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在当前发展不同阶层居民混合居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优点，有利于实现居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发展。文章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田野调查收集数据，从学科交叉的角度，使用社会网络理论中社会资本和社会距离两种分析方法，验证不同阶层居民混合居住的可行性并指出其优势所在。

Abstract: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mix-incoming housing is a feasible and beneficial pattern now. And this pattern is propitious for good living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paper based on the practice, gets the data from the field, and uses the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distanc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network theory which are from the view of the cross-disciplinary fields. And the paper tests the hypothesis and points out the feasible and beneficial character of the mix-incoming housing.

关键词：混合居住；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距离

Keyword: mix-incoming housing; social network; social capital; social distance

一、研究背景

不同阶层混合居住（mixed-incoming housing）（下文简称为混合居住），在本研究中是指将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在邻里层面结合起来，形成相互之间利益互补的社区。

我国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土地和住房商品化，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阶层分化逐步显现，城市居住空间中不同阶层居民间的分化与隔离现象也日趋明显。这种分化与隔离是市场经济下城市级差地租的空间显现，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设施重复建设、阶层之间矛盾加深等空间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为此，笔者认为与分化、隔离相反，提倡不同阶层混合居住，通过对城市基本单元—住区—发展模式的探索和改造，将有利于实现居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发展。

事实上，提倡混合居住在当今美国和英国已经成为了国家住房政策的重要方向。对混合居住的讨论首先集中在理论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查斯金（Robert J. Chaskin，2005）从四个方面——社会网络、社会控制、文化与行为、政治经济——研究混合居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认为，从社会网络角度看，混合居住有利于穷人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从社会控制角度看，混合居住有利于在住区中提供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有利于住区安全的提升和社会平稳发展；从文化与行为角度看，混合居住有利于减弱贫困聚集造成的“贫困文化”的影响，避免住区贫困循环恶化；从政治经济角度看，混合居住有利于提高住区的政治经济地位，使住区有能力争取更好的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同时也会吸引投资的进入。

其他学者也有相似的观点，美国的威尔森（Wilson）教授也认为，将贫困者和中等收入者隔离开来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并容易导致贫困文化的产生（Wilson，1987；Tienda and Stie，1991；Crane，1991；Ricketts and Sawhill，1988；Massey and Denton，1993；Jargowsky and Bane，1991；Spence，1993）。威尔森认为，混合居住模式将不同收入者聚集在一起，这会给社会稳定带来积极的影响。

在上述理论思想影响下，美英自1990年代开始了混合居住实践，美国的大溪城（Grand Rapids）的混合住区、港点（Harbor Point）混合住区、埃梅利公寓（Emery Bay Club and Apartments）混合住区，英国的格林威治千年村（Greenwich Millennium Village）等，都为混合居住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本文的研究的主要目的以我国转型期城市居住空间的发展状况为背景，研究混合居住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作为研究主题的操作化定义，本文的混合居住是指低收入阶层[①]人口占总人口的10%~20%[②]之间，同时，其他4个阶层分布较为均匀的居住区。

二、研究案例概况

2004年8月受重庆某房地产开发商的委托，清华大学社会学院和建筑学院共同对重庆南岸区回龙社区建设进行调研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体策划。

回龙社区位于重庆南岸区。东起邮电学院西侧，西邻长江，东西距4~6公里。地块北起南岸川黔公路四公里立交，南至七公里与巴南区交界。规划占地约984.41公顷。回龙住区主要分两个部分，以川黔公路（学府大道）为界，公路西侧主要是居住和工业用地，公路东侧主要是教育用地。

在居住部分中，包含有高中低档商品型住区、农转非拆迁安置住区（边缘住区）等多种住区类型。研究根据上文混合居住定义以及回龙社区中不同住区居民的社会经济情况，选择了6个住区作为分析样本，包括混合住区和同质住区两种类型，具体参见表1。

表1  样本中不同类型住区各阶层居民所占比例

三、抽样方法与样本评估

本次基本情况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第一阶段选取小区。为了使整体样本在各个住区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达到统计分析所要求的规模，调查根据住区现住人口规模对样本进行一定配额，使之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住区。

