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对我来说，近十年来的道路，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旅程，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转型的痛苦，内心更充满了困惑、焦虑甚至分裂，许多的想法沉入心底，成为隐秘，难以言说。正是在内心的隐秘深处，一些确立已久的信念开始动摇，而另一些曾被压抑许久的记忆却又渐渐复活。在许多的时间里，我默默注视自己，一个暧昧的、分裂的、身份可疑的自我。我曾经一度想放弃写作，我不知道该怎样叙述这个暧昧的、分裂的、身份可疑的自我——直到今天，这种想法仍然挥之不去。我不知道我的写作的意义何在，甚至有无意义，而在二十年前，这却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写作前提。
但是，我仍然在写作，这似乎是另一种宿命。

对许多的人来说，1990年代都会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一个激情飞越、充满本真性理想的年代嘎然而止，而在我们对1980年代尚未作出认真的总结和深刻反思之际，另一个粗鄙的甚至软弱无能的时代却似乎在不经意之中就被生产出来。然而，那一声婴儿的啼哭却并未给我们带来新生的喜悦或者希望，相反，另一些语词却在这个时代愤怒地涌现出来：资本、权力、阶级、市场……，等等，等等。我们与这些语词遭遇，与这些语词背后的残酷的现实遭遇，现实逼使我们重新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我接受或部分的接受所谓的“文化研究”，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的需要，更多的，仍是现实使然。是我在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确立过程之中，渴望找到的某种理论资源或者写作范式。因此，在另一种意义上，对我，或者对我的朋友来说，“文化研究”更多的可能只是一个“能指”，我们依据这个“能指”来重新组织我们的叙述，包括对文学的叙述，而在这一重新叙述的过程之中，我们很快发现，我们对文学的要求、理解甚至期许，都已经远远溢出了既定的文学框架，而这一框架正是由1980年代逐渐构建而成，这一过程也正是我们有幸亲身参与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自己与自己搏斗，自己与自己辩论，自己向自己质疑，内心的分裂与茫然可想而知——这些想法部分地体现在《何谓文学本身》这篇论文之中。
但是，我们仍然在渴望寻找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从而打破文学与现实的渐渐形成的“过于甜蜜的关系”，以回应这个时代的巨大的挑战。因此，对当代文学史的重新检讨就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命题，或许，这就是有关“纯文学”讨论的某种隐秘的动力，而对经典乃至已成某种主流话语的文学秩序的颠覆性的冲动，正是来自于1980年代的伟大传统。在这一颠覆的过程之中，不仅仅是募集一切可能的“造反”力量，同时，更重要的是重新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这一讨论以不同的形式持续了数年，直到今天，仍未完全结束，而批评意见的激烈，也远远超出了我当年主持《上海文学》工作时发表李陀《漫说“纯文学”》一文并组织相关讨论时的想像。我相信这些批评是善意的，因为其中许多意见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朋友。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些批评同样来自于我自己，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可能同样存在着这些异质性的声音。它们在我的内心相互搏斗并互相质询。
这一讨论同时派生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所谓的“文学性”，并形成了一个范围更大的激烈争辩。这一概念的提出，与“纯文学”讨论有关，但在其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某种难以言之的“身份焦虑”。的确，在我们把目光逐渐转移到非文学的领域，或者说，在我们“越界旅行”——这正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之后，我们还能不能或者说怎样重新回到文学。一种乐观的说法也许是，正是在这一“越界旅行”的过程之中，某种新的文学观念或者某种新的文学范式将被重新建构；而另一种激烈的质询也会同时出现：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文学本源性的存在方式。而争论的焦点也将集中在这一“本源性”的概念，同时亦会延伸出方法论上的差异，即所谓的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冲突。
也许，“文学性”这一语词本身，可能已经无意识地预设了某种近似于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我并不特别地反对这种提问方式，借用斯图亚特·霍尔的说法（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会同样借用霍尔的观点）：“我们当下不应该低估或忽视关于重新发现的本质身份的观念所导致的想像性重新发现行为的重要性”，这种想像的一致性使得那些分散的、破碎的经验被重新组织起来。正是经由这种提问，我们对整体性的把握的欲望和想像才会被重新激发出来。但是它所致力于寻找的，应该是那些被文学史忘却的联系，只有把这些被忘却的联系再次置于适当的位置时，文本才能恢复想像的圆满或丰富性。
