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发在前两天的《东方早报》上。里面的一个例子很有意思，说某地一群农村孩子写作文，比较自己和城市生活时，有一些愤激之言。童言无忌，本也正常，但是一个城里来的老师不高兴了，觉得这些孩子的心态有问题。罗岗的意思很明白，不是这些孩子的心态有问题，倒是这个老师的心态值得推敲推敲。这话说的不错。

    问题是，这个老师的心态又是从哪里来的，很自然的，就想到了“仇富”。“仇富”一词，目前很流行，不仅媒体，我在一些学术论文中，也看到了所谓的“仇富”研究。更好玩的，还有人把《红与黑》中的于连也扯了进来，以扩展“仇富”的知识谱系。“仇富”一词的流行，其用意无非是说明，“仇富”不仅破坏了安定团结，而且还会直接影响GDP。“仇富”，而且还是“仇富”心态，这就有点“诛心”的味道了。怎么看，我都觉得他们更像文化“警察”，在富人的别墅区外遛跶，以保卫神圣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当然，这次是在学术的意义上。

    的确，现在“富人”的日子很好过，不仅有人民币赚，而且还有知识分子为他们“正名”，为他们提供各种合法性的依据。这样，老百姓有点小小的不快，小小的不平，小小的嫉妒，也没什么大惊小怪。比如在下，有一次搭朋友的车到一地方，车还没进门，保安就是一个敬礼，我就和朋友说，这地方我也来过几次，从没见保安向我敬礼，怎么车比人还重要呢？这就有一点小小的嫉妒了，但也很难说是“仇富”。

    说实话，今天的中国人，还很少有人“仇富”，“崇富”倒还差不多。很多机构都做过调查，年轻人崇拜的，有几个不是富人？比尔·盖茨、丁磊或者张朝阳，这些数据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几年，知识分子编造的“神话”很多，现在“仇富”也可算一例，以我小人之见，“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怕什么呢？更何况，“皇帝不急急太监”，瞎帮什么闲呢。

    “仇富”我没见多少，“杀贫”倒是见的太多。现在有一本书，很畅销，《中国农民调查》，许多人看了，震撼是轻的，应该说是骇然。当然，也有人不高兴，找不到别的理由，就说“文学性”太差。“文学性”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但是，现在“文学性”常常成为一根棍子，一种攻击的借口，其用意并不在于“文学性”，而在于“社会性”。这几天，“当代文化研究网”正在就《中国农民调查》开展在线讨论，年轻人很踊跃，这使我多少看到中国的一丝希望。我不喜欢年轻人走向偏激，但是年轻而没有正义感，那就非常的可怕了。

    倘若“杀贫”杀得太多，自然就会有人“仇富”。即使真的“仇富”了，这笔帐，好像也不应该算到穷人身上的。古人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换句话说，民不聊生，知识分子又奈何以“仇富”惧之。吓唬谁呢，拉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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