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事件

　　1923年元月，郑振铎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实际运行轨迹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然而，按照一般的文学史理解，《小说月报》更换主编，主要被解释为新旧文学争夺文学阵地的结果，被解释为新文学一次不得已的妥协。
    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有着相当的事实依据。沈雁冰曾经两次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一次是在1921年的8月：
    “上海举行此会（指文学研究会），很不容易，因上海谩骂之报纸太多，《晶报》常与《小说月报》开玩笑，我们要办他事，更成功少而笑骂多；且上海同人太少，力量亦不及。”
一次是在1921年的9月：
    “《小说月报》出了八期，一点好影响没有，却引起了特别的意外的反动，发生许多对于个人的无谓的攻击，最想来好笑的是因为第一号出后有两家报纸来称赞而引起同是一般的工人的嫉妒。我是自私心极重的，本来今年搅了这劳什子，没有充分时间念书，难过得很，又加上这些乌子夹搭的事，对于现在手头的事件觉得很无意味了。我这里已提出辞职，到年底为止，明年不管。”
尽管沈雁冰的言辞所指相当含蓄，甚至有些语焉不详，但是象《晶报》这样的报纸，在当时明显就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地盘，因此，从沈雁冰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来分析，似乎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旧文学势力，是革新时期《小说月报》遭遇到的最大压力。
商务同人章锡琛的回忆似乎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由沈雁冰主编……但不久为了与鸳鸯蝴蝶派作斗争，著文抨击，激起了他们的‘公愤’，联名对商务投了‘哀的美敦书’。当时上海各小报编辑权都操在这批马路文人手中，他们以在报上造谣讹诈为专业，商务当局怕同他们闹翻，只得把新主编调到国文部，该请郑振铎编辑。为了笼络这批文人，专事收容他们的稿件，另创《小说世界》半月刊，由王云五的私人叶劲风编辑。”
章锡琛明确把《小说月报》之所以更换主编归结为沈雁冰得罪了鸳鸯蝴蝶派，因此招致鸳鸯蝴蝶派文人对商务施加压力，导致沈最后的去职。而沈雁冰开罪于鸳鸯蝴蝶派的原由，按沈雁冰自己的说法，主要是他发表于《小说月报》13卷7号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对鸳鸯蝴蝶派进行了抨击：
    “商务当局中的保守派很中意王云五。他们借口《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点到《礼拜六》杂志，对我施加压力，说什么风闻《礼拜六》将提出诉讼，告《小说月报》破坏他的名誉，要我在《小说月报》上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道歉。我断然拒绝……”
一篇文章居然引发了不小的风波，甚至还牵扯到复杂的人事纠葛，那么这篇文章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呢？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这篇文章中，沈雁冰相当严谨地重新命名了“中国现代小说”这一概念，他并不如时人所普遍认同的那样，仅仅把“现代”当作一个当下的时间观念，而是将西方式的“现代”价值理念赋予了“中国现代小说”，认为真正的现代小说应该是针砭时弊、推动社会进步的；是客观的、直面现实的。以这样的现代价值理念去衡量当时包括鸳鸯蝴蝶派在内的“中国现代小说”，很显然，只能是批判多于肯定，也就只能得出真正的中国现代小说尚未诞生这样的结论。
    这样，沈雁冰之所以被迫离开《小说月报》主编位置，按照上述说法，无疑就被顺理成章地置于了现代性的背景下，在这个背景之下，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显然被当作了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而一手缔造这面旗帜的沈雁冰则被当作了具有现代文学意识的英雄，鸳鸯蝴蝶派以及在沈雁冰眼中相当保守的商务印书馆，当然就只能作为一个反现代性的形象出现了，郑振铎接替沈雁冰的《小说月报》主编位置，也就只能被惋惜地看作是《小说月报》现代性进程停滞甚至是倒退的表现了。
