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七年”两位女作家

    50年代的小说界，茹志鹃和刘真的小说独树一帜。究竟因女作家的身份才有独到的表现方式，还是因其表现方式与众不同，才使文坛女性令人刮目相看，尚难定于一是。但她们的小说在政治化的年代，都能不以造势的文字相标榜，而将笔触伸向时代大背景的间隙，在习焉不察之处传递生活感受。以她们的革命出身而论，作品内容自然与时代和政治生活有交相辉映的一面，在表现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里，表达对社会新生的喜悦。然而在充满时代气息的字里行间，蕴涵的却是不局限于特定政治理念，而具有普遍人性的母爱、异性相吸、姐妹情谊。当“重大题材”流行于世，她们的作品尤显别具一格。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过是小说背景，其中风起云涌的过程她们似无力把握；她们胶着的只是生活的某一时刻，人物心灵的一点感悟。在此意义，时间在她们笔下是静止的，正如有的评论家把这种写法概括为“有点象静物写生，细腻逼真，神采毕露，然而运动的感觉还嫌不够，表现事物的发展也还不很充分”。
    1958年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在《延河》第3期发表，小说以“清新、俊逸”的风格赢得茅盾和一些评论家的赞赏：“《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于节奏感的”；“茹志鹃在近十年、特别是近三年来的写作上，几乎是同时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尝试，终于找寻到更适合于她、更能全面发挥她的长处的风格和形式”。
    茹志鹃的小说虽说也受到缺乏“复杂的矛盾冲突”描写和“表现事物的发展”“不够充分”的批评，但与当时其它作品受到的指责不同，赞扬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她的小说得到文艺界领导人的赞许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和平生活使社会审美意识有所改变，局促、紧张的战时心态渴望在和谐而徐缓的生活音律中得以舒展；接受领域对建国后历经批判运动的小说界更有一种潜在的吁求，希望小说摆脱一味配合宣传，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的模式，给创作注入新的活力，由此，也才使茹志鹃小说引来的是文坛一阵和风细雨的波澜。对这种与热火朝天的时代有所疏离的文学倾向，作家周立波曾委婉地说：“崇高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始终是一个作者追求的理想，不讲究二者的统一，只强调二者的任何一面，都会出岔子。古人说了‘文以载道。’在我们的时代，文章应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道。古人又告诉我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把这两句话合并想一想，是有意思的”。
    应该说，《百合花》的发表恰逢其时。1958年反右斗争刚结束，与斗争中“亲不亲，阶级分”所形成的紧张的人际关系相比，小说呼唤人与人之间纯洁真挚的感情。茹志鹃将故事背景放在战争年代，尽管真实的战争场面要比政治运动中的较量与撕杀更残酷，但小说家和她的读者毕竟生活于现实，变动不拘的新时代收获之一，便是不断激发人们对生活新的想象。当茹志鹃把记忆的焦距瞄准战争间隙，在这里，人际交往的关系变得单纯而透明，比现实的确更多纯真的柔情。正如评论所言，茹志鹃“终于找寻到更适合于她、更能全面发挥她的长处的风格和形式”，这不仅是她对这种表现方式得心应手，比如，以跳荡的行文结构小说，以纯情而洗练的文字表现人物内心细小的波动；也在于这种写作方式与生活的关系比较独特，小说家只向她欣赏的景观睁大眼睛，全神贯注地拣拾那些“有光彩的珠粒，把她们穿缀成精彩的珠练”。这样的写作个性，为当日文坛吹进异样的清风。
    《百合花》是主人公“我”讲述1946年在解放军前沿包扎所领略的人生一幕：解放战争中，一位通讯员奉命为伤员征集棉被，农村刚结婚的新媳妇舍不得她的新棉被，这一借一嗔，把充满青春气息的生活场景展现得活灵活现。后来这位小战士在前线牺牲了，新媳妇一下子丢掉已往的忸怩、小性，为这位“同志弟”擦身体，“细细的、密密的”、“一针一线的”缝好他衣服上的破洞，也把自己唯一的嫁妆——绣满百合花的新棉被，送给烈士装殓遗体。
