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文学批评来说，“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更多的，是一个话题。也就是说，人们关注的，已不仅仅是“文化研究”本身，而是“文化研究”向文学批评的延伸，可能会给文学批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甚至会不会导致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的彻底倾斜。而在这一话题的议论中，潜伏已久的某些观念的分歧也渐次浮出水面。这些分歧大致包括：“文化研究”给文学批评带来的究竟应该是什么？什么是“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内部／外部”；有没有“纯粹”的文学以及文学批评；诗意和审美会不会因此而丧失；等等。而最关键的争论可能会集中在“什么是文学性”这一问题上。

    尽管“文化研究”存在着可能被学科化（甚至被体制“招安”）的趋向，但起码在目前，它还是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对现实的介入和批判精神，而这种批判精神，建立在一种跨学科的视野、分析和研究之上，要求的，是对对象的整体把握，有其具体的思路和方法，或者说，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让词回到它的语境中去。正是“文化研究”的这种立场、思路和方法，吸引了一部分批评家的注意。他们借此而强调重新介入现实，确立文学批评的批判精神以及和历史“瞬间”永恒搏斗的勇气。但是，这却可能会引发出历史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冲突。显然，他们认为，正是某种“本质论”的支持，使得近年来的文学批评退出了历史的“瞬间”变化，而满足于某种（比如永恒的、静止的、不变的人性，等等）观念的“幻象”建构，从而渐渐丧失了思想以及提出问题的能力。一个简单的例子是：近十年来，当代中国一些尖锐问题的提出，几乎都和文学批评无关。

    在这里，福柯的思想影响了许多的人，那就是把文本同时看作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建构，而“文化研究”提供的“生产”的概念，更促使一些人开始把目光投向文本背后的生产机制以及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从而扩大了文学史的叙事范畴，这就是所谓的“外部研究”。1批评的理由来自于所谓文学“内部研究”的支持，他们认为过多的关注于文学的“外部”，可能会损害文学审美的自主性和自足性。这一批评的正当性显而易见，如果完全牺牲文本的解读和研究，那么，所谓的“外部研究”就极有可能是“无度”的，甚至会陷入机械化的“唯生产论”的陷阱。可是，目前的“外部”与“内部”之争并没有这么简单。一些批评家可能认为，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是必要的，但是它们之间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这两方面的相互阐释的过程，因此，有关文学生产的“外部条件”的研究，本身就是文学内部规律的组成部分，“它揭示给人们的，是种种社会性冲动、意识形态幻觉、政治大气候，以及物质经济环境的变化如何凝聚为‘符号’和‘文本’，而这些不纯的符号和文本的碎片又如何在历史地表运动的巨大压力之下成形和结晶为所谓的‘作品’”。2而一种理想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活动在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的对话之间，将文本置身于这两方面的相互阐释的过程之中，同时生产出它的意义。可是，更重要的争议恐怕还在于，起码在目前，所谓“内部／外部”的截然对立的学术神话，已经相对地使文学以及文学批评获得了一种自我封闭的借口，因此，强调“外部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旨在要求文学对人的真实的存在条件的“开放”，并积极向公众事物发言。这样，又会相对引伸出究竟有没有一种纯粹的文学以及文学批评。

    事实上，一些批评家早就对文学的“纯粹性”提出了质疑，此前开展的“纯文学”的讨论即是一例。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中，曾经尖锐地指出：“文学理论，文学史，这些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情经验有关的论述，必然和更深广的信念密切相连，这些信念涉及个体和社会的本质，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权力的问题等等。它们怎么能保持‘纯粹性’呢”？所以，并不是“文学史，政治的替代物”，而是意味着：“我们已考察的文学史具有政治性”。3争议也许不在以往的历史，而是怎样理解当今的现实。一种意见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政治和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即便没有终结，它们也仍然是传统的“官方叙述”的延续；另一种意见与此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政治和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而是更加复杂地渗透到了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因而更加地“无所不在”，并且构成了类似于萨义德所说的“形象、官方叙述和权威说法”的三位一体的新的控制机制，即使“官方叙述”，其内涵也有了更加复杂的变化。所以，我们不仅“无法循入纯粹的思想和艺术的领域”，而是“必须先发展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抗拒意识，才能成为艺术家”4。正是在“意识形态终结”的神话中，文学与现实建立了一种过于“甜蜜”的关系，从而丧失了它的批判精神，就象南帆所说的那样：“如果现代社会的文学丧失了尖锐的意义从而与现实达成和解，甚至销声匿迹，……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文学与意识形态的默契”。5