问题在于，如果沈雁冰真是因为开罪于鸳鸯蝴蝶派而被迫离开《小说月报》，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商务能够同意郑振铎接替沈雁冰的位置？因为假如翻看一下史料的话，会发现，在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剑拔弩张的对垒与论争中，充当了冲锋陷阵角色的，应该是郑振铎主编的《时事新报•文学旬刊》而不是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从论争文章的数量上看，文学研究会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文章十之八九是发表在《文学旬刊》上的；从论争文章的质量上看，有份量的批驳文章也大都发表在《文学旬刊》上，如叶圣陶的《侮辱人们的人》、西谛的《中国文人对于文学的根本误解》、李之常的《自然主义的今日文学论》等；甚至从文章的批判力度上来讲，《文学旬刊》上发表的批评鸳鸯蝴蝶派的文章也要比《小说月报》上不多的同类文章声色俱厉很多。也就是说，文学研究会对鸳鸯蝴蝶派的口诛笔伐主要是通过《文学旬刊》而不是《小说月报》来进行的，对此，郑振铎也有着明确的说法：
“当《小说月报》初改革的时间，他们却也感觉到自己的危机的到临，曾夺起酒色淘空了的精神，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在他们势力所及的一个圈子里，对《小说月报》下总攻击令。冷嘲热骂，延长到好几个月还未已。……《文学旬刊》对于他们也曾以全力对付过。几乎大部分的文字都是针对了他们而发的。却都是以严正的理论来对付不大上流的污蔑的话。”

    “《文学旬刊》不得不尽力从攻击方面做去，《小说月报》出版太迟缓，不便多发表攻击的文章，而现在迷惑的人太多，又急需这种激烈的药品，所以我们都想把《旬刊》如此的做去……”
郑振铎明明是在说当革新后的《小说月报》遭到鸳鸯蝴蝶派的攻击的时候，是《文学旬刊》出面反击的。为何是《文学旬刊》而不是《小说月报》担当这样的使命，沈雁冰在后来的回忆中，进行了解释：
“因《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刊物，而商务的老板最怕得罪人，我们对有些文艺上的问题，就不便在《小说月报》上畅所欲言。《文学旬刊》创刊时曾公开说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我们在它上面发表文章就不必存什么顾忌了。”
可以说，自从与文学研究会联系在一起，《小说月报》与《文学旬刊》其实就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分工，《小说月报》持重大气，以翻译、创作为主，间或有文论，也多以平心静气的学术研究性文字居多；《文学旬刊》活泼犀利，以杂感、批评为主，现实针对性较强，因此，文学研究会一旦与其他文学流派发生论争，基本上都是在《文学旬刊》上进行，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亦不例外。
这样的话，如果说《小说月报》真是由于得罪了鸳鸯蝴蝶派以至于商务不得不走马换将，以郑振铎取代沈雁冰以谢罪的话，于情于理，似乎都说不过去——鸳鸯蝴蝶派与商务不会不知道抨击鸳鸯蝴蝶派最激烈的就是郑振铎主编的 《文学旬刊》，他们不会自欺欺人地以一个更强烈的鸳鸯蝴蝶派的反对者来接编《小说月报》的。可以解释得通的理由恐怕只能是，沈雁冰之所以去职，得罪鸳鸯蝴蝶派也许只是一个表面理由，其中应该有更复杂的隐衷。

　　在这样的前提下，油然而生的的一个问题就是，沈雁冰主持的的《小说月报》的革新是否真的象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成功？或者说，在当时的语境中，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是否真的得到了商务、新文学界以至于读者的认同？
　　首先，从商务这方面来看，其实对沈雁冰主持的《小说月报》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沈雁冰在总结《小说月报》最初革新成果的时候，就已经敏锐的感觉到了：
“……编译所茶房送到‘小说月报社’的许多书、刊信件之中，有一本新出第一期的《小说月报》尚未拆封，显然是退回来的，受信人是陈叔通……显而易见，受信人并没有看内容就退回了。这表示他对于《小说月报》的革新这件事情本身是十二分的不满意……这位陈先生是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权力很大的一个大人物呢！”