但是，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仍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所在，即它容易抹去事物内部的差异性，这正是历史主义对之进行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的确，我们除了拥有某些共同点或者说分享某种共同的资源（正是这些共同点构成了我们包括文学的某种本源性的存在）之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性，正是这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性，不仅构成了文学之“独特性”的断裂和非连续性，也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文学”。显然，在这种意见中，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文学革命的欲望以及某种方法论的建构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会从“文学性”滑向“文学”，会把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开放的并且永未完成的空间，而且它永远活动在历史的变化过程之中。也许，我们可以使用“在场”这个概念。如同自我的建构依赖于“他者”的“在场”，文学的自我建构同样依赖于无数“在场”的“他者”，正是这些“在场”的“他者”，才会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文学文本的内部结构甚至包括各种叙事元素。因此，对文学史的考察，是否还应该包括对这些“他者”的研究，这些“他者”的登场和退场。比如说，在1990年代，我们看到的“在场”是资本、权力、消费主义，等等，等等。正是这些“他者”的“在场”，才改变了1990年代文学的某些内在结构，并形成了某些新的文学范式。在今天，我们更需要考虑的，可能还是促使哪些“他者”登场，包括“人民”这一概念，这些“他者”被遮蔽已久，甚至我们的记忆。也许，这会被人讥讽为一些“大词”，我并不笼统地反对“大词”，因为经由这些“大词”，才可能激发起我们的想像力和创造能力，可是，在我们进入具体问题的讨论时，则另当别论，用一句更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因此，所谓的“他者”，所谓“在场”，其与文学文本的联系极为隐蔽，而且更为复杂，中间存有无数的转化环节，无视这些环节的存在，亦会导致一种简单的甚至机械化的理解。
事实上，有关“纯文学”，有关“文学性”的讨论，可能永无一个明确的统一的答案，但是这一讨论的过程，却会激发起我们对文学的巨大的热情和想像，而在这一追问的过程中，我们会拥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以及相应的收获。在某种意义上，我更愿意游走在这些不同的意见中，反思自己并不断地校正自己。

大概在八年前，我写过一篇名为《底层》的散文，在那篇文章里，我记录了当时的感想和感受。今天，“底层”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泛化的语词，而且，开始进入学术讨论的视域。我无意把我当年的那篇文章纳入这一知识谱系，事实上，今天相关的学术讨论与我这篇文章也没有丝毫的关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活动。在这里，我重提旧事，只是感慨于现实的残酷性程度，正是现实的残酷，才逼使这个词浮出水面。在学术研究的热闹背后，却是一个阶级的日益贫困和更加不堪的生活状况。每念及此，常常感慨万千。
其实，我并不愿意在纸面上或者其它的公开场合讨论“底层”这个概念，这完全是一些非学术的原因。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我的祖先，我的兄弟，是我生命中的各种记忆，是我个人的成长史。我非常不愿意看到它被扭曲为一个知识性的话题，我尤其恐惧的，是它可能成为某种知识生产的“原料”。《底层问题和知识分子的使命》多少表述了我的这种疑惧，当然，其中更加激烈的意见在发表前就已被我删去。
可是，我仍然得面对这个语词，不仅因为这个语词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现实，而且，我们还得面对因为这个词而导致的各种批评意见。而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批评意见居然主要来自于文学批评界。或许，因为这个词的粗暴进入，破坏了文学的所谓的美和诗意，破坏了文学久已习惯的想像方式？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似乎是，似乎也不完全是。
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可能还是这样一种意见，今天重提“底层”的目的何在？的确，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叙述底层，是为了唤起道德的同情和怜悯？当然不是。是为了重新接续某种“苦难”叙事？也不完全是。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就我个人而言，在非文学的意义上，重新叙述底层，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不能也不应该漠视底层以及所有弱势阶层的存在。我们必须确立一种这样的社会原则，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应该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普遍的价值诉求，甚至成为“政治正确”的核心内涵。
