主体是农村，而每一个、每一件农村的物、事的背后其实都有着城市的影子，虽然城市的形象是模糊的，但也正因其模糊，才更加清晰地显示出它一般性的意义，以及它的力量的强大。也就是说，在《扎根》中，始终存在着一对看不见的矛盾和张力，那就是城市文明和农村的乡野之气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从相当的程度上说，是这一对矛盾决定了老陶和小陶的选择和命运。只不过这对矛盾在老陶父子二人的身上运行方向正好相反。
立志扎根的老陶其实根本没有认同他的扎根之地，而从未想过扎根的小陶的心底却有一个永远的三余。从老陶小陶父子身上，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将他们对城市和农村的不同态度视为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的差异，起码可以说是两类不同的态度。倘将这一话题纳入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或许更有意思，但就作品而言，他们对城市的态度多语焉不详，不宜展开。
需要申明的是，这样的分析并非要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从时代中剥离出来，其实，在时代政治和现代化诉求（城市）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一个具体化的空间，两者的关系也远为复杂，而并非一般的现代化（性）理论所能涵括。本文只是从文本出发而作的一个方面的探讨。
最后，我要特别申明，《扎根》的主题显然不是要反映什么城乡差别，更不会是两代知识分子对城乡的不同态度，但本文的上述分析却也是从文本中自然得出的结论，虽不是主题，可好的文学作品不可能只有一个单一的主题，它所呈现的意义应该是丰富的，有些甚至是不经意间泄漏出的，是看不见的，正是在这一立场上，我说《扎根》是一部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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