　　如果说来自商务高层的这种对《小说月报》的质疑最初可能还只是出于一种本能，一种因为相对落后于时代的保守心态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商务自身现代进程的加速，商务高层对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的怀疑态度就显得别有意味了。可以说，在这种怀疑里头，当然有象鸳鸯蝴蝶派施加压力的因素，然而，更为重要的可能还是沈雁冰自觉不自觉的卷进了商务当时复杂的人事纠葛与经营策略的纷争中去了。
    1921年夏天，胡适应张元济、高梦旦等商务元老们的邀请，以考察的名义来到商务编译所，其实胡适此行的目的是想看看商务实际的运行情况，以决定自己是否接受商务的邀请，出任炙手可热的商务编译所所长之职。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与心境下，胡适连续约见了商务编译所的众多编辑，其中包括沈雁冰。但是，对于胡适这样年轻时候就暴得大名的学术界名流，对于商务对其无微不至的趋奉态度，同样年轻的沈雁冰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反感。 而此时胡适正尝试着介入商务，变革商务，其中当然就会关注到《小说月报》这样的刊物，胡适在1921年7月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他对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看法：
    “我昨日读《小说月报》第七期的论创作诸文，颇有点意见，故与振铎及雁冰谈此事。我劝他们要慎重，不可滥收。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如梅特林克，如辛兀，都是极能运用写实主义方法的人，不过他们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义的病境。”
应该说，胡适对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是不太满意的，他的意见主要有两条，一是认为《小说月报》发表的创作过滥，水平不高；二是针对沈雁冰此时正在大力推广的“新浪漫主义”，认为不切实际。对于一向自视颇高而且握有“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 尚方宝剑的沈雁冰来说，即使胡适的意见不无可取之处，恐怕其内心仍有芥蒂——商务高层都有不得干涉编辑方针的约束，何况胡适此时还只是编外人员。
正是有这样的缘由存在，当胡适终于决定谢绝商务的邀请转而推荐王云五代己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以后，沈雁冰与王云五的关系就显得相当微妙。一方面，沈雁冰恐怕和当时商务中的大多数编辑一样，认为王云五无真才实学且又籍籍无名，难以担当编译所长的重任， 另一方面，对于以胡适私人面目出现的王云五，本来对胡适就有看法的沈雁冰心中恐怕更有微词。
　　种种微妙之处很快就演变为沈雁冰与王云五之间的具体冲突。其一，就是上面提过的鸳鸯蝴蝶派向《小说月报》施压的事件。从沈雁冰与王云五此时关系的角度去重新看待这一事件，会发现，鸳鸯蝴蝶派的出手其实更多只是为王云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籍此，王云五可以试图控制商务原有刊物，折服象沈雁冰这样有才气的编辑骨干，同时树立个人的权威。因此，作为这一事件的最终解决结果，王云五为首的商务新的高层提出了刊物的“内部审查”制度，这一制度很明显削弱了原先商务给予编辑的相当独立的编辑权，而扩大了商务高层对于刊物的干涉权限。应该说，正是“内部审查”制度的实行，最终导致了沈雁冰、章锡琛（当时的《妇女杂志》主编）等编辑骨干的纷纷去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沈雁冰离开《小说月报》主编位置，其实是商务内部高层为了确立威信与普通编辑争夺编辑权的结果，沈雁冰不幸成为人事纠纷的牺牲品。
　　其二，沈雁冰与王云五的冲突还表现在对于《小说世界》的不同看法上。为了吸引当时的小市民读者群，也为了与东方书局争夺市场，王云五入主商务之后，决定创办走通俗小说路线的《小说世界》。按照沈雁冰的回忆，《小说世界》的创办过程简直是一个阴谋，王云五明着说是为《小说月报》培养读者梯队，实际上是为了收拢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所排斥的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创作。 这当然是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沈雁冰等人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出现《小说月报》与《小说世界》对峙的时候，沈雁冰只好辞职。姑且不论《小说世界》的创办是否真的是一个阴谋，至少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王云五进入商务之后，商务的经营策略正在发生裂变。胡愈之对此的说法可谓一语中的：
