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论大学》（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the  Dignity of the Academic Calling in Imperial Germany .The University Chigac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73）的汉译本不久将要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内地读者见面了，想必也会受到对中国的大学改革、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热门议题很关心非教育学科、非社会学专业的读者的欢迎。
　　与奥特尔加的《大学的使命》、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的理念》不一样，《韦伯论大学》并不是他一气呵成的著作，而是后人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编译的。此书是韦伯的论文集，汇集的主要是当年他在《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大学通讯》（Hochschul-Nachrichten）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收集了马克斯·韦伯自身参与的贝恩哈德事件、米歇尔斯事件争论、在第一、二、四届德国大学教师会议上的言论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Gesammelte Aufs?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和《以学术为志业》两篇文章中的相关部分。从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可以了解韦伯在世纪交替的年代——德国大学的体制发生深刻变化的年代，他对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概念的界定和捍卫学术自由的勇气和责任感；也可以看到他对大工业生产带来的对德国传统大学体制冲击所持的矛盾的心理：既为教育行政体制的日益官僚化，即政府对大学教师职位人事权的干涉导致学术自由的丧失深为忧虑，又不满传统的学术圈内行会性的教授自治，看到美国大学的体制更具有活力，更能促进学者之间的竞争的长处。玛丽安妮·韦伯的《马克斯·韦伯传》（Marianne Weber, Max Weber: A Biography ）里，虽然也稍有言及个别有关的事件及其言行，毕竟语焉不详。所以，该小书中，围绕具体事件韦伯的激昂的言说，可以与韦伯的其他著述结合起来来考察韦伯的“学术自由”、“价值中立”（Wertfreiheit）等观点的一贯立场，研究者们往往也为韦伯早年的表述与晚年的著述的“不一致”而困惑。
　　韦伯的注意力关注的是：工业大生产在德国也开始瓦解大学里的传统的习俗和洪堡的理念。大学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最先出现了大型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所，不仅只有得到教育部的拨款才有可能创建和维持，而且，因为规模大，原先讲座制的人事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大学教师的主力——取得了大学教师资格后不拿国家薪金的编外讲师制度开始动摇，出现了类似美国大学里的助理的职位——从属于正教授的所长、领取国家薪俸。而文科的塞米那(Seminar)授课制度(Seminar)也需要助理教授，进一步推广了这种助理教授制度，在19世纪后半很快在整个德国普及起来。国家通过大学教师职位、薪金的经费预算牢牢地控制了大学教师的人事制度。19世纪末，德国大学的传统受到了冲击，危机明显地显示出来，韦伯挺身抵抗、捍卫将要被国家行政当局或垄断资本全部攫去的“大学人”的“学术自由”。
　　贝恩哈德事件是普鲁士教育部第一次不经过柏林大学教授评议会认可，自行任命贝恩哈(Ludwig Bernhaed)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背后有隐含着“东部边界（Ostmark）”半官方组织对大学人事权的影响力。(这个组织)“借助政府基金试图安顿德国东部的德国农民，制止波兰季节性劳动力代替德国自耕农的进程。这一组织受到很多批评”，贝恩哈德写过《波兰问题》（Die Polenfrage），“了解高层官员所期望的、远离民众的这一组织内发生的事情。因为，作为普鲁士大学的一名教授，从而作为一位国家公务员，他必定受国家公务员的纪律规则和普鲁士教育部的良好愿望所束缚，贝恩哈德教授可能被期望在普鲁士尽可能地保证沉默”。（p.6）韦伯他们把这种原因被政府任命的教授叫做“迎合教授”，相当我们说的“御用学者”吧！
　　另一方面，当时普鲁士政府见到不顺眼的学者占据了教授职位的时候，就任命一位迎合政府政策的人为教授，通过这样的任命来使得他们相互对立，消除前者的影响力，具有对前者惩罚的意思。所以，当时韦伯等人把后者取得的职位叫做“惩罚教授”。这种做法最早出现在神学院，比如为了平衡天主教与新教两派之间、或新教内部正统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教授职位的人事安排所做的任命。后来发展到一般的人文学科。
　　到20世纪初，政府根据财界——德国中央产业界联盟的意向来任命教授又成了普遍的现象，所以，出现政府控制任命权限制讲坛社会主义学者独占讲座制教授职位的措施。所以韦伯说：“因为宗教上或政治上原因强加给学校的教授之职”。罗伯特·米歇尔斯是因为政治信仰被排除在德国大学门外的一个典型事例。众所周知，就因为米歇尔斯是社会民主党党员，虽然有出色的研究业绩——他那名著《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恐怕中国读者也很熟悉，韦伯兄弟俩竭尽全力推荐，也不能在德国取得教授资格，1907年米歇尔斯无奈地离开德国，在韦伯的帮助下，去了意大利都灵，在那里登上了大学的讲台。我们也可看到，格奥尔格·齐美尔这样的哲学家因为是犹太人，也是那种人事任命制度的牺牲品。参与论争之中的韦伯也以自己的应聘经历，揭露了普鲁士教育部的内幕，从中可以见到他的高尚的人格和勇气。
　　这种国家行政权力操纵下的人事制度，靠个人的品质很难保持它的廉洁。19世纪末柏林大学因为它在普鲁士的特殊地位，柏林大学教授中也很明显出现利用权力的接近和转移谋取名利的腐化倾向。韦伯痛心地说：“在柏林大学，像其他地方一样，也有一些具有保持强烈人格的学者，继承、保持其学术团结与独立于高层教育行政当局的光荣传统。但是，人所共知，这一个群体的人数并非在逐渐增加。不幸的是，对柏林的教授们来说，距教育部的大门是如此之近，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这种令人不快的形势一直有不断恶化的趋向，普鲁士的‘地方教授’向那些实际上或据说是有影响力的柏林同事写信诉求和抱怨，希望后者能够在‘高层决策者’中为他们说情。个人与教育部关系的这种围绕权力运作-——实际上已经在每个领域或多或少地以公开的形式在发展-——毫无疑问，这也经常被某些杰出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柏林的学者们运用于他们的学术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即使大权掌握在一个对于学术绩效的评估不懈地追求客观性的人的手里，当一个人控制这么多赞助权力的时候，仍旧有被他个人偏爱与兴趣好恶所左右的危险。”（p.7）
　　当然韦伯也不满意德国大学传统的行会式的约定俗成的人事制度和对“学术自由”的界定，看到大生产工业社会、特别美国大学体制带来学术竞争的活力，而且赞赏这样的活力。但是，对于工业社会官僚制度对大学腐蚀的负面影响的抵制和谴责却是他大学论的主流。关于这一点，我国内地的高等教育和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者的著述，大多是一知半解转抄他人的著述，错误地把韦伯作为科层制、官僚制度合理化理论的奠基人，这是一个笑话。希望这本小书的问世，这一领域的这种观念会得到拨乱反正。
　　原书的内容大致按照年代顺序，又围绕中心议题来排列的。为了使中国读者能更明了地读懂本书，译者增加收录了日本学者上山安敏等人收集的第三届德国大学教师会议继续讨论两周前社会学学会会议上争论的“价值中立”问题时韦伯的言论，放在书的最后，作为附录。这样，从第一到第四届德国大学教师会议上的韦伯关于大学的论述的第一手材料更加完整了。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