    当时有读者认为《百合花》不像小说，更像一篇散文。悠久的小说传统根深蒂固，大悲大喜的人物命运，离奇巧合的故事情节，不仅吸引了古往今来的读者，也在培养社会的阅读习惯，连同对小说既定模式的理解。《百合花》之前，茹志鹃已经发表《妯娌》（1955）、《关大妈》（1955）、《黎明前的故事》（1957）、《在果园里》（1958）等小说，在这些作品中，茹志鹃已表现出自己的写作倾向，比如截取生活的一个侧面，讲述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似乎无涉宏观大旨，却通过杯水波澜映出时代光彩。小说家是真心要与歌颂新生活的主题相契合，但与之相遇的，却是革命化年代崇尚雄伟壮观、大开大阖的精神诉求，她的小说并不违背时代潮流，却违背了这样一种审美取向，尽管时代潮流和审美取向常常互为因果，但潮汐之变并非人人所感，更何况斗争消长还在明灭之间、并不明朗的状态。比如，当时引起批评家不满的是，茹志鹃的小说“很少出现复杂的矛盾冲突”，即令写战争，她也“不准备写什么战斗英雄。即令写战斗英雄，你大概也要写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方面，不去写他英勇战斗的场面”，由此看来，小说家“对自己的趣味和倾向是否过于执拗了”。这里，批评家显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生活在从战争状态向和平年代转型的当口，便有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创作感受，以及这样的感受对写作观念的影响。
    不过，茹志鹃以往作品在读者中并没多大影响，只是1958年《百合花》在《延河》发表，并于同年在《人民文学》6月号转载后，她的写作风格才引起人们关注。从1959年欧阳文彬《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在《上海文学》10月号发表，有关茹志鹃风格的讨论持续了将近两年，像茅盾、侯金镜、魏金枝、洁泯等当时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都发表评论，虽说文本对象是《百合花》，但实际上是在展开一场关于作家创作风格的讨论。这些文章都不大赞同欧阳文彬的观点，都从文学大局出发，肯定小说家的个性风格对形成生动活泼的创作局面是怎样的不可或缺，等等。而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大趋势下，有两个人的分析稍显不同，一个是作家冰心，一个是作家本人。
    实际上冰心所论，是《百合花》发表一年多后，茹志鹃的另一部小说《静静的产院》。从描写女人的生产过程，冰心注意到女作家对女人生活特有的关注，并把独具视角的女性体悟提到当代小说的议事日程。冰心说：

    在年轻的作家的队伍里，出了一个茹志鹃，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心里的喜欢和感激是很大的。
    ……在我们的报道里，小说里，不知写过多少妇女劳动英雄、先进模范的事迹。这些报道和小说里的妇女形象，也都能感动人，教育人，但是从一个妇女来看关于妇女的心理描写，总觉得还有些地方，不够细腻，不够深刻，对于妇女还不是有很深的熟悉和了解，光明的形象总象是蒙在一层云纱后面，不是那么眉宇清扬，容光焕发。
茹志鹃是以一个新中国的新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前后的中国妇女的。她抓住了故事里强烈而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也不放过她观察里的每一个动人的细腻和深刻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是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

    五四时期，冰心和庐隐、沅君、凌叔华等人曾联袂出现在文坛“人的解放”的旗帜下，为女性的历史境遇发出呐喊。如今她关注茹志鹃小说关于女性的描写是最自然不过的，但她所说的“故事里强烈而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与茹志鹃这篇作品的风格却似有抵牾。《静静的产院》描写了谭婶婶和荷妹两代接生员，由她们对接生观念的差异反映出社会上新与旧的矛盾，以及新陈代谢的必然规律。小说的风格委婉而清新，新旧交替自然流转，嗅不出“革命性和战斗性”的火药味。然而，“女读者”和“女作家”之间却还是心有灵犀，妇女写作的消长、变异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强烈而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的说法是当时世风所致，冰心着重强调的是女作家关于妇女的“细腻和深刻的细节”，使女人形象走出异性描写的“云纱”，而显现出“眉宇清扬”的真实性，并指出，这样的描写是以往“多少妇女劳动英雄、先进模范的事迹”所没有的。当社会生活趋向平稳，小说也和生活一样，由粗砺、张扬转向细腻、平和，对此冰心有敏锐的察觉。另一方面，茹志鹃的小说使这位五四时代女作家有感而发，也在于她当年所期盼的妇女解放，通过和平年代表现女性生活状态的文字，才有了一个真切的结果。与冰心的主观愿望相契，这结果不是剑拔弩张的，而充满清爽和温馨的轻喜剧色彩。
