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然间见到《放声歌唱》这个题目，异样之外又有些熟识的感觉，终于想起：许多年前有过一本歌曲集，就叫《放声歌唱》；那是“文革”当中的流行歌曲，却都表现着政治，一律赞颂着革命的大好形势，故曰“放声歌唱”。

不知刘继明给这篇小说取此名，是巧合，还是有些反讽的意味在内。

十几年前，刘继明开始引起文坛注目的时候，被认为是在写一种“文化关怀小说”。这概括，是已故的周介人先生送给他的，大家都觉不错。那时，我也为他做过一篇评论，发表在《文学评论》，意思相近。这样久不看他的小说，现在忽然地看，发觉他的小说虽然未弃“关怀”，却不如何“文化”了，而代之以很现实的人生。变化是悄悄的，不动声色，然而却并不算小。

一个农民工的故事：50来岁的钱高粱在工地上受了重伤，被老板扔下不管，想打官司又“有理无钱莫进来”，遂出下策，与儿子钱小乐爬上法院楼顶，打算用跳楼作为抗议。

在今天现实中，这样的故事，大约要用“司空见惯”四字来形容。但作者把它写入小说，则分明是说，文学不能以“司空见惯”视之，不能以“司空见惯”为由，而失去描写它的兴趣和热情。

其实钱高粱并非普通的农民工。他是一个有名的跳丧鼓歌师。这称呼有很浓郁的地方风味，揣其意大约就是先前孔夫子所干的那一行——丧礼上的吹鼓手，只不过孔夫子是乐师，钱高粱却是歌者，但总之与古老的习俗有关。这样的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在发达国家都是被当作宝贝的。但钱高粱不是宝贝，是时代所淘汰的废弃物，于是以50余岁高龄去建筑工地扛大活。

如此艰辛地维持生计，在这如钱一样冰凉的时代，他却仍然不能从古老职业所教给他的过时道德中走出来。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对比。一面，出事后老板想方设法逃避责任；一面，钱高粱还是那样的“知足”和息事宁人，所求甚微。道德的反差，被一个“钱”字镀得通亮。

比较起来，他那个年近30却一事无成的儿子钱小乐，反倒是觉醒起来了的新一代农民。他比父亲更清楚，这里面有不公平，老板不能以区区二千元钱去打发一个从此根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伤者。而且，他知道可以寻求法律的解决——这个途径，钱高粱竟然想都不敢想。

然而，觉醒了的钱小乐却又如何？老板张大奎的一次法院拜访，就让他的觉醒变得很可笑；因为打官司的拖延，父亲的腿化脓、溃烂并将不保，而且，张大奎连先前预备“解囊”的那二千元，也索性不给了。

于是，父子二人爬上法院的楼顶。这个举动，是钱高粱做出的决定。绕了一圈，觉醒和未觉醒的农民，又回到了最原始的他们唯一可以用来抗争的地方：生命！

当卧在楼顶的著名跳丧鼓歌师钱高粱施展歌喉向社会倾诉时，古老的歌声销熔了历史岁月。“放声歌唱”，此之谓也。

1994年到1995年，我曾连续写过数文，问“文学能为社会做什么”，斥“文学对现实无动于衷”，当时的回应似乎仍是“无动于衷”。但这二三年不大一样了；好像有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作家和作品出现，也有评论家在重新谈论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不过却又发现人们似乎对他们心目中的什么主义、乌托邦更为热心，借着关注现实，张扬什么伟岸的理念。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一个世纪以来，很少摆脱这类高调。如果他们少想点自己的“主义”，真正诚切地注目于人生，如实、细致地去写人生，才是文学最需要的，也是实实在在能对文学有所补益的。

在《放声歌唱》里，我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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