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似乎正在受到批评史研究的质询，在某种意义上，我并不反对这样的质询，因为只有经过质询，批评才能更加深刻地进行和发展。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恰恰是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的实践，才奠定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并且留下了它的诚信遗产。因此，在讨论今天的文学批评所面临的诚信危机时，另一种尖锐的质询也会同时出现：谁在挥霍，或者挥霍什么？

    今天，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指向媒体，大致不错，但多少有失公允。一个简单的追问是：媒体批评又主要出自谁手，所谓的“学院批评”难道就能洗脱它的干系？的确，自199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开始了它的地理位置的迁徙，也就是说，批评的重心开始向学院转移。以至于，不少人为之雀跃，以为可以因此而摆脱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压抑，并有“学院批评”的名称出现。

    但是，时至今日，起码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我仍然看不出所谓“学院批评”与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究竟有何根本的不同。倒是少了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真诚和激情，却多出了几分轻佻。

    今天，“学院”和“媒体”的亲密程度远远超过1980年代，其中原因多多。但就其根本，仍然在于目前的学术机制。专业的认同和评价往往流于空洞，有时根本就不复存在。常常是，只要媒体一“著”，学者就能成“名”。如此诱惑，“学院批评”怎能不“红杏出墙”？教授们的“信口开河”，已是司空见惯。

    媒体对学院的倚重，本来对“学院批评”是一大好事，能让自己的声音积极地渗透到公共领域之中，恰恰可以使学术不再成为“一己之私务”。我也相信，大部分媒体真正需要的，正是“学院批评”的严谨、周密以及立论的公允，以此才能构成媒体和学院的“权威说法”。的确，有时候，媒体在“误导”学院，但也有时候，是学院在“误导”媒体。而最可怕的，是媒体和学院一起“误导”公众。

    也许，所谓的“学院批评”只是近年来生产出来的神话之一。真正严肃的批评，既存在于学院，也存在于媒体，更存在于社会。光环中的“学院批评”除了为自己提供话语特权并进而滥用这些特权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的确，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所建立起来的公信力，已经被挥霍得差不多了，再这样挥霍下去，下一步，就得开始挥霍“学院”了。

    可是，公众还会相信吗？再怎样说得天花乱坠，人们还是会说：糊弄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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