    如果说，冰心揭示出女作家创作视角在当代小说发展中的特殊意义，把有关妇女解放的历史线索勾连起来；那么，茹志鹃对《百合花》的自白，则进一步把这一视角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揭示出来。她这样介绍小说情节所潜在的含义：

      从这个思想脉络推下去，到最后她把新婚被子劈手夺来，盖上通讯员的遗体，这一动作就有了内心依据。在这一严重的、肃穆的时刻，才显露出她对这位同志弟的真认识，真水平，真感情。就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作品的意念，人物的命运，合拢了，完成了，能够打上一个句号了。一位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当他献出一切的时候，他也得到了一切。洁白无瑕的爱，晶莹的泪。
作品写完以后就寄出去了，但不久就退了回来。在那个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当时要想得简单得多。也许想得太复杂了，就没有《百合花》了，说不定。

    《百合花》“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这是“文革”后茹志鹃对小说内涵的说明。事实上，当年无论欧阳文彬的批评，还是侯金镜等人的辩解和褒扬，都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说，回避了小说家通过作品所要表达的对爱情和人性的理解。他们争论作品题材是否“重大”，是否要写英雄人物，虽然欧阳文彬认为茹志鹃的风格略嫌纤细，希望她“更充分地反映当前宏伟的现实”，但对其艺术风格也有切实的把握，认为她“能把平凡的事件处理得枝叶扶疏，灿然可观。在短小的篇幅中，起承转合，呼应陪衬，应有尽有”。但所有的评论便都到此为止，至于当年，“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的原因，也就是小通讯员牺牲时得到了一位农村新婚少妇的纯真的“爱情”这一点，几乎没有涉及。茹志鹃在小说中并没明确写爱情，她将此归结为“当时要想得简单得多”，新媳妇对小战士的爱，仅仅像一曲关于爱的挽歌，曲终人散，淡得不着痕迹，但却在无意间打破两情相悦，就一定要“大团圆”的俗套，流露出一种感伤的美。因此，若说这是一篇有意遮蔽爱情主题的小说，也不尽然；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所形成的相对单一的审美风尚，也不能不说是这方面描写受忽略的原因之一，恰似文苑一阵清风拂面而来，人们却来不及驻足、静心，仔细打量作品。实际上，茹志鹃悄然将一种新的抒情方式引入作品，抒情在这里主要不表现为诗化的语言，而是由小说情节点化而成的感伤意境，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
    50年代有一批像茹志鹃这样的女作家，她们的出身经历都与五四时代的女作家有所不同。如草明、白朗、杨沫等30年代参加革命，或经历抗日战争，或来自根据地延安；像茹志鹃、刘真和菡子曾都是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女战士；袁静、韦君宜和李纳等在青年时代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在战争或地下斗争中出现的“战士型”作家。与男人并肩作战，风雨兼程，使她们本人在公众场合都不刻意突出自己的女性身份，与五四新女性相比，她们自觉为又一代女性新人。究其原因，还在于她们赶上了建国初期催人振奋的岁月，赶上了一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时代，五四时期女作家着力揭示的“风刀霜剑严相逼”的人生境遇，还有当时知识女性缠绵悱恻、错综复杂的心理纠葛，在她们看来，都已是旧时王谢堂前燕；而对现实的新女性，作品多着意于刻画人物形象的“纯”与“真”。在这里，学识、世故和经验都有沾染旧生活痕迹之嫌，小说中那些来自乡村，单纯、明净、天真的小女兵形象，是新女性画卷格外的亮点。其中，以刘真的作品最为典型。