　　“原来商务固然也是私人经营的，但是到底象个文化事业；原来的资本固然也是有剥削的，但是却还有一定的进步性。而王云五却完全以一种营利的目的来办商务，订出了许多荒唐的制度。”
如果说张元济时代的商务还带着某种文化传播的自觉性，具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因而商务在经营策略上还表现为文化与市场利益并重的的话，那么到了王云五时代，商务恐怕正在悄悄地将自己的经营重点转到市场需要上去，而文化效应显然就没那么看重了。只有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张元济时代商务只是坚持政治上的中立性，而能在新文化运动高潮的时候，顺应新文化界的的批评，撤换已显得落伍的各刊物主编，改组象《小说月报》这样富有鸳鸯蝴蝶派气味的刊物；而到了王云五时代，商务却一反常态，拾鸳鸯蝴蝶派之牙慧，组建《小说世界》这样的刊物。这其间正是鲜明地勾勒出了商务进入二十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其现实立场已经由原先的文化传播与市场利益兼重而更多地向市场利益倾斜了。因此在王云五眼中，鸳鸯蝴蝶派也好，文学研究会也好，撇开其文化立场上的差异，只要能够占领市场，都能为商务兼容并蓄。《小说世界》的创办可以说是对曲高和寡的《小说月报》不满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是对〈小说月报〉所忽视的市场死角的一种补充。而这一观点，对于坚守启蒙文学观的沈雁冰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分道扬镳自然在所难免。可以说，沈雁冰与王云五关于《小说世界》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是两者对商务的经营理念理解的差异造成的，也是对文化产品现实效用的处置不同造成的。
　　这样的话，于理于人，都注定了沈雁冰主持的《小说月报》在王云五的心目中，是不合时宜的。沈雁冰的去职自然在所难免。

　　从读者市场的反应来看，在“五千册”、“一万册”这样的辉煌印数背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头上似乎仍然笼罩着一丝挥之不去阴霾。首先，对于自觉以带有现代性追求的启蒙文学观来定位刊物的《小说月报》，读者普遍的反应就是高深莫测，颇令人望而生畏：
    “曾有数友谓如今《月报》虽不能说高深，然已不是对于西洋文学一无研究者所能看懂；譬如一篇论文，讲到某文学家某文学派，使读者全然不知什么人是某文学家，什么是某文派，则无论如何愿意之人不能不弃书长叹；而中国现在不知所谓派，……以及某某某某文学之阅《小说月报》者，必在数千之多也。”
    “据实说，《小说月报》读者一千人中至少有九百人不欲看论文（他们来信骂的亦骂论文，说不能供他们消遣了。）”
　　从表面上看，读者的不满是针对《小说月报》上的“西洋文学”绍介的整体情况而言的，实际上，如果联系当时《小说月报》译介的实际情形来看，可以发现，读者们的抱怨其实主要是针对沈雁冰当时大张旗鼓的绍介被压迫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而言的。由于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在当时世界文坛上并不引人注目，而且由于当时中国翻译界的视野与水平问题，在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之前很少有人触及到，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的处女地，因此，可以推想得到，这应该是引起读者更多意见的焦点所在。但这种争议似乎并没有体现为读者市场的波动，原因在于沈雁冰又一次将他的贸然之举与商业促销手段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他是这样来做的：
   “10号的稿子比平常多三分之一，现在也一齐印出，定价不加……俄国文学号内容很不行，但销场还好，大概一般读者被厚重的篇幅迷昏了。上海人所谓‘卖野人头’，似乎中国卖野人头是行得通的；很足以为叹。”
　　作为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在篇幅上自然要比正常情形下的期刊厚重许多，而耐人寻味的是，平平常常的10月号（《被损害民族专号》）居然也比正常情况加多三分之一，编者希冀通过加量不加价的方式来吸引读者的企图是相当明显的，而这种企图分明流露出了编者对于这两期刊物是否能够为读者所接受，内心并无多少把握。因此，在取得销量还好的结果时，编者能够清醒的将销量与篇幅而不是内容联系在一起，足以证明，他其实是明白这两期内容与读者市场需求之间的断裂的，只不过这种断裂被商业促销手段暂时遮蔽没有骤然爆发出来而已。
