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之所以可爱不是因为他是NBA的小巨人，也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是坚持，不忘本，守住自己的根。什么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根？是言行，最直接，也最生动。现在有些在外企工作的白领，上班没多久，就变得不会说话了。“你昨天submit的邮件我看过了……”，“他是负责软件系统的maitenance……”，“人们的feelings……”。虽然对于外企白领来说，工作时交谈免不了夹杂英语，但也没必要带到生活中来，变成半中半洋的怪腔。如果说是环境的影响，一时转不过来，那也说不过去。来看看姚明吧。姚明在美国已经呆了四年，可以说长期置身于英语环境中，平时听到的说出来的英语比起中国外企的白领肯定只多不少。然而姚明的口中从不会冒出类似“我们今天抢了很多rebounds”这样的话来。姚明能够做到，那就不必给中国白领再找什么借口了。而姚明可以做到首先说明姚明并不以时不时冒两个英文单词为时髦，其次也说明姚明尽管在外生活多年，他的中国根从来没有改变。他不需要强制地提醒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一切都很自然地保存着。一个人要不改变有时候并不难，难的是一方面要适应外部环境，做出调整和变化，一方面又要坚持自己的根。而姚明就做到了。姚明坚持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根性，可以说是可贵。而姚明从不用刻意地修饰自己，能让自己的根从容生长，这只能说是可爱了。可贵可以人为，而可爱只能天成。

    我不是姚蜜，也向来反感国内媒体对姚明不符实际的吹捧，对于主流话语粘贴在姚明身上的那个符号化的中国没有任何认同。但是每当听到姚明的乡音，看着他身上闪现的中国色彩中国风格，我想即使不得不活在重重铠甲里，小巨人仍不失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与商业利益、政府宣传无关的真正的中国人。

    2007.02.05

一、文学青年是否就是喜欢文学的青年？文学青年需要喜欢怎样的文学？

        文学青年极盛于八十年代，显然要谈文学青年不能脱离纯文学这个概念。可以说，作为概念，文学青年正是纯文学下的一个子范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学青年依托在纯文学这个场下。由此出发可得两点：首先，文学青年不是单纯热爱文学的青年，文学青年热爱的是那个在纯文学概念支配下的文学。这个“文学”从创作类型上讲往往按照四分法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在这种分法往往伴有一种秩序，即小说至上。其次，文学青年有一种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使得那些琼瑶金庸爱好者无论多么痴迷也不可能被认同为文学青年。这种精英意识源于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尽管理解还存在差异，但底线是不把文学当作一种消遣，而视之为品位高雅、关怀严肃、技巧高深的精神产品。从此又可以看出，文学青年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某种关系。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学青年的式微是纯文学文化生产实践衰落、纯文学概念不合时宜的表现，同时也是五四文学精神丧失的体现。


二、文学青年是否都是理想主义者？

        文学青年往往沉湎于文学构建的想像世界，同时又由于那种精英意识，他们往往会经由文学认识生活，而不只是单纯的把文学同现实生活等同起来。他们欣赏文学的关键是感动，因而喜欢那些感人的作品。这种感动或者说从文学领略到的诗意不仅停留在阅读过程中，还延续到现实生活中。因此，文学青年不仅敏感，还容易产生对现实的不满，不愿用自己的理想去和现实妥协。从这个角度说，文学青年确实是理想主义者。然而这种由诗意，由对人的美好追求激发的理想在与现实碰撞后，会有怎样的走向，将产生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者，愤世嫉俗，还是归于平淡，这就很难说了。况且，那种主要由精神产生的理想本身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在理想破灭后，文学青年总能在文学世界中获得安慰，文学成了避难所，这时文学青年有堕落为游戏文人的危险。不管什么时候，做文人无疑是最容易最舒服的。


三、文学青年的缺陷。

        八十年代的纯文学是用来对抗国家政治的，其本身并非即是非政治。文学青年的纯文学观更多是针对通俗文学，他们的缺陷不是不关心政治，只想着文艺，不懂社会关怀，事实上他们是很有现实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也不是说文学青年脱离生活，不参加实践。社会运动的时代过去了，实践的意义在发生变化，要像以前那样投身社会浪潮无疑是一种苛求。然而文学青年的文化结构却有缺陷。从文学的角度去认识世界，无论是诗意审美也好，道德伦理也好，都难免以偏概全。然而偏重感性的文学青年往往排斥理论，执著于所谓的人性人道，无法开放自己的视野，更深广的认识世界。如果文学青年能以历史的爱好和眼光去取代单纯的文学，以人情去取代人性，获得一个崭新的宇宙的话，他们的人格无疑将更为健全。