追忆个人经历，也体现了小说家追求“纯”与“真”写作风范的努力。1955年，刘真的短篇小说集《我和小荣》出版，1959年她发表《英雄的乐章》，再到1962年《长长的流水》问世，伴随年龄增长，刘真的创作经历了不同阶段：从表现童年生活印象到描写少女的初恋心态，而后又转向描写战友之间的姐妹情谊。她的小说本可以作为表现战争生活的作品，但由个人的艺术追求所致，表现纯真的写作意向，使小说界一直把刘真当作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是强调读者对象的文学，是根据孩子的接受心理和欣赏趣味为儿童写的作品，刘真的小说却不很适合这样的角色。刘真九岁参加八路军，在部队当过宣传员、交通员、演员和戏剧队长、创作室主任。部队生活为她扫盲，就像聋哑人开口说话，刘真滔滔不决地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并以小说回报哺育她成长的部队。她小说主人公常常就以“我”或作家的真实姓名“小刘”、“清莲”出现，人物和作者经常不分彼此，忘情地抒发着对战时平原生活的感受，抒发对部队大家庭的感情。刘真的小说这样执著于主观抒情，使她并不适合具有较强受众意识的儿童文学作家。
    小说中频频出现“小八路”形象，她（他）们单纯幼稚，在部队常常有些顽皮淘气的举动，像《我和小荣》、《核桃的秘密》等，人物过于质纯的禀性，使作品的文笔、结构也尚嫌稚嫩。这种状态至1959年《英雄的乐章》发表有所改变，标志刘真正在告别写作的上一个阶段。作品描写一对男女战士张玉克和刘清莲在部队宣传队相识，十几年的战争生活使他们聚少散多，而少年时代的友情，却由难得的相聚而变为恋情。作品动人之处在于描写出青年特有的一种欢乐与向往的生活态度，环境再艰苦、单调，也挡不住这对青年恋人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相约战争结束到音乐学院学习，“把经历的一切都谱成乐章”；到北京去修建“好看的楼”，把自己国家的首都也建设成像“美国的华盛顿，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意大利的罗马……”那样美丽的城市。不幸的是这次分手后，在羊山集战役，张玉克不幸牺牲，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英雄的乐章”。与《我和小荣》、《核桃的秘密》、《弟弟》等作品相比，《英雄的乐章》不再是描写调皮的小战士的“成长小说”，而以青年男女的爱情为主线，在硝烟弥漫的战地，吹奏起浪漫的青春短笛。
    然而，当刘真的小说把战争与个人命运联系起来，她却受到批判。《英雄的乐章》是作为批判对象附发在《蜜蜂》杂志，才得以与读者见面。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形势下，文艺界也开始批判修正主义思潮，在《蜜蜂》杂志，与《英雄的乐章》同时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文中说：《英雄的乐章》“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看待革命战争和爱情问题，将个人幸福和革命事业对立起来，厌倦革命战争，幻想和平幸福；摆在我们面前的作品中的人物，灵魂里充满了浓厚的资产阶级的没落、颓废情感，却硬给穿上了革命战士的外衣”，文章特别强调，要以此为例，“坚决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打击下去！”从 1959年底至1960年上半年，《蜜蜂》、《文艺报》、《河北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文艺》等多家报刊杂志就发表十多篇批判文章，如《是英雄的乐章，还是私情的哀歌？》，《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乐章”——评刘真的<英雄的乐章>》，《箭头指向哪里？》，《战士批判小说<英雄的乐章>》等，这种状况直到1962年才有所缓解。
    经此劫难，1962年《人民文学》10月号发表的《长长的流水》，使刘真的创作又掉回头去，重新温习“纯”与“真”的主题。《长长的流水》描写40年代初小战士“我”和李云风大姐在太行山整风大队的生活。这是一部表现部队休整期生活的小说，但此间最活跃的政治生活、整风运动，都不是叙述重点，与历史中的现实相比，作家真正将它描绘成战争间隙的一片让人身心休憩的港湾。小说特别用功在细节、情节和人物的对话方面，通过一组组画面，比如“我”到整风大队被大姐按着洗头、识字，闲话中得知大姐身世，让这些片段贯穿在近似母爱的姐妹情谊中。如此说来，恰如评论家所言，刘真“营造的真正是一种‘有我之境’，读者从中时时都可以感觉到她那热忱、率真、奔放、无拘无束的个性。这就与茹志鹃的含蓄隽永，形成春兰秋菊之比。”