    这种方式自然非长久之计，面对读者市场的较为一般的不满呼声，沈雁冰还采取了一些更为根本的刊物调整手段。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很清楚的表明了他的这种想法：
    “前天见仲甫先生，他说可以放得普通（通俗）一些，望道劝我仿《文章俱乐部》办法，多收创作而别以‘读者文艺’一栏收容之。我觉得这两者都是应当的。”
他在另一封信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构想：
    “仲甫先生所谓普通一点，乃指程度放低之意，如论文、史传、创作登载标准，不妨用初步的简易的，以期初学者可以入门，此意弟以为很是。……先生前月信中亦曾说及‘有许多中学程度之人，尚不得其门，而没有书可给他们看’，拟发起讲演会；我现在想：《月报》如欲便利初学，设立通讯一门，固是一法，然尚恐零零碎碎，不如竟添《西洋小说发达史》一门；现在中文的这类书，似乎还没有；在《月报》上登一本，大概总是需要的；将来即行合印为单行本。”
可以发现，在读者市场的巨大压力下，沈雁冰正试图对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某种调整。这种调整显然是沿着两个路径进行的，其一，是将通俗化当作《小说月报》的一种努力方向；其二，是通过“读者文艺”、“讲演会”、类似于教科书的栏目设置等形式，加强《小说月报》与读者之间的联系。
但是，这些措施如果与沈雁冰自身的编辑观念、文学观念联系在一起看的话，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冲突乃至退步。出于一种自觉的现代性立场，沈雁冰曾经清醒的认识到：
    “我以为最大的困难尚不在‘新式白话文’看了不能懂，而在‘新式白话文’内的意思看了不能懂。……民众对于艺术鉴赏的能力太低弱……鉴赏能力是要靠教育的力量来提高，不能使艺术本身降低了去适应。”
　　应该说，如果真要坚持自己富有现代性色彩的启蒙文学理想，《小说月报》就应该坚持精英化而不是通俗化的方向。一旦《小说月报》不得不以通俗化作为自己的生存策略之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小说月报》现代性的立场正在悄悄的变形，正在自觉不自觉的向市场需要、向反现代性的读者群落靠拢。尤其是“读者文艺”之类明显讨好读者的措施的设定，更是以调和或者折中的姿态，表明了《小说月报》在现代性追求与读者群的反现代性追求发生矛盾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更看重后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从表面上看，革新后的《小说月报》高达一万份的印数，似乎表明了《小说月报》所追求的现代文学观念得到了读者的认同，其实更可以说，在《小说月报》辉煌的印数后，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落后的通俗的反现代性的阅读趣味以及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对此作出的相当隐蔽的认同与调整。尽管如此，辉煌的印数其实并没有掩盖住编辑者与读者市场事实上存在的断裂与冲突。
   
　　再次，从新文化阵营的反应来看，应该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似乎也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得到了新文化阵营主流的充分肯定与褒奖。
在现有的史料中，我们看到的对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持肯定态度的，大概是这么几条：
 “《小说月报》，从十二卷一号起，已经换了一副面目，虽然是第十二卷一号，我们不妨将伊看作一卷一号。凡是一种杂志的一卷一号，我们例应介绍或批评；介绍使读者认知，批评使读者反省。但《小说月报》却更有这样的需要；因为伊已经在污泥里过了一半的少年期了，伊现今虽然换了个灵魂，却仍然容易被人蔑视。”
　　晓风：《介绍〈小说月报〉12卷1号》，《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2月3日。

　　“就中佳作固多，其尤使余喜入心脾者，为冬芬君所译《新结婚一对》，周作人君所译之《乡愁》，仪使余阅之￥仰不置，默坐冥思者移时，复次为王统照之《沉思》，亦耐人寻味之作。……迩来俄、法小说名剧，我国争相介绍，而英美诸国，似多未及之者，亦一小说译述界之缺憾。”