然而，在文学的意义上，我的态度却会更加谨慎。因为“政治正确”并不可能保证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这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常识。如果把“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题材决定论”的旧式陷阱。即使把“底层”当作题材，那么它也永远无法替代文学的其它叙事元素。“写什么”和“怎么写”不应该成为一个次序先后排列的问题，它们永远复杂的纠缠在一起，共同完成文学的叙事过程。在我而言，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具体的叙述底层，更重要的，是让这个词成为一个“在场”的“他者”，是在这个词的目光注视中，开始我们的叙事。
而在我们对底层的重新叙述中，另一种批评开始出现，其直截了当的表述形式就是：你还是底层吗？尽管这种批评常含有一种讥讽的语气，但是我仍然愿意对之作一种善意化的处理，或者，我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身份怀疑”。这种“身份怀疑”同时也存在于我的内心深处，事实上，我们的身份已经产生“断裂”，决不可能根植于对“过去”的纯粹恢复。坦率地说，我的职业和工作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已经“中产阶级化”了，因此，在我和我的叙述对象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道深深的鸿沟，尤其在我重新返回底层的时候，我会发现，正如法侬所说，“他们突然会感到统治者的语言正烧灼自己的嘴唇”。因此，在今天，萨义德所谓的“表述／再现”会真正成为我们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需要的正是重新学习如何的“表述／再现”。可是，我却朦胧的感觉到，也许正是这种“断裂”，反而有可能帮助我们真实的再现叙述对象。实际上，不只是我们，即使整个底层，亦面临着这种身份“断裂”。因此，诗意化的或者道德化的“再现”底层，都只能更深地遮蔽底层的真实存在，只有正视这样的“断裂”存在，我的以及对象的，才可能构置一种新的对话关系，也许，这种对话会变得更加的艰苦、暧昧甚至残酷，但是它却会帮助文本获得圆满和想像的丰富性。
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我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地往下言说，我只想说，我们不可能逃避底层灼热的目光注视，只要我们仍然在追求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即使我们的立场再往后撤离，那么，任由底层的彻底贫困，对社会的颠覆，就会以一种更加粗暴也更加残酷的方式进行。那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什么是对我们自己的报应。

自从文学批评从语言学那里借用了“文本”这个概念之后，批评观念也随之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在新批评、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等各个学术流派中，“文本”有着各自不同的学术解释，但最终，“文本”仍然逐渐替代了“作品”这个概念。而在“文本／作品”的疏离背后，隐藏着的，正是对作者原义的轻视。这种轻视激发出文学批评蓬勃的创造热情，也随之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阐释空间，但是，我们却无可避免地会遭遇到“阐释过度”的危险。尤其是我们经由“文化研究”的视角，着意点会常常落在文本的政治无意识层面，这样更有可能造成过度的阐释。在《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中，尽管我已注意到这种危险性的存在，但最后，还是留下了“阐释过度”的痕迹。
这篇文章唯一留给我的可能性的启示，是对1980年代的重新关注，或者说对1980年代起源性的考察。正是在对“现在”的研究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过去”的重要性，这可能也是我逐渐重视文学史研究的原因之一。
1980年代的起源性问题，将会缠绕整个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过程。在我至今接触到的对这一起源性的众多解释中，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种：一，政治，或者说反专制主义，其一般的解释常会追溯到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而在文学史上，都会提到所谓的“天安门诗抄”，但这种解释过于粗糙，即使从政治的角度，我们仍然无法绕开“文革”时期比如遇罗克、李一哲等所代表的所谓“民主政治”的异端思潮（这一时期还存在着另一股同样重要的激进政治的异端思潮）。二，经济，也就是所谓的“四个现代化”，这一现代化的追求，常会追溯到1974年，比如，在对“改革文学”的考察中，就会见到这样的文学史线索的追寻。三，更重要的，是在近年对“朦胧诗”的研究中，逐渐打开了另外一个阐释空间，其中隐含了对现代个体观念的追溯，事实上，这一追溯已经涉及到了1960年代郭世英的写作实践。它不仅是观念上的，还涉及到了许多制度性的因素。即使这样几种解释，目前来看，仍嫌粗陋。可是，在这些解释之间，应该还遗留着许多的“空白”，这些空白可能同样重要。这些空白往往指涉着某种集体无意识，或者勉强地说，属于群众心理学的范畴，并由此构成了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元素。