第二阶段，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在各个住区未能根据居委会花名册随机抽取受访居民，而是按照楼盘的楼号和单元序号进行空间抽样[③]。对抽中住区画住宅分布图，确定总住宅数，用随机等距方法抽选调查住户。

第三阶段选取调查家庭。开始随机选取一个住户样本，按右手原则行走，按一定抽样间距户数抽取样本家庭。入户之后则利用随机表确定家庭中的访问对象。[④]

根据预先的调查方案，研究于2005年1月30日至2月5日在重庆回龙社区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为期6天的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680份，其中有效问卷574份，问卷有效率为84.4%。符合问卷调查的回收要求。

从样本的主要指标（性别、年龄、收入、文化程度、收入等）看，样本分布合理，接近于总体人口分布状况。因此，本次调查样本符合要求。

四、研究框架与假设

边燕杰（2004）在其社会网络与城市空间研究中提到过三个结论：1、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总量相差很大；2、社会资本的差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既包括人们的阶层地位和职业所赋予的社会关联程度，也包括客观物质环境角度，例如居住空间的影响；3、社会资本的优势，可以为社会资本拥有者产生主客观的效应。客观上，社会资本将带来收入回报；主观上，社会资本将提高自我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估。在已有的社会资本研究中，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资本获得存在正相关，也就是说低收入居民获得社会资本能力要低于中高收入阶层，而对于不同居住模式下的低收入居民获得社会资本情况没有具体解释（边燕杰，1997）。

我们认为空间因素是影响人们社会交往和社会资本获得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们社会交往的主观方面，如社会距离。为此，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理论中的两个主要方法：社会资本分析和社会距离分析，并根据已有的理论和实践，结合本次研究的目的，提出理论假设（假设一~假设三）和工作假设（H1~H4）：

假设一、空间因素是社会交往的重要维度。

H1住区空间类型对社会资本获得具有显著的决定性作用。

假设二、混合居住模式有助于减轻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资本获得差异。

H2混合居住模式中低收入阶层居民和中高收入阶层居民在情感性交往方面要高于同质居住模式。

H3混合居住模式中低收入阶层居民和中高收入阶层居民在工具性交往方面要高于同质居住模式。

H4混合居住模式中低收入阶层居民获得的社会资本要高于同质居住模式。

假设三、混合居住模式有助于减轻隔离感。

H5混合住区内中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居民的社会距离要小于同质住区。

五、混合居住模式可行性检验

1、假设一检验

研究运用多元回归来验证假设一，即住区空间类型对于社会资本获得具有显著作用。在测量社会资本方面，一般可以使用两种方法：定位法和网差法。前者需要考虑社会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差异、网络构成四个方面的内容。后者则仅考虑网络差异一项。根据边燕杰（2004）的研究，测定社会资本可以只采用一项指标，即网络差异。网络差异与社会资本总量指标有近似同等的解释力。本研究使用网差法测量社会资本，根据关系人10种职业类型分5级排序[⑤]，网差就是他们不同职业得分的差值。

为了更准确地验证空间类型与社会资本获得的关系，模型中引入本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阶层、婚姻状况等背景变量，从而在控制这些变量的条件下验证和测量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变量预处理：由于性别、文化程度等因素属于定类和定序变量，所以在引入模型之前需要进行虚拟变量处理。性别以男性为参照变量，文化程度以不识字为参照变量，社会阶层以中层为参照变量，婚姻以未婚为参照变量，住区类型以低收入同质住区为参照变量。

多元回归的输出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背景变量对于网差的作用不显著，反而住区空间类型对于网差大小具有显著的因果作用。这一点证明了假设一的论断，即住区空间类型对社会资本获得具有显著决定性作用。由此推论，在社会资本获得的问题上通过控制住区类型这一因素，可以改善低收入阶层对社会资本获得的情况，参见表2。

表2  多元回归模型[⑥]