   石岑：《介绍〈小说月报〉并批评》，《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月31日。
细细揣摩一下，会发现，上述热情介绍《小说月报》的文章颇有奥妙之处。首先，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这些赞扬基本上都是针对《小说月报》12卷1号而发的，联系沈雁冰在《小说月报》革新前后各种煞费苦心的刊物促销行为，应该说，这些文章不乏客套之言，而且其广告目的是相当明显的。其次，从这些文章的作者与发表的阵地来看，应该说他们都与沈雁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沈雁冰在未担任《小说月报》主编之前，即与李石岑有着不错的私交，经常在李主编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各种文章；何况李石岑不久后又进入了商务编译所。因此，他为《小说月报》写肯定性的文章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除了《时事新报•学灯》之外，可以说沈雁冰与当时上海与北京其他的的几家著名报纸副刊也相当熟悉，一个明确的证据就是，当沈雁冰与王云五就《小说世界》展开纷争时，沈雁冰的应对措施之一就是将王的所作所为在四大报纸副刊上公诸于众，其中应该包括上面的《民国日报•觉悟》。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对于《小说月报》的改革，当时的确发表了一些肯定性的文章，但其含金量应该是大打折扣的。它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主流知识界、文化界的一种首肯。
　　相反，我们却发现了主流知识界特别是新文化阵营对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一些不满之音，尽管也比较隐晦，却颇耐人寻味。除了上面提到的新文化主流代表人物胡适那种明确的不满之外，另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对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也颇有微词。应该说，鲁迅与文学研究会以及《小说月报》颇有渊源，高君箴（郑振铎夫人）这样回忆道：
“那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据说根据当时‘文官法’规定：凡政治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因此没有参加。但先生对这个组织（指文学研究会）一直是十分关怀和支持的，他后来常为沈雁冰与振铎先后任主编的《小说月报》撰稿，因此有的人便认为鲁迅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甚至有的人以为文学研究会宣言是鲁迅起草的。”
　　尽管鲁迅并没有列名参与文学研究会，但他与《小说月报》的密切联系是有目共睹的。有学者考证，鲁迅曾经以各种形式支持《小说月报》：
    “仅在1921年一年中，他就为《小说月报》翻译了五篇论文与小说，写了四篇译后附记。此外，文学研究会曾把鲁迅的小说《社戏》、《在酒楼上》和译作《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世界的火灾》、《爱罗先珂童话集》等，编入《小说月报丛刊》、《文学研究会丛书》中出版。
    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0号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里，凝聚着鲁迅先生的大量汗水。他一方面积极推荐其他人的好作品，另方面，在这期专号里，他一下子发表了《近代捷克文学概况》、《小俄罗斯文学略说》、《战争中的威尔珂》、《疯姑娘》等四篇翻译的作品及其译后附记。
为了搞好这期专号，鲁迅不仅翻译了上述几篇作品，而且还承担了一些抄写、改稿、校对以及查找资料等工作。以周作人名义发表的《近代波兰文学概况》和芬兰哀禾作品《父亲拿洋灯回来的时候》，就是鲁迅为之查阅和提供了很多材料后写成的；……鲁迅给予《小说月报》的支持，有公开的，署名的，也有默默无闻和从未被人知道的。”
　　可以说，鲁迅之于《小说月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是最有权利评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成败得失的人选之一。
　　翻看一下鲁迅与友人的通信，会发现，1921年夏天沈雁冰如火如荼的革新《小说月报》的时候，鲁迅对沈雁冰的编辑态度，便颇有批评：
“他们翻译，似专注意于最新之书，所以略早出版的莱芒托夫……之类，便无人留意，也是维新得太过之故。”