    但重温却不是重复，《长长的流水》超过作家的以往作品。小说讲求结构均衡，气氛营造，起承转合也自然圆熟。除她的小说经验不断积累、写作不断成熟之外，潮起潮落的人生经历也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创作。如果说，刘真开始创作处于“有我之境”，姑且将此称为对个人经验的复制，并由此形成率真的艺术境界；那么她在《长长的流水》中，则不单纯是在复制个人经验，而增加了小说家对人生的感悟。从“我”开始不理解大姐的描写中，大姐便有了一种“委屈”，这种情绪不是由大姐本人表现出来，而是由“我”在追忆与怀念中的忏悔心情烘托出来。经受批判后作家发表《长长的流水》，虽不能据此便武断地说，作品是小说家借人物的“委屈”自比，但同为“有我之境”，创作的心情至少比以前复杂许多。“我”已不再用孩子单纯的目光打量人生，而能超越“我”的视角观察生活。于是，“纯”与“真”在生活中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美，它们也有让人受委屈、比较“残酷”的一面。对这一点，“我”以前未曾觉察，正如小孩子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恶作剧有什么不好。如此说来，童稚连同青春虽也是美的，却是一种单纯的美，反倒是连同对它的忏悔，显现出一种不尽如人意的美，在小说中更有超凡脱俗的魅力。
    以“静物写生”形容茹志鹃和刘真这一时期的写作特点，只是一种比喻。描写生活的侧面，从一点感受生发开去，点染成有人物、有情节的小说，其中小说家的主观色彩比较浓厚；不像那些专为历史作传的小说，无论正说还是反说，其中既定的观念是作家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然而，女作家对写作的这种选择，却有自己的传统，也就是说，当时代偏重某种写作观念，甚至对某一题材趋之若骛；而她们对自我体验刻意的关注，却使作品对趋向性的潮流有所疏离。比如女作家丁玲。早在二三十年代，丁玲就以《梦珂》、《莎菲女士日记》、《阿毛姑娘》、《韦护》等作品蜚声文坛，作品塑造的那些富于个性色彩的人物，特别是她们对爱情生活特有的体验，对情爱、性爱与革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大胆的揭示与剖白，是一般反封建主题难以尽述的。如果说，这样的主题意向在一些作品可以一览无余，那么，丁玲的小说却不是这样，她更表现出难为理性所把握的人性奔突无羁的方面。在这一点，丁玲是诚实的，也是勇敢的。这才是五四大时代对女作家心灵真正的感召。
    启蒙运动像开启了心灵的闸门，使作家即使生活在任何有约束力的环境，都敢于正视自己的感受。1936年，丁玲来到陕北，发表《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东村事件》、《入伍》等作品。就题材而论，这些小说都反映了抗战时期的根据地生活，从中也可以看出，小说家对根据地怀有热切的期望，通过作品，她仿佛在振臂欢呼，向人们展示投身新天地之后崭新的人生感受。然而难能可贵的，更是她忠实于生活感受，并不局限在一时一事。40年代初，丁玲发表《我在霞村的时候》，作品描写农村女青年贞贞在敌人的营垒受尽日寇蹂躏，但为了给游击队传递情报，她咬牙坚持下来，当她染了重病返回家乡的时候，却受到乡亲们的歧视和辱骂。《在医院中》描写青年女医生陆萍怀着满腔热情投身根据地的医护工作，她认真负责，事事处处坚持原则，结果不仅得不到同志们的理解，而且最终在流言蜚语中败下阵来。可以说，这两部小说都描写了革命时代“太阳上的污点”，但它们又不完全立意要“干预生活”，或者说，比那样的作品更侧重于抒发感同身受的人生体验。这种真实的感受与她初到根据地，仿佛“振臂欢呼”的真实，应该说是一致的。
    1958年《文艺报》把丁玲写于40年代的杂文《三八节有感》和小说《在医院中》重新发表，进行“再批判”，“《文艺报》的“编者按”说：“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是“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毒草”；他们“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是“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这在当时“是毋庸怀疑的判决”。丁玲的遭遇作为前车之鉴，对后来小说家的创作不能说没有影响，但如果从茹志鹃和刘真的上述作品来看，这种影响可以说是题材方面的，她们的作品不打算去揭示生活的不尽如人意；而在注重女人特有的感受这一点上，女作家的选择却颇为一致。因此，在她们的作品里，多流露出时代观念难以一网打尽的情愫，比如“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战地的青春短笛；回忆中喜忧参半的“长长的流水”……
在反右斗争稍微平息之后，茹志鹃和刘真的作品给人们带来文学再次“解冻”的信息，尽管那仅仅是暴风雨前夜的一丝平静，是小说家永远的一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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