事实上，许多的概念，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文化的，都是对这一无意识的当时或事后的命名，并将其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范畴。比如“安定团结”就是当时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概念，在这一概念的提出、传播乃至接受过程中，无意中强调了个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又隐含了非政治化的因素，甚至包括阶级和解的愿望。因此，对这一无意识的考察，就显得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它的内涵，还包括它的形成过程以及更为复杂的形成因素，这将无可避免地回溯到对整个1949-1976时期的历史研究。也许，只有“再现”了这一无意识的形成以及重新形式化的过程，才能完整地再现当代文学史的真实语境，也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写作，包括至今还活跃着的一些语词，比如，天才、私人性、日常生活……，等等，清楚地理清它们的起源性问题，可能会更深入地理解其中具体的指涉。
我想，对1980年代的起源性考察，可能会是我今后的工作内容之一。

尽管有人说“文化研究”已渐成“显学”，我却觉得这种说法未免过于夸大，无论在学院，或是社会，甚至媒体，“文化研究”仍相对处于边缘地位。蹊跷的是，“文化研究”一直处于争论和质疑的焦点，这或许是它给人以“显学”的感觉的原因之一。也因此，对“文化研究”的批评日见增多，剔除其中的成见或非善意的因素，我想，仍有许多意见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而事实上，我也一直未停止对目前的“文化研究”的反思甚而质疑。其一，就是社会科学，尤其社会学倾向太重，或者说，对无意识层面缺乏更深刻的研究，而无意识对于今日的“文化研究”意义甚大，它关联许多问题，包括当下资本的规训形态。因此，如何引进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对“文化研究”可能会更有所增益。尽管我在真正意义的“文化研究”上所作甚微，但我仍然相信这一研究范式的开阔前景，而在适当的时候，我也愿意尝试着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
而在目前，我思考更多的可能仍然是将“文化研究”的视野如何引入“文学批评”，在这本书中，收录了我十年前的一篇旧作《当代小说中“土匪”形象的修辞变化》，收录这篇文章的目的，除了是对往日岁月的一点纪念，更是“修辞”这个词触发了我另外一点想像。我想，在“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之间，可能存有无数的纽带，“修辞”也许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们把“修辞”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那么“修辞”所承当的，不仅是一种建构的功能，同时还可能蕴含着某种意识形态的规训。因此，从文学文本的“修辞”分析入手，或许，能将“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更好地融合在一起。这需要作更为认真的文本分析。
随着对方法论的重视，文学批评也越来越呈现出它的专业化趋向，这种趋向自有它的合法性因素，尽管它可能需要我们付出感觉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我同意李陀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区分，这的确是两种并不完全一致的写作活动。但是，我并不认为它们可以截然对立，我更倾向于认为，起码在目前，文学批评仍然需要专业化的努力，甚至让它发挥到极至，这样才有可能产生各种不同的批评或者研究的流派。当然，如何在我们的知性写作中，仍然保持感觉的鲜活，这是一种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意味着，在知识无法继续延及的地方，感觉开始活跃，并作出另一种积极的解释，这很可能就是本土理论建构的契机。但是，这种感觉仍然应该是一种经过理论训练的感觉。当然，危险也同样存在，或许，在理论的训练之后，我们的感觉会消失殆尽。
正是在理论的“越界旅行”之中，我更加感觉到对话的重要性，我们游走于各种知识之间，同各种各种各样的理论对话。而在这样的学习中间，我想我应该始终保持的是一种谦卑的姿态，认真倾听各种声音，并随时地反思自己和校正自己。我想，我的立场，应该是在这样的对话中建立，而不是某种自闭式的妄自尊大。
或许，我言辞的锋芒会因此收敛，但因了谦卑却可能会有更多的收益。
而另一方面，我们开始渐渐习惯在某一特指的范畴中讨论问题，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因此轻视其它范畴的重要性，比如，我们决不能因了“形而下”而轻视了“形而上”，因了“文化研究”而轻视了“艺术研究”，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仅此而已，我更愿意强调它们之间的互补作用。而在我们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尤其是文学研究，实际上并不可能永远使用某种单一的视角或方法。而且，如果哪一天，“文化研究”控制或者开始限制我的思考，我想。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它。

在我写完这最后一行字的时候，夏夜的风轻轻吹过，有几颗星星在云层里若隐若现，那是我祖先的眼睛。在我五十二岁的时候，我才终于发现，我的写作终究是一种命定的写作，是在我祖先的目光注视中的写作。

                                  2005年6月14日于上海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