　　过了不久，他又强调说：
   “雁冰他们太骛新了。”
将鲁迅的意见与胡适的看法搁置在一起，可以看出两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胡适认为沈雁冰将西方最新的“新浪漫主义” 大力推荐给国人，过于急切，不符合当时的国情；鲁迅也认为沈雁冰主持的《小说月报》在引进西方文艺思潮的时候，太注意“最新之书”，“维新得太过”，具体所指，显然是针对沈雁冰在译介西方文学时过于急功近利的心态而言的。可见，对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一味求新的做法，即使是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也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应该还是从不同的现代性立场设计上来理解这种分歧。尽管从根本上说，鲁迅、胡适等人与沈雁冰一样，都是立足于启蒙文学观，将现代公民、现代国家当作自己文学观念的最终归宿，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应该说，每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都有各自侧重点。鲁迅等人更喜欢“拿来主义”，也就是立足于本国国情，然后汲取异域的有益资源加以整合；沈雁冰似乎更倾向于我们今天谈论的“全球化”，通过一种与西方强国的自觉比附，找出本国的的差距和不足，然后再以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经验作为良药，加以纠正。前者的出发点是“我们需要什么”，后者的出发点却是“我们应该是什么”，差异相当明显。这就决定了鲁迅等人的“现代性”，也许不发达国家的特色更明显一点，而沈雁冰所倾向的“现代性”，西方列强的的色彩更浓烈一点。以前者的视野去看待后者，自然会觉得这样的“现代性”图景太新奇了，过于异域化了。离自己脚下的土壤太遥远了。
　　不管怎样，从鲁迅、胡适等新文化阵营主流的感觉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可以看出，沈雁冰主持的《小说月报》其实并没有得到新文化主流的完全认同。如果真要在《小说月报》中贯彻主流性的“现代性”文学理念的话，《小说月报》的确也需要走马换将了。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尽管从印数上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在其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旋涡与隐忧，质疑着这种成功。无论是商务、读者市场还是新文化阵营，除却非文学的人事纠葛，他们的不满其实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沈雁冰主持的《小说月报》走得太远了，姿态太激烈了，格调太曲高和寡了，编辑的观念太急功近利了。尽管如此种种的确使《小说月报》呈现出了鲜明的“现代”色彩，但是，对于一个背负着十年历史又顶着原来名称的老牌刊物来说，这种色彩不仅难以为一向稳重平和的商务所接受，在新文化主流都颇有微词的情形下，当然也难以真正实现旧有读者与刊物新格调之间的对接，《小说月报》读者群未来的流失应该是意料中的事。这一缺憾是致命的，也正是商务下决心撤换沈雁冰的根本原因。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郑振铎作为《小说月报》更合适的主编人选，浮出了水平面。之所以说郑振铎合适，是因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郑振铎更吻合商务、读者乃至新文化阵营的口味。
首先，在为人处世上，较之于沈雁冰的激烈，郑振铎的个性要平和许多，为人处世也要圆熟许多。表现在，尽管郑振铎社会活动生涯不过短短几年，他却积累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从外部环境来看，从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名流到朱希祖、蒋百里等社会贤达，再到通过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笼络起来的几乎将新文坛一网打尽的作者群 ，郑振铎无不熟悉，而且颇有交往，这些正是郑振铎可以接编《小说月报》这样的大型期刊的有效编辑资源。从内部环境来看，郑振铎也颇得张元济、高梦旦等商务高层的倚重，有资料表明，郑振铎进入商务任编译时，即开价月薪60元，是沈雁冰初入商务时的两倍半，应该是一般的编译十年后的月薪水平，而商务居然应允，可见郑振铎至少是作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映入商务的眼帘的，所以商务才会破格优待。