    可是，仍然存在着一种尖锐的质询——那么，美和诗意呢？回答可能会来自于两个方面：一种回答是，在今天，真正的美和诗意仍然受到威胁和压抑，而借助于“文化研究”的立场、思路和方法，我们必须也能够找到新的压抑机制，而在对这种新的压抑机制的抗拒中，使美和诗意重新获得解放；另一种回答是，从来没有纯粹的美和诗意，美和诗意总是存在于各种感觉和解释之中，而在今天，需要做的工作是，所谓“新意识形态”是如何定义并改造了美和诗意，因此，美和诗意的解放，必然会与和“新意识形态”的斗争相连。这两种回答的背后，也都必然会涉及到对美和诗意的解释，比如平等、公正、正义等等，能否进入美和诗意的视野。

    更隐蔽的分歧可能并不会诉诸于公开的讨论，不过，我们已经能够多少感觉到其中的蛛丝马迹，那就是知识分子能否“代言”的问题。一种意见否定了知识分子“代言”的可能性，从而要求回到知识分子的“个人世界”，并强烈反对社会理念对文学的规范，显然，这种意见具有某种专业性的倾向；而另一种意见则更倾向于萨义德的立场：“知识分子是具有‘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因此，文学不可能纯属个人，而应该向公共世界开放，弱势阶层的生存境遇不应该成为文学的“禁言之物”，相反，“历史中一切沉沉有分量的美，从来离不开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从来离不开无法在耀眼位置上哗众的多数”。6而在所有文学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社会理念，区别只在于，一种社会理念默认了现存秩序的合法性并与之达成和解，而另一种社会理念则在抗拒现存秩序中，寻找自己“希望的哲学”以及更为美好的未来。

    争论到此并没有全部结束，尖锐的问题仍然横亘面前——那么，怎样理解“文学性”？的确，文学叙事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叙事，比如历史叙事、经济学叙事，等等，其内在的规定性，显然来自于所谓”文学性“的支持。当然，什么是所谓的“文学性”，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但能够感觉到的是，除了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等的干预，在文学中，还存在着超越于这些层面的因素，比如，偶然、孤独、死亡、潜意识的冲动、生命的无助感、超自然的神秘性，等等。无视这些因素的存在，那么，文学批评就极有可能落入庸俗社会学之类的陷阱。而如果牺牲了文本的复杂性，那么，不仅会牺牲文学史的复杂性，同时也会牺牲文化研究的复杂性——这是一种极为明智的警告。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性的存在，承认文学作品的全部复杂性，那么，文学批评就不可能为“文化研究”所彻底同化——这种担心实际上是多余的。即使有关“纯文学”的讨论，也是在承认“纯文学”的全部合理性的前提之下。换言之，对“纯文学”的检讨，仅仅只是因为这一概念在今天是如何转化为一种新的保守主义姿态，并压抑了包括形式在内的文学的创造能力。一种理想的文学批评，恰恰是高度重视文学的形式，因为文学与身边历史的深刻对话，必然要诉诸于深刻的文学形式。而理想中的解读方式，也应该首先遭遇形式，在对形式的解读中，解读出隐藏其后的全部的复杂因素。

    在坚冰之下，沉寂已久的文学批评，终于有了一丝喧哗。争论还将延续，并更加深入，文学批评不可能被某种声音独断，但是，它必须开放，在坚持自己的规定性的同时，跨越学科的限制，实际上，近20年来，当代文学批评一直是这样走过来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对其它的知识领域开放，而独独不能对“文化研究”开放呢？这才是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

注释

1 王晓明《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　《中华读书周报》2003／2／26

2 张旭东《詹明信再解读》　《读书》2002／12

3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　三联书店　2002

4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三联书店　2002

5 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　《文学评论》2003／2

6 韩少功《暗示·包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