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台北《中国时报》为张爱玲颁发了一个特别成就奖，得奖作品是她的散文集《对照记》。得了奖，还有奖金可拿，于我等俗人来说，是件好事，可是张爱玲好像并不怎么高兴。在得奖感言《忆<西风>》中，她提到了五十多年前的一件旧事：1939年，她参加《西风》杂志的征文，写了一篇500字的文章《我的天才梦》，这500字，按张爱玲的说法，是杂志给定的字数。文章寄出后，就等着得奖，好不容易，编辑来信了，说得了首奖，当然高兴，“就像买彩票中了头奖一样”，等到正式公布，却是第十三名，还是一个名誉奖，而且，得首奖的文章足有5000字。这就牵涉到“程序公正”的问题了，所以五十多年后，张爱玲仍对此事耿耿于怀，十分地“怨愤”，说剥夺了她第二次得奖“应有的喜悦”。
      一次得奖，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但被人记恨了那么多年，而且还是一个“天才”，就有些麻烦。在一些有关张爱玲的传记中，这件事也被屡屡提及，十分地同情。我初知此事，还在杂志工作，就以此自律，万万不敢怠慢作者，就怕又得罪了一个“张爱玲”，五十多年后，还要“旧事重提”。
      这件事，本也就过去了，当年的事实真相，也少有人关心，何况，《西风》究竟是本什么样的杂志，都不知道，学者们都顺着张爱玲的说法，谈些自己的“读后感”。这时候，出来了一个人，陈子善，现代史料学专家，闲着无事，就去找《西风》，还真被他找着了，闲着又无事，就抄书，抄那一次的“征文启事”，什么宗旨、题目、字数、期限、应征资格、手续、奖金、揭晓日期，等等。其中有一条最好玩，“字数：五千字以内”，张爱玲怎么就以为是500字呢？琢磨着可能是她的眼神不好，近视。所以，以张爱玲500字的文章，得了个名誉奖，也还算“公正”。陈子善的这篇文章，收在他的近著《发现的愉悦》中，考证颇为详细，当年事，大致清楚了，倒是可以读一读的。
      子善也不是什么急公好义的人物，硬要还《西风》编者一个公道，以我小人之见，估摸着他当时也不过是一时技痒，见猎心喜，考据癖，他有这个爱好。只是这么一来，当年的“公案”就大白于天下，也算做了一件善事。有时我想，这也不过是举手之劳，怎么就没有人做呢？往小里说，张爱玲早知道了，第二次得奖就会很高兴，老太太一高兴，说不定还真能多活几年，多好的事；往大里说，对张爱玲研究也未必没有用处，我们起码可以知道她的性情、性格，等等。
     史料的考证，对文学研究来说，真是非常重要，但现在少有人做了，其中原因多多。倒是各种理论、方法层出不穷，这并无不当，我也是鼓吹者之一，但我总以为，一种理论或方法的提出，并非要彻底摒弃其它的理论或方法，反之亦然，以新理论为棍子或以旧理论为棍子，打了别人，于自己，却不过是画地为牢而已。而离开了史实，理论或方法就有点像堂·吉呵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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