再加上郑振铎不久之后便成为高梦旦的乘龙快婿，高梦旦在商务的地位、声望都是举足轻重的，此公尤擅协调，是商务有名的“润滑剂”，在人际关系方面，高梦旦恐怕比张元济还要略胜一筹。更为关键的是，在张元济与高凤歧矛盾重重，最终都于1921年退出商务实际领导层以后，高梦旦因为主动将商务编译所所长一职让给后来成为商务总经理的王云五，而与王云五交情尤为深厚。本人素受倚重，再加上联姻所带来的人事优势，决定了在错综复杂的商务内部人事纠葛中，郑振铎肯定要比沈雁冰更站得住脚。王云五撤换与其有摩擦的沈雁冰而让郑振铎出任《小说月报》的主编，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次，在编辑能力上，郑振铎组稿能力之强，是有目共睹的。沈雁冰就这样回忆道：
“1921年……郑振铎担任了《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同年五月十日，郑振铎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他那时虽然不是《小说月报》的编辑，却在拉稿方面出了最大的力。”
也就是说，在郑振铎尚未成为《小说月报》主编之前，在组稿方面，至少已经对《小说月报》贡献不薄。这也保证了，即使沈雁冰离职，有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也不会出现“稿荒”的问题，更不会出现编辑思路迥异所带来的刊物衔接困境。这也应该是商务以郑振铎替换沈雁冰的理由之一。
　　再次，更重要的是，在编辑方针上，郑振铎显然要比沈雁冰内敛许多。无论是他个人的文学主张，还是在处理具体的稿件上，可以发现，郑振铎似乎要更加客观一点，宽容一点。表现在，郑振铎的文学观念并不象沈雁冰那样，紧紧围绕“自然主义”一点展开，而是更强调文学的超越性，文学的全人类性， 这样的话，无形中就造就了一种宽泛与多元的文学理解氛围，不容易招致不同文学观念者的攻击。其次，即使是在主持《文学周报》与鸳鸯蝴蝶派、创造社展开论争时，其现实色彩似乎也打上了郑振铎的烙印。即，尽管文学论争的的文章大都用辞激烈，郑振铎自己撰写的文章或者经他手所发表的文章，大都没有明确的针对对象（人或文章），而主要是针对某种现象发表意见；而且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身攻击的词句。这就决定了尽管全力回应论争的是《文学周报》而不是《小说月报》，郑振铎却能做到树敌教少。而且，在回应现实的论争过程中，即使出现让人忍无可忍的情况，郑振铎也殊少意气用事，比如在沈雁冰表示“对于《创造》及郁、郭二君，我本无敌意，惟其语言太逼人，一时不耐，故亦反骂” 时，郑振铎所做的却是在他主持的《文学周报》上刊出这样和稀泥的编辑手记：“我们更希望国内从文艺的同志。都能向上努力，不可因细微而互相倾轧。我们固不望大家都走上一条路，但至少总愿意在各路上同向文艺的园林走去的人，不要中途打起架来，为亲者所痛而为仇者所快，” 并且表示再不刊载双方近乎意气用事的论争文章。由此可见，尽管郑振铎主持的是现实色彩更为强烈、经常处在论争漩涡的《文学周报》，但是其为人为文的谨慎，其张扬刊物个性同时又注意协调各方面关系的编辑意图，应该说还是展露无遗。也应该正是基于此，商务才会可能借鸳鸯蝴蝶派排挤沈雁冰撤换主编的机会，换上反对鸳鸯蝴蝶派同样态度坚决的郑振铎。
    种种迹象表明，尽管从表面上看来，郑振铎替代沈雁冰似乎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个由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所谓旧文学挑起的向新文学攻击的浪潮，实际上，却也未尝不能看作是《小说月报》乃至商务以“革新”的姿态在新文化运动中站稳脚跟后，借撤换主编，重新回归商务固有的的文化传统与经营策略，调整自己的现实立场的一种表现。以个性内敛、处世圆熟、观念宽容的郑振铎取代现实情怀激烈的沈雁冰，从专注于改变现状的不发达国家普遍认同的“现代性”眼光看起来，刊物的急功近利性明显减弱了，因而其现代性追求似乎遇到了某种挫折；但是，假如从刊物本身的文化属性与商业属性的长远考虑，恐怕这应该是一种基于刊物本身生死存亡与长远发展的更为隐晦而实际的现代性追求。因此，着眼于这个层次，商务调整主编的行为，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商务立足于民间因而淡化其现实关怀色彩的独特现代性的的一种流露。而只有完成了这次撤换主编的行为，《小说月报》某种意义上，才可以说真正完成了自己的革新过程，达到了前后期《小说月报》真正的衔接，从编辑风格上，从刊物内在气韵上，从受众的期待视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