    前羽毛球国手周蜜因年龄大竞技水平下滑被总教练李永波弃用后，想去大马发展，为自己谋划未来。这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哪知李永波得知后上纲上线，编了一顶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威胁周蜜倘若一意孤行后果十分严重，最后迫使周蜜妥协。众所周知大马教练李矛原系我国教练，后与李永波不合出走大马，力图证明自己。而周蜜正欲投奔李矛手下，以期重现往日风姿。李永波既不用周蜜，又不放周蜜赴马，正是担心周蜜经李矛调教状态复苏，倒戈一击，自己颜面尽失，帅位难保。如果爱国成了某些人打击他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果爱国意味着永远不计个人得失，惟领导马首是瞻，那么我承认，这个国我爱不起。

    富士康案发后舆论沸扬。有一种独到见解以为台商富士康来大陆投资，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理当受人敬仰。而《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即便属实，也是打击国际投资，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是民族的罪人。确实是很有见地的见解。在欧美国家，为“血汗工厂”辩护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和为纳粹翻案一样，其高风亮节已经不是勇气可以概括的了。可偏偏在“血汗工厂”的输出地，其国人打出爱国强国的旗号，不仅为其开脱，甚而歌其功，颂其德，真正把可爱的爱国主义和美丽的帝国主义合二为一。遥想“五四”运动，爱国主义走的路可真是曲折，从现在的角度看早先的爱国实在是误国，那么从当年的角度看现在呢？我是一愚人，不懂那么复杂，我只知道如果一个国家只许报喜不准报忧，压制舆论监督，如果一国之人为了圆自己的强国梦，视广大同胞于水深火热而不见，反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要以千万人的血汗为必然代价，那么这个国家一点也不可爱。

    还记得几个月前那个庞加莱猜想被中国人攻克的报道吗？一时间国人“登顶”的喜讯传遍全国，你可以不知道庞加莱猜想是什么玩意，但不能不知道最终解决它的是我们中国人。狂喜之余，没多少人真正关心数学，关心事实的来龙去脉。两位中国数学家的论文题目里提到那位数学家佩雷尔曼，也被忽略不计。8月22日菲尔茨奖公布，佩雷尔曼无可争议地（当然是对除中国以外的国际数学界而言）获此殊荣。原来，佩雷尔曼才是为解决庞加莱猜想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早在几年前他就解决了庞加莱猜想，只是成果尚待权威验证。而中国数学家的辛勤工作正是验证工作之一，是为他提供注脚，做参考资料，进一步证明这个在中国院士眼里贡献值仅为25％的俄罗斯人的伟大。由此看来中国媒体不啻自打耳光，那么他们可有地自容？天佑爱国者，同时公布的菲尔茨奖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华裔数学家，于是这群爱国者赶紧去在这位除了遗传与中国并无多少联系的澳大利亚人身上寻找神州国光了。如果爱国需要颠倒曲直、罔顾真相、玩弄文字游戏这样的境界，那我毫无疑问是高攀不上了。

    如果爱国以支持姚明为标准，那我肯定不合格，我对这个精明的上海人一向不怎么感冒。

    如果爱国就一定要承认本国国歌最动听，那我只能甘当萎缩小人，我一直觉得苏联国歌是最优美的。

    如果欣赏日本文化就是汉奸，那我这个汉奸自然当定了。光我一个不算什么，只怕鲁迅先生也要受点牵连。至于日本文化与中国的关系，自不在关注之列。

    鲁迅说中国人缺乏诚与爱，可就在这个缺乏诚爱的国度，现在到处都是爱国者，这可信吗？我唯一相信的，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爱国主义者了。可是中国究竟会断送在谁手里呢？至少现在还未可知吧。

早上又去福州路了，想想也是可笑，好像书都便宜得不要钱一样，不过图书城的特价书确实颇有起色。买了《尼采在西方》《尼采在中国》《物体系》《商务印书馆的兴衰》。《尼采在中国》超赞，资料全，内容精，性价比极高，相比之下昨天的“十家庄”就差多了，昨天粗翻一下，我甚至都有了送人的打算。我喜欢《尼采在中国》这本书的兴趣其实不在于尼采，而在于借之了解现代中国。而《尼采在西方》更专业，也难懂很多，可读性不如《尼采在中国》，不过为了配套，也就拿下了。《物体系》看到过好几次了，因为不知道此布希亚即大名鼎鼎之鲍德里亚，一直没留意过。后来偶然明白了，挂念到现在算买到了，我买书还是有点看人头，可能别人也难免吧。杨扬的书回家翻了下，只是部简史，有点失望。

 

书不多，但是厚，于是其它只能忍痛割爱了。在文化商厦买了三本麦绥莱勒的木刻画册，全套是5种，那边只有4种，我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只拿三种，但是我当时就是不想4种全拿。

 

接着又去大夏。按计划买了两本《半张脸的神话》一本7折的《文学复古和文学革命》，没多耽搁时间，否则中午的约会就要来不及了。临走时店长问了我中心买书的事，听说昭通店可能搬到上大，现在生意难做，打主意打到中心身上来就不奇怪了。可惜中心似乎不怎么买书。

 

中午在味千拉面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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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在上海电影院看了《西岳